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

这是《○八宪章》前言中的一段。为了追求这些民主宪政中最基本的价值与制度,《宪章》的起草人刘晓波将付出十一年牢狱代价。

刘晓波是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在一九八○年代后期,中国六四前那段众声喧哗的思想解放年代,他就是这场思想飨宴的推手:“六四”事件,他与周舵等“四君子”理性地劝退了学生离开广场:“六四”之后,他继续宣传他所信仰的自由主义思想,二十年如一日。

《○八宪章》提出了“联邦共和”的主张,以宪政制度保障少数民族地区以及港澳的自主,也期盼藉此解决两岸问题。《宪章》中也提出“转型正义”、“环境保护”两个较进步的主张。不过,整体而言这是部温和的宪改诉求。《宪章》擘画的蓝图和当今中国政治体制截然不同,但也绝非洪水猛兽,足以对中共政权造成立即危险。

也许是因为连署这种动员行为,让中共心生警惕。其实,近二十年来,刘晓波不改初衷地宣传自由主义,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他的声音相对地愈见微弱。正如“多维新闻网”一篇评论所写:“近年由于中国国内的社会矛盾加剧,官民冲突不断爆发,产生了一大批民间维权人士,更有一些成为了英雄。对于曾经垄断这种地位的政治异见人士来说,他们的受关注度却今非昔比。”

刘晓波何尝不知道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困境?他在二○○六年发表的〈中国自由主义的现代困境〉很清楚地道出从清末以来,自由主义在中国一再遇到的挫败。自由主义者转向为威权主义者,误用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来理解“民主”,进而追求“好人政治”。“自由主义的个人本位被中国自由主义置换成国家本位”,刘晓波说:“在现代中国,从来没有过英美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有的仅仅是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混合体……,西方古典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每况愈下,甚至已经找不到真正的信徒。”

处在此一困境中,刘晓波很清楚“如果自由只是言说而不必践行,自由绝非力量!”在中国的体制下,他的实践方式也只能以不当沉默的大多数,不断地讲真话,不断地批判不合理现象,用不断发言来捍卫自己的自由。刘晓波说:“良心是天真的,有知识的良心就更天真。问题是,面对近在眼前的迫害,复杂的头脑因左顾右盼而失去了知识的力量,而天真的良心却显示出知识的力量。”

这一颗天真的良心,曾对马英九寄予厚望,认为马英九对中国打民主牌“是有远见的。”因为民主牌“得罪的主要是中共独裁者,而赢得的确是大陆民意……再也没有比台湾对大陆打民主牌更名正言顺、更光明正大的了。”刘晓波希望“台湾朝野能接受马英九的大陆政策,对北京政权达成这样的共识:既不打台独牌,也不打统一牌,而只打民主牌。”

看来这位天真的自由主义者要失望了。现在的马英九对北京不只不打台独牌,也不打民主牌了。天真的良心孤立援绝,他的悲剧也为“中国自由主义的现代困境”又多留下另一个令人唏嘘的註脚。

(作者为专栏作家)

【中国时报】
【独立中文笔会】2009.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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