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欣欣:中国2010非常道(二)

三、腐败

由澳大利亚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所创办的维基揭秘(Wikileaks),接连和大量披露各国机密文件。时事评论员陈破空12月7日发表评论说:“如今,维基揭秘曝光:中共高层和高官,在瑞士银行拥有多达5000个账户,其中,三分之二属于中央级大员,几乎所有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人人有份。”“中共发言人前后三次表态,将中共高层的复杂心理暴露无遗。第一次表态,要求‘美国政府管好自己的机密’,证明中南海也承认遭泄露文件的真实性;第二次表态,是在中国部分曝光后,中共发言人斥维基解密‘内容荒谬’,但‘希望不影响中美关系’,表明中南海心态的难堪与无奈;第三次表态,中共发言人干脆说,文件泄露,是‘颠覆中国(中共)的阴谋’。反映中共领导人内心深处的惊慌与恐惧。”

3月11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人大第四次全体会议,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在工作报告中表示,去年各级法院审结贪污、贿赂、渎职案件25912件,判处罪犯26226人,同比分别上升0.1%和2%.查办厅局级干部204人、省部级8人。北大经济学教授夏业良说,因为当前中国查处贪官的机制停留在体制内。“停留在中纪委、国家监察部以及国家预防腐败局,这种查处只能是一般到省部级就为止了,除非有政治势力的争斗,才可能弄到政治局委员这一级,其他这种体制,基本上是打苍蝇,老虎他不敢打的,一般查省部级的副职、正职是非常谨慎的。”

中国官方的人民论坛杂志社3月就目前中国公众对“新富家族”的看法在人民论坛网、人民网和新浪网进行了一次“千人问卷”调查。参与调查的总人数接近5千。调查结果显示,有近九成的公众对如何实现“新富家族”与公权力切割、做到官商分离表示出最大的忧虑。北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夏业良认为,从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看,权力垄断已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公平竞争机制,而政策制度的不透明也为消除权力腐败增加了难度:“三千个家族里面过去有一个说法是90%以上都是属于有权贵背景的。这就说明了在中国的这样一个市场化进程中,主要得益者是有官僚背景的、有权贵背景的家族。可以反映出我们这个市场是不是真正的市场化?是自由竞争的市场化?还是权力配置的市场化?如果要是讲靠垄断权力、垄断资源甚至是非法地掠夺来取得暴富这样一个路径的话,大家是无法接受的。特别是有一些隐性富豪,比如说李鹏家族,比如说温家宝呀,还有胡家家族的财富到底有多少?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获得的这些财富?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还是一个不透明、不公开的东西。”

中国监察部部门5月20日公布,2008年底开始实施迄今的四万亿元人民币经济刺激计划使包括数名市长在内的3058名官员受到了重至死缓和无期徒刑的法律制裁。北京律师、人大法学论坛管理者范亮表示:“当时有四万亿资金投入到市场当中的时候我就想肯定腐败呀、贪污呀在我们中国政治立场这个环境,这个东西避免不了。所以说现在已经算是期待比较好的一个结果。一是信息也是透明的,它也公布,它告诉你了,而且还有据可查。对这个事情我还是抱一种乐观的态度。不要对我们政府要求太高。”

新华社属下的《瞭望新闻周刊》5月发表的有关中国干部年轻化的文章说,在中国,目前一些地方领导干部过度年轻化已经引起公众强烈关注。香港的《明报》5月11日就此报道说,在中国大陆领导干部子女做官的机率远远高于其他阶层。报道援引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鸣的话说,中国社会中仍存在官本位、家族制这两种从封建时代留下来的传统,这容易使干部选拔升迁蒙上特权阴影。

据7月一期《瞭望》新闻周刊报道,一直主张官员财产申报立法的前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97%的受访官员反对“个人财产申报”。中央政府日前发出“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瞭望》周刊报道说,虽然官员的个人财产申报不向百姓公示,也没有明确的相关法律惩罚,但多名受访官员仍表示有心理抵触。

8月,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的研究显示,中国官员去年的灰色收入总额高达5.4兆元,比全年的中央财政收入还多,增幅则比GDP的增幅更快。研究显示,官员灰色收入都处于个人所得税调控范围之外,来源主要是从权力对公共资金和资源的分配而产生的贪腐、侵占公共资金和他人收入、聚敛财富,以及垄断性收入的不适当分配。

中国经济改革学会8月一份题为《中国灰色收入分析》的报告称,中国2008年的灰色收入大约相当于GDP的30%,其中有三分之二装进了占人口百分之十的富人的腰包。这些灰色收入与贪污、滥权、公共投资、地产开发等垄断性利益密切相关。灰色收入相当于国家全年GDP的30%。

10月16日在河北大学校园内发生一起车祸,肇事者李启铭酒醉驾车撞死一位女学生陈晓凤后,非但没有道歉,竟还嚣张地对围观人群说:“我爸是李刚,有本事你来告我。”马上引发了网络上的大量声讨。一时间网民们制作了大量的文字、视频作品讽刺“我爸是李刚”。李刚为保定市北市区公安分局副局长,网友陆续人肉搜索出李刚名下有2套房产,李启铭名下有3套房产。

国际反贪组织透明国际10月26号发布2010年清廉指数排行榜,中国的清廉指数得分为3.5,在178个国家中排名78.透明国际东亚区高级主任廖燃接受采访时说,一个国家的清廉指数得分比这个国家的排名更重要。廖燃表示,中国的腐败出现了他所说的“全民化趋势”,这是一个社会最大的悲哀:“从得分的这角度上来说,中国今年降了0.1分。当然从统计学的意义上来说,这0.1分并非很大,不过我们要看到在中国现在腐败确实是出现了一种全民化的这种趋势,以前大家在看到腐败的时候都是骂政府。”

山西省洪洞县交警中队长王建雄和干警察的妻子,在自己家中双双被杀,而遭到刑事侦察。结果,发现这个小小县城的警察夫妇的钱财,竟然数以亿计,单是放给一个人的高利贷,就有7千万元。据有关资料介绍,王建雄的巨大钱财来源,一个是控制当地煤矿、一个是涉足煤炭运输。海外学者刘青指出:“说到底,是因为从中共的最高层,上行下效。且不说江泽民的儿子和国际资本勾结,一弄就是数百亿的钱财;温家宝的老婆居然成了大陆最大的珠宝商,这些被社会沸沸扬扬、传说不止的可疑案件,得不到调查、追究,搞清权、钱交易的疑点;就是明确被国际报道的犯罪刑事案件,在中国大陆也是风平浪静,如被黑洞吸纳无影无踪了。如胡锦涛的儿子的公司,收取纳米比亚30%回扣,国际媒体详实报道、国际舆论沸沸扬扬,但是在中国大陆却没有任何一点声息。再如,曾庆红的儿子买下澳大利亚数亿元的最贵房屋,引起国际一片惊讶和评说不断。但是,这样公开报道的巨额财富来源不明案件,中共当局却装聋作哑、如没有发生一样。”

12月26日下午,一辆奥迪车在经过四川绵阳富安百货公司门口时,和路上行人发生争执,车上一名女子在打人后说:“你们告去,我就是当官的。”新闻被中国多家网站转载,引起网民热议。有网民对此发帖称:“当官的都叫李刚”;还有网民讽刺道:“我就是当官的”比“我爸是李刚”更给力。

2010年,中央治理贪腐续出重拳,全年共有12名省部级高官落马,其中8名被判死缓,4名被判无期徒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分析认为,今年查处的这些涉及省部级高官的大案、要案,显示出当前在中国的部分地区、部分领域,腐败现象已经呈现出组织化态势,即一些关键岗位被腐败分子把持,成为强势权力集团和强势资本集团合谋与交易的平台,这样导致的腐败行为,对政府形象的损害、对公共利益的蚕食、以及对党政公权力公共信用的伤害,比其它案件要严重得多;而与此同时,高官腐败常与情色如影相随,表明部分领导干部公共伦理沦丧,折射出不以包养情妇为耻、反以为荣的官场文化,导致对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严重侵蚀。

四、众议

捷克建国后第一位总统哈维尔、作家兰多夫斯基和布拉格大主教马里以《七七宪章》的联署人的身份,就《零八宪章》发起人刘晓波被判刑,1月6日致中国国家领导人胡锦涛的公开信说:“我们坚信并敢于提醒你和你的政府:当公民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自己的知识和良知采取行动时,当公民和平地结社、讨论和表达他们对社会将来发展的关心与观点时,对国家安全和繁荣完全不存在颠覆性。相反,当一个国家的公民不允许自由地采取行动、结社、思考与表达时,才真正会破坏这个国家物质和精神上的未来。”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第二天给哈维尔等人发了一封短信表示感激,信末写道:“北京和布拉格都下雪了,你们的身影和你们的信,对我而言就是雪中送炭。”

1月16日,公安部给中共中央党校发信,要求查清党校退休教授杜光接受境外媒体采访的情况。1月上旬发行的《亚洲周刊》引述杜光的话:“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快,国力增强,这是事实;但政治上坚持一党专政,拒绝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事实。这种政治经济不相适应的状态是不可能持久的。目前中国社会危机四伏,随时有可能爆发意想不到的事件。有些当权者陶醉于所谓的‘中国模式’,以此为拒绝改革政治体制的借口。这是非常危险的。”谈及刘晓波被判刑,杜光说:“这是一个十分愚蠢、十分可耻的判决。”

中国艾滋病权益活动人士、北京爱知行研究所负责人万延海1月21日在维权网发布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公开信,要求罢免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认为李毅中不懂得适应现代信息社会的互联网发展趋势,未履行好“推进信息化建设”的职能,执政能力低下;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利和信息权,损害了互联网和移动通信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整治运动扩大化,加深了社会恐慌情绪,违背了“和谐社会”的发展理念。

摇滚歌曲《上海不欢迎你》火爆上海,这首歌是“顶楼马戏团”乐队采用沪上方言创作的摇滚歌曲。歌里唱道:“上海现在是让人越来越活不下去,从衣食住行到吃喝嫖赌全是中国最贵,上海不欢迎外地人,也不欢迎上海人,上海只欢迎一种人,就是有钞票的人……上海不欢迎你,世博会实在是了不起,全世界有钱人来相聚……”这首歌在挖苦上海世博会的同时,也唱出了高房价高物价之下上海百姓的艰难生活。乐队主唱则因公开演唱这首“不和谐”歌曲,被中国大陆国保部门和文化管理部门约谈“喝茶”。

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前《新华社》副社长李普、《新华社》老记者戴煌、前人大委员长万里秘书吴象、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何方联署公开信,从中共党史的角度对刘晓波的定罪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呼吁当局重新审查。1月31日再有6名老党员加入联署,他们是前《工人出版社》社长胡甫臣、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离休研究员尹慧珉、著名作家离休干部任彦芳、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学者辛子陵、前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监复、冶金部退休高级医生李霖。任彦芳接受采访时说:“胡锦涛主席也说了每个人都有表达权,宪法保障言论自由,世界人权宣言也有人要表达意见的权利。现在当局有些做法,我认为不明智、很愚蠢,因为你伤害的不是哪一个人,而是表明你走的是老路,没有言论自由,你以言治罪!不让人说话这恐怕是不行的。”

香港明报1月29日刊发了由毛泽东前秘书李锐,国家新闻出版署前署长杜导正,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党校前教授杜光等20名中共部级、局级退休老人联署致中央的一封信,表示对刘晓波案一审判决深感震惊,这样以言治罪损害党改革开放形象,建议撤销该判决。联署者之一、曾为江青和王军涛辩护的著名刑辩律师张思之2月2日对记者说:“我们讲的是法律问题,判决的理由不成立那不是法律问题么?那两点我们讲得很清楚,判决里头第一条对党和政府不满;二条是搞《零八宪章》提出联邦制问题,这两条罪状不能成立啊!”据说该信是在上呈中央没有回应后才决定公开。而明报报道指中央有关部门对此已有反应,就是参加联署者中有人接到警告,有人被劝外出疗养,亦有人家中电话被切断。

腾讯网站在春节前展开了名为“蚁族之痛:春节恐归族”的大讨论,引来超过两万“蚁族”网民的热议。徐州网友“雕刻时光”这样写道:很后悔当初上大学,真不如在老家放羊,卖羊,娶媳妇,生娃;珠海网友“有点累”感叹道:对漂泊在外又不风光的游子来说,过年回家真的是一种痛,既想回,又不敢回;内蒙古兴安盟网友“金色阳光”这样写道:改革开放了,却发现生活还不如以前好过了,越富的越富,越没钱的越没钱。两极分化的太严重了。有钱人过年可以飞来飞去,而像“蚁族们”要买张火车票都抢不上!

青年作家韩寒2月1日应邀到厦门大学演讲,在这场题为“所谓大国文化”的论坛上,韩寒表示中国的审查制度危害国家文化,并希望每个人都不要沉默,保护国家不受到迫害。他说:“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真正的爱国主义就是要保护这个国家,让这个国家不受到任何迫害。”韩寒呼吁社会的每个人都要发声,他还说:“在文化上,甚至阿富汗都会超过中国。”

中央电视台大型年终特别节目《2009年度感动中国人物评选颁奖典礼》,2月14日晚上20:00在央视综合频道隆重播出。冉云飞在一篇标题为“政府越无耻,百姓越感动”的文章中表示,那些所谓感动的事情,明明是要政府去办的,现在却要个人去承担。他认为,像央视这样的传媒,只不过是在转移民众思考视线,替政府开脱罪责而已。有网友(@swinsody)说,你们评选的感动中国人物没有一个能感动我,能够感动我的都被你们关进了监狱。还有网友(@LoneMark)说,例如冯正虎(@fzhenghu )感动了世界,却没有感动中国。也有网友为刘晓波被判刑11年表示感动。北京资深媒体人凌沧州告诉记者:“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普世价值不可阻挡。在这个时代,我们如果选感动中国,首先是否应当选一些为推动中国民主自由人权而作出贡献的人物;其次是关注中国民生的人物;再有就是自焚的人,像唐富珍这样的;还有英勇维权的,邓玉娇这些人,是不是也能够进入感动中国的行列”。

继去年中国网民发起的自创汉字之后,2010年网路上开始流行一种新的英文流行词汇,那就是把难以解释的中国现象用英文词组合起来表达。这些词汇和中国网络上的流行语和社会现象十分同步,其中,有些很有中国特色,如:Gunvernment (枪杆子政权),Private center (裆中央),Ma De In China(草泥马中国),Shamehai (耻都上海),Antizen(蚁民)。有一些是中国社会特有现象,例如,Conferensleeping (影射中国官员开会时睡觉),还有一些是影射不公平的社会事件的,比如Cheat miles per hour (宝马车撞人事件中的七十码),Suihide(躲猫猫),Yakshit(亚克西),Suisided (被自杀)……这些新流行的英文词汇当中,还有一些则是讽刺审查制度和官方媒体控制的,例如:Emotionormal (情绪稳定),Canclensor (审查),Wall-e (防火墙)至于影射Facebook 等社交工具在中国因为遭当局封杀而无法正常使用,网民则创造了Faceblock的英文单字。此番新英文词汇的出现,为网络新语文文化增加了新的色彩,看似无厘头的文字中反映了社会的百态和中国政治的荒谬,更可以帮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当代的文化。四川网络作家冉云飞评说道,“这真是奇妙的时代,既是最差的,也是最好的”。

中国全国人大会议正在召开之际,3月9日,一百五十多名世界各地学者、作家、律师和人权活动家联名向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发出一封呼吁信,要求人大推动释放被以煽动颠覆罪判刑十一年的北京文学评论家和前教授刘晓波。信中写道:我们相信,刘晓波先生被逮捕完全是由于其行使了受到《宪法》和国际法律保障的言论自由,中国目前法律中规定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违反了国际人权标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负有监督《宪法》(第62条第二款)实施的义务,因此,保障各位所代表的公民能行使基本权利,是各位的责任。透过推动释放刘晓波,你们将捍卫自己的荣誉,并且表明中国将以认真的态度实现法治的目标。中国多次声明,将尊重人权和法治,为了使国际社会认真看待中国的承诺,以及让中国公民信任司法制度的公正正义,全国人大急需确保没有任何人仅仅因为他和平地表达了意见,而被判入狱。

两会期间,网民们大量传播的毛语录图片,其中一个图片上写着,“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另一张图片这样写着,“如果这样的共产党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挂着羊头卖狗肉,那么人民就要自发组织起来,以武装的革命坚决打倒假共产党!”网友蓝无忧认为:“反腐败还是要靠民主、法治、宪政的方式,以法治的方式来反腐倡廉,而不是像毛泽东所奉行的古代的专制帝王,以人治的方式进行反腐。比如朱元璋,他作为一个开国君主,也曾经以非常严厉的方式来进行反腐倡廉,但是从现在人看来是不足为训的,而且是不能持久的。”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在3月《学习时报》发表文章《依法治国必先依法治党》。

两会期间,湖北省省长李鸿忠“抢笔”事件之后,《时代周报》(第70期)记者请12知名新闻人谈职业尊严。前《人民日报》副主编周瑞金说:“在信息社会,再不能搞信息封锁和垄断了;在现代社会,再也不能无视公众的知情权了。推动信息公开,媒体责任重大。”“要保证民众的知情权,政府的政务信息要公开透明;要拓宽批评渠道,充分利用网络,接受网民的批评;民主的选举要落实,要真正自然地选举官员,选出符合民意的官员;司法要公正。”

知名80后作家韩寒,在3月12日晚上2010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开场白就说:“感谢国家,感谢党,感谢组委会,感谢父母!”引来全场的哄堂大笑。“感谢国家”成为新词,原本来自于人大代表于再清在两会讨论中对冬奥会冠军周洋没有首先说“感谢国家”,而是先说感谢父母的批评。受到于再清的言论影响,在之后一次的电视采访中,周洋已经被迫改口,把感谢父母放在了第五位。

两会刚刚闭幕,在广州、番禺、吉林都有人在大街上公开卖儿卖女。原人民日报记者吴学灿评论:“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信誓旦旦地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对领导和官员来说,没有最幸福、只有更幸福;对老百姓来说,没有最悲惨、只有更悲惨。这就是五千年最大的盛世和共产党六十年的无比辉煌。”

《南方都市报》4月11日发表洪振快的文章《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该报历史评论版编辑朱蒂因此4月17日遭停职)。

北京警方4月25日在大兴区召开会议,表示试点推行城乡接合部村落封闭管理模式。“建围墙、安街门、设岗亭,并封闭一些不常用的路口”,被管控如同“集中营”,此举被外界批评为隔离制度,是维稳政策下的公开歧视。博客作者刘水在新浪博客发表文章说,“对一个个自然村落实行隔离,全然出于限制自由的管控目的,实则是在北京周围制造一座座大监狱,此举骇人听闻。曾记得纳粹当初建立犹太人隔离区,也标榜为”模范社区“;纳粹针对的是犹太人,而北京当局针对的是整个流动人口阶层。”

朝鲜领导人金正日5月5日乘坐专列秘密进入中国境内,这是金正日四年来首次访问中国。第二天开始,中国网络上出现了“让金正日滚出中国”的行动。网友们批评金正日入住的的大连富丽华酒店总统包房,不但每晚价格高到1万6千元人民币,几乎相当于朝鲜的人均年度GDP总额,而且由于是专列和加长车队跟随,耗资巨大。有网友说,这些花费除了是朝鲜人民的民脂民膏,更可能来自于中国的援助。

5月18日《中国青年报》署名梁发芾的评论说:“应将网评员的信息完全公开和透明,实行网评员实名发帖制。政府部门一直呼吁网络实名制,应从网评员做起”。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6月9日发布消息,将2010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授予中文世界的所有推友们。该研究所并在公告中表示,在过去的一年里,约十数万推特(Twitter)用户,以他们的自由言说,光复了汉语。使我们大陆中国人再度与自由相遇,并学习着如何运用我们的自由。

一批公民社会的支持者发起《公民承诺》签署行动,期待中国公民意识能够更加普遍,共同支持保护公民的权利。北京维权律师许志永6月18日表示:“我们觉得应该有一批公民率先站起来,推动公民社会的进步,按照公民的要求,尽一个公民的职责,我们从自己做起,我们自己按照《宪法》、法律的要求,尽到对这个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公民社会应该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社会,公民和国家的关系就是国家是所有公民的,公民纳税养活国家权力机关为公众服务,政府应当真正作为公仆为公众服务,人与人之间平等,每个人享有基本的权利和自由。”

前中共政治局委员田纪云在《炎黄春秋》第6期发表《我从政的几点体会》:“领导干部退休,关键是要‘休’。退休后千万不可再利用各种关系干预‘朝政’,对现在的领导人指指点点。”“当领导人要敢于激流勇退,不恋权恋位,要是任期满了,或者年龄到了就要退下来,现在人才辈出,不愁后继乏人。”“到了眼睛睁不开了,嘴巴合不拢了,腰也直不起了,头脑也不清醒了,还赖在台上,是不讨人喜欢的。”

中国工人研究网的多名工作者7月1日前往中华全国总工会递交了一封由海内外学者和维权工人过百各界人士联署的呼吁书。呼吁中华全国总工会,要真正站在工人立场上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为工人说话,为工人办事,维护《宪法》和《工会法》的尊严和权威。呼吁信签名人包括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献田、美国犹他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李民骐、台湾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黃德北等海内外各领域人士。该网站主编张耀祖说:“因为我们的网站因声援本田工人被国务院新闻办封了,就没有别的办法发出声音,就只好呼吁全总为工人说话、办事。我们有个签名活动,一百多名社会人士联署。”

波兰共产时代的异议人士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7月10日在北京与中国网民会面以及线上交流,对中国的民主化转型表示乐观并鼓励知识分子更大胆的想象和承担社会责任。米奇尼克:“一个没有民主的、没有人权的体制下,经济是得以发展的,这样的体制,是否有未来?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没有自由的发展,是有它本身的局限的……专制在当今的社会是有悖于时代发展的。当时我们这么想,如果民主出现在西班牙、希腊、台湾,为什么我们不能出现?”“我们今天能尽情的对话,这在20年前是不可能的,这已经是双重的进程,经济的以及公众舆论意识的变化。中国的社会冲突在未来是必然的。中国的变化其活力如此鲜明,以致于将来的矛盾会更加激化。我们要不断向共产党重复:同志们哪,你们有机会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我们可以讨论如何循序渐进地通过这个方式。如果你们还是那么教条的话,你们会看到,天安门事件将会以全国的形式爆发。中国的凯撒们已经死了,毛泽东主义是可朽的,你们也是可朽的。”

中国大陆知名知识分子、中国最大右派章伯钧之女章诒和7月26日做客香港书展,举行讲座,她以回忆历史讲述了中共的告密文化在现今社会继续繁衍:“政权在压迫你,组织在管理你,社会在歧视你,你所有的亲人都又疏远你,然后一言一行都有人意味深长的关注,你就在这种状态下生活。冯亦代监视的是张伯钧,翻版到我身上。我曾经在一个会上发言,会上的发言和会下的聊天被上报、最后到邓小平哪儿,还上了简报;我去年去探望新疆支教的贺卫芳,人未到,校方已经通知贺卫方说章诒和要来看你;北京政法大学一名教授去年5月31还是6月1号下课时说,过几天是一个日子,我希望你们能穿白衬衫,我也会穿白衬衫。一出门校长就在门口,学生中就有信息员,这就叫卧底,传了代了。我一向认为这是我们这个制度中最落后的,如果终结了我可以不写,但问题是仍然在延续。”

中国官方大量报道孔子学院发展奇速,从2004年出现第一所孔子学院,到2010年的短短六年间,中国政府在海外开办第500所孔子学院。加拿大情报局局长法登7月指,孔子学院受制于中国政府。加拿大情报局前任官员朱诺?凯苏雅也指出:“筹办孔子学院并不是出于慈善理念,而是中共战略的一部份,与中共间谍部门有关联的机构为其提供资金。”居住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岛的中国问题专家、原中国人权律师郭国汀认为,中国政府在海外大规模设立孔子学院,是中共开展其对外战略的一部分。中共是在利用孔子,是在盗用孔子的历史文化及道德信用等资源。孔子学院的架构和性质有利于中共向海外进行渗透。郭国汀最后分析认为,中共的意识形态事实上与孔子思想及道德伦理完全背道而驰。

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8月1日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说,谈到台湾近三十年的政治文化变迁和民主历程;同时也谈到她的“中国梦”,她说,那个梦不是“大国崛起”,而是“文明崛起”,看待一个国家是否文明,要看它如何对待少数民族、异议人士与弱势族群。她强调,如果所谓大国崛起,是人民引以为豪的军事耀武扬威,是经济的财大气粗,是政治的唯我独尊,那宁愿它不崛起。这种崛起最终带给人民的是灾难;如何两岸在文明价值观没有共识,“血浓于水”又算什么?

《穷二代富二代》一书的作者钱图8月8号在京与读者举行交流活动。在书中,作者以亲身经历和写实手法展现了当前中国“穷二代”的心酸,以及作者在“富二代”朋友的帮助下跻身城市中产者的过程。北京理工大学的社会问题学者胡星斗教授认为,中国目前的“特权”体制是导致“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8月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表示,中国目前贪污腐败和贫富悬殊两大愈演愈烈的趋势,其症结是政府的权力太大;当强势政府强化到一定程度,市场经济就成了权贵资本主义。

在《凤凰周刊》8月发表的专访里,国防大学政委、中将刘亚洲说:“民族竞争是全方位的竞争,是综合素质的竞争。决定民族命运的绝不仅仅是军事和经济力量,而主要取决于文明形式本身。民族的生存决定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十年之内,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中国将会出现伟大的变局。政治体制改革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不可能有退路。”“一个制度如果不能让公民自由地呼吸并最大程度地释放公民的创造力,不能把最能代表这个制度和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领导岗位上,它就必然灭亡。”

《零八宪章》签署人之一的北京律师谢燕益8月致函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倡议制订《政党法》,提出“公民依法可自由组党”、“3人以上具选举权的公民可成立政党”、“任何政党不得建立武装”等内容。谢燕益提出,《政党法》的宗旨是要“依法治国”,任何政党、行政机关及军队都要服从宪法。他认为,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矛盾频发阶段,强势阶层与弱势群体所得到的社会资源很不平衡,因此需要透过合法的社会化组织机制来尽量达致平衡,以减低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谢燕益认为,组织合法的政党也可减少维稳的社会成本,作为立法机关人大常委会有责任承担这种立法的义务。

香港社会民主连线组织10月1日发起游行,百多名参加者以一个纸板做的棺材开路、拉着白布、并高举横幅和刘晓波照片,呼吁释放异见人士、结束一党专政。游行到中央驻香港联络办公室遭遇阻拦发生冲撞,警方使用胡椒喷雾并抓捕五人。参与者之一、六四记者、资深媒体人蔡淑芳说:“其实我们很和平的请愿,主要是国殇日我们认为中共政权是一个杀人政权,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为他做一个白事的行动,他们连这个都不容许。不给棺材经过、白布也不行、人也不可以经过,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它好象一个纸扎的政权一样。”

10月2日,山西太原迎泽公园约有两百名市民进行有关自由民主的交流活动,结果遭到保安人员阻挠,一位老人的手被割伤。山西民主人士邓太清告诉记者:“这个公园的聚会从2004年就开始了。自发的,大家不断的讨论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一开始是由退休的下岗职工为多,后来慢慢的一些知识分子、毛左派不断的介入去探讨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和一些知识分子,包括各界人士。”

中共前高官李锐及胡绩伟等五百位人士10月在网上发布一封公开信给全国人大,呼吁当局执行宪法第35条,兑现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原群众出版社社长于浩成向记者表示:“大家现在也都是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也都是在做维权的斗争,所以说明新闻自由是目前非常突出的问题,这次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更说明了这个问题,因为这样一位获奖的人却被关在监狱里,说明中国根本就没有新闻自由。”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10月18日在北京落幕,《中国:奇迹的黄昏》一书作者、独立评论员袁剑评论说:“改革开放30年,经济上可以改的东西基本上改完了,现在看到的中国经济问题,大部分实际上都是政治问题。”

10月《人民日报》批驳加速中国政改,旅居美国的经济学家何清涟评论说:“只有在中国前行无路,发生极大的财政困难,不改已经不能图存的时候,他们会想到政改。好像当时戊戌维新的时候,人家向西太后建议搞维新嘛,西太后就说你搞维新是救中国还是救大清呢?人家犹豫了一下就说‘那是救中国,不救大清’。这时太后就说:‘如果救中国不救大清,不维新’最后一个是抓光绪,杀六君子。把维新给打压。”

《法制日报》日前发表文章分析说,中国民间的NGO组织发展陷入恶性循环,其最大的难题,是难以筹措资金。大部分民间的NGO甚至不能以非政府机构身份在民政部门注册,只能以商业组织身份在工商部门注册,这大大限制了企业和社会个人的捐款意愿。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大学管理学教授谢田表示,中国的NGO,大部分从严格意义上说并非民间组织,而是政府主办的非政府组织。他表示,关键的问题是中国政府并不支持真正的民间组织,而是希望以政府的力量进行控制。“中国关键是从上到下所有的机构都是在政府的控制之下。所以这些小的NGO或者是民间自发成立的或有意成立的服务公民社会某一个项目的小组织可能因为大环境的背景之下,它也得不到政府的支持。”

10月25日重庆市举办中国首届“中华红歌会”,并邀请了三个境外的合唱团参加。美国《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评论说:“有些像国际歌,它表达了反叛的这么一种精神。所以这也使得有一些人在反对的过程中间,包括现在在中国你看有些维权的人士,他们心目中的这种红歌又唤起他们另外一种感觉,正因为红歌有这么一种意义,使得当局对在这种背景下唱这些红歌甚至是相当恐惧。”

上海11·15特大火灾事故后,网友朱子叶在新浪微博上表示,上海当局用了250个场馆、6个月的时间、7300万人来宣扬“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而1幢大楼、4个小时、53位亡灵证明了这不过是一个口号。也有网友表示,我们可以办一个“最好”的世博会,却无法扑灭一场大火,我们可以花几亿让世界为之惊叹的烟火,却没有预算去购买1500万一台的云梯,我们在建筑高度上赶超了全世界,却无法保护居住在里面的人们。一场大火烧得全上海体无完肤,原形毕露。而官方媒体没有继续探究事件的真相,易燃外墙材料从报道中被删除,反而大篇幅报道当局处理善后工作,官员如何探望受伤人员,也让许多民众失望.

中国女推友程建萍(笔名王译)因在社交网站推特上转发一条有争议言论而被判处一年劳教。外界对此继续予以关注和谴责。美国推特公司执行总裁科斯托洛11月20日发出推文表示:“发送一条讽刺性的推文就被劳教一年既非前进的方式,亦非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未来”。英国的《星期日独立报》星期天也刊文表示:“中国当局的压迫造就了世界上首位推特烈士”。

《南方周末》11月22日发表了题为《“国家秘密”由谁定》的文章,揭露了上海市卫生局滥用权力,以“保守国家机密”为幌子,打压维权打假的医生陈晓兰。

正义举报官二代考试作弊,却被冠以“危害国家利益”的罪名而遭跨省刑拘,王鹏的遭遇在网上引发“高度围观”,所幸得以重获自由。南方的一位法学专家指出,王鹏遭跨省追捕类似的事件近年来频频发生,包括《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湖北公民王帅、北京作家谢朝平等,这些事件的不断重复发生,突显了极权政府的权政府的致命弱点,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不会吸取教训,不断重复同样的错误,王鹏错案绝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

因撰写陕西三门峡库区移民的报告文学《大迁徙》,披露了官方在移民问题上的行政不作为以及涉嫌各种贪污腐败问题的北京作家谢朝平,虽被渭南检察院不予逮捕,但一直处于取保候审阶段。三门峡库区的上万名移民写公开信,呼吁解除对谢朝平的取保候审。移民代表董先生说,国家对他们三门峡库区60万移民极不公平,他们在移民过程中没有得到国家的移民优惠。他说:我们移民这50年所受的罪,政府定的不平等的政策,对三峡移民每人是四万五千块钱,对我们三门峡移民85年中央定了“三自方针”,自搬,自迁,自建。

中国大陆赶在诺贝尔奖前速成的“孔子和平奖”,12月9日下午在北京新闻大厦举行颁奖,最终不见获奖人台湾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现身。孔子和平奖评奖委员会是几名北京几大院校的教授学者组成,包括刘晓波的校友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谭长流和周桂佃教授。一名当天到会的记者以闹剧形容该颁奖礼:“绝对是闹剧,神秘嘉宾就是一个小孩代替连战领奖,没有人知道那个(奖金)到底怎么才能到连战手里。有人问,这个奖到底是怎么个程序得出来的,根本说不出个所以然,云山雾绕。所有的问题的回答我们都听不懂。都是一些冠冕堂皇的话,然后尽量避免说这个事儿,最后挺不住了,就开始抨击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说的东西特别可笑。反正在现场就觉得特别逗,能看得出这些人都很‘爱国’反正。”媒体评论人士莫之许认为:“好像是个草台班子,类似ANTI CNN 那样的,自费爱国的意思,官方给他们一些支持是有可能的。但官方主流报纸不太敢碰,因为也很尴尬。”

中国网民贴文章和写博客常常因为文字中有官方认定的“敏感词”而被屏蔽,无法上传的问题。最近中国出现了一款“防和谐器”软件,通过文字转换等,使网友可以顺利上传文字稿。在中国大陆这款软件的全称是:“网络发言防和谐器”。在美国的专栏作家章天亮12月18日就此表示:“中共和谐的压力使得我们的汉语被糟蹋。只有汉语被糟蹋了之后,才能够给登出来。标准的汉语、正规的汉语写出来之后,通过不了共产党的和谐过滤器。你说这到了什么地步了!”

由于腾讯QQ软件签名栏无法输入“言论自由”这个词汇,公民吴飞12岳1日在自己的新浪博客“公民吴飞”上,向腾讯公司以及其总裁马化腾发出《公民法律建议函》表示,“贵公司拒绝张贴的不仅仅是‘言论自由’这一词汇,也直接的侵犯了用户的言论自由权。《宪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这一词汇不属于我国《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十五条关于禁止制作、复制、发布、传播的内容;不属于我国政府禁止或限制使用的范围,不应被拒绝张贴。”腾讯公司在主动为当局提供用户聊天记录等方面已经屡有劣迹,而类似在签名或者QQ群中实施的“言论审查”更是比比皆是。

有“中国防火牆之父”之称的方滨兴12月20日开设新浪微博,遭网民围攻,抨击他助纣审查,结果被迫关闭微博。方滨兴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有网友说:2015年,我到方滨兴家做客,看到他搜索天安门居然页面被重置了。我惊奇地问道:“‘你……怎么还会被墙?!’方夫人说:‘自从GFW被推倒后,他就疯了,这是他自己在家里搭的。’”

12月2日有报道说,最近网管部门给予各大网站的宣传指令中,有这么一条:“各网站速将范美忠的《我的这两年》帖文,撤出论坛首页,迅速下沉。”其中的一段说:“我们这个国家整天在鼓吹什么崇高,我就觉得邪门。中国的绝大多数人都在道德底线以下。我跟很多人说过,每个人都不是道德的尺度。如果一定要如那些指责我的人,一般也以我自己为尺度,那么没有多少人能和我谈道德。中国有八千万人没有资格跟我谈道德,他们在宣誓的时候都在撒谎。”“绝大多数腐败的政府官员没有资格跟我谈道德,绝大多数教育工作者,没有资格跟我谈道德。你们整天充当奴化教育的帮凶、应试教育的机器,摧残学生,有什么资格跟我谈道德?还有那些炮制假新闻的人、一门心思做奴才顺民的人、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人、高喊崇高却还没为正义而死的人、甚至连交通规则都不遵守的人,他们真的有资格谈道德吗?”2008年5月22日,范美忠在《天涯论坛》发表了一篇叫做《那一刻地动山摇——5?12汶川地震亲历记》,引起铺天盖地的批评和谩骂。“范跑跑”的名字也不胫而走,成为颇有讥讽之意的网络热词。

12月25日,罗马天主教教宗本笃16世在主持圣诞节子夜弥撒时祈求和平、反对冲突。这位教宗在谈到中国时说:“愿救世主的降生加强中国大陆忠实信徒的信仰精神、耐心与勇气,愿救世主保佑他们在宗教和良心的自由面临限制的时候不丧失信心。”这位教宗呼吁中国广大天主教徒保持对梵蒂冈的忠诚。旅美权益活跃人士刘念春表示:“共产党的权力凌驾于宗教之上,这样的话对一个真正的教徒来说是行不通的。因为真正的教徒来说神是高于一切的。”

12月26日是毛泽东逝世34周年纪念日,中国大陆官方并没有特别的纪念活动,保持低调,而民间倒有几万市民到毛泽东纪念及其故居参观等,由各地赶到北京纪念的还有大批上访人士。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说:“在工人,农民中,在访民中有大量的毛泽东信徒,这些人对现实非常不满意,现实中的贫富差距,贪污腐败以及他们在实际中受到了损害,比如在征地和拆迁过程中受到的损害,所以他们纪念毛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纪念毛,而是表达对现实的不满,我们领导人应当从中来了解民意,来完善改革,来解决中国社会出现的问题,而不是转向毛的体制。我们很多工人,农民,很多不明真相者他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因此怀念起毛时代,但是我认为中国的的未来既不在毛时代也不在于目前畸形的改革,就是说只有经济体制改革,而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出路在于进行全方位的改革。”

2010年即将结束时,中国网民用各种调侃方式回顾这个充满戏剧性的一年。天涯网友评选年度网络十大流行语出台,在大学校园开车撞死人的肇事者雷人语录“我爸是李刚”位居榜首。其他入选的天涯2010年十大网络流行语还包括“神马都是浮云”,“给力”,“你懂的”、“做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鸭梨很大”、“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蒜你狠、豆你玩系列”、“我只为领导服务”和“我勒个去”等等。这些流行语都反映了时下中国社会关注的问题,例如“我只为领导服务”就是从成都交警对公众询问的态度中反映出社会的特权问题,“蒜你狠、豆你玩系列”反映了中国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和官方对价格的操纵措施。还有一些是网民对社会的反应,例如“神马都是浮云”,就经常用在那些风云变幻的社会热点问题上,反映了社会变化的速度之快,或者公众注意力不断的转移;而“给力”则反映了网民对一些公民行动或创造力的强烈肯定:“你懂的”则经常被网民用来表达那些敏感事件,很多人会说出一些事实,然后用“你懂的”来提醒大家思考。网友二可器连续六年在个人博客上发表整理“年度雷人语录”,专门记录当年最令公众惊诧也最令人深思的社会言论,而且大部分可能出自官员或御用学者之口。他在最新的博客文章中发布了“2010年雷人语录”,收录了五十五条类似的言论,其中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所说,“中国的贪腐程度属于中等,我们自己把它夸大了”,还有南京大爆炸中,对记者大喊“哪个让你们直播的?”的官员。

【民主中国】2011.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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