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在中共法庭上宣示的“我没有敌人”，因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的推赏，引起华人社会的重视和各种反应。他的观念来自何处？
在庄严的奥斯陆和平奖颁奖典礼上，安排挪威演员全文朗诵刘晓波一年前在北京中级法院审判时宣读的最后陈述《我没有敌人》，似乎将一场争论提升了层面，甚至给中国思想界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
被称为“无敌论”的这个命题，突然具有了一种异乎寻常的爆炸性。这也许是二○一○年诺贝尔和平奖最惊人的效应││这只有中国人才会明白：一九四九年以来，“敌人”这个字眼在中国大地上的出现频率大大超过今日电脑上使用率最高的关键词。因为前三十年的毛时代，政府和百姓都生活在“敌我”的阴影和噩梦之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是家喻户晓的第一试题。后三十年虽然金钱挂帅代替阶级斗争，但“革命”“敌人”这些公开和潜在的国家意志，从未被删除过、否定过。那么，一个被当作“国家公敌”的囚犯，宣称他“没有敌人”，而且被诺贝尔的崇高殿堂所认同，无论如何是值得弄清楚的事。
信仰二十年，不改初衷
自从刘晓波获奖后，对待“无敌论”大约有三派评论。激进的反对派认为，无敌论会瓦解人民反暴政的斗志，是向北京统治者谄媚，阻挠中国民主化；中立派解读是刘晓波认定中共强大而顽固，不容你反对，反对亦无效，只有选择妥协和解，是一种现实主义的主张；拥刘派则认为这是一种高尚的情操、蔑视中共的思想境界，超越一般民运水准。有利于结束中国以暴易暴的传统，用爱取代仇恨。
刘晓波这番“无敌”高论，最早见于文字是八九年“六二绝食宣言”。当时，我在香港，对那宣言中的句子“我们没有敌人”还约略有印象，因为和当时的对抗气氛太不协调。今天重温六二宣言，可见他的“无敌”观念乃是二十年一脉相承。宣言鲜明的强调“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妥协、讨论和表决，甚至宣称“李鹏不是我们的敌人”。宣言着力谴责的是“敌人意识”，提倡民间对政府的制衡。有一句名言：“我们宁要十个相互制衡的魔鬼，也不要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天使”。
这些民主ABC在一天之后，就被柴玲带头的宣誓“头可断，血可流，自由民主不可丢”所掩埋，随着是在“打倒法西斯”声中撤离广场。六月六日，刘晓波被捕。现在，他的最后陈述，仍在重覆二十年前的宣示，他说“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他要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府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香港的专访中对我发表了那样异端的言论之后，只不过半年，就变成一位理性的非暴力鼓动家，直到今天。因而这篇最后陈述也就有幸和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一样，言简意赅地流传下来。
不必和甘地的“不抵抗主义”作大师级的对比，但可以毋须争辩地指出，晓波的“无敌论”，绝对是对毛式的阶级论斗争哲学的颠覆，而且是深层次的颠覆。他多次强调，阶级斗争把中国小农传统的仇恨心理推向极端，而造成“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了社会的宽容与人性。包括这次对他的“以言获罪”都是被“政权的敌人意识推上了被告席”。对于一位在本刊发表过震惊朝廷的大作《混世魔王毛泽东》的作家，我绝不怀疑他的无敌论，是基于深刻的历史教训作出的逻辑判断。他已经把宣扬“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无产阶级大作家高尔基远远地抛在后面。
末日独白：八九六四的罕见记录
一九九二年撰写，在台北出版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是一本了解晓波、研究晓波的必读书。这是一本非常独特的六四回忆录，由于他那近似“精神自虐症”的自我剖析与自我批判，鞭笞自己的功利、虚荣和野心，这本书带来许多对他的误解。说他“否定了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而他又是多么懦弱、自私地向中共屈服。魏京生甚至指责他“帮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撒谎，上电视说没有看见血流成河的天安门广场死人。”（对此，我曾在九○年七月的台北，向侯德健作过一次拷问式的通宵访问并予发表，从而相信广场没有死人是事实，后来也有多位目击者出面证实。但那些传播“血流成河”的人，迄今不愿面对事实。）
针对朝野的、国内外的、关于六四事件的各种谎言，刘晓波在书中从八九年四月下旬自纽约飞回北京，投入广场，被捕入狱，到九一年一月底释放，夹叙夹议，记录下他的活动、见闻与想法。有无情的描述、坦白的忏悔，字里行间流泄出罕见的真实与真诚。
没错，这本书对八九学潮的批评，从头到尾，没有保留。他批评学生组织的混乱、没有民主程序，对吾尔开希的描述最多，也批了王军涛等人，骂了流亡海外者。同时详述了被迫撤离广场没有死人的真相和他关押期间被迫写“悔罪书”的经过。他指“打倒共产党”是一个不民主的口号；他受不了国际歌，说明这不是“伟大的民主运动”，而是“奴隶们的反抗运动”。他尤其反感知识份子只动口不动手的软骨症，因此，他对学潮只称“八九抗议运动”，不称“八九民主运动”。
当然，和后来大量的政论一样，他的锋芒不会放过中共体制。即使他痛悔的悔罪书，也只是照人民日报的批判文章，巧妙地抄一遍，忽悠过关而已，没有揭露，更无害人之嫌。
仰慕西方的自由派知识分子
如果和港台媒体在六四期间一面倒的反共姿态相比，这本《独白》当然是异己的另类。晓波自豪自信之处在于，他是北京那批知识精英中唯一深入广场，和学生混在一起，不满他们却和他们共命运的一个。他比那些指手画脚的精英们更了解真相，因而更有话语权。他的结论是，学生们只是“用共产党的方法反对共产党”，完全不是他心目中应有的民主运动。
我们在海外接触过各种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份子，许多人都有我行我素、特立独行的个性或倾向，只是其公众的影响力大小不同而已。他们的言谈举止全凭个人的良知与专业素养，非常自我，可以语不惊人死不休，也可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生活在自由世界，不在乎被人扣左派右派的帽子，欧美的教育也是重视和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挑战传统。刘晓波以他外向的天性和成长的时代背景，成为一名仰慕当代先进思潮的西化派读书人，那是毫不奇怪的事。他是文革后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大蜕变的弄潮儿，他的脱俗的才华和青春朝气，因缘际会发挥到最大值。八九年六四一役，他全情投入，改变了他学者的人生路向，为今天登上诺贝尔高峰奠定基础。
从文坛“黑马”到六四“黑手”再到《零八宪章》；从“三百年殖民地”到“我没有敌人”，我们可以看到刘晓波二十多年的思想轨迹，他的本质角色就是做一名忠于自我的、诚实的、有尊严的西方式的“自由派知识份子”（有如他的挚友侯德健、白杰明？）他既不是中国传统的忧国忧民的士大夫文人，也不是准备“抛头颅、洒热血”民运斗士。他身上有着一个古老帝国被现代风潮所裹胁时，不断寻找人生定位的知识人的所有可爱与弱点。他跑到决战前夕的广场去讲民主启蒙，设想一个被中共独裁专制激怒的年轻部落，实行西方议会的民主程序，那是他留下的一个天真可笑的传奇。
崇尚和平友善的诺贝尔教授们选中刘晓波，可谓心心相印，惺惺相惜。他们欣赏的是刘晓波在中国人权危机日深的背景下的勇气和才情毕露。他们一揽子收下“无敌论”，也是一份意外的惊喜：西方基督教信仰的无敌意识，在一位中国无神论的知识份子笔下竟然表述得如此不谋而合、动人心弦。
我们乐见“无敌论”消弭国人戾气的潜移默化作用，但是，眼看中南海处理这次“诺贝尔突袭”的如临大敌，要统治者相信“没有敌人”，只有善与恶、只有罪与非罪，入此仙境，何年何月？谁能预测？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纽约）
【开放】2011.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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