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扬·帕托切克那篇小文中,我运用了一个“内部革命”的提法,需要进一步表述。这是对于自己前些日子所做的、被称之为“午夜凶铃”活动的反思,也是对于“零八宪章”的反思。首先,任何情况下(至少在它仍然遭受压制的情况下),我不会放弃自己的“零八宪章签署者”的身份,相反要坚持它。坚持这个身份,就是坚持一种现实性,坚持作为受迫害者的处境。以一种“不光彩”的标签来称呼自己,以你对我施加的“罪名”来命名自己,这是我的尊严和我的反抗方式。

零八宪章是在八十年代政治改革的框架之内,是政治改革的蓝图或前景(见杜光先生)。我只是不反对这个文本中表述的主要原则,但并不正好视其为自己的选项。在我看来,政治体制改革是八十年代一个修正主义的神话,是一个外科手术的思路。实际上,这个神话已经寻找不到补充它的能量。需要寻找新的起点与动力。

新的起点与动力是否可能是一条相反的道路?比如,这回拿出的,不是关于国家前途命运的设计图,不是关于社会进步的总体方案,也不是关于国计民生的一揽子计划,而是有关每一个自己的计划,他的道路,他的前景,他自己的方案。这不是等于说每个人都必须将它们写在纸上,告诉别人,而是说每个人都需要面对和清理自己,在自己身上先站起来。

他需要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意识到自己是这天地之间的一个人,一个能生也能死、能爱也能被爱、能作恶也能行善、能受伤害也能够赠与、能负起责任也能迅速坠落的一个人。在时间的长河中,他只是一个很小的瞬间。从前在开学的第一节课上,我经常让同学们掐一掐自己,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吗?的确不会是梦吧?实实在在地存在于自己身上,将根扎在自己身上,而不是跟着别人“梦游”。

这样的个人,也是开放的存在。他来到这个世界,世界已经事先给他预备了许多东西。物质上的,还有传统、习俗、道德、秩序,所有这些保证了世界的延续和这个人的到来。一个人的出生就是接受世界的赠与,同时也呼唤着与这个世界潜在的关系,呼唤那些更为深厚的根源和价值。当他离开这个世界时,她是不是比他来时变得更好还是更坏?这是他个人的一项使命,仅仅有关这个世界的使命很小的一部分。

只有作为独立和有力量的个人,才能考虑对自己本身和对这个世界负责。我们看到太多不负责任的人,他们是没有作为个人对事情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在整个事情的链条当中,看不到有名有姓的个人这个环节。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曾经站出来说:“这件事情由我来处理,最终由我来负责。”人们习惯于隐匿于体制之中,以体制作为自己的面貌和借口,而不愿意表达出自己的是非善恶。只要自己还在体制之内,他就更愿意是体制的代理人,体制的传声筒,体制的组成部分,以及体制本身。

体制也是这么要求他的。这个体制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是世俗权威,掌管着最高的世俗权力和巨大的世俗财富,而且是精神和真理的权威,它自称洞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真理,涵盖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和宿命。因而,在它面前,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任何情况下他的看法、他的立场不足为取,他的个性恰恰是最不需要的。如果一个人想在体制之内呆着,他最好是采取体制赋予他的命名和身份,他的意义就是他在体制之内的意义,他的价值就是他在体制之内的价值。除了获得体制的肯定,其余他一无所有。

天长日久,体制的本性进入了他的人性,前者修改和替换了后者,他长得越来越像体制,变得与体制一样迟钝和铁石心肠,失去了他应该具备的基本常识和原先的敏感。不同在于,体制是主体,是支配的力量;他作为“客体”,是被支配的对象。处于等级制度的不同位置上的人们,只是不同程度地受着体制的制约,他们都愿意声称自己是不自由的,是无可奈何的。体制于是成了脱离人的控制的一头怪物。它仿佛有它自己要去的目标,而它要去什么地方,它的前景如何,没有人知道。即便是它有一个方向,有多少人能够认同,也完全是个问题。

这样的体制,与更早时期的教会十分相似。马克思欣赏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宗教批判——假如上帝是everyhting,那么人就是nothing。在我们这里,体制是一切,个人什么也不是。这个句式可以继续扩展:体制是光明,个人是黑暗;体制是荣耀,个人是耻辱;体制是崇高,个人是卑贱;体制是富有,个人是贫困;体制是有力量的,个人是丧失力量的;体制是积极的,个人是消极的;体制是高高在上的,个人是匍匐在下的。

在今天强调“个人”,是强调一种责任感。责任感不是抽象的,是具体的。责任感只能存在于个人身上,是每一个人愿意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起责任,对社会和民族的现在和未来负起责任。缺少个人便缺少责任感;在没有个人的地方,便没有人负责,不存在负责这种至关重要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500多年前那位德国牧师路德倡导的宗教改革——个人直接面对上帝而不是通过教会权威的中介,是否可能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任务?

假如不通过教会的指引,我们是否还能够阅读经典,掌握这个世界古往今来的真理?不通过教会的指引,我们是否了解和面对这个世界,掌握这个世界的真相?不通过教会的指引,我们是否能够获得恰当的学术眼光和其他判断事物的眼光?不通过教会的指引,我们是否能够取得基本的判断是非善恶的立场,判断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是否不通过教会的指引,一个法院便能恰当地审理一个案件,一家报纸和出版社便能够找到自己的读者?一个大学老师便能运用自己的知识来回答同学们的问题?

真理不可能仅仅掌握在教会手里,是非不可能仅仅由教会来定夺。人们自身的生活及其意义,不可能仅仅由教会来颁布,而是需要人们自己一点一滴来创造。其实在这里遇到的,还是现代性起点上的那个古老问题:理性与权威。是服从理性还是服从权威?服从自己的良知还是服从教会?这个问题正以从未有过的尖锐,摆在许多人面前。

即使在大学里,效忠也是第一位的,追求真理的学术活动排在它之后。衡量一个教师是否合格的首要标准,不是看他的学术能力和创新能力,而是看他是否规规矩矩,是否在需要的时候心领神会,提供有效的配合、合作。说该说的话,不说不该说的话。其萎缩的人格和萎缩的学术眼光,对于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影响,对于我们民族精神创造性的损失,对于我们民族未来活力和竞争力的减损,是难以估量的。在这个问题上,也许即使有人想“负责”,最终的结局也是他所承担不了的。

需要拿开教会的手,拿开教会对于我们的视力、听力和心灵的全权包办。需要运用我们自己的眼睛去看,运用自己的耳朵去听,运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判断,运用自己的价值来进行衡量。在一些在所谓已经有“定论”的问题上,在所谓敏感的人或事件方面,尤其需要坚持大是大非的态度,坚持真理的原则,坚持道德与价值的立场,坚持一个理性的民族所需要长远的眼光。只有具有长远的眼光,我们民族才可能是生生不息、富有希望的。

这并不是说,“个人”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在某种极端的情况下,在整个环境处于某种密不透风、失去平衡的情况下,在整个社会浊水横流、泥沙俱下的情景中,最有可能的是——在个人那里,保留了良知、爱、忠诚、勇气、荣誉这样一些人类久经考验的价值。最有可能,在坚持个人良知的时候,是在坚持我们人性的最后一道防线,是在构筑我们社会最后一道堤坝,是在坚守我们有关历史光荣(而不是耻辱)的最后一道风景。

举几个例子。1976年唐山地震时,唐山地区青龙县委书记冉广岐,听信科学家的地震预报,及时通报全县人做好防震准备,最终使得全县47万人,没有一个因房屋倒塌而死亡。他说:“别人拿乌纱帽当乌纱帽,我拿乌纱帽当尿憋子(尿壶)”。他还说:“批林批孔,在屋里能批,在院子里也能批”。这样一个违反“常规”的举动,是他一个人作出的决定,是他一个人经受的巨大压力。这个人了不起!他是我们这个循规蹈矩、不负责任的年代里,最为伟大的英雄。能够做出这种事情,才是真正对人民负责的。

同样,为了能让上级领导及时地得到最新地震预报,唐山地震时时任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华北组组长汪成民先生,在办公大楼里,贴出了他平生第一张大字报,那上面仅仅是新的情况通报,它们当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对于这位兢兢业业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也是一个十分“出格”的举动。包括汶川地震之后,四川教育厅官员林强,主动请求转让奥运火炬手及观奥资格,并说出“真相比荣誉更重要”。还有那位自杀的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据艾未未后来说,他们所获得的死亡学生名单,有部分是这位冯先生提供的。

这些人身在体制之内,同样受着体制的束缚,但是却站了出来,站了起来,拥有了一个超出体制的视野和力量。他们依据自己良心的行为,在我们全民族所有人面前树起了崇高的榜样。他们昭示了良知与真理之光,提供了为人为官的标杆和尺度,贡献了我们社会进步所需要的有力杠杆。他们是我们民族的盐,是我们重建民族精神最可宝贵的资源。

那些匍匐在体制之下的人们,是否也需要一点理解?当然,体制是最为重要的资源的提供者,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他们日常生活的来源。人们需要物质资料,需要与这个世界进行物质交换,需要满足自己身体方面的各种需要。也因此,围绕着身体这个必然性,人们认可现实秩序的必然性,将后者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之上。在体制的大秩序之内,安置了自己的小秩序;在体制的大算盘旁边,放上一把自己的小算盘。

人们将它叫做“日常生活”。这个怠惰的日常生活及日常秩序。如同我们的身体是密不透风的,围绕着身体的日常生活也是密不透风的。它不欢迎被打搅,更喜欢各式各样的借口,并一有机会就屈服。有人喜欢挂在嘴上,“生活费、医疗费、养老金,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但实际上他要的比这个要多得多。然而,地位、荣誉,世世代代的名声,它们能够建立在诸如身体这种脆弱的东西之上吗?仅仅是维护自己身体的活动,能够成为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唯一理由吗?那将是非常虚无的。尤其是对于那些从事精神活动的人们来说,最终将自己的工作缩减为服务于自己的身体,这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身体内部最为虚无的东西,便是“恐惧”。无法掩饰的恐惧,有理由和没有理由的恐惧,你能够从许多人眼睛里读到,从他们佝偻的身躯与奇怪的走路姿态里读到。人们的面孔被它扭曲了。但是恐惧这个东西,真的不是对于我们的赞美,也不是对于我们社会生活、公共生活的赞美。运用恐惧进行统治,是运用虚无进行统治。

我们的身体需要尊严被恰当照料,但是我们的尊严绝不止于身体,不能把我们的生命减缩成身体。马克思最初批评资本主义的动力在于,将工人减缩成“胃”的存在。我们不能仅仅作为一个“胃”的存在,将服从身体的必然性,当作唯一天大的事情。那样的生命没有尊严。尊严也不是“让”你有尊严,“让”来的尊严不是尊严本身。

我们在人世间匆匆路过的生命需要打开,需要一个意义,需要与这个世界同在,与这个世界更为深厚的价值根源同在,与他人同在。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们是将自己最为美好的那部分留在了这里,把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创造和对于她的祝福,留给子孙后代。世界是开放的,我们也是开放的。这就需要我们走出自身,走出身体这个囚笼,走出仅仅将良心锁在浴室里,锁在装潢漂亮的四堵墙之内,以及仅仅限制在体制所赋予的身份之内。

因此,所谓“内部革命”,并非头脑中的革命,并非退回到人们各自身上,退回到人们互相之间的隔离和隔绝当中。相反,这是一个“走出来”的革命,是一个站起来、站出来的革命。从形形色色的囚禁和被囚禁当中解放出来,勇敢地与他人站在一起,这是自我革命,是“一个人的革命”。称之为“内部”,是为了区别于“外科手术”的框架,是以个人为起点,并认为个人这个起点是非常重要的,如同阿基米德的起点,它能够撬起一个世界。尽管起点并不等于终点。

这并不是一场发动,而是一个小小的仪式。需要一次仪式般的举动——“为”了自己并“对”自己做些什么。不要将自己置之脑后,不要将自己仅仅弄得灰蒙蒙、灰溜溜的。而仪式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小小的停顿,是一个休止符,是与日常生活秩序拉开某种距离,哪怕是临时的。从某个暂时的断裂当中,我们来看清自己的位置,看清自己,包括回到我们年轻时那样一些梦想。哪怕这之后再度返回到原有的轨道之中,但是风景已经不一样了。

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仪式?因为此前人们已经忍受太长时间了。伴随着恐惧,人们在张望和等待,宁愿让自己停留在萎靡不振之中,屈从日常规则的支配。但也许那也是必要的。人们需要为保护自己的生活做一些准备。包括在学术方面需要年深日久的积累,以及在相对比较平静的状态下,发展出更多不同的学术流派,可供参考和争议。但是,事到如今,如果我们没有一丁点儿行为跟得上我们自己所说的,我们曾经所说的,那么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

这不等于说必须脱离体制,而是说,从此建立起一个警惕,建立起一个阻遏。尤其是当体制与良心发生矛盾冲突时,会有一个参考的选择,将事情往良心的方向倾斜,让自己往良心的方向多靠一些,往真实和真理的方面多靠一些,不会特别难的。一般来说,也不会有太多的代价。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一个习惯问题。我们已经被习惯牢牢粘住,习惯恰恰是真理的对立面。

代价不是完全没有。然而,人总是在付代价,各种各样的,是不是?站在屈从与日常规则这一边,付出的则是良心的代价,勇气的代价,追求真理的代价,是不是?这个代价是不是也很沉重?每个人都希望有折衷的好方案,但它总是迟迟不出现。我们是不是就这样一天天延宕下去?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拿走许多东西,再返还一点给她、用以回馈和增强这个世界本身,有何不可?牺牲不是目标,但是在我们的词典中,是否不要绝对删去这个词?我认同帕托切克所说的:“为某些事情做出牺牲是值得的。”同样他认同他的这个表述:“灵魂的忧虑”。

团结工会的工人们,有着对于自己行为更好的理解,它们不是我们教科书上说的那些,仅仅物价和经济的原因,在Timothy Garton Ash那本《波兰革命》的书中,记述了这位英国记者在1981年的波兹南所见到的:一个有着苍白面容、穿着脏兮兮夹克衫的小个子男人说道:“你看到了,这是一场灵魂的革命。”波兰哲学家Josef Tischner形容:“良心成长为森林……团结工会是由觉醒了的良心成长起来的巨大的森林……革命发生在灵魂的领域。”“一场灵魂的革命”,你相信吗?

那些有灵魂的人,有深厚根基的人,也是在这个世界上有根基的人们。因为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他们不需要团团围住权力,须臾离不开权力,相反,他觉得自己便是一个自足的小宇宙,是一个神奇的存在,有着无限的潜力和能够发展出许多力量,他有许多自己的事情要做,他的兴趣、他的探索将他引向更为神秘有趣的世界,他在其中更加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和成就。在远离权力的地方,他能够生活得很好,甚至是更加好。

这样远离权力反而会感到快乐的人们,相比较而言,有可能对于权力有着某些免疫力。他们如果不幸进入权力,那只是一桩公共服务而已。《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弗逊曾经是一位律师,同时还是语言学家、科学家、农业学家、教育家和城市设计师及建筑师,是弗吉尼亚州大学的创办人和校园设计师。这样的人,如果他不当总统他也会过得很好,他不会认为权力才是人生的顶峰,便也可能不会对于权力表现出那样的攫取和贪婪。

难道就不能在权力之外,发展出别的思路?难道就不能摆脱权力争夺的眼光,来看待所有这些事情?每回有西方记者说,“你们持不同政见者”,我都要纠正一下,不是的,我只是“持不同生活见解者”。(如果本国的官员这样来称呼,我倒是愿意接受,因为这样的人不被允许存在。)当我看到我的周围、我的国家存在那么多丑陋的事情,这会让我感到耻辱。当我目睹我的同胞遭受法律不公正审判,我的尊严便受到了严重伤害,我的自由便是不完整的。

以体制为起点,与以个人良知为起点,这是不一样的。自由是我们每一个人动手解除自己身上的符咒,自由是每一个人“对”他自己“做”些什么,自由是一个一个爱好自由的人,他们愿意挺起胸膛做人,呼吸自由的空气,而不是像俘虏一样排起队来,“鱼贯”等待“被解放”。不难想象,更多的人拥有了自己的起点之后,他会在自己的那个位置上,做出许多有利的事情。那将是我们“良心的森林”到来之际。尤其是拥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声望的那些人们,应该负起更多的责任。

不同的人们以不同的疑惑打量我们,到底你们这些人想要做什么?应该有比“取而代之”更好的思路。那些认同“内部革命”的人们,那些决定“为”自己和“对”自己做些什么的人们,同时强调自己做的任何事情,绝不是以攫取权力而出发点,绝不是为了“彼可取而代之”,我们这些人对于掌握权力没有任何兴趣(实际上谁来掌握权力是天下百姓的事情)。只是在这样一个昏暗的时代,我们愿意忠于自己,坚守自己的良知,承担起对于我们民族未来的责任,承担起我们民族价值和精神重建的责任。

2010年3月19日

【纵览中国】2010.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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