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由于人的原罪，诱发人性之恶的最大诱惑就是权力。权力有多大腐蚀力就有多大。历史证明，中共发动的革命及其专制权力，不仅吞噬了几千万革命的儿女，而且吞噬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也吞噬了中共自己。权力的异化就像一条吞噬自己尾巴的怪蛇，中共最大的敌人恰恰是它自己。对于社会进步，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一个社会的真正进步是民间社会土壤的改善，从我们自己“真实生活”（哈维尔语）开始。当水滴石穿的力量汇聚起来，将侵蚀一元化的权力核心，形成民间的、真实的“第二社会”，最终把国家权力全部挤出个人权利空间。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果然激起了中共当局又一轮恐慌的打压，各地声援刘晓波的民主人士受到骚扰、威胁，有的失去行动自由，北京德先生研究所成员之一、《零八宪章》签署人李铁10月22日甚至被捕。作为长期以来本地当局黑名单上的、有“条件”先自由起来的“知名人士”，我自然“有幸”身列其中（详情检索《我的第一次被正式传唤》）。这些消息在瞒与骗严控下的大陆媒体毫无踪迹。一个拥有世界最庞大军警宪特队伍的官贵集团，竟像黑暗里的老鼠畏惧阳光。“……愈来愈多的政客和官僚却关闭大众需要的资讯渠道；这些资讯透过非传统媒体的努力，却也逐渐浮出台面。”（[美]丹·吉摩尔《草根媒体》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网络世界无国界，除非停止作恶，中共当局的恶性必然曝光于天下，只能在其丑恶历史上不断增添新的可耻记录，加重其历史和道义负担，不断激起世人新的谴责。正如《潇湘晨报》“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系列报道”卷首语所言：“天朝垮台前，利益集团已经丢尽了它的脸”。（该系列在刊登两期后被心虚的官方腰斩）
一个组织的形象往往是其具体成员的形象组合而成的。从我和其他民主人士的遭遇来看，中共当局的手下除了滥用法律的名义、维持饭碗的借口，只剩下色厉内荏的权力蛮横，其威胁利诱、软硬兼施的形象，与中共电影表现当年国民党迫害中共革命者的场面一般无二。如同所有后极权社会一样，随着官方意识形态的破产、专制体制的衰落，社会的表象与真实、人们的言与行，愈加分裂，除了雇佣文化太监，连官方的手下都无力甚至羞于为之辩护，用老百姓的话形容——除非把自己当猴耍。
当权力失去道义和民意的支撑，连遮羞布都成了笑柄，只能恼羞成怒，赤裸裸摆出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嘴脸。中共当局与时俱进地创新厚黑学，百般抵抗国内外进步潮流，以改革的名义，巧取豪夺民脂民膏，自觉腰粗后，对内加强高压政策，对外也不再韬光养晦，开始主动出击，扩张其专制的国际影响。例如，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在即，中国警告其他国家，如果派代表参加颁奖仪式，就是挑战中国法律，要“自负后果。”中共的这些行径均源自其对权力的迷信与崇拜。
权力崇拜综合症
由于人的原罪，诱发人性之恶的最大诱惑就是权力。我不止一次看到，有的下岗职工一旦穿上“协警”的行头，站在路口，立刻吆三喝四，一副蛮横的面孔。权力有多大腐蚀力就有多大。但凡是人，如无信仰的约束和制度的制衡，均难以抗拒。公共权力一旦缺乏约束，往往以善的名义行罪恶之事。国家权力是人类社会不得不有的必要之恶，它是以暴力作后盾的，国家权力不是扬善的工具（扬善的主体是公民社会），而是为善保驾护航、用以惩恶的利器，所以国家权力必须置于宪政之下，以民意为来源，选举竞争来更迭，人类普世价值的公义为原则，法律为准绳，三权分立和新闻自由为制衡。受委托的权力拥有者必须慎用国家权力这一凶器，首先明确权力的边界，信仰、言论、合法财产权等私权的领域是公权的禁区，正所谓“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当人们无视人的原罪、人性的幽暗，企图急功近利地把天堂搬到人间的时候，他们可以借助的只能是看似巨大的权力，无论出于公心还是私欲，许多人陷入对权力的崇拜，以为可以无所不能。争权者许下诱人的诺言，煽动利用迷信权力的民众。如果民众的权利意识没有觉醒，人性中信靠的天性没有超越世俗的对象，必然在现实中寻求替身，轻易被迷惑，将强人或强势组织当作自己的“大救星”，出让自己的所有权利，赋予寄托者无限的权力；反过来又被不过是争夺权力交椅的“伟大事业”的宣传所催眠，更加如痴如醉，甚至奉献出生命作牺牲，以为实现了自我价值、名垂千古。其结果不过是将新的更大的奴隶主推上权力的宝座。“真正伟大的革命是行为方式的革命和思想的革命。因此，变换政府的名称并不会改变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推翻一个民族的制度也不会重塑她的灵魂。”（[法]古斯塔夫·勒庞《革命心理学》第4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
中共建政前的大部分支持者与现在的真心毛派，其寄希望于明君的臣民“类人孩”心态毫无二异。“……社会主义的幸福理想是要在现世得到落实，因而只要有人想努力实现这种理想，它的许诺的空洞无物立刻会暴露无疑，从而使这种新信仰身败名裂。”（[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第14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历史证明，中共发动的革命及其专制权力，不仅吞噬了几千万革命的儿女，而且吞噬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也吞噬了中共自己。权力的异化就像一条从尾巴开始反吞自己的怪蛇，中共最大的敌人恰恰是它自己。前不久，看到被其民族主义煽动的民众反日示威，又生怕引火烧身，急忙号召“理性爱国”，可是中共权贵集团却无法控制自身权力的无理性，透支地吃“窝边草”，不计后果甚至超过封建君主。近些年各领域的“国进民退”，实质是官进民退、公权侵害私权。改革以来的历史也证明，当社会充满活力、宽松和较为祥和，是中共权力开始收缩与软化之时；目前，社会矛盾激化，恰是中共开始倒退，权力开始强硬与扩张。可见，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是此消彼长和互动中对立与合作的关系。
对权力的崇拜必然导致把权力及权力者当作偶像加以神圣化，将其包装成代表真、善、美的真理化身，不但要占有物质利益，还要用瞒与骗占有解释历史与现实的话语权，占有人们的信仰和思想，总之是僭越上帝，取而代之，用无神论打造一尊“假神”，假冒神的权柄和宝座。无论是民间蒙昧的《东方红》等，还是文化太监炮制的御用红色艺术品，以及各地打造的红色之旅，都体现出繁荣的荒诞。中共把所有历史与现实的成就独揽一身，以粉饰其“伟、光、正”。所有这一切，彰显的只能是现代人的犬儒和专制者的傲慢与无耻，现代手段包装的现代迷信怪胎，只能给历史留下笑柄。
对权力的崇拜必然会垄断权力。中共元老邓颖超（另有人说是陈云）就说过，还是把权力交给咱们自己的孩子们放心。中共官二代、官N代“党世袭”、“官世袭”的“党天下”，与朝鲜金氏王朝三代世袭的“家天下”相差多少呢？这种逆淘汰阻止了人才竞争，只能恶化公权体系，带来更大的灾难。一些官员的雷人事件和雷人话语实在是上行下效的结果。身为太子党的习近平、薄熙来、毛新宇们，不用说“我爸是习仲勋！”“我爸是薄一波！”“我爷爷是毛泽东！”他们就能身居高位，那么，因为父亲官小提醒别人“我爸是李刚！”又有何不妥呢？
对权力的崇拜导致把人当作权力的工具，无视超越种族、阶级的普遍道德即人类普世价值。中共建政前，其内部权力斗争就充满了血腥，从苏区的AB团事件、肃反运动，到延安整风的刑讯逼供，滥杀、迫害了无数生命，中共建政后将这一斗争哲学又扩大到整个社会。历史证明，以非人性的方式夺取权力去争取民主自由只能是缘木求鱼。所以，储安平在1947年就预言：“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中国的时局》载《观察》周刊第二卷第二期）果然，中共执政后他成为几个最大的右派之一，落得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结局。
权力崇拜者拥有绝对的权力时，形成“集中力量办大事”（非民主化的决策体制只能是决策的非科学化，大多是办成大坏事）的专制优势，偶尔创造单项和暂时的物质“奇迹”，付出的却是巨大持久的社会代价。中共可以发动反右运动，让知识分子闭嘴，却至今培养不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才；它可以造出原子弹，却让几千万人死于人为的大饥荒；它在文革中让卫星上天，经济却濒临崩溃，社会退化到野蛮时代；它可以用机枪和坦克镇压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却无法挽救它在民心中的灭亡；它可以搜刮民众的血汗，却无法解决越来越尖锐的官民冲突；它可以挥霍纳税人的钱，制造“奥运会”、“世博会”等人造景观，却无法掩盖贫富反差的真实现实；它可以借阅兵耀武扬威，却无视蚁族们的蜗居生活；它可以高筑网上柏林墙，却无法阻挡国人“翻墙”到境外媒体讲真话，让“反华势力”“利用”；它可以斥巨资搞欺骗国际舆论的大外宣，却无法赢得世界对其敌视自由民主的尊重……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是一部折腾各种运动的权力史，有党国无民间的社会史，非正常、非自然的生活史。
权力超越法律，将法律绑架为权力的工具，没有独立公正的司法，社会正义失去了最低保证，社会道德也会全面溃败。中共官员缺乏对法律的信仰和敬畏，权力思维根深蒂固，以为权力是万能的，动辄肆意使用权力，不但解决不了广泛复杂的社会矛盾，而且使社会难以形成健康的调解机制。社会管理是有层次的，正常的社会具有公民自治的广大空间，维护、提升道德的主体是公民和宗教、文化等民间组织，长期以来却被官方权力所压制，难以发挥作用。几十年来，官方组织各种形式的文明运动，在社会潜规则的真实面前只能是花架子，事实证明无法改善社会风气。目前国人的自由被压缩在经济、文化领域的部分有限空间，这是导致物欲横流、犬儒遍地、道德沦丧的根本原因。权利与义务是一体，只有官员利用公权肆意妄为，没有公民权利的法律保障，就难以形成和维护私德与公德。直到现在，中共还继续搞法外之法，维持国保体系，在各单位包括大学，以“信息员”的名义招募密探特务，利用无知青年和投机分子监视公民，迫害异己，搞特务治国，继续促发人性之恶。（检索参看：山东德州学院按照安全部门的指示，公开在校内招募学生特务监控师生；湖北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在某班学生中推行相互暗中监视的“小天使计划”；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杨师群因言遭学生告发。陈沅森三部曲之二《一个原中共线人的忏悔》[美]博大出版社2006年冉云飞《无所不在的告密大网》[香港]《开放》杂志2009年5月冉云飞《目前的告密运动》2009年4月28日魏京生《中国的出路十八：中共利用卧底的特务手段——拉出来，打进去》2010年8月魏京生《中国的出路十九：论特务——从东欧原共产国家及台湾得到的经验教训》2010年8月魏京生《中国的出路二十一：特务工作与时俱进的标志五毛党》2010年8月）身居美国的《黄花岗杂志》主编、著名历史学家辛灏年（高尔品），最近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演讲中说：“直至今年的五、六月份，我的一个四十多年前的同窗，二十年没见的老同学，他来美国探亲到了我家，居然从早到晚跟我大吵大嚷，就一句话，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不准你出来讲演：‘你再出来讲演，共产党就要对你下手了！’……专制的淫威可以说是遍及全中国，甚至漫延海外。”（辛灏年《谁孕育了辛亥革命（上）》）
权力崇拜也是人治崇拜，最终无法驾驭权力。众所周知，当地方权力拥有一定的利益空间，立刻像中央权力一样无限扩张，令中央难以控制，这种金字塔式的权力体系缺乏宪政制衡。这个世界最庞大、最昂贵却低效腐败的党国政府，这些年主要靠土地财政支撑，城里的地卖光了，又开始合并村庄，侵吞农民的土地……最严重的是，无限权力形成的中国最大暴利机构——中共权贵集团公司，将以权谋私的示范效应扩散到所控制的各个非营利领域：司法、行政、教育、医疗、军队……从深层次败坏了社会和人心。用当年中共自己的话形容最恰当不过：“一党独裁，遍地是灾。”（《新华日报》1946年3月30日）
捍卫权利从真实生活开始
破除权力崇拜首先是对权力祛魅，剥去它的神圣伪装，抛弃一切对权力的乌托邦幻想，像对付一只不得不利用的野兽，给它戴上镣铐，关进笼子里。正如小布什总统在就职演说时所言：“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而制服这只野兽要从捍卫个人权利开始，最终将其圈在公共领域之内，通过宪政将其制服。
社会与自然生态一样，是历史积累进化而成的超复杂体系，人工无法复制。“社会组织就像一切生命有机体一样复杂，我们还不具备强迫它们突然之间发生深刻变革的智力。”“社会事实如此复杂，根本不可能全盘掌握或预见到它们的相互影响带来的后果。”（[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第30、3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权力意志的干扰、控制，只能起到破坏作用，使社会丧失自我调解、更新、进步的机能。所以，除了用宪政制约权力，掌权者要谦卑地运用手中的权力，作为公民也要具备“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当权力侵害私权的时候，敢于对权力说“不”，勇于维权。
对于社会进步，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一个社会的真正进步是民间社会土壤的改善，从我们自己“真实生活”（哈维尔语）开始。看看今天的大陆，我们收复的自由空间，当年就是从穿奇装异服、唱靡靡之音开始的。最深刻的变革往往从不经意的地方，让生活一点点恢复常态。如著名的民主人士徐文立先生前不久所言：“中国前途不应再是‘现代化’，而是‘正常化’。”——父母对子女讲述一段真实历史，教师一次弘扬真善美的授课，打工者的一次讨薪，上访者的一次维权，律师一次维护正义的辩护，法官一次不畏权势的公正判案，记者一篇真实的报道……当水滴石穿的力量汇聚起来，将侵蚀一元化的权力核心，形成民间的、真实的“第二社会”，最终把国家权力全部挤出个人权利空间。事实证明，这是每个人力所能及的。2009年3月，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和徐友渔、莫少平代表《零八宪章》签署者领取捷克人权奖。她在《见到了当年“七七宪章”的成员》一文中介绍说：“这些人实际上是一些科学家、社会学家、诗人或者工人，拥有他们自己的思想逻辑及他们自己的工作和行为；而在宪章上签名，只是做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情而已。他们并非是一些专业的牢骚客。事实上他们往往在成了‘持异议者’很长时间之后，才发觉自己已经成了这样的人。即便如此，他们也不是立志要成为这样的人，就算他们将一天二十四个小时全部花费在这项事业上面，这也不是一种职业，而毋宁说是一种存在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要活得真诚磊落，生活在真实中。同样，他们也是一群有七情六欲的人，他们只是说出了其他人不能说和不敢说的话而已。……简言之，他们是一些在人格上和工作上都十分独立的人们，他们有自己的事情好做，对周围环境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对于民族的现状与未来拥有道德感和责任感。因此，他们是一些对于权力没有欲望的人们，他们热爱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这就从根本上区别于传统上的所谓‘职业革命家’，后者不仅在于他们的目标仅仅是为了夺取政权，也在于除了从事日常生活之外的‘革命’之外，他们就不知道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可以做，不习惯也没有能力从事任何别样工作，这种人是最容易对于权力上瘾的。他们对于权力没有免疫力，最终走上了一条与自己的初衷正好相反的道路。”
曾有一位台湾朋友认为我敢于发表自己的真实言论，当局对我够容忍的了。我却以为只能在境外网站发表真实言论远远不够，而这点有限的暂时“进步”也是许多鲜血和生命夺回来的，本属于公民应有的权利。也有人不解我为何面对当局的长期“和谐”如此大胆。简单的说，当一个人明白什么是信仰的真理，什么是生命的价值，什么是公民的核心利益，任何对个人权利的侵犯都是不能容忍的！刘晓波说：“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更具体地说是在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的努力。
在我书房的鲁迅肖像上，他的一行文字告诉我们，所有的生命、所有的人权都是一体、彼此相连：“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2010年11月22日于石家庄望云楼
【民主中国】2010.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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