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早晨从广场撤出来，一直陪同我的医生宋松家在西单，我在他家附近的公用电话亭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家里人快要急死了，说是一晚上都在接美国的来电，国外的报道都说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推土机在推死尸，等等，我表弟罗安邦一边打电话一边哭。小宋从家里取出自行车把我一直驮回家；在我家大门口，我们撩起外衣看伤，竟然都在同一个地方，就在紧挨心脏左边的肋骨上。小宋真是个了不起的小伙子，一直冒着生命危险守护着我，寸步不离。他后来去了美国，我们在波士顿又见了面。我随便吃了点东西，一觉睡到下午，傍晚时到中学同学王和那里暂避一晚，第二天骑自行车回家，一路上看传单，当我说那个自称的“清华大学学生”是在胡说时，旁边的人都怒视我，以为我是便衣特务！到四通公司一看，人去楼空，只有一个人值班；问万总在哪，说是已经离开北京。
不久接到刘晓波的电话，让我去和他们三人会合，他说是在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我一听就知道是外交官公寓。我拒绝了；一来他要出来接应我，对我们双方都不安全；再者，我也不愿接受老外的庇护。事实上我是对的；不久全北京的外国人都慌忙往回跑，侯德健进澳大利亚使馆政治避难，使馆也同意接受刘晓波，但不接受高新；晓波还挺仗义，表示这样的话他也不去了。那位收留两人的外交官很为难，说是你们可以留在这儿，冰箱里有吃的。这不是扯淡！冰箱里的东西能吃几天！于是两人只好出来；高新回了家，不久被捕，晓波一出外交官公寓就被抓走了。王军涛托甘阳打来电话，让我和他们一起走，我也谢绝了。人越多目标越大，越不安全。
当时我的想法很明确：就看老邓死没死。只要他活着，规矩就不会大乱，我至少不会被枪毙；要是他死了，那就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那我非跑不可。6月9号，证实邓没死，于是我决定就在家等着，哪也不去。后来实在拗不过家里人的劝说，在一位朋友的姐姐赵娅平家里藏到6月13号。在此期间，我把六四广场清场的情况详细写了下来，用国际邮件寄给了我在美国的姨妈，还居然寄到了。11号，我骑车进城查看情况，在地安门遇到老朋友张玉川，他见到我大吃一惊，说你疯了，还在北京瞎转悠，还不快跑！我说跑什么，总不至于枪毙了我。他说那可不一定！他把我领到家里，百般劝说，还把身上所有的钱、粮票和外汇卷都给了我，叫我务必快走！
躲在朋友家里总归不是办法，迟早会连累他们的。我终于决定逃亡外地。四通的两位同事帮我租了一辆小面包车，假装往烟台的分公司送货，计划6月13号出发。他们听说铁路盘查很严，公路的情况好一点，其实满不是这样，我们一路闯过了七道公安检查站！出发前一天，我特地赶到西单附近的文怡印刷厂，把我负责编辑的公司周年纪念刊全部资料交给他们，算是对我的工作善始善终，负责到底。那里的人感动坏了，一直说四通人的精神真是了不起！
13号下午，我和两位四通的同事，董文艺，和另一位——我不提他的名字了，就是他后来顶不住压力，把我出卖了——以及司机和他的助手，五个人往烟台出发。一天的车程，竟过了七道关卡，都是全副武装的警察在盘查每一辆车，和每一个人。幸亏那时还没有发我的通缉令，居然被我一一混过！在河北-山东交界的无棣县扣了我三个多小时，我还以为一定露馅了，趁着上厕所的机会，想要把日记嚼着吃了，没想到那么难吃，实在咽不下去，只好都吐在了茅坑里。
到了烟台，住进分公司近海别墅的二楼，除了吃、睡、看电视，就是去海边游泳。海边浴场的大喇叭不停地播放“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听得我不禁悲从中来！在我的祖国，“仇恨”才是主旋律，“爱”却何其少也！
25号，我买好去上海的火车卧铺票——全然没有目标，走一步算一步——来到火车站。站台上每隔十几米就是一个武警站岗，虎视眈眈地盯着每个人。来到车厢门口，列车员看了我的证件——我弄了一个假工作证，编了个假名字“刘勇”——笑了，说和他的名字一摸一样；又要看介绍信，说是必须是处级以上的干部才能坐卧铺——我买的还是硬卧，不是软卧！我当然没有；我问换硬座不行吗，他说不行，于是我只好灰溜溜地回到藏身之地。这是什么活见鬼的规定！
6月30号，小董说很抱歉，他必须回北京上班了，不能再陪我。晚上我给他做了顿好饭，九点多钟，分公司的小张骑摩托车送他去火车站。大约十点多，我正准备洗澡，忽然想起自行车还在外头马路边上，于是下楼想去把它推进来。刚出楼门口，几条黑影就迎了上来！近前一看，是警察和武警，据说来了好几卡车，早把我住的地方团团围住了。他们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反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回答“查户口”。我把假证件掏出来给他们看，他们问，“你刚才在哪儿？”我说就在楼上啊！他们问“怎么没看见你？”我心里直好笑，显然，他们刚才已经偷偷摸进去了，居然没发现我！
小张养了一条极其凶恶的大狼狗，见人就咬。我原以为只要有外人进来，这狗东西一定狂吠不止，我好翻墙逃遁；谁想到，它是条警犬，警察养大的，见了警察格外亲。只见它围着警察脚边乱转，警察反倒害怕了，让我把它拴住。这就是后来谣传，我放狼狗咬警察的由头。
他们押着我，楼上楼下看了个遍，当然，谁也没找着。于是问我，这里还住着谁，都到哪去了。我说，一个人回北京，另一个去火车站送他。他们听了一愣，互相看了看——我立刻明白，他们一定认为回北京的是周舵！说不定我还能蒙混过关！不幸，送人的小张不久就回来了，坐在我身边，脸色煞白。警察盯着他问，你怎么这么紧张？我悄悄掐了他一下，替他解释，“小伙子这么年轻，他哪见过这阵势？怎能不紧张？”他们越看越不对，就把他叫到另一间屋子去了。我心想，这回算是完蛋了！
果然，过一会他们回来，满脸阴沉，二话不说，两个人从两边紧紧夹住我，把我押上楼，仔仔细细地搜查我的东西，很快就把我的身份证搜了出来。这两人把我押下楼，拿出手铐把我铐上，冲他们的头说，就是他！我还开玩笑说，原来你们找的就是我呀！他们瞪了我一眼，没说话。
过一会，他们拿出一张搜查证，让我签字。我一看，“罪名”一栏空着，当即说罪名都没有，我不能签！他们说那好办！先给我开了一张扣押物品清单，倒是一丝不苟，连几两粮票都写得清清楚楚。等了一会，搜查证拿回来了，罪名填的是“涉嫌参与发生在北京的反革命暴乱”。既然是“涉嫌”，那我可以签；一边说了一句，“什么反革命暴乱，荒唐！”他们回了一句，以后你就知道荒唐不荒唐了！我看到下面有一栏，是“被搜查人意见”，拿起笔就要写；他们想阻止——显然是怕我乱骂一通——我没理会，写了一句“有关执行人员都能依法办事，我没有意见”，他们看了很意外。这是我一贯的主张：警察也是人，只要他们有进步，就一定要及时表扬；这样他们才能不断进步，你也才能化敌为友。化敌为友，这才是最高的政治智慧！
我站在楼门外等着，一位小个子武警看守着我。他见旁边没人，就开始问长问短，言语中充满同情和关切。我趁机把六四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他一边听，一边叹气。
深夜，我被送进烟台公安局看守所。这地方是我到过的看守所里条件最好的，每间牢房都带洗漱间，顶上是铁丝网，可以晒太阳。关到7月4号，我被押往北京。
四个人看押我，两个武警，两个便衣；坐的居然是硬卧，同一间车厢里还有另一个乘客，是个小伙子，想必是早就被警告过，不看我们一眼，从头到尾在闷头大睡。旁边过道人来人往，也都避免看我们。白天，警察用车上的枕巾盖住我的手铐（真是欲盖弥彰！）；晚上就把我的一只手铐住，手铐的另一只铐在茶几的立柱上。一日三餐，竟让我自己花钱买盒饭，他们自己只吃随身带的食品，连盒饭都舍不得买；比起现在猖狂蔓延的腐化，当时的政府工作人员真可以说是无比廉洁了！
第二天上午，为首的武警少尉正在看杂志，忽然过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士，二话不说，一屁股坐在了我的身边，开始没话找话，问东问西，问那位少尉穿的是什么制服，等等。那少尉一时间不知如何应对，支吾了两句，又低头看书。那女士勃然大怒——显然是故意找他们的麻烦——说“我是当老师的，我教了这么多学生，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没礼貌的，跟你说话，你不理不睬！”说着说着，忽然从身上掏出一个证件给我看，说“同学你看（她大概把我当成被捕的学生了），这是我的工作证，我是东北××学校的老师……”话音没落，那少尉一把把证件抢了过去，几个人把乘警叫来，把她带走了。我看到这幅场景，心中感叹不已——这就叫做“公道自在人心”啊！我不知道，那些没种的中国男人，在这位女侠面前是何感受！这位可敬的女士，不知现在何处？
傍晚到了北京，警察办完交接，北京市公安局一处（政治保卫处）的四个警察把我押上一辆切诺基，四个人把我夹在中间，往北疾驶。四个人沉着脸，一句话不说。我问，你们把我送到哪去？其中一个人回了一句，到地方你就知道了！
车开到远郊，往东拐上一条乡间土路，越走越偏僻。我心里“咯噔”一下，“别是把我悄悄毙了吧！”不知走了多远，来到一个大门前，迎面是一个大鱼缸，养着荷花；右手边是一座雕梁画栋，二层的中国古典式建筑。车开到楼前，警察把我领进一个房间；里面两张席梦思床，带卫生间，有电扇，但没有空调。直到这时，警察才和我说话，问我饿不饿，让我先泡个热水澡，马上就开饭。我泡在浴缸里直发蒙，不知道这共产党在玩什么花样。
洗完澡开饭，挺丰盛。吃完饭就开审了，一直审了一整夜。我说，我干的都是大有利于人民的事，所以没有设么可隐瞒的（其实当然大有必须隐瞒的！）；他们说，那就好。审了几天，我自己的事说得差不多了，就让我说别人的事。我当即拒绝，表示别人的事你们去问他们自己，我不能瞎说。僵持了几天，他们说，既然这样，那就挪挪地方，把我送到了顺义看守所。那个鬼地方，是我所见过的看守所里最肮脏的；一间十几平米的牢房，关了将近二十个人，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拉肚子，不停地轮番在屋角的小便池里拉稀。每个人都在糊火柴盒，这样中午可以加餐；我拒绝加餐，当然也拒绝干活。最可恶的是，我有严重的胃溃疡，他们把我随身带的药没收了，不给我吃。
关了三天，我估计一处很快就会来人——看看我服不服。我心想，少来这一套，“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老周自有妙计。果然，第四天上午，一处两位审我的警察来了，笑哈哈地问我，老周啊，你怎么样啊，还好吧？我心说“好个屁”，脸上也笑哈哈地说，你们这叫胡萝卜加大棒，恩威并施啊！好吧，你们也别费事了，给我纸笔，我给你们写就是了。他们大喜，自以为得计了。
落到警察手里，你最难办的就是必须随时判断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完全不说是不可能的，按照直到不久前的中国法律，这样你可能被警方神不知鬼不觉地关上一辈子，加上种种折磨。显然，这不是个办法。但是，你一旦说了，就可能把秘密越漏越多，这个分寸可不好把握。加上警察都受过专门训练，很会找你的漏洞，不断误导你做出错误判断，而且不给你时间去充分考虑。用笔写就有两大好处：第一，有充分的时间仔细考虑；第二，可以多多地写对自己有利的情况，因为警察的询问笔录都是专门记录对你不利的事。这就是老周的应对之道，反过来误导他们，让他们高兴去吧！——对不起了警察朋友们，尽管你们待我不薄，但我们毕竟是对立面哪！确实，最让我欣慰的是，没有一个朋友能够指责我出卖了他，连累了他！
实事求是说，我遇到的这些警察确实很不一般，算得上是整个中国公安系统当中最优秀的一部分；很文明，很有水平，还很有人情味。用他们一位姓高的处长的话说，“你们都是党培养多年的知识分子，是国家的财富，政府应当主要着眼于教育和挽救”——这些话，放在那种红色恐怖的时期，就算是很安慰人的了。可就是这样一批改革意识超前的人，后来却在他们内部的权力斗争中，被安上“代表了公安系统内一条右倾投降路线”的罪名，清洗出局！这就是共产党体制最大的危险，“逆淘汰”，淘汰精英，留下奴才。
个别警察的表现更让我大大吃惊。有一次，看管我的警察悄悄问我，有没有信想要寄出去，他可以帮我忙。我担心是个圈套，不敢贸然尝试；反复想了一天，凭直觉不像是圈套，于是写了一封信给四通的部下，托他们把消息转告我家里——因为担心我家的地址已经被监控；我倒无所谓，对这位警察却很不利。这位可敬的警察居然冒了天大的风险帮我寄到了，反倒是收信人不敢去转告！后来和他熟悉了，我问他，你怎么这么大胆子，就不怕我举报你？那你可就大祸临头了！他说他敬佩我，相信我不会，知道我“够仗义”！这就叫人心所向啊！总会有那么一天，我要好好报答这位警察朋友，现在还做不到，会给他添大麻烦。还有一位女军医，偷偷把她家的地址电话告诉我，让我出去以后和她联系，可惜获释前我怕被搜出来，毁掉了——其实我的担心多余了，释放前根本没有搜查行李。
根据门后的一张纸，火警逃生图之类的，我了解到这地方叫做“潮白河管理处”。7月中旬，看到新闻里那些对刘晓波杀气腾腾的大批判，我很担心他会被枪毙；另一方面，我认为共产党不会垮台，而且，共产党垮台对于中国的民主化并非好事，那种敌我二分的仇恨和对立不应当长期持续下去——套用雷蒙。阿隆的名言：面对六四屠杀这样的非正义不愤怒，可以说是没心肝；无止境地只有愤怒和仇恨，可以说是没头脑——于是提议由我们四个人出面作证，说明天安门广场清场的真相，交换条件是免于我们四个人、特别是刘晓波的刑事处分。这个提议居然被接受了——看管我的警察认为那绝对不可能；晓波后来告诉我，他获释前，他的预审员给他交了底，凡是在广场清场过程中“立了功”的，一律不判刑。我的做法，是耶非耶，留给后人评判吧。
7月30号，一整天天色都阴沉得可怕，大白天如同黑夜一般；到了下午，疾风暴雨，雷鸣闪电，炸雷就好像在头顶爆裂，震耳欲聋。晚饭后，警察进来，吩咐收拾东西，转移。对讲机里不断传来瘆人的命令：“×号车，检查武器！”“×号车，准备！”在瓢泼大雨中，我们被押上警车，一人一辆，互相不能见面，照例是四个警察把我们夹在当中。据说有一个人当场被吓瘫了，跪地向警察求饶——不少人都以为要把我们拉出去枪决。
好几年之后，我才听说，这地方关的基本都是知识分子，被关的时间长短不一，不断有人进来，又不断有人出去，有些人只被关过一夜；有些曾经被关在这里的人放出去之后，就把消息吐露出去，于是就有还被关在这里的人的家属跑来要人，警方这才不得不转移。当然，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就是警方故意利用这种气氛恐吓我们。
当天转移到昌平县城的保险公司招待所，北侧四层的配楼被警方全部占用；仍然是双人标准间，一人一间，一个警察24小时陪住看守；有卫生间、地毯和窗式空调。不过，空调质量很差，开起来轰轰响。吃饭和警察一样，招待所有餐厅，他们先吃，然后给我们端上来在房间里吃。每一层关四个人，我的西边是包遵信，东边是李宏林，李的东边是曹思源。老包后来被送去秦城，我这一层的三个人，加上三层关的杨百揆，就是这地方最后被释放的四位知识分子。
幸亏我随身带了20本书——嘿，逃亡还带着20本书，不多见吧？——又托警察买了两三本，其中包括亨廷顿的《变动中社会的政治秩序》，所以日子还算好过。后来允许看电视和报纸了，但内容极其令人作呕，好像回到了文革时代。尤其是那些歌星明星，极尽阿谀逢迎之事，真是丑态毕露！你何苦来哉，这些都是你的历史记录啊！柴玲还说什么“流血才能唤起民众”，我却没看到唤起了谁；直到获释若干年之后，还是只有我和高新、侯德健、刘晓波等寥寥可数的几个人在坚持发出抗议的声音。——对不起了朋友们，我不是说要求大家都这样做。多元社会，每个人都有自行选择的自由，我也知道许多朋友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做着有益的工作。我只是说，最低限度，在那种极端不正义的黑暗时期，你不可以去和非正义主动合作，和他们同流合污，替他们粉饰太平，欺骗民众！再放低一点标准，最最底限度，你在与他们合作时，至少应当在内心深处保留一份羞愧，一点自责！再放低一点，最最最低限度，至少，你不能颠倒是非黑白，把自己那一套鼠辈行径合理化甚至神圣化，反过来把英雄主义和理想情操践踏在脚下，大肆嘲弄！那样做，你还算是个人吗？你将怎样面对你自己的后代儿孙？你就用那一套无耻的下贱言行去教育他们吗？一个没有了灵魂的民族，对人类究竟有何益处？尤其是现在的大学生们，甚至是“中国民主发源地”的北大学生，公然毫无愧色地自称“我们现在都不关心政治”，真叫可怜哪！我问他们，你们懂不懂什么叫“政治”？一种政治，是以政治为业，当政治家——没有人要你非干这一行不可；另一种政治，是关心国家大事，尽你的公民义务，你们如果连这种政治都不关心，那你们就不是现代社会的公民，而是专制政体下的臣民——甚至连臣民都不是，中国传统皇权专制社会的知识分子都知道“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你们哪里能比？你们就不过是奴才而已！中国的“精英”们竟然已经堕落到了这步田地，简直是旷古奇闻。
不错，我们一贯的主张是“没有敌人”，是“真相与和解”，主张“批评之前首先尝试作同情式的理解”，但这不意味着抹杀是非善恶，不意味着对于明显的非正义、不人道和愚昧无知听之任之，毫无抗议和纠正。和解不是从天而降的，不是权势者恩赐的，它是众多的仁人志士不折不挠的行为抗争，和思想启蒙的结果。
10月1号，警察陪我们上山散步，晚上又开车拉我们进城看焰火（当然是每个人单独分隔开的）。在山上，警察开玩笑说，你可别跑啊，一边用手拍了拍屁股后边的手枪。我说，我不傻，我哪有子弹跑得快！有一次，这位警察大爷竟然粗心到了把他的手枪落在我桌子上的地步；我提醒他，他还自我解嘲说，你会用吗？我心想，老子不是玩枪的，老子是玩智慧的！
听说原本决定十。一以后就释放我们，结果发生了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崩溃，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决的事件，于是又多关了我们半年，直到90年5月9号。家人这时已经获准来探视，我借机会托师兄曹思源的太太把我的手稿偷带了出去。获释前的一段时间，看管已经很松了，我和老曹可以见面说话了。我这位师兄胃口极佳，每顿饭一大盆油腻腻的饭菜，我只能吃一少部分，余下大半盆都被他一扫而光；这还不算，他还要求我用“热得快”给他煮豆腐猪肝汤。难怪他会得脂肪肝。
5月9号，临获释前，警察拿出一张油印的，很粗糙的《悔过书》，很为难的样子说，你看，我们费了好大劲，好不容易为你争取到今天这个最好的结果（指不判刑，所谓“教育释放”），你就给个面子，把这个手续办了吧！就是个手续而已嘛！我把这东西的全文抄了下来，然后跟警察说，你们也知道，我根本无过可悔；不过，既然你们这么说，我就签了，因为人人都知道这是假的。我也没多想，就签了字——现在谁都明白，在外力胁迫下，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合同文件一律无效；可是我根本没有想到，这在许多没有法律常识的中国人眼里，仍然是个大问题！也许，这就是我这一辈子干的最让我后悔的一件大糗事，算是终于着了警察的道了！
回家之前，先把我送到四通公司，当时公司已经被北京市委派来的“工作组”接管。警察事先已经给我做过工作，让我冷静，不要发火——他们知道我的湖南人脾气。可是，听到那个姓郭的工作组组长说什么我已经辞职了，以后和四通没有关系了，等等，我还是火冒三丈，臭骂了一通，把门狠狠一摔，甩袖而去。不错，为了怕连累四通，我去绝食前特地给总裁万润南写了辞职书，但是他没有批准。四通工作组如果想开除我，必须自己做这个决定，自己承担责任。又想讨好上级，又不愿承担责任，也太无耻了吧！——事后冷静下来，觉得他们不愿担这个臭名声，也算是天良未泯，我未免反应过度了。直到现在，四通还欠着我一年的工资。
当天晚上10点多钟，侯德健和高新就找上门来；德健是89年七月份从澳大利亚使馆出来，高新是九月份获释的。过了几天，我们就开始策划六四一周年纪念，6月1号要开一个大大的外国记者新闻发布会；这二位还声称要借此把周某人制造成“政治明星”。据说当时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闻讯都纷纷买机票往北京赶来；很显然，共产党不会让我们的阴谋得逞，5月30号，警察半夜敲门，把我们再一次抓走，关进顺义宾馆。
我和这些一处的警察都成了老朋友了，所以也没有什么压力；他们也尽可能地带我们出去散心，溜旱冰之类的。实际上，他们对当局这种公然违法的做法很抵触，经常忍不住在我面前发泄不满；有一位负责我案子的警察姓卢，是当年对越作战的侦察英雄，在战场上被地雷炸掉半只脚，退役当了警察，他有一次甚至说，再这么把我们关下去，他就要辞职抗议！诸位，共产党可不是铁板一块啊！听说老卢早已退休，我说这些应该不会害了他吧。
关了18天，当局把我和高新放了，把侯德健送到福建，没收了所有的身份证件，塞上一条被扣押的台湾渔船，让船老大把他偷渡到台湾去。就这样，侯德健以偷渡罪回到台湾，被判了两年徒刑。这也该算是一件千古奇闻了！
这时，陆续有被关押的学生获释，开除了学籍又找不到工作，而且我自己也丢了生计，就想到在我当年插队的白洋淀投资建度假村，收容这些落难的学生。经朋友介绍，有人愿意投资。辛苦了一年多，工程建设到一半，政治局常委宋平在一次内部讲话中点我和温元凯的名，说我们是在“积累经济实力，将来再和共产党对着干”；于是有关部门一连四次下来“调查”我。当然，马上就把投资方吓跑了，弄得我们欠了一屁股债，好几年都还不清。从此以后，我就成了一个烈性传染病带菌者，很难再找到工作；我自己也不愿意连累朋友，也就尽量自我约束，偶尔用假名字做点事。那时我家就像一个难民营，落难的学生凡是无处落脚的，纷纷经人介绍来我家暂住。我做了一大海碗炸酱，买了一大洗澡盆的干切面，大家就靠它凑合填饱肚子。
92年初，高新在美国帮我联系到作一年的哈佛大学访问学者，92年底，我来到美国。为了拿到护照，耗了半年多，据说过了三关——北京市公安局，公安部，还有哪儿，不知道——然后和我“约法三章”，不能参加反动组织，不能污蔑公安部门，等等；否则就不让我回来。我是下定决心要回国的，所以很小心地遵守了约定，尽可能保持低调。
在哈佛呆了一年，又到洛杉矶的姨妈家住了一个月，我准备回国了。美国所有的亲戚都反对我的决定，姨妈和在台湾的舅舅老泪纵横地劝我不要回来，至少，拿个绿卡再回也不迟。他们说，你们一家，你自己，受共产党的罪还没受够啊？为什么还要回去？我说，我爱国啊！我表弟嗤之以鼻，你爱国，那个国家爱你吗？中国哪点好，值得你爱？——93年，正是六四镇压之后最黑暗的时期，中国在全世界的形象糟糕到了极点，在全世界民主国家眼里，当时的中国干脆就是被世人唾弃的头号邪恶国家；加上我在美国刚刚一年，看到的都是美国的优点，在我看来，美国可以说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了，所以，实话实说，我简直看不出中国有哪一点比美国好。
坦率说，我爱中国，不是因为中国比美国可爱，是因为我和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和它的历史与文化血肉相连；是因为一个半世纪以来，我们的祖国和人民遭受了如此深重的苦难，让我深深地感觉到，自己肩上有一份不可推卸的沉重责任。也因为我留在美国不会对那个国家有任何贡献，我不过像一条蛔虫挂在人家肚子里罢了；美国不会有大变化了，而中国恰恰相反，每天都在变，而且，中国变成什么样子，很可能就取决于我们这一两代人做了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还因为六四的经历使我多了一些自信，觉得确实有些事情，我做和不做可能会有区别。其实，人经常最难了解的是自己，六四之前，我一直认为我就是个思想者，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竟然能够在5月13号组织阎明复和学生领袖的对话，5月16号策划和指挥阎明复去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特别是六四凌晨的和平撤离，这些重要的关键时刻起到关键作用。坦白讲，改革开放初期，我曾经拼命想办法出国，我已经恨透了这个疯人院般的，全世界最坏的国家；是改革开放的新气象，是六四惊心动魄的亲身经历改变了我的想法。所以，我也理解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对政治极端冷漠——深深的恐惧，和沉重的无奈感攫住了他们的心。我只是说，毕竟20年过去了，情况已经大不相同，公民意识正在觉醒，公民维权运动已成不可阻挡之势，宪政和法治开始有了一些眉目，现在的“不关心政治”已经越来越成为懦夫的借口，犬儒的托词，奴才的挡箭牌。
93年初，我回到北京。和王丹、刘晓波等人头一次见面，我就提醒大家，一定不要脱离主流社会，不要搞成一个自弹自唱、自我欣赏、自我封闭的小团伙，那是不会有前途的。但是，六四镇压之后的江-李政权在政治上倒行逆施，反和平演变、反市场经济的调门甚嚣尘上，邓南巡后虽然有所收敛，意识形态的极左，媒体的铁腕控制，对批评意见的全面封杀却没有丝毫改变，整个国家除了经济领域，一片死气沉沉，令人窒息。因为没有人出头公开批评执政当局，我不得不和寥寥可数的几个“异议分子”担起这份责任，“不脱离主流社会”的良好愿望只得暂时搁置。
没多久，这个小圈子就让我越来越失望。
93年三月，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访华，姿态空前强硬，中美关系濒临破裂，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岌岌可危。北京市公安局一处的处长高伟突然找我，问我“能不能帮个忙？不是帮我，也不是帮共产党——我知道在这方面我们的立场不同——是帮咱们的国家，帮中国人民；我知道你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不希望最惠国待遇被取消，那么做只会让中国的老百姓倒霉。你不是说，为了这个国家，你个人的荣辱在所不计吗？”他说，克里斯托弗一定要见王丹，上边——他只是说，是很高的层次；过了好几年，他才告诉我是江泽民在亲自坐镇——下令必须在明天5点之前把王丹带出北京，不然就抓他！真抓了他，最惠国待遇肯定完蛋了。他请我帮忙把王丹带走。
我深知此事非同小可。一旦传出去，什么样恶臭的脏水都会统统泼到我头上来。和中共的秘密警察合作！这样的罪名，想想都要让人不寒而栗！我沉吟良久，然后表示，我认同做这件事的正当性，我愿意做。但是，此事风险极大，搞不好我会背上一个大黑锅，这辈子就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我半开玩笑地说，要是你们让我成立组织，那就很好办，我请示一下组织就行了。我必须有个见证。我要和陈子明、刘晓波、闵琦四个人一起商量，听听他们的意见。
老高出去商量了一会，回来说，找陈子明绝对不行，可以把刘、闵找来。于是他们把晓波和闵琦接来，我把情况一五一十通报他们；晓波反对，理由是“这是跳到黄河都洗不清的事”；闵琦却同意我的意见。我说，你可想好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闵琦表示没问题。
就这样，我和闵琦一大早来到王丹家，说服他离开北京，三人到厦门住了十天。在厦门，我们通过外国媒体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第一，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不得不离开北京；第二，我们强烈呼吁美国国会延续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不出所料，刚刚回到北京，王丹就被许良英臭骂了一顿，然后，许就到处说“周舵是共产党的特务”，等等。这么说吧，在这个民运圈子里，就没有人可以幸免被指为“中共特务”的恶名，其实真正的特务经常都是最激进，最“坚定”，调子唱得最高的那些人。我从内心深处鄙视这整个一套小儿科，本人自认问心无愧，所以安之若素。是耶非耶，留待历史评价吧。
这年6月，我美国的表弟罗安邦回到天津开发区他所投资的一个中美合资电子公司，请我过去帮忙。我带上出狱后找不到工作的“六四”被通缉学生马少芳来到天津。一周刚过，就被一大群不知何方人士24小时紧密跟踪监视，我们走到哪，他们跟到哪，晚上一辆车、几个人守在我们的住所外面。班是上不成了，我带着马少芳故意满天津城乱转，专找人多的地方去；这帮人时远时近跟着，到商店里就干脆贴身跟踪，我们打量他们，他们就恶狠狠地瞪着我们。
回到住处，我让马少芳去请他们的领导来家里面谈，先礼后兵嘛。马少芳回来说，他们态度极其恶劣，让他“滚回去”！我一听，登时怒火万丈，当即决定明天跟他们大干一场！
第二天早饭后，我骑上自行车，后座带着马少芳，先是在楼群里转圈子，他们的汽车开不进去，只好换上摩托车；我转过一个墙角停下来，他们急忙赶过来，我就掉转头迎面冲上去，他们又赶忙掉头往回跑，煞是狼狈。转了几圈，很开心，我挑了一个楼群当中人多的广场停下来，掏出相机，让马少芳站到我和这些跟踪的傢伙中间，假装给马少芳照相，想要给这些鬼魅的尊容留个影，作为历史记录。这下把他们彻底激怒了，一大群人冲上来，把我们两人团团围住，下手抢夺我的相机。我立刻高声大喊，“来人哪，有坏人抢东西啦！”周围的群众有几个胆大的想要过来帮忙，他们派人拦住，一个戴墨镜流里流气的傢伙把我的胶卷拉出来曝了光，把相机还给了我。我大骂，你们是哪来的不三不四的人，凭什么一天到晚跟着我，你们到底想干什么？瞧你这幅流里流气的样子，简直就是个流氓！这流氓居然恬不知耻地说，我就是流氓，你能怎么样？他们当中一个看上去是当头的，语气和缓地说，先生你也是见过世面的人，我们是谁你很清楚嘛！我说我不清楚！我要去公安局报案，要求保护！又指着那个戴墨镜的傢伙对他说，像这种流氓，你们也该清理清理门户了！这当头的怕把围观的群众都聚拢来，把事闹大了不好收场，开始和稀泥，说了些比较和解的话。我看目的达到，带着马少芳回家吃午饭，还睡了个午觉；然后又骑车带上他，进了附近一个人烟稠密的水上公园，故技重施，又假装给马少芳拍照，把跟踪的放在背景里一起照下来。这群人气急败坏，冲上来抢走了相机，这回不再还给我了。我照例高声大喊“抓坏人”，然后扭住其中一个，让他们跟我一起找派出所。
来到公园派出所，我说我来报案，这些不三不四的人整天跟着我，不知想要干什么，还抢我东西，我要求保护。警察不明就里，拿出纸来就要记录，那个当头的上去跟他耳语几句，两人走进旁边屋子密谈去了。一会，警察走出来，装模作样地记录，姓名，职业，事由，等等；跟踪的人先走了；大家心照不宣，继续演戏。警察问我来天津之前的工作，我说是“运动员”；他问做什么运动，我说“也就是时不时地去天安门广场遛一遛”，马少芳在旁边听了直乐，警察没听懂，还一幅肃然起敬的样子。
警察把我的相机扣下，让我明天再来解决问题。
第三天，我到警察指定的某公安分局询问，他们耗了我整整一天，又让我明天再来。第四天又让我等了半天，给我买了午饭，让我到一间屋子睡个午觉。正在朦胧入梦时，有人推我，睁眼一看，是管我案子的北京公安局一处的那些“老朋友”。接下来是谈判，最后达成协议，我保证不在天津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天津安全局同意不再干扰我工作。
几天之后，我表弟很为难地和我商量，说是天津市委书记亲自找他谈话，请他劝说我离开天津，说什么他们天津“庙小，容不下你表哥这尊神”。不过十几天的功夫，我又失业了。
回到北京没几天，我家大门旁赫然出现一张通知，让我必须在7月的某一天搬家换房，因为中央民族学院要盖一座新楼，我父亲留给我的这一套教授住宅必须让给被拆迁的其他教授；如果到时不搬，就要“采取强制措施”。我看后简直气炸了肺，知道这是明目张胆的政治歧视。我先是把整个教授楼的四个单元从上到下跑了一遍，果然，只有我这里贴着那份东西，而与我同样情况的一共有九户，他们门上却没有这个混蛋通知。当晚我就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大意是，本人刚刚在天津和安全局大打一架，丢了工作，正在气不打一处来，无处发泄，你们倒找上门来了！整个教授楼和我同样情况的一共九户，为什么只有我必须搬家？你们是赤裸裸的政治歧视！共产党口口声声说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你们睁开两眼看看全世界，有没有一个国家，哪怕是发展中国家，一个教授为国家服务了一辈子，连一套房子都留不下的？当初我要从中央团校调动工作去北大，团校收回我的住房，理由是我有住房，实际上只是住在父亲这里，现在你们又要连这套房子也收回，岂不是欺人太甚！最后我说，你们要是敢采取所谓的“强制措施”，本人有“反措施”对付你们，谁敢非法侵犯我的合法权利，我这里有大棒、菜刀、开水、滚油伺候，谁敢露头，管教你们皮开肉烂！！
当天晚上，我就把这封信送到了中央民族学院的主管部门，又特地和几个朋友打好招呼，让他们召之即来，准备大干一架。
不料，几天之后，北京市公安局一处来人找我，告诉我他们已经和民院谈过，让他们不要做得太过分，“影响安定团结，国际影响也不好”；他们对民院的领导说，“你们不了解这个人，他在六四期间是立了大功的，要不是他在天安门广场，广场上会死很多人”；又让我不要冲动，好好和校方谈——原来，中央民族学院居然把我的信当做“反动言论”交到了北京市公安局，让他们来“处理”我！据说民院还打算叫上派出所的警察，用电焊枪破坏我的防盗门，然后强行进入。如此穷凶极恶的，“新中国”的“高等学府”！
一处的警察临走前，一位科长私下和我说，“要按我的想法，再给你两套房子都不算多！”所以，有什么样的人民，才有什么样的政府。你与其责骂政府，不如反省自己，因为坏政府全都是被人民惯坏的！
我的上述维权经历，是不是可以给如今的维权运动提供若干启示？
房子总算保住了，工作仍然无法解决。我索性不再找工作，下决心发起了一个专门帮助贫困农村民办教师的社会公益项目——烛光工程。期间经历的种种苦辣辛酸难以言表，当时民间公益事业少之又少，“公民社会”干脆就几乎没有人知道，尤其是因为我本人不能公开露面，只能由夫人赵燕英出面推动，就更是难上加难。总而言之一句话：在中国，做坏事太容易，做好事太难太难！
以下摘录2003年烛光工程结束后，我们向理事会提交的《烛光工程工作报告》第一部分“工作概况回顾”的开头几段文字：
1995年3月，一群热心的社会人士，出于对教育事业的关注，对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状况的忧虑以及对乡村贫困教师（特别是民办、代课教师）的关注与同情，各尽所能、奔走呼吁，倡议发起烛光工程这一社会公益事业，旨在帮助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乡村贫困教师减轻生活负担，提高业务素质。1998年4月，烛光工程交由中华慈善总会面向全社会正式启动。同年，世界宣明会与中华慈善总会达成协议，参与支持烛光工程的运做实施。
自1998年项目正式启动至2003年底，烛光工程共筹募到善款RMB 987.9万元，图书70万册，折合人民币约200万元，另有价值150万元的教具、服装等物资。
截止目前，烛光工程项目涉及全国28个省份。项目总共投入资金816.7万元，并向受助地区捐赠了价值约为350万元的支援物资。通过各个项目的直接受益人数为13000人次，间接受益人数愈10万人，受助学校千余所。
（详情可参看《烛光工程筹备记》）。
烛光工程被迫结束后，我才重新捡起在哈佛大学时的研究课题：《中国民主化的渐进道路——极端主义批判》，直到今天仍在继续这项研究。
回想我这一生，堪称跌宕起伏，丰富多彩。这里记录的只是很少一部分，急就章，权当“六四”20周年的一篇小小纪念。
2009-5-22
【独立中文笔会】2009.05.30
0 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