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一代抱憾饮恨至今，终于刘晓波代表着他们的理想和叛逆，登上诺贝尔的殿堂。长安街的亡灵们，也要他来告诉这个世界，杀人不是政治，中国要争取讲道理的那一天。
●刘晓波（拿话筒者）1989年6月2日在天安门广场上与侯德健（右二）、周舵（右一）及高新（右四）发起四君子绝食，支持学生。（本刊资料）
从“中国要当三百年殖民地”，到“我没有敌人”，此间距离多少、又如何丈量？这既是从文化到政治的距离，从尼采到甘地的距离，也是从叛逆、狂妄、目空一切，到自省、谦卑、甘下地狱的距离。
刘晓波因“文化激进”而备受批评，又因“政治温和”而同样备受指责，受“两面夹击”如是者，在中国又曾有谁？
从六四清晨在大军环伺的枪口下带出广场抗议学生，到身系牢狱赢得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二十年换了一个人，虽依旧桀骜不驯，但他已然有了一副温和心肠。
“文化热”尾声的黑马
大约八八年夏秋之交，我与刘东合作构思《五四》电视片大纲，他是李泽厚的博士生，为“师道尊严”而下战书给刘晓波，约在社科院研究生院礼堂辩论。我未前去观战，事后听说双方打了个平手，但坊间说法是两人皆稍微口吃，论战因此而精彩。这可算是八十年代“文化热”的尾声花絮，而以“黑马”之称鹊起，刘晓波几乎就是一个“愤青”的始作俑者。
历尽变穷、地蛮天荒之后的八十年代，“文化”忽然风靡起来，各路神仙皆不免“语不惊人死不休”，据称《河殇》对此“集大成”，鞭笞传统，讴歌西化，惊动海内外。未料刘晓波竟嗤之以鼻，他说：
“《河殇》在解说词和画面的背后，蕴含了中国人几千年的虚荣心，它不是彻底承认中国落伍。比如一开始的舞龙场面，拍得激昂，很有力量，如果我拍的话，我会拍出中国人如何的萎缩，软弱和‘操蛋’，而不加一句解说。但《河殇》潜在的意思还是在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人百分之九十九的萎靡状态和那些画面表现的精神状态差得太远了。我在〈新时期文学的危机〉一文中，曾指出中国人从肉体到精神统统阳痿！”
港台及欧美的中国学者曾一致指出《河殇》文化上的激进倾向，但刘晓波更激进：
“我承认我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最后走投无路，如果你把问题归结为政治腐败，再及文化腐败，就会问：为什么孔子的思想能统治中国这么多年，至今阴魂不散？我没法回答。我说过可能与人种有关。我绝不认为中国的落伍是几个昏君造成的，而是每个人造成的，因为制度是人创造的，中国的所有悲剧，都是中国人自编自导自演和自我欣赏的，不要埋怨别人……”
以上两段文字，皆引自一九八八年十一月香港《解放月报》（开放杂志前身）主编金钟对他的专访，那堪称惊世骇俗的一席谈，其狂妄姿态，令雄叹悲放的《河殇》相形见绌，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他的名句“中国需要殖民地三百年”——假如中国八十年代只许选几句经典之语，绝对不能少了这一句。
刘晓波的“黑马”身影，带有尼采、福柯、萨特这一路的叛逆底色，虽然他是后来坐牢才开始读尼采，“第一次读福柯是一九九四年，他的《癫狂与文明》和《规训与惩罚》动人心魄，就连很少看理论书的妻子，也在我的朗读中进入了凝神状态”，而他的阅读毋宁也在清理自己的偏激。照余英时梳理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化脉络，其间最为激昂的身影是谭嗣同，他一只脚还站在坍塌的传统废墟里。在他身后，反传统的后代们，是连传统的边都沾不上了，支援意识唯有来自西方，刘晓波之醉心福柯（批判权力），于此可见一斑。
“文化”热到八八年底已经热不去了，或者说“热”出了政治疟疾，否则刘晓波定会有更惊世的文化豪举。不过“文化”的退场，恰好将已经热身而跃跃欲试的文学博士刘晓波，送进另一个沙场，他在那里竟一发不可收拾，几度生死……。
飞蛾扑火，火中取栗
米涅的《法国革命史》认为，一个专制恰好是在它最愿意改革的时候，引发了革命。这颇可以拿来映照一九八九年的中国。不过中国当时还有另一个特点：大众最不恐惧的时候，恰好是知识分子最谨慎萎靡之际，那大概是厌倦革命、畏惧政治、希冀和平演变的一种综合症。风云骤起于首都最庞大的一个政治空间，那里曾是各种革命妖魔狂舞之地，飘荡着醉人的死魂灵。学生们使性子要跟共产党死磕，“长鬍子”的知识界却整体是个“政治唐氏综合症”（先天愚型儿），在旁边又哄又劝，就是不肯跟娃儿们“躺在一条战壕里”。这当口儿，刘晓波飞蛾扑火似的从纽约赶回北京，二话不说就“躺”进学生堆里去了，虽然他遭到“起哄”“作秀”的痛骂——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当时整个“精英”阶层做不出来，可见被毛泽东“运动群众”整怕了的文人，也干不来“民主”。
刘晓波没有“精英”身段还在其次，他懂得向学生运动谋求一个平等的“资格”，这个资格使得他十几天后，得以在野战军滥施坦克机枪，沿西长安街一路杀来围住广场后，在那肃杀的黎明中，说服几千学生接受他跟“杀戮机器”的谈判，随他撤出广场。
这是八九学运期间无数次谈判中唯一成功的一次。刘晓波不仅火中取栗地救出已然迷狂的学生，也替邓小平杨尚昆避免了在他们那座“英雄纪念碑”底下施行一次大屠杀。这一善举，照中国话说，是大积阴德，大概也值半个“诺贝尔和平奖”吧。
当时没人给刘晓波记这个功德，中共反而逮捕他——此人化解广场杀戮于千钧一发之间，一定要借他的嘴巴来告诉全世界，北京没有杀人。我不知道刘晓波是否可以宁死不从，但他真的没有看见广场杀人，“血流成河”在西长安街上，他该怎么说？他借了他的嘴巴给屠杀者，由此受难者不饶恕他，由此他忏悔不已。然而，历史暂时做不出裁判的这桩公案，彻底翻转了刘晓波。他的狂妄从此一路折损下去，谦和于是乘虚而入。
他那张嘴巴也习惯了左右开弓，出了监狱就“独白”，痛骂他救过的学生——“一九七六年之后，共产主义信仰所强加于中国人的道德秩序的坍塌所导致的全面道德崩溃，也表现在八九抗议运动时期的沸腾的天安门广场，令人难以忍受的髒乱就是最好的示范。革命了，造反了，绝食了，就可以不要最起码的道德规范了……广场上的每一平方米的空间都有垃圾，……广场上的另一大特点就是惊人的浪费……有的学生真的认为自己参加了绝食，全世界的人都欠他点什么……我恨这些学生，也恨我自己……活该！谁让我想沽名钓誉呢。写到此，我感到手中的笔在发抖。”（《末日幸存者的独白》）
与受难者相守
刘晓波的“道德愤怒”，遭来了世人对他更大的“道德指控”。他总是凭直觉骂人，动作也总是太离谱。在中国人的判断里，直到今天对他还是只用一把“道德尺度”。因此，中国不仅知识界是“政治弱智”，社会大众也是“道德幼稚”。
刘晓波只会一种谦卑：面对亡灵。那亡灵只有十七岁。十七岁是一个象徵。象徵着死去的无辜、活着的懦弱、权力的暴虐。
“我没有资格和勇气
奉着一束鲜花和一首诗
走到十七岁的微笑前
尽管我知道
十七岁没有任何抱怨
……
超越了年龄
超越了死亡
十七岁
已经永恒。”（《给十七岁》长诗节录）
《给十七岁》叫人第一次看到一个谦卑的刘晓波。九一年他出狱后去看望丁子霖夫妇，“既作为学生，又作为身背负罪感的晚辈”，他一见蒋连捷的骨灰盒，“就扭身告退出外，半个小时后，他手捧一束鲜花来到连儿灵前，一下子就哭倒在地……”。一九九九年除夕，他第二次出狱后又去拜访丁蒋二人，得到一份一百五十五名死难者的《寻访实录》，刘“一进家门，连口水都没顾得上喝，就迫不急待地翻开〈见证屠杀寻找正义〉读起来，从读第一页开始，我的眼睛就湿了。我是在泪水中念给刘霞听的，几乎每读一小段都要因哽咽而中断，我已记不清中断了多少次，每一次中断时的沉默都有死一样的寂静，都能听到亡灵们在地下发出的冤哭，那么微弱、那么无助、那么撕心裂肺。”（〈来自坟墓的震撼〉）
中国言论箝制、资讯封闭，即便产生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其业绩和成长背景的资料，也必定付之阙如。描绘刘晓波的文字很少，其中丁子霖蒋培坤的〈我们与刘晓波的相识、相知与相交〉，是极难得的一文，写出了有血有肉的一个刘晓波。
我发现，在他们笔下，反传统激烈得几无二人的这位“黑马”，其实为人蛮传统，他对丁蒋口口声声“二老”，他也很在乎那些亡灵们大多数都还是孩子，他忏悔“我这十年来，时时被负罪感所困扰。在秦城监狱我出卖了亡灵们的血，写了悔罪书。”这种人道心灵，在中国便是“老人所老，幼人所幼”，而人命比天大，更是很西方的。
他一次次的坐牢，死也不肯出国流亡，与其说是要陪伴那些受难的母亲们，不如说是要陪伴亡灵；而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实不足为外人道也。零八宪章发表前，刘晓波常在Skype上和我聊天，有一次他讲了一件刚发生的事情：他所居住地段的派出所，经常无端骚扰、搜查甚至拘禁他，但他还是尽量跟那个所长交朋友，虽然此人很无赖，最近故意来寻衅，带了几个大汉，劈头盖脸就殴打他，又押回派出所关押了十几个小时，刘晓波回家后气愤难忍要上告，这个所长又跑到家里来给他下跪求饶。这个细节讲的是折磨（皮肉和心理），我也听出来一种地狱里的凌辱气氛。监狱并不能折磨刘晓波，他会在那里面跟福柯、萨特遨游，出了监狱他反而要受煎熬，因为他面对了亡灵。难怪他一听到获奖消息，会脱口而出：“这个奖首先是给六四亡灵的。”
桂冠还是十字架？
诺贝尔和平奖据说是“天王级”。中国的八零后们获悉很兴奋，但他们不知道刘晓波是谁，“他一定是个好党员、好干部、为人民做实事的好领导”（《时代》周刊）；海内外也有不小的反对声音——以刘晓波的巨大争议性，对他没有疑义反而不正常了。
我不敢预期刘晓波获奖对中国现实政治能有多少触动。中国人的惊喜带有很大的艳羨成分，甚至还会参杂“民族自豪感”，却很少有人真懂奥斯陆的意思。这个情势，反而叫得主背负了沉重的荣誉债。
刘晓波还在牢里，已经承荷了国际社会与中国民间的巨大期望，他能做什么呢？国际层面比较复杂，此处无法深论，反正西方还得跟中国做生意，投资也暂时没有更好的去处。中国自身则困境已深，政治恶臭，人心塌散，积极的有组织力量在哪里？
从诺贝尔和平奖的单纯视角去看，中共二十年的高增长、高腐败、高压制，不期然地打压出一位“长期非暴力抗争”（诺奖公告）的和平奖得主；与此同时，民间抗暴运动伴以强烈的造反意识，已呈星火燎原之势，而渐进、温和、对话的非暴力理念，也快速地被人们弃之敝屣。据公安部的数据，一九九三年全国抗议事件是八千七百起，到二○○八年已增至十二万起。此暴涨的情势，一方面使中共“维稳”的财政支出与国防开支不相上下，另一方面则使民间从期盼“陈胜吴广”，转而直接呼唤“辛亥革命”，而凡是主张“和平转型”的人，一概被斥为“非暴力合作派”、“保共改良派”，在此社会氛围下出笼的“零八宪章”倍受攻击，被扣上“投降主义思想路线”的帽子。刘晓波荣膺大奖之际，也面临了更艰难的使命。
丁子霖曾劝刘晓波搞研究着书立说，少写“惹人生厌”的时评，他答之曰“我回不到过去了”，又戏称要为刘霞攒下一笔稿费，万一再坐牢的话。其实他想靠网络时评，在中国播撒一点理性、中道、非暴力的思想种子。经历了天安门屠杀后的悲凉岁月，目睹了母亲们丧子的刻骨哀痛，刘晓波不仅涤净了自己的傲慢心态和激进情绪，也从学理上釐清了渐进、和平转型对中国社会整体利益的合理性。他没有白读博士，哲学的底子帮他很乾净通俗地讲他的理念，虽然一时尚曲高和寡。
在一定意义上，二○一○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早在一九八九年春北京的沸腾广场、血沃长街就应验了。天安门学子满腔报国之心，被机枪坦克碾碎之际，启动了共产主义阵营大坍塌的骨牌效应，“八九”一代却抱憾饮恨至今，终于刘晓波代表着他们的理想和叛逆，登上诺贝尔的殿堂；再深一层说，推选刘晓波的，也不是现世的人们，而是倒在长安街上的亡灵们，他们要让这位前“黑马”代表他们，来告诉这个世界，杀人不是政治，只是兽行；反杀回去，又在重复兽行。中国要争取讲道理的那一天。
【开放】201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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