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欣欣:中国2010非常道(三)

五、人权

在歌舞升平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当中,有许多歌颂和谐的节目,但是实际上有许多访民、民主人士、异见人士无法回家过年,与家人团聚。十几名上海访民在大年初一到天安门前喊口号,一度被公安带走。上海访民毛恒凤说她和十几位访民在天安门广场前,喊了口号“无家可归,有家难回,看着红旗流眼泪,反对酷刑,反对迫害,反对司法腐败。要民主自由那一天早点到来,幸福的生活才会开始。我们就说了这几句话。”

中国大陆的民生观察工作室,公布了中国精神病院受难者数据库第一批收录名单,包括来自中国31个地区的超过300位受难者的数据。部分受害者至今仍然在精神病院。民生观察工作室负责人刘飞跃2月15日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设立这个数据库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在维权工作当中,发现精神迫害的情况比较严重,也很普遍;一位正常的公民,往往被当局送入精神病院,施加迫害,“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努力,引起外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对这个人权问题的关注,希望能促使中共当局改善人权环境。”

近年来,中国老干部因待遇问题而频频上访的案例越来越多。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干部肖华光便是其中一例。现年83岁的司局级离休干部肖华光在投诉信中指出,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竟然连起码的人伦纲常都不懂,中国能依靠连人类最起码的情感都不具备的“工具”崛起吗?他说,我曾担任国家领导人陈云的机要秘书长达26年,还遭到如此对待,为了所谓的“规定”,连我的生命都置之不顾。那普通的国家干部又会是什么样的境遇?中国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的医疗条件又是如何。这样灭绝人性、草菅人命的制度还能长久存在下去吗?在这样的“规定”下,我的来日无多了。我希望你们记住我的冤死,为我伸冤!为我们多灾多难的中国呐喊!

中国各地到北京维权的访民,遭到驻京办或截访人员殴打,甚至关押黑监狱事件,几乎每天都在发生。2月,一批在京的访民组成“上访维权联盟”,人数已达数万。民政部日前拒绝了他们的注册申请。发起人之一的辽宁访民袁文华2月26日告诉记者:“地方官员知法犯法。首先,访民因有各种冤情而来到北京,地方的官员使用暴力将访民强制绑回原住地,非法监禁,致使访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袁文华表示,近年来,由于政府不作为,访民上访无果,最后被逼上绝路:“部分访民自焚,剖腹的也有,对社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我们成立这个联盟,就是组织大家,依法上访,反对以权谋私的或不依法行政的官员,这就是我们的宗旨。”

2月28日下午两点左右,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在小区两次遭到公安驾车两度撞击,冯正虎3月1日表示,会向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反映情况。

河北省献县10岁的男童于云龙3月16日穿状衣到天安门寻找父亲被警方抓走。据报道,于云龙的父亲到北京上访多年后失踪。于云龙在家乡生活没有着落,也没有上学,于是便孤身来到北京身穿状衣准备到天安门找胡锦涛,温家宝。他的状衣上写着:胡锦涛、温家宝爷爷救救我。

“三鹿奶粉事件”至今已经一年半,中国总理温家宝于“两会”召开前接受新华网等记者采访时首次表示,全国受到三鹿奶粉影响的儿童达到三千万,国家花了20亿元(人民币),同时,给受到奶粉影响的儿童上了保险,为期20年。河北张家口的患儿李晨曦七个月大就开始喝三鹿奶粉,孩子的母亲李崇香告诉记者,近期患儿肾脏肿大,从未享受过医保:“没有什么都没有,而且都不在索赔范围内”。记者:为什么不在索赔范围内?家长:就是因为医生说B超显示正常,但是图上确实有很多小亮点。毒奶事件后,当局下令所有公立医院不得将四毫米以下的结石写成“结石”,一律称为“结晶”。

获夏威夷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中国独立纪录片电影节“独立精神奖”的影片《上访》在第三十四届香港国际电影节上放映,这部记录中国大陆访民遭遇、拍摄期长达十二年的片子。4月2日放映后,导演赵亮以及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与观众透视上访现象。于建嵘说:“赵亮电影中苦难的根源在什么,它是制度性不是个人性……我们做过统计,他们送上去多少材料,多少有回音?千分之二。这么一个有很多严重问题的体制,但并不会杜绝人们上访,连信访局原来的主任也上访、警察也上访,明明知道这种上访没有用,老百姓还选择上访,说明什么?赵亮电影中出现的那种镜头,实际上是制度性的博弈,其中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还有信访的民众,博弈在非常复杂的环境下进行,他们都是制度的牺牲者。”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民间学术机构“威尔逊国际中心”4月14号举办了一个有关中国大陆非政府组织运作的研讨会,邀请中国和美国学者讨论当今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现状和他们与政府的关系。美国肯塔基州州立大学路易威尔大学“亚洲民主中心”研究中国公民社会问题的学者蒂莫西-希尔德布兰特说:“许多非政府组织在他们的正式声明中都表明他们的组织在协助保持‘和谐社会’。其实当我问他们,这是什么意思,他们会说,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我们知道政府喜欢这种说法。”希尔德布兰特还指出,虽然在中国,法律要求非政府组织注册登记,但地方政府却更希望这些组织不要注册。因为非政府组织要与政府保持良好关系就更容易被政府控制。而如果它们不注册,那么任何来自国际社会或中央政府的款项都将最终转流入地方政府手中。

福建三名网友因为替严晓玲母亲上网发帖,呼吁政府及社会关注严晓玲“遭轮奸致死”一案而于4月16日被判刑,来自全国各地和福州本地的支持者大约两千人在马尾法院门口表达支持。他们都在胳膊上系了黄丝带,高喊“自由万岁!”“正义万岁!”“三网友无罪!”还唱起了《草泥马之歌》。还有更多的网友在网上关注这一消息。11月20日,福建三网民案关注团获得在美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颁发的“杰出民主人士奖”。

距离上海世博会开幕还有两周,4月16号,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前,中国冤民大同盟的主席沈婷和同伴披着写有“上海世博世界的耻辱”字样的条幅,并展示冤民遭受毒打的照片。沈婷:“今天来到这里我们就是要向联合国提出诉求,我们的房屋,我们的居住权,我们的生存权全部被剥夺了。刚才我们进去了联合国里面,我们也偷偷地带了书进去,发给了一些外国人。他们也说,这个我们会了解,整个过程都是非常有好的。”

河南省27个受害者家庭4月6日在网上发布联合公开信,指控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2中心医院将他们的家属诊治后致死或致残,事后又伪造病历、竭力遮盖责任事故。受害者家庭代表人薛秋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这非法行医像治死人命,要是地方医院是要判刑坐牢的。可是军队医院即便他是聘请地方的医生,这些人都可以逍遥法外。俺的目的就是要引起国家的重视。制止这样的不法犯罪行为,不能再继续祸害百姓。”

一本名为《上海骷髅地》的新书5月初在台湾出版,由《纽约时报》合约摄影师杜斌撰写和摄影。他在接受明报记者采访时说:掌权者以城市改造之名,官商勾结,联手铲除了那些人的合法的栖身之所。正是这强迁过程,造就了世博的“辉煌”。他说,过去十年他一直关注访民的情况。去年9月,他首次接触到十位来自上海的被拆迁户,听他们诉说了各自的遭遇,但是当时他并没有为此出书的念头。之后,再接触到更多来自上海的访民,使他改变初衷,“……我写这本书,只是要告诉一下别人,告诉一下读者,作为一个人,活着,他是有尊严的,而且今年的两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他的工作报告里面也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更幸福、更有尊严。

5月7号,在上海世博会纽约馆开放的日子,身在纽约的上海访民胡燕在联合国总部前,以照片和文字推出一个“世博海外展馆”,揭露中国当局违法拆迁的真相。胡燕:“我要告诉世人真相。上海市政府举办世博会就是一个阴谋。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掠夺我们的土地。六个月之后,世博会场馆拆除,它进行土地的再次开发,谋取暴利。但是它的前提是掠夺了我们的私有财产。全世界都参与了世博会,我希望他们了解这个真相,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真相。”胡燕在联合国前的“麻雀护巢”行动在扩大,不仅湖北访民加入,5月11号还有来自加州洛杉矶为母亲被扣押前来抗议的人士。8月31日,胡燕开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摆设自己的展板,抗议上海政府为办世博所做的强行拆迁,并向联合国秘书长和人居署递交陈情信。

美中两国将在华盛顿展开人权对话之际,在北京的数百访民5月13日聚集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驻北京办事处请愿,争取人权,反对迫害。湖北访民黄猷凡告诉记者,他们在此聚集的原因:“他们说今天是(人权)对话日吧,是美国和中国的对话日,‘我要人权’,我们横幅上写的这个(标语)。因为大家都走投无路了,比如以前他们打我,去派出所讲理,现在他们要抓我,我到世博会去自杀,被上海的维权律师郑恩宠和冯正虎把我拦住,不准我自杀,我现在到北京来了。”传统媒体收到宣传部门禁令,必须使用新华社通稿,各大新闻、门户网站也收到通知要求“正确”报道“中美人权对话”,相关消息不上首页,关闭跟贴评论。

参加过抗美援朝的二,三十名退伍老兵代表,5月14日到市政府上访,要求恢复干部身份,提高待遇。一位姓范的退伍老兵现场表示,他们本来是国家干部待遇,但是93年给他们改成了工人待遇,已经找了10年都没解决,目前有病都看不起。他说:“要求市长,市委书记出来,他们也不出来,这些老兵也不走,抗美援朝应该已经六十周年了,这些老兵问题不解决是国家的耻辱,看病看不起,住院住不起。我们就是要求落实政策,干部身份被取消了,当了几十年的兵,现在成了工人了,所以工资就低,原来是最可爱的人,现在成了最可怜的人了。九三年把这些老干部都剥夺身份了,反映有十年了,到现在一直没解决。”第二天,请愿行动升级,五百名退伍军人集体高唱革命歌曲,大声喊着口号,游行至市人大静坐请愿,大批警察戒备,在市政府官员出面答应下周一给予明确答复后方才散去。

美国人权团体“自由之家”6月3日公布有关2009年世界各国人权纪录的年度报告。人权最糟糕的区域和国家包括西藏、缅甸、朝鲜等。

6月21日上午,位于北京海淀区西四环五棵松路北八号院内的解放军总参谋部,军训和兵种部第一干休所院内的两户军职人员家的别墅墙院被强拆,引起家属极大愤慨,他们除了开来车辆将干休所大门堵死外,还在大门口挂起了横幅标语,上面写着“坚决捍卫美好家园”、“依法维权,违法必究”、“查处军队腐败现象”等大标语。一位军职家属张女士表示,她的丈夫就是早前因拆迁问题被气死的。她说:这些在职的干部跟上头一级级勾结,以给我们改善居住条件为名实际上就是为了他们自己,又能得大房子,又能搂钱。他盖的是经济适用房,产权只有30%,但现在我们的产权是100%.我们希望媒体都知道我们院的事,我们报警,警察说我们没有权力管军队大院。没有地方伸张我们的权利,都说用法律保护自己,可是法律束之高阁,谁来执行呢?

6月23日,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的妻子陈玉莲到湖北省委门口称要找省政法委领导时,被误作信访对象,遭到6个便衣警察的围殴。武昌公安分局已经对3名在执勤中行为粗暴的民警做出记过处理、记大过处分并调离公安机关等处理。很多网友发出这样的质疑:“如果被打的是普通老百姓会怎么样?”“公理何在,中国法律何在?”

湖北省潜江市一百多名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及本世纪初,被当局辞退的民警,随后发现当地政府将警察名额私相授受及作为商品买卖,最近在掌握证据之后,推选出十多名代表组成上访团,到北京上访。关注事件的湖北维权人士姚立法6月28日告诉记者,上访的这批是当年被招聘后,又被辞退的民警:“他是叫招聘民警,他们干了一、二十年,后来基层就把他们一脚踢了,踢掉之后,来的指标被转卖了,当局把它卖给当官的亲戚。”

维权人士刘沙沙遭到国保警察的绑架而失踪,7月18日她回北京之后公布被施以非人酷刑的细节,引发网民震惊和国际关注。根据刘沙沙的介绍,在她被绑架之前,国保警察为了避人耳目,曾经利用一个“穿马甲”的推特帐号(@Cherish_619)冒充新闻记者说要采访她,并约她到人民大学门口见面。16日晚上8点50分,在人民大学东门,在趁着刘沙沙没有防备的时候,海淀国保与桐柏县人员将她绑架,拉到京郊某处,反绑、蒙头、殴打、用刑折磨了一夜。刘沙沙在推特上的控诉说,“挣扎时他们把头套下半部掀开,又一块湿透的布堵住口鼻,竟然全是辣油,口鼻、肺腑全被毒辣辣透。”17号下午将她拉到邯郸磁县,她坐一夜站票火车回到北京,手机、银行卡被抢,脸上多处淤红。记者问她:“他们有恐吓你吗?”刘沙沙:“有啊,要把我拉到河北、内蒙给埋了,然后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他们说要拍我的裸照发出去。”……网友们对如此暴行感到震惊。一批人士,包括知名艺术家艾未未等闻讯后马上前往人民大学,与刘沙沙共同到被绑架时的现场,并共同前往海淀派出所报案。在加拿大的人权工作者侯文卓表示,他已经就刘沙沙遭酷刑一案向联合国人权办事处、联合国酷刑专员诺瓦克、世界各国的记者、人权组织、妇女组织等发布紧急呼吁书和新闻通告。

6月21日,来自山西、山东、河南、辽宁、北京、江西、广东的十多位毒疫苗受害家长,先后到卫生部请愿,然而一个月后疫苗问题依然如故,请愿的家长成了监控对象,表达诉求换来的是被拘留。10名疫苗受害儿童的家长7月19日在卫生部门前请愿,当局出动公安及保安员以暴力手段,将他们带到北京展览路派出所,8人被以“扰乱公共秩序”拘留五天,期间一位家长骨折,多人伤重,但公安却不准就医。在河南商丘的卢卫卫虽然经过绝食抗争,当局才准许他到医院看护病重的女儿卢佳润,却限制他的行动。他说:“我这里每天24小时被他们监视着,12个人看着,把我关进拘留所几天之后,孩子一直在抢救室抢救,五、六天,终于把我放了,不准我乱跑,让我在医院,医院让我转院,因为条件有限,上面不让转,到现在现在情况还是非常危险。”

广州政协委员为了亚运会主张广州电视台采用普通话播音而引发普通话与粤语之争。虽然政府出来辟谣,但深感危机的广州人在7月25日发起活动支持粤语。这次支持粤语的集会活动有数千人参加。警方宣布集会非法,民众在和平理性地表达了自己的诉求之后和平散去。期间虽然有多次小范围的个别事件,但是整体没有发生激烈冲突。在防暴警察面前,在街头的网民行动中表现了最大程度的克制,被网民称为“完胜”。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教授表示:“线上不再只是线上,网民不再只是网民。”7月31日,广州三千民众再度举行大规模集会,力挺粤语,逾千名公安到场阻止集会,双方发生推撞,有人向公安投塑料瓶,约16名集会人士被公安扣留,7名在场的境外记者被公安以“涉嫌非法采访”扣查。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9月13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会议上,对中国、俄罗斯等一系列国家的人权纪录提出严厉批评。皮莱说,在中国、埃及、利比亚等国家,一些公民社会团体受到法律以及其他政府行为的打击。

杭州访民张宝珍到北京上访,结果被浙江省驻京办主任为首的八人关在“黑监狱”殴打,多处受伤。她讲述驻京办主任戴永林打她的经过:“9月28号在京浙宾馆的地下室,省信访局驻京办的处长戴永林带领八人,戴永林亲自打我,拉我头发,把我头发拉下来一大把,给我打的全身都是伤,全身都是淤青,然后还非法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不给我吃饭。”杭州作家傅国涌及一千三百多户居民,也面临强拆,他论说:“我们没有新闻自由,所以还要靠《自由亚洲电台》来曝光这样的犯罪行为。现在实际上没有什么好评论的,就是一个犯罪行为,这样就可以看出我们中国今天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的法制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10月1日上午,当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时,访民来到联合国驻北京办事处前喊冤:“督察腐败”,“官官相护”,“有钱人再有罪都不管啊!”,“冤枉啊!”

第三届世界福音大会10月17到25日在南非开普敦举行,中国大陆有二百多名家庭教会成员被邀请,但近日,20多人被拒出境,没启程的受到严密监控,骚扰,有人被殴打致伤,有人甚至被拘留。北京家庭教会的范亚峰博士10月14日对记者表示,这么多暴力事件显然就是说明了上面下了死命令。从侧面证明就是,宗教局,统战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把洛桑会议定为所谓反华会议的文件可能是真实的。虽然现在无法确定,但是这种迹象表明这些消息是真实的。这么多人被拒应该说是家庭教会与中共政权关系的重大转折点,就是说正常的宗教交流活动受到中共当局的野蛮,暴力的、不择手段的打压。这种情况下使中国家庭教会在与政府的关系上,心态上进一步疏离。

10月25日是中国派军抗美援朝的60年纪念日,当天中国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以及副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纪念仪式,会见参展老兵,表示抗美援朝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胜利。中国各地的参战老兵连日也有官方或自发组织的纪念活动,主题各异。其中,山东老兵们24日在枣庄市举行了民间纪念活动,约500人参加,除了缅怀过去,他们呼吁落实国家政策,赋予他们应有的荣誉和待遇,老兵代表吴修泉周一告诉记者:“礼拜天开了个大会,到了将近五百人。阻拦方面现在比以前好点了,以前把人控制电话监控这情况很多。昨天不让我们挂横幅,他们来做工作,我说你们做不通,我们十几岁跟着共产党,我们不反对共产党,我们讨回公道要身份要待遇……”今年79岁的吴修泉说:“停战以后我们中国的牺牲了76万,我们二百万战友现在还在生的全国还有50万人,想起来我们很难过。我是搞侦查的,一个侦察排第二天有情况集合的时候发现全部冻死了,惨不惨?那时候一天吃不上一顿饭,吃不上饭也要打,朝鲜战场上战壕里全是英雄,现在想起来死了几十万人我们非常惭愧非常难过。中国人民称我们是最可爱的人,现在我们成为弱势群体,成为被遗忘的人,我们心里能平衡么?我现在拿两千多一点已经算高,农村的只有250元。”湖北武汉市伤残志愿军人蒋学权文革期间冤狱十年,其后虽平反但一直不获赔偿和应有的待遇,周一看见电视上的纪念活动,他不断落泪。蒋学权对记者说:“想起抗美援朝,我只有哭,死里逃生,我是抗美援朝又是解放海南岛的,两个战争都死这么多人,可怜得要死。我们现在基本上什么照顾都没有,什么依靠找不到,没有活路。最不服气的就是我为革命15岁参军,又服从党的分配参加抗美援朝,当时我的腿受伤,头上还有两个弹片没取出来,结果现在看病没钱,吃饭都没钱。”独立评论人士刘逸明说:“要纪念这个活动与其庆祝更多需要反思,中国参战实际上是助纣为虐。现在国内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战争实际上是不把中国军人生命当回事,朝鲜战场上牺牲了很多很多。”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退休的物理系张教授和多位退休大学老教授因政府强拆私家房而18年上访无果,10月28日到位于东城区北河沿大街自家宅基地的墙边。他们手拿铁锤,并高举写有“私房产权人决心以实际行动捍卫权利”的标语。多位国际媒体记者在旁拍照,张教授向围住自家宅基地的墙凿下去,现场围观群众一片支持的叫好声……。张教授第二天对记者说:“我们三家就在我们家宅基地的外边接受记者的采访,我就拿斧子砸墙,表示我的决心,我要在这开一门。当时有很多过路的人对我们非常支持,大家就说我们要回家,我们要维权,要实现温家宝所说的我们要有尊严地活着。我希望把中国国内的现实要让世界的人民能知道,中国老百姓是怎么样的在抗争,是怎么样的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中国是没有法制的国家,现在需要法制来维权,而个体的维权是非常的艰难,简直就是无路可走。”

美国国务院17号公布了“2010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报告有关中国的部分说,在过去的一年,中国政府加大了对新疆地区的宗教迫害;中国对西藏和其它藏区的宗教自由压制依然严重;一些宗教或者精神组织,比如法轮功,被中国政府定为非法组织。中国政府在“敏感时期”加紧对宗教组织的控制,比如,在国庆日,6-4天安门事件周年纪念日,上海世博会期间等。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2010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发布会上表示,宗教自由是美国的建国原则,“我们发布这一报告是因为宗教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是一项普世价值观,并不仅仅是美国的价值观。宗教自由是任何稳定、和平与繁荣社会的基本因素,是《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人人都应享有的自由。”

在知名艺术家艾未未的倡导下,一个公民调查小组在上海大火的“头七”之后,开始对遇难者的真实姓名进行调查。11月28日是死难者的“二七”祭日,依然有数千民众前往胶州路为死难者安魂。当局出动数百名警察在现场监视,并赶工在大楼周围架起了铁板高墙,上锁限制民众入内,据悉还将对整座大楼进行封盖。网友“编程随想”在自己的博客站点发表标题为《党国应对灾难的标准操作流程——以上海大火为例》的文章,总结各大灾难后政府运用娴熟的操作手法,将灾难和悲剧变成歌功颂德的“喜剧”,却让国民陷入无视教训、从不问责的病态。

《新周刊》杂志年终一期将2010年总结为“围观之年”,其中的标题文章表示:“从近年来的‘散步’到今年的‘围观’,监督与维权层层逼近,印证了公民社会的成长路径。”

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全国各地约两千访民聚集在联合国驻北京办事处上访,要求关注中国百姓的人权,当局派出大批公安抓捕访民,“人权日”成了“逃亡日”。访民刘先生说,官员们对待访民如同畜生:“当局把访民当成牲口一样,地方把人截回之后,有很多访民被关进黑监狱的,关进精神病院的,劳动教养的,打死打伤打残的数不胜数。”一位访民说,近期上访的人越来越多,原因是当局采用的手段更加残酷,一周内已有两位访民死于非命:“(12月)5号那天在永定门长途汽车站旁边的臣名宾馆,辽宁有个姓桑的四十多岁被他们地方截访的从楼上打坏了之后扔下来摔死了。昨天(12月9日)在桥洞死了一个八十多岁贵州的老人。”

六、法治

引起争议的打黑律师李庄案一审1月8日上午在重庆市江北区法院宣判,伪造证据、妨害作证案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当天在自己的博客上以“痛心疾首”评论这一判决。他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这个案例开了一个非常坏的先例,让中国刑辩律师根本没办法进行他们的业务,而且整个庭审并非正当法律程序。”

中国的搜狐新闻2月发表一篇题为《官员的缓刑是该缓缓了》的评论文章。文章的作者赵冷暖表示,有统计表明,2001年,中国法院对职务犯罪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缓刑的比率约为51% ,而到2005年此类缓刑率就递增到了66%多。而矿难等重大安全事故渎职犯罪的被告人被判处缓刑的更是高达95%!中国最高法院2月发布《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其中特别提到要“严格控制依法减轻处罚后,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适用缓刑的范围,切实规范职务犯罪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适用”。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原济南市政协委员孙文广给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写信,呼吁将普选、直选和竞选写进中国宪法。教授在信中说,1949年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五次提到普选,但是真正的普选却至今没有实现,更谈不上官员的直选和竞选。孙教授3月3日对记者指出,中国的人大代表选举并非直选。他说,所谓举行全国直选就会造成混乱的说法站不住脚:“……为什么民国政府在1946年的时候它就可以提出省长、县长直选,而我们自认为有优越的社会制度,为什么到了六十年以后,它反而不能够实行直选呢?”孙教授在写给两会的信中将民主选举和国家统一联系起来;他说:“如果不能实行直接普遍的竞争选举,缩小两岸选举制度上的差距,请问北京当局,如何实现他们梦寐以求的两岸的和平统一?”

中国公安部监所管理局5月表示,将对羁押场所的安全管理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并采取措施,杜绝被监管人员非正常死亡。北京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的黎雄兵律师表示,中国这几年在禁止酷刑、防止被监管人员非正常死亡方面,没有什么进步:“基本没有进步,它这个非正常死亡的事件话从来没有减少,其中的‘躲猫猫’,后来说是‘做梦’,然后说是‘洗脸’,反正总是有个理由,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死亡的原因。它从来就没有减少非正常死亡的事件,另外一个就是从来没有一起案件能够得到非常诚恳的、公开的、透明的承认过。这种情况背后的根源就是说我们目前的司法体制改革它是一个反方向背道而驰。它从根本上决定它的效果或者是它的现状是非常的日益恶化。”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到今年年底之前,展开一个“解决行政案件申诉上访专项治理活动”。新华社报道说,这个决定是目前正在广东东莞举行的“全国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座谈会”上决定的。报道引述最高法院副院长江必新的话说,起诉权如果得不到有效保护,其他诉讼权利就无从谈起。最高法院要求各地法院,不得随意拒绝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案件立案,也不得偏袒地方部门利益。在广西执业的律师杨在新表示,中国民告官难题问题不在法院,而在司法不独立:“政府部门或者公安部门,或者其他行政部门也好,简单地讲是一伙的,他们是一手遮天的,让你怎么告也告不了。最高法通报出来以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地方政府还是会有这样那样的各种的抵制。……”

5月28日在武汉结束的公安部中国安康医院工作会议强调,精神病医院收治正常人,须经过公安机关办案部门的审核同意。公安部还要求各省至少建立一所医院,收治精神病人。上述消息引起网民的极大反应,在官方最大的人民网强国论坛,网友指责说,“太荒唐了,到底是公安部门还是精神病医院具备精神病的认定资格?”、“如果是警方认定,医院应该关门”、“公安部的手伸得太长了”。江苏一位网友称,这意思是经警方同意,把没有精神病的人收进精神病院进行治疗,折磨成真正的精神病,如上访人员等。湖北网络作家刘逸明认为:“我觉得是非常荒唐的事情,警察是破案的,怎么有这个权力去鉴定人家是不是精神病呢,言外之意是,不是精神病,也可以送进去,只要公安部门同意,按道理精神病院只能收精神病人,不是精神病人都不能够收,收进去等于是给别人施加酷刑。”中国地方当局将访民及异见人士送入精神病院的情况,并不罕见,其中除了普通市民,也有大学教授。

一批中国律师及维权人士成立“中国访民维权律师团”7月1日在互联网上公告成立,将根据访民需要免费提供咨询等专业服务。有律师团成员表示,该团体的存在方式是在网络上,而不是以实体出现,也暂不考虑注册,因为有关行政部门在一些违法的政策之下,很难保障民间结社的基本权利。

北京异议作家余杰日前向中国总理温家宝发出了题为《取消国保是中国长治久安的第一步》的公开信。因为计划在香港出版《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余杰7月8日下午被北京朝阳区豆各庄乡派出所警方传讯4个半小时。余杰说,在被北京市国保大队传唤时,这封致温家宝的公开信还没有在网上发表,7月8日的传唤可以说是温家宝先生执迷不悟、纵容国保的又一铁证:“这个部门它是隶属于公安部,公安部又是国务院所下属的一个部委,所以作为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我觉得他纵容甚至是鼓励国保,所以我写了这样一封信。”

英国天空新闻8月1日报道北京律师张凯被安全人员酷刑拷打的亲身经历。他说他被关在铁笼子里双手被紧扣在笼子外,手铐伤到神经,他的手有六个月没有任何感觉。而这名律师只是因为代理人权案件诉讼就得罪政权被恶惩。律师在代理当事人伸张正义的诉讼中受到不人道待遇的,最为国际上了解的就是人权律师高智晟,不过据天空新闻的记者表示,高律师目前的行踪外界仍旧不清楚。

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曾于2008年11月就禁止使用酷刑问题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据维权网报道,中国政府2009年11月在相关答复中不提它采取了什么措施来执行联合国的建议,反而对联合国的意见表示质疑;中国司法当局对被拘留者与律师见面施加限制,继续对被拘留者使用酷刑,看守所的非正常死亡依然明显。另外,中国政府拒绝联合国有关对89民运的暴力镇压进行全面公正调查的建议。重庆的人权律师李仁兵表示,维权网有关中国在禁止使用酷刑方面局部情况恶化的观察符合事实。他说,中国一些羁押场所的物质条件有所改善,但是使用酷刑的情况仍然普遍存在:“我觉得局部地区有恶化是事实啊。尤其是很多地方为了维稳不顾法律的规定。从整体的情况来看毕竟国家经济水平提高了嘛。北京有些地区的监狱条件改善那也是一个事实,因为毕竟经济发展了,经济条件改善,生活条件改善也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酷刑也在广泛地使用,并没有杜绝,在不断发生,尤其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然后对人权的不重视,酷刑的使用还是比较普遍的。”

中国《法制日报》9月30日报道,中国行政诉讼法实施至今的20年间,中国各级法院共受理各类一审行政案件152万余件,原告胜诉率30%.报道指出,当前中国法院的行政审判工作仍然面临一系列困难和问题,包括:一,办案阻力大,导致法院受理的案件少;二是,官官相护,在民告官案件中,平等公正理念难以贯彻;三是,地方政府的土政策限制法院受理审判民告官的行政案件。美国民间机构“中国信息中心”的吴弘达先生表示:“实际上中国民告官的案子还多得多。如果是自由的国家的话,1995年它判我刑的时候我就可以告。今天的刘晓波他也可以告。如果是在美国我今天可以告联邦政府、告州政府。政府要判我刑,要有证据、要有法律,但是中国这个情况是不存在的。因为中国的法官、政法委员会全是共产党。这是在一党专政范围以内的,是在共产党底下的法律制度。”

10月,北京所有局级官员参加维稳培训班,而下属各级机构会设立“综治维稳工作中心”,使得专门的维稳机构覆盖全市。在美国的专栏作家章天亮博士评论说:“中国去年一年的维稳经费是5,140亿元,只比中国的军费少一百多亿元,而且跟去年相比的话,它增加了47%.实际上就是发动一场对人民的战争。只能说明实际上这个社会的稳定已经风雨飘摇了。所以它只能靠大量的金钱的投入和这种暴力的镇压去维持统治。”

11月24日晚,辽宁省鞍山市巨无霸酒店门外,鞍山反贪局局长侯伟被市纪委监察一室主任张强等5人殴打后不治身亡。一篇以死者家属名义所写的帖子称,年仅42岁的侯伟,政绩突出,秉公办案。在任反贪局局长近一年的时间里,查处了数十件大案要案,很可能引起相关人员不满,甚至产生报复心理。此后十多天里,事件当事人不但未被绳之以法,反而四处活动,捏造事实,包括谎称侯伟是自己醉酒在包房内摔伤,目前案件已陷入停滞状态。死者家属称如此案得不到依法查处,他们将竭尽全力直至到中央上访。死者亲属12月6日对记者表示,愿为该帖子反映情况的真实性负责,相关事发经过的描述皆有事发酒店门外的监控录像为证。“绝对是真实的,我们决不会发些假的东西,在网上造谣,我们都是有证据、有视频证据的。只是现在,我们不便透露太多那些内情。”

为了纪念国际人权日,12月9号德国位于柏林的“东德秘密警察监狱纪念馆”,以“从《七七宪章》到《零八宪章》”为题,举办了一次大型的国际性研讨会。研讨会邀请了中国著名异议人士,曾经因为要求平反六四而被当作精神病人关押13年的王万星先生,以及流亡作家、出版家贝岭先生。他们在研讨会期间参观前东德秘密警察监狱。王万星先生说,“它这个监狱是过去东德关押政治犯的一个监狱。我从这个监狱的参观中感到,德国确实和中国有不同的地方。德国人办事很严谨,它的线人,它的审讯方式,也是很精密的,就像瑞士人造手表式的,他是很精细、很精细的。无论是在哪方面都如此。我觉得,据我对中国的监狱情况,犯人情况的了解,德国还是很先进、很严密、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京华时报》12月14日报道称,中国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提出明年中国法院工作的总体规划,要求各级法院妥善处理各类群体性事件和个人极端事件,推进网络虚拟社会管理,减少社会对抗。北京维权律师唐吉田认为:“司法保证最根本的实际上就是最高法院从党政机关的这种管理模式当中解脱出来。让司法规律来确保法院工作的基础条件能够不断地得到完善和保障。实际上这也是非法院一家能做的,但是法院可以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减缓一些不相干因素对司法的干扰和破坏。”

张博树在题为《我主张废除刑法第105条》的文章中指出,这条法律违背宪政立国的普世原则,常常被作为迫害异议人士的法律根据,是专制之法、是悬在所有良知人士头上的一把恐惧之剑、是推进中国民主转型的障碍。张博树举例指出,刘贤斌因为组党被视为“颠覆国家政权”、刘晓波和谭作人因为写了一些文章、搞了一些签名、接受了一些采访批评共产党现行体制,也被认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总之,组党是“颠覆”,写文章是“煽动颠覆”。张博树曾为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人员,一年前因发表独立学术观点而被社科院强迫退休。

维权网12月19日发表数以百计联署人的《公民权力主张书》;《主张书》强烈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撤销《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美国俄克拉荷马中部大学教授李小兵表示:“从五七年开始,当时主要针对一些反革命和他们的家庭,又没有构成犯罪的行为,但是也把他们关押起来强迫劳动,最多有到12年、14年的关押都有,并且关押的数量也很大。从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以来大概每年都有70万到80万人在劳改劳教的范围内,但是现在人员比原来是有减少。根据国家的一个统计,2000年以来大概是60万到70万人。但这个数量也很大了,对法律的改革成为一个瓶颈,成为一个焦点。现在这么些人签署,这是一个推动。因为这不是第一次提出来,已经在人大开会提出多次,现在可能到了需要解决的关头。人大可以通过立法增强检察院、检察人员的权限。如果检察院可以制定一些措施来限制抓人或者关押的人数,这可能是一步可行的方式。”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受害者之一、旅美人权活跃人士刘念春表示:“社会各界对劳动教养有反对意见,这种反对意见还不少,可以一直没有取消。没有取消的原因就是劳动教养可以体现中央政府的意志,也可以体现地方政府的意志,随时可以抓人,随时可以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要把教养法取消的话恐怕不容易,除非立法和司法独立。”已经由数百人联署的《公民权力主张书》正在互联网上征求更多的签名;签名方式是:发短信至手机号18975750404或发电邮到feichulaojiao @gmail.com

法学博士、大学教师、知名人权律师滕彪《“打死挖个坑埋了!”》——2010年12月23日晚,……高胖便衣有些不耐烦,对徐警察大声说:“跟他这种人费什么话呀,打死挖个坑埋了算了,正好我们这儿有地方埋!”又对我说:“你以为你失踪了你家人能找得到你吗?你说,北京没了你一个人能有什么影响吗?”后来又小声和徐平说:“把他弄XX饭店去得了!”我没听清是什么饭店,根据上下文,他说的那个饭店指的就是“正好我们有地方埋!”令人毛骨悚然。我十分清楚他们不是说着玩儿的,只感觉自己像个小蚂蚁,随时可以被任何一个警察随便踩死,不留一点儿痕迹。“跟他费什么话呀,打死挖个坑埋了算了!”应该推荐这句话成为年度警察金句。……写于2010年12月24日,平安夜。在北京双榆树派出所警察对我扬言“打死挖坑埋了”的前一天,联合国《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公约》正式生效。中国拒绝加入此公约。

12月29日,来自济南、厦门等10个地区的公安微博博主同聚北京,召开全国首次公安微博研讨会。10地警方达成共识,今后将通过微博的形式,实现跨区域合作,处理各种网络公共事件。网友亦云表示,对于警方开设微博的最大目的,不是为了听取问题,而是为了“辟谣”。对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加宣扬,而在发生一些群体性事件的时候,警方微博往往先开始含糊其辞,或者振振有词地表示,事实已经查明,“不明真相”的群众受到了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欺骗云云。维权律师滕彪告诉本台记者:“民众对公安在微博、博客上说的这些,根本就没有信任感,长期积累起来的官民矛盾,官员滥权,还有虚假信息,使得民众对政府和公安都没有形成起码的信任,有大量的冤情和不满,包括政府各部门引起的不满,包括公安引发的矛盾,在目前的体制下很难得到解决,如果把公安的微博当作信访的途径,作用也是很有限的。”

【民主中国】2011.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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