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
这是《○八宪章》前言中的一段。为了追求这些民主宪政中最基本的价值与制度，《宪章》的起草人刘晓波将付出十一年牢狱代价。
刘晓波是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在一九八○年代后期，中国六四前那段众声喧哗的思想解放年代，他就是这场思想飨宴的推手：“六四”事件，他与周舵等“四君子”理性地劝退了学生离开广场：“六四”之后，他继续宣传他所信仰的自由主义思想，二十年如一日。
《○八宪章》提出了“联邦共和”的主张，以宪政制度保障少数民族地区以及港澳的自主，也期盼藉此解决两岸问题。《宪章》中也提出“转型正义”、“环境保护”两个较进步的主张。不过，整体而言这是部温和的宪改诉求。《宪章》擘画的蓝图和当今中国政治体制截然不同，但也绝非洪水猛兽，足以对中共政权造成立即危险。
也许是因为连署这种动员行为，让中共心生警惕。其实，近二十年来，刘晓波不改初衷地宣传自由主义，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他的声音相对地愈见微弱。正如“多维新闻网”一篇评论所写：“近年由于中国国内的社会矛盾加剧，官民冲突不断爆发，产生了一大批民间维权人士，更有一些成为了英雄。对于曾经垄断这种地位的政治异见人士来说，他们的受关注度却今非昔比。”
刘晓波何尝不知道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困境？他在二○○六年发表的〈中国自由主义的现代困境〉很清楚地道出从清末以来，自由主义在中国一再遇到的挫败。自由主义者转向为威权主义者，误用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来理解“民主”，进而追求“好人政治”。“自由主义的个人本位被中国自由主义置换成国家本位”，刘晓波说：“在现代中国，从来没有过英美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有的仅仅是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混合体……，西方古典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每况愈下，甚至已经找不到真正的信徒。”
处在此一困境中，刘晓波很清楚“如果自由只是言说而不必践行，自由绝非力量！”在中国的体制下，他的实践方式也只能以不当沉默的大多数，不断地讲真话，不断地批判不合理现象，用不断发言来捍卫自己的自由。刘晓波说：“良心是天真的，有知识的良心就更天真。问题是，面对近在眼前的迫害，复杂的头脑因左顾右盼而失去了知识的力量，而天真的良心却显示出知识的力量。”
这一颗天真的良心，曾对马英九寄予厚望，认为马英九对中国打民主牌“是有远见的。”因为民主牌“得罪的主要是中共独裁者，而赢得的确是大陆民意……再也没有比台湾对大陆打民主牌更名正言顺、更光明正大的了。”刘晓波希望“台湾朝野能接受马英九的大陆政策，对北京政权达成这样的共识：既不打台独牌，也不打统一牌，而只打民主牌。”
看来这位天真的自由主义者要失望了。现在的马英九对北京不只不打台独牌，也不打民主牌了。天真的良心孤立援绝，他的悲剧也为“中国自由主义的现代困境”又多留下另一个令人唏嘘的註脚。
（作者为专栏作家）
【中国时报】
【独立中文笔会】2009.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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