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六四亡灵依然高悬在中国的上空。三十三年中国的暴富和欢愉，是以背弃和蔑视他们交换来的。六四再次迫近，我又想起一个人，他以敬畏亡灵而反转了自己的傲慢，然而更本质的是，他以命相抵，开启了一条敬畏受难者、和平非暴力的微弱路径。六四和八九学运，血火与理想交织，轰轰烈烈又血染长街，也启动了“苏东波”大坍塌，却并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最终刘晓波代表这个群体和这波抗争，赢得了天王级的国际荣誉。】
刘晓波被判重刑后，高瑜介绍说：“晓波自辩中有这样一句话：‘二十年来，支持我、给我力量的是刘霞的爱。’捷克驻华使馆的女公使听到后感动得哭了。刘晓波法庭陈述得以表述的最后一句话是：‘希望我是中国最后一个因言获罪的人’”。
这一幕，让我联想到哈维尔在狱中写给妻子的第十三封信：“亲爱的奥尔嘉：我现在还沉浸在你昨天来看望的回忆中。和往常一样，这对我是一剂强心剂，或者如牢里说的，‘一筒’（指监狱给犯人打药）。但这次你肯定觉得我多少有点心不在焉，有些尴尬和惶惑……实际上我的内心很沉静。你所说的一切我都仔细听了，我对你讲的一切都很感兴趣。你说的每句话我都记住了，而且事后在心里回味了好久……‘。
晓波被捕一年的那些日子里，官方一直在寻找判决他的最佳时机，外界也猜测纷纭。我很受不了这样的一种等待，有点觉得被污浊政治所戏弄，于是找出一本书来读，以荡涤内心的难过，这本书就是《狱中书——致妻子奥尔嘉》。我读着这本书，也尝试找感觉给晓波和刘霞写点什么。
晓波陈述的最后那句话，再一次让我感觉到他的成熟——虽然二十年来我一直可以点点滴滴地感知这匹“黑马”的成熟，但这一次是震撼性的。私下里我对朋友说，晓波有自我牺牲的倾向，一直有当一个谭嗣同的冲动，我是不赞成的，我实在很不愿意他去坐牢，他是这些年极少有的成熟了的异议分子，各方面都成熟了，却要白白地去坐牢，外面却无成熟的领袖，乱哄哄的，溃不成军；我也很痛惜刘霞，那么好的一个姑娘……。
我见证晓波的成熟，只是通过文字。我编辑他的文章，眼看着他的汪洋恣意渐渐消退，冰洁坚韧的逻辑力量和理性精神，也渐渐昇华起来，那是这二十年里国内知识界一派卖弄、掉书袋风气中，一股罕见的涓涓清流。晓波从来不缺自信，他就是太自信了，睨视群小的那股劲儿总也克制不住。他是从看不起学术界，走向看不起政界的，可是跟无耻文人打交道，完全不同于跟无耻政客打交道，那还是个不管身后洪水滔天的政权。
相反，他走向政治，又是出于一种敬畏，他敬畏“六四”死难者和“天安门母亲”——我这样猜测。说到敬畏，就带出另一种东西：恐惧。晓波写过一篇文章《超越始于恐惧》，承认恐惧，并进一步论证人类为了摆脱恐惧，才去超越的，没有恐惧，人类就只能平庸。那篇文字很短，却试图阐明一个很艰深的问题。
中华民族自“六四”后真是被恐惧魇住了。这也不奇怪，经历过饿死四千万人的“人相食”式的大饥荒、历时十年全民廝杀的文革，还有更早的镇反、肃反、反右、“四清”等等，这个民族早就吓破了胆，而长安街镇压（坦克、达姆弹）还是前三十年没有露过面的杀手鐗，当然具有震慑作用。如今这个“丧魂失魄”的民族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胆”。这一点，正是刘晓波存在的历史意义。那块土地上中国快十四亿人了，不能只出杨振宁、钱学森、余秋雨，现在出了刘晓波这么个“有种的”，也算这个民族有救了。你瞧他说得又是那么藐视一切：
“我更欣赏虚幻信仰崩溃后的绝处逢生，欣赏那种面对废墟的乐观抗争。”
这毋宁是对近二十年他自身姿态的描述。极具张力的是，这一次他的狂狷，却走了一条最温和保守的非暴力抗争路线。他不顾一切的反对激进、流血。他也在深仇大恨弥漫的一个社会中，很费力地划出所谓“灰色地带”，希望预留出跟体制对话的空间。他跟张祖桦一起，就像林培瑞教授所解读的，采用最普世的语言，如捷克《七七宪章》、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美国宪法》、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甚至八零年代初台湾“美丽岛”党外人士理念等等，撰写发表了一个属于全人类的《零八宪章》。
然而，政治现实的严酷，和民间的愚钝，乃至国际间的势利，却让晓波承受了代价最大的后果，中国稚嫩的温和幼苗着实被嘲讽，而这个国度已经激进并暴力循环了百年；甚至挪威仗义执言，以“诺贝尔和平”精神褒奖了他，经济强大的中国也对这个北欧小国狂施报复。在刘晓波个案上，人类精神赤裸裸地被物质力量所羞辱，这也是可以载入史册的！
国事已荒凉，民族在鼾睡，而且还在梦里咬牙切齿。今天不论是“〇〇后”还是“QQ群”，鲜有几人还知道刘晓波这个人了。中国历史断链，记忆破碎，屡试不爽，又岂止这一次？这个文明难以积累精神遗产，却能轻易创造令世界惊艳的物欲奇迹。相比之下，刘晓波的思想，是太前卫了一点，由此加诸于他的折磨，首先不是牢狱之苦，而是精神寂寞。在未来和道义上，晓波早已战胜了中共；但是他并未赢得世俗大众（fight the crowd），因此他在“民主政治”上输了这一局。这是他的宿命。中国政治尚在前现代，玩的还是丛林法则，他赢的几率本来就是零。
但是，我们回眸往昔，仅只短促的半个世纪里，中国的杀戮、饥饿、整肃，完全发生在国际视野之外，又有多少先驱者尸骨无存，姓名湮没；即便是曾经惊世骇俗，名震宇内的先觉者，如刘宾雁、方励之等，甚至近年才“考古”出来的烈女林昭，又何曾为国际社会所知，荣获过什么赞誉？乃至中国人再三地呼唤“中国的沙哈罗夫”。在这个意义上，晓波又是幸运的。他第一次将中国人的抗争，提升到了“普世记忆”（universal memory）的层次。他哪来的寂寞呢？他比他的前辈们少付了太多的代价，而他所肩负的责任也前所未有。他还年轻。
此文写于2009年底刘晓波被判重刑之际，八年后他病逝。
【苏晓康脸书】2022.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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