王金波：刘霞用自己柔弱的双肩承受了我们谁都无法体会的压力

……

五

我没在花事中被“失踪”和遭遇肉体创伤。但我遭遇的精神创伤，至今还在。而我之所以受花事株连，跟我刚刚因刘晓波获诺奖而被“敏感”有关。

2006年4月我来北京后，北京警方接近两年没跟我直接打交道。2008年3月和5月我被警方找了两次后，512大地震那天我搬离了海淀，此后接近两年半没受北京警方直接骚扰（间接骚扰有过一两次），包括2010年7月我们陪刘霞去锦州给刘晓波探监期间被锦州警方扣留，都没惊动北京警方直接找我。但刘晓波获诺奖，我不仅被找了，而且上来就是被上岗，自此再次被“敏感”。62天后终于解除，可突如其来的花事我又不幸中枪。不过我对那种主动送死的革命方式不感兴趣，所以虽有一个曾被家人送进精神病院的网络流氓陷害我，但警方最终认定我与花事无关。可再无关，为了报复我在刘晓波获诺奖时给他们“惹的麻烦”，身处巅峰的政法势力正愁找不到借口，所以趁机扬一下淫威，给我造成了不可弥补的精神创伤。要不然，我干嘛修订遗嘱，交给几个朋友保管？

不过，我受刘晓波获诺奖株连再多，又哪里比得上刘霞？世界上又有哪个人受刘晓波获诺奖株连要比刘霞更甚？

刘晓波获诺奖前，刘霞完全没做好获奖的准备。换句话说，刘霞根本没想到刘晓波会获诺奖。因此，即使跟刘晓波结婚已十几年，刘霞对诺奖冲击仍没做好应对措施，甚至根本就没想过什么应对措施。

在颁奖典礼后，其他人纷纷恢复人身自由或回到以前的状态，而刘霞却仅仅是噩梦的开始。随后而来的花事，让政法势力得到报复民间力量的机会，人们，不管是刘霞的朋友们，还是国际社会，再也顾不上刘霞。于是，刘霞用自己柔弱的双肩承受了我们谁都无法体会的压力。

花事一年后，人们才缓过劲来再次关注刘霞，并在多方努力下争取到跟刘霞直接接触的机会。刘霞的现状让人们大吃一惊。痛哭和恐惧的特写，深深映入人们的脑海。

探访活动在诺奖颁奖典礼两周年和刘晓波生日前后达到顶峰。刘晓波刘霞的朋友们和不相识的人们，勇敢地冲破刘霞家楼下的封锁，见到了刘霞。而官方的反应，倒也耐人寻味——不仅没有深究探访者，反而明显给自己找台阶下。警方无奈地表示，他们只是奉命行事，是否违法他们心知肚明。

承认自己作恶，比板起脸来装傻装逼，强多了。这样的话，他们就有可能在奉命开枪时，枪口抬高一公分。

东德士兵英格•亨里奇之所以被判有罪，就是因为他执行的命令和东德法律“违反了一切正直人的正当良知与正义感”。法官说：“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这个东西。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你应该早在决定做围墙卫兵之前就知道，即使东德国法也不能抵触那最高的良知原则。”这“最高的良知”（或正义）就是法理学上“超越实在法的法”，而违反正义的立法就是“实在法的非法”。依这种“法”去执法，也是犯罪。

看来，那些奉命非法拘禁刘霞的警察们，还没傻到亨里奇的程度。这些警察不是最底层的具体执行者。但最底层的具体执行者，如亨里奇，如东师古的军大衣，如刘霞家楼下的河南籍保安，就很可能不明白。

不过，那些故意强化并利用底层执行者们的无知对他人实施犯罪的人，也是犯罪。将来，那些人都会得到审判，不管那时候他们是死了还是活着。

因为，中国的现状，需要改变，也一定能改变。

同样，刘霞的现状，需要改变，也一定能改变。

2013年2月21日初稿，2月24日修改于北京

【零八宪章月刊】2013.03.01

编者注：标题为本站编辑所拟。原文链接：王金波：任自元·陈卫·刘霞——兼记茉莉花事件两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