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永敏:论中国向宪政民主制的和平转型系列之六——论和平转型的主体力量

一个社会要完成政治转型,就必须有进行相应操作的主体,那就是人。这种人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只限于官府,只限于掌权者,例如,秦国的变法曾经只取决于商鞅。也可以只限于社会上层,例如在人类法治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英国《大宪章》就只限于贵族和国王。

但是,宪政民主制的转型和以往的政治转型不同,因为它要把政治从“君之所以藏身”变为民之所以共享,就必须由广大民众来共同完成。当然,即便宪政,世界史上确实有些由少数人完成然后交给全国人的事例,但在中国辛亥革命这么做失败了,而且一败就是一百多年,显然,在中国指望极少数人完成转型然后交给全民看来是行不通的。何况如前所述,国情决定了中国的转型只能和平地进行。所以,它不仅需要领导力量,而且需要由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组成的主体力量。

关于转型的主体力量,不妨从我的朋友张建的这么一段话开始谈起:“有位朋友在一次会议上介绍了中亚国家发生的一个例子。海外民运和西方财团在这个中亚国家组建了很多企业,这些企业并不是以生产盈利为目的,而是以聚集人力资源为目标。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这些拿工资不干活的几十万‘工人’们一下子变成了民主战士,纷纷涌向国会抗议示威,没有一个周就结束了那个国家的独裁政权。这个例子给了我们很多启发。中国已经成型的准反对派群体少则几千人,多则几万人,这些人都是现成的民主资源,只要稍加组织引导,他们就会成为埋葬中共政权的强大反对派力量。”张建老弟出国不太久,应该还记得国内政治生存的艰难,在中国,像我这样从事了四十年民运的老工人都不可能“拿工资不干活”,何谈养活几十万“拿工资不干活”的民主战士?那些中亚小国尚要几十万“拿工资不干活”的工人才能完成民主变革,中国又要几百万几千万才有可能?以此观之,恐怕就是每年拿出美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几也不为多吧?可是,谁能效法申包胥说动美国总统呢?更别说自养都很困难的海外民运团体,它们从来没想养,也无力养活几个国内的民主战士!显然,张建老弟和许多出了国的朋友一样,有了自由的天空,就脱离了坚实的大地,说话开始天马行空信口开河,完全不考虑现实可行性了。

我一再强调,中国的民主化只能由中国人在中国本土解决,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美国欧盟不能解决,海外的民主志士在海外也不能解决,充其量只能作为局外人提供一些极其有限的外在条件。而且,我还要进一步说,中国的民主化必须由大量中国人行动起来才能够完成,绝不是少数专业化的民主战士所能越俎代庖的!前面,我已经指出了中国民主转型的领导力量之所在,那么中国民主转型的主体力量又在哪里?须知,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要完成民主化转型,没有相应的庞大主体力量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民主不是别的,是全民当家作主,所以必须由全民参与。当然,指望全体人民个个起来当家做主也不可能,先进国家的经验表明,事实上并非所有的人都参与政治更好,拥有现代政治理性的人充其量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七十,一个社会高度民主化之后,有政治热情的人往往反而更少。但不管怎么说,以此观之,中国民主化高潮时有七八亿人口投票就不错了,而要完成民主化转型,则至少得有几千万人动员起来表达民意吧!那么,这几千万人会在哪里?谁养得活它们?怎么把他们动员起来?什么条件下会动员起来?一个简单而正确的回答是,这几千万人只能是有一定资产,也有一定知识的中产阶级人士,他们坚决反对专制,强烈要求民主,但又因为有理性而不会诉诸暴力,只会诉诸行使人权的方式。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中产阶级是指那些“占有一份适当而充足的财产”的人。在古希腊社会里,商业性的中产阶级是古希腊民主制度的基石;在现代社会里,中产阶级是宪政民主体制的社会基础;在发达国家,中产阶级一般都占到人口比例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在我国现阶段,可以把中产阶级界定为“介于贫民阶层与富豪阶层及权势集团之间、拥有一定数量的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的人群。其成员主要为各类白领职员、中小企业主、商人、律师、部分中介组织的职员、媒体工作者、自由撰稿人、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管理者以及农村中的富裕农民等”,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我国的就业人口中,中产阶级所占的比例已经越来越高。与此同时,中产阶级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实际上他们主要是市民阶级的中上层,而他们对市民阶级整体的带动作用,或者说和与其他市民的交互作用是极为强烈的。此外,人们的心态也很重要,一些条件优越的市民可能并不具备中产阶级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对公共事业的关心,相反,条件较差的市民却可能具有这种品质。而且,这种品质是可以培养可以发展的,是可以在斗争中迅速成熟的。后一点尤其重要,市民只要在某一方面的共同斗争中取得一点点成绩,很快就会泛化到社会生活的其他许多方面。

然而,海内外的不少人并不看好今日中国的中产阶级,例如香港的张三一老先生就是如此。张老先生和我在很多方面有共鸣,他的分析常令人击节,不过在对和平转型和中产阶级的看法上我们大相径庭,他说:“中国不存在支持民主体制的‘贵族’和中产阶级……有三个原因使之所以如此。其一,中国‘贵族’和中产阶级主要组成部分的知识精英的主体是被共产党包养起来的二奶──什么作家协会之类的众多协会、多种多类的研究所、‘民主党派’、人大政协…的成员都是共产党包养的二奶。不属其中成员的是少数。民主可能会拿掉他们的免费政治午餐和免费经济晚餐,所以在利益诱导下,他们反民主可能性比支持民主可能性大得多。其二,绝大部分‘贵族’和中产阶级都是靠与权力勾结,或者说是得到极权专制权力照顾恩赐才‘有钱起来’的。他们为了让‘钱陆续有来’或‘钱多起来’就必然挺极权专制反民主。其三,现今中国的统治权是由共产党权力主导与知识、经济精英(”贵族“和中产阶级)结成统治同盟;即是‘权钱结合统治网络’。这个网络基本上把中国的各类精英配置于网络固定结点上。占据着各自网络结点的人之间结成贪污腐败共享共罚、行贿与受贿、共同犯罪…关系。在这个犯罪网络中,反贪腐求民主者必然被淘汰,所以中国的‘贵族’和中产阶级都不会要民主,只会反民主。”

张三一老先生还写了一篇好文章《达赖喇嘛为什么会民主?》,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达赖喇嘛原本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教主。政治学常识告诉我们:这样的教主是一个极权者、敌视民主的主。但是,达赖给了人们一个反政治常识的答案。不论是达赖本人、他的社团、他的支持者都是鲜明且实质的民主创建者与实行者的。达赖喇嘛走向民主,是因为共产党把他的权力、权利、至尊至贵至圣地位彻底剥夺干净了,令他成了一个无权者。”该文关于达赖的精彩议论暂搁一旁这里只谈和本文有关的如下观念:“无权者要民主很容易被误解为最穷最无权的底层要民主──这里指的往往是自在式的、没有组织状态的底层工农。是谁主导或决定民主?是有实力有地位而没有政治权力的阶级、阶层、群体主导或决定民主。当工人农民有了全国性工会农会,例如华沙的波兰团结工会时,工农才有地位才有力量,才有实力要求民主,才可能主导或决定民主。政治常识告诉我们:中产阶级强大是实现民主最优条件。其理由中产阶级有实力、有地位,没有政治权力;但他们有要求与他们身份地位实力相配匹的政治权力能量,所以他们能起到主导或决定民主的作用。”这些看法都是极为精辟的,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但是在这篇文章中他再次重复了前文的观念,认为“有人由民主政治常识推导出”中国中产阶级壮大了就会出现民主“的结论,这一推论是错的。中国现实中的经济知识精英上层已经有政治权力了──他们在共产党政治精英主导下组成了政治经济知识精英统治同盟──中国的经济精英是靠与权力勾结才发达起来的;中国的知识精英绝大多数是被共产共包养起来,还加上收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不但不是民主的动力,还是民主的反动力──民主的阻止者和破坏者。”

对这些说法的不同意见已如上述,但值得一说的是,该如何解释他所谓的“中国的中产阶级不但不是民主的动力,还是民主的反动力──民主的阻止者和破坏者”?其实,这里的问题还是必须以变化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张老先生的看法,对当前的中国是丝丝入扣的。因为自从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整个中国社会就开始了以权力为中心的两级分化,像一切专制社会一样,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只能成为权利的附庸,否则就无法生存,特别是六四大屠杀以后,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要么被打下地狱,要么和它一起喝血吃肉分赃,结果本来就缺乏独立风骨的这些人全都选择了犬儒主义。于是乎,众所周知,中国出现了可怕的医疗腐败、学校腐败、金融腐败、新闻腐败、体育腐败、学术腐败乃至司法腐败,更不要说经济领域本身完全被官商勾结所笼罩,所有这一切和官场腐败紧密的结合到一起,就构成了举世罕见的奇观——“中产阶级不但不是民主的动力,还是民主的反动力──民主的阻止者和破坏者”,因为在当代中国只有依附权力才能成为中产阶级!利益所在,决定其立场所在。从整体上说,今日中国的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利益与中共的专制权力紧密结合在一起,很大程度上,它们的政治态度自然也和中共一样,积极维护专制特权、强烈反对民主进程,至少对实行民主缺乏应有的热情。

以上看法当然是对的!但是,这种看法只看到了事物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事物的另一面。准确的说,只看到了静态的一面,没有看到发展、变化的一面。仅就当前情况来说,以上看法是不错的。但是,请不要忘了,现代化进程是个日新月异的历史时期,此其一,任何时候人们都会本能的厌恶高高在上的恩主,此其二,人们变化了的社会状况决定他们的思想观念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此其三。随着经济现代化的高速发展,从前曾受过专政恩惠者大都会反过来遭受其伤害,这是社会利益不断再分配所决定的必然规律,权势者当初分过一杯羹的那些对象,迟早都会成为新的再分配的受害者。而人的本性决定了受惠一百次的感恩之情只需要一次受伤害就会抵消,甚至立即变成怨恨!因此,张先生说“民主可能会拿掉他们的免费政治午餐和免费经济晚餐,所以在利益诱导下,他们反民主可能性比支持民主可能性大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当局包养的“二奶”,也就是使除他们之外先富起来的人依附他们的结果,是从近期说使中国的中产阶级丧失了或者说难以形成独立自主性,从而不仅不是民主化的推动力量,而且起阻碍作用,这是毫无疑义的,“现今中国的统治权是由共产党权力主导与知识、经济精英(‘贵族’和中产阶级)结成统治同盟;即是‘权钱结合统治网络’。这个网络基本上把中国的各类精英配置于网络固定结点上。占据着各自网络结点的人之间结成贪污腐败共享共罚、行贿与受贿、共同犯罪”,这也正是几十年来中国的民主化进程非常难以推动的原因。

我们还要看到,在发展中国家,新兴的中产阶级在其发展的早期虽然为了自身利益而与专制制度相互为用,从长期趋势来看,他们还是实现宪政民主制的主要推动力量。这种情况在韩国、印尼、菲律宾等都出现过,在中国的出现也只是时间问题!事实上,今日中国已经来到这样一个关口,那就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使掌权者和知识精英、经济精英的利益共同体开始走向分崩离析!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很快就会发生变化,任何一个微小的因素都会使相当大一部分人转变立场,何况许多因素尚居有全局性意义?例如就眼前来说,一个重要方面是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掌权者和大款勾结以牺牲环境来牟取暴利,必然使最珍爱生活的中产阶级感到愤怒,这种问题已经在全国不少地方引起广大市民抗争,比如近日的大连,只因被“梅花”台风冲垮防波堤,导致大连万人“散步”大示威,要求PX 化工厂关厂,从而打破六四以来中国北方没有自发抗议大游行的历史,就非常说明问题。据业内人士透露,国外修建类似石化企业,用于环保及后期处理的投资会占到总投资的三分之二,成本过高;而发展中国家环评标准低,对环保投资成本小,因此近年来很多PX项目都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

这类情况在中国越来越普遍,因此,引发民间抗议的导火索越来越多,使广大市民团结起来走上街头抗争的因素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钱权结合的结果必然使中产阶级感到愤怒并且奋起反抗,而不是被收买!张老先生所谓的“共产党权力主导与知识、经济精英(‘贵族’和中产阶级)结成统治同盟;即是‘权钱结合统治网络’”虽然是事实,那却并不是一个无懈可击的恢恢天网,而是到处有漏洞,甚至到处被撕裂成碎片,到处留下血性腐臭,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狼狈为奸的分赃更能砍开人际关系的利斧!所以即使在那张网刚刚制成之时就已经是千疮百孔,臭不可闻,在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时候还能不千夫所指?!由上例可知,大连高官和PX 化工厂老板之类的权钱勾结由于损害了全市人民的根本利益,其结果不仅不利于“共产党权力主导与知识、经济精英(‘贵族’和中产阶级)结成统治同盟”,而且使之成为众矢之的。所以,我们虽然不能不正视权钱勾结使绝大部分精英暂时被收买这一严峻事实,但更要看到这种现象必然不可能长久,并且很快就会被其所具有的另一面——自相残杀和触犯众怒所压倒。由此也可知,我们分析社会问题时绝不能满足于抽象的空论,绝不能大而化之,只有深入到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去,只有同时观察社会现实本身,才能够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或者准确的说其实绝不是那么回事。

总而言之,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政治上必然会回归本位——逐步开始自立自强。当然,上面的情况也说明,在中国,中产阶级回归本位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必然会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忍无可忍,把中国的中产阶级划进专制派后,只好希望于其他方面,例如张老就说:“中国民主动力是基层工农阶级、中下层中产阶级(中下层政治、经济、知识精英)、少数保持良知的上层中产阶级。”也就是对上层中产阶级或者说中产阶级的主要代表感到绝望!虽然不能说这种看法完全没有道理,但是,问题还必须从另一个角度看,那就是,社会大变革中,由于既得利益所在,越是上层人物出来得越晚是一般规律。全部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若非来自民间的压力大到不可抗拒,富商巨贾和体制内的掌权人绝不会冒任何失去既得利益的风险主动站出来,除非发现有利可图,或者再不下船就会陪葬,否则是指望不了他们的。苏联的晚期叶利钦发现苏共已经压不垮反对派,因而毅然退出并以个人身份领导反对派是最好的例子,若非如此,他肯定还会在共党高官的位置上继续呆下去。因此,说“这是中国民主特殊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不如说只是因为中共的倒行逆施使中国的中产阶级产生得太晚,因而相应的成熟的更晚,这种情况下各种一般规律其实丝毫没有改变。

总之,在没有其他强大的偶然因素起作用的情况下,我们唯一能看到的必然模式,还是等待中产阶级的崛起、成熟和担负起应尽的历史责任。

至于说中产阶级的崛起,在我看来不仅是一个数量问题,更追要是一个质量问题,所谓上层中产阶级起中坚作用并不是所有中产阶级人士都来起这种作用,只不过是会产生其政治代表,有社会地位越来越高的人逐渐站出来,替他们表达政治意愿,并因此而对社会中下层产生巨大的带动作用。

把这种情况和中国当代民主运动联系起来看,可以明显见到一个循环往复的螺旋上升过程,那就是先有少数社会底层精英站出来要求民主,然后逐步向社会高层过度,而层次较高的人出来以后,又会带动更多的下层民众站出来,下层民众出来的越多,向上层发展的势头就越强,由此形成良性循环,直到社会上下层共同开展活动从而完成宪政转型大业!

因此,在我看来,就抽象理论一般地说“中产阶级”未尝不可,一旦结合具体的历史进程其实过于含混笼统,就应该做具体分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看问题,那就是观察一下中国社会中民主力量发展的客观态势。

由于我们作为民运尖兵奋战几十年,也由于市场经济几十年的发展促成的市民社会的成熟,才有了这种局面——中国的民主运动动员情况也和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一样,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型结构,这个结构正在日益巩固完善,并且为中国的和平转型提供着越来越坚实的基础。

处于金字塔底座的是亿万民众日常的维权活动,和亿万网民的网上活动,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每一个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随时都可以看到,尤其是在网上,哪怕中共自办的官方网站,只要开放跟帖,就可以看到网民活跃的维权呼声,无论当局雇多少五毛去删帖,去“网评”,仍然压制不住,仅由此就可以见出今日中国民众权利意识已经高度成熟,若非当局的专制高压强力“维稳”从而使民意不能充分表达的话,中国的宪政大业真是指日可待!

处于第二层也最活跃的是几千万访民的上访活动,从文革过来的人都知道,文革末期中国访民也是数以千万计,邓小平胡耀邦大搞平反冤假错案才一时赢得了人心,但那时主要是政治上恢复名誉,今天却几乎每一个案件都涉及几十万几百万金钱,都和官员以权弄钱和法官贪赃枉法有关,这种情况下任何人也拿不出全面解决的办法,何况新的冤情还在与日俱增,只要制度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必然日趋严重,并且从根本上抽空了当局残存的最后一点公信力,也是民众普遍觉醒和组织起来并且大量产生“底层精英”的良好土壤。

处于第三个层级的是数以百万计的NGO,无论合法注册的还是处于灰色地带的,它们的成长发展都起着对中共政权“分威散势”的作用,其中尚有大量本来就有强烈政治意图的,如果以改革开放以前的标准看,他们早就被打成“反革命集团”了,此外,就是本来没有任何政治意图的,在发展壮大起来后,面对政治运作机会成本降低而效益极高的“跑马圈地”局面,也必然要向政治领域迁移。

处于第四个层级的是知识界的自由职业者,他们已经是中国的精英阶层人物了,他们的人数从几十万到上百万,包括是大量研究所、律师事务所等社会自治团体、中介团体的工作人员,官方传媒的许多记者也可以视为这一层级的人员,因为记者行业的天职决定了他们是最有独立性、最有头脑、最需要自由民主的人,因此尽管处于专制体制之内,突破专制却是他们不可遏制的本能。由于他们既是中国现体制所需要的人物,作为中产阶级的精英又是一切市民社会——民主政治的中坚力量,因此这是中国向宪政民主和平转型的领袖集团和领导人物大量涌现的地方,怎么估价他们对中国民主化的潜在作用都不过分,

处于第五个层级的是体制内外成千上万高级知识分子的活动,这些人即使在当局打压最厉害的时候也因为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以及国际声望而总能公开发言,从容不迫的就事论事,或者从理论上对现代政治、对法治、对宪政民主制进行探讨宣传,由于他们始终和现实政治保持着一点距离,当局也就能够加以容忍,这些人常以当今中国的启蒙学者自居,对此他们也确实曾有贡献,从总体上说,在这个由宪政宣传走向宪政实践的时代他们正在落伍,但是,其中也必然有一少部分人会从理论宣传走向社会实践,并且必将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正因为已经有了以上这样强大的社会基础,必然成为第六层级的是今日中国大资产阶级以及大牌名人,他们中的活跃者已经跃跃欲试。因为他们拥有庞大的经济资源和社会影响力以及国际影响力,只要不受打压,就可以持续运作,迅速集结团队,并形成雪崩效应。这方面前者的代表是曹天,就在今年春天他公开宣布参加郑州市长选举,并且提出预交一亿元的廉政保证金。后者的代表是艺术家艾未未,近年来他四处维权人所共知,他一声反对“绿坝”应者云集,其被当局强拆的上海创作基地至少价值上千万,他自诩“比刘晓波、高智晟等数人加起来的国际影响力还要大”,无论是否言过其实,总有那么一些基础。这种人的公开活动如果不受限制,中国社会很快就会发生雪崩效应,大批同一层级的人出来本身就够当局吃不消,何况还必然在更高的层级引起回响。由于目前尚能勉强维持,当局对这一层级的打压也就非常到位,很快就迫使他们噤声了,从而暂时阻止了当前民主人权事业在此一层级横向蔓延的势头,更不要说向更高层级发展。但是,当局的这种做法不过是扬汤止沸,起不了多少作用。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几年来的民主人权活动历史,不难发现,其实这也就是民主人权活动的参与者不断从基层向上层蔓延的历史,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的领导人都是中小学生(鄙人就是小学生),89民运的主要领导人则是大学生,98民运的领导人是前两场民运的领导人的合流,零八宪章则已经是博士教授为主了,所以,仅从这种趋势看就不难明白,下一波或者更下几波的民主运动必然会有原本属于更高层级的人站出来企图领袖群伦。如前所述,这种现象的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从事民主人权活动代价越来越小,可能的回报却越来越大。

至于中国民主人权运动的第七层级,当然应该是体制内的高层官员,但这不是说像温家宝那样说几句要政改的话就算数,也不一定要高到那种层级。从社会表现来说,应该是反体制性的,就是公开站到体制外的角度开展以政治多元化为导向的活动,从层级来说,省部级官员就有足够的代表性和号召力了。须知,自古以来大变革来临时总有极少数旧阵营的中高层人员转向新阵营,并因此而进入新阵营的最高层。像秦末汉初的萧何张良就是例子,萧何只是秦朝的县令,和刘邦一起造反后使其后方无忧,胜利后又足以当宰相管理国家,因为管一个县和管一个国家没有太大区别,但是,没有管理一县的经验,恐怕再出色的其他方面的管理天才陡然面对一个国家的管理也会束手无策。所以,台湾民进党执政之初要让国民党的唐飞当第一任行政院长绝非偶然。更典型的例子是苏联崩溃前夕叶利钦转向民主阵营,当时他也不过是莫斯科市委书记,其旗帜鲜明的站出来的结果不仅使俄罗斯和苏联乃至东欧的民主转型得以顺利完成,他本人也成了民主俄罗斯的开国总统。显然,对今日中国的民主人权运动来说,一旦民主化进程加速,中共省部级以上官员,甚至更低一点的在职官员中有人率先转移过来,无论对他们个人的前途,还是对转型的顺利进行,都会具有难以预料的重要作用。

显然,以上七个层级中,第一第二个层级对应于张老先生说的作为中国民主主力的工农和其他社会底层民众,第三第四第五个层级相当于他说的中产阶级中下层,第六个层级相当于他说的中产阶级上层。而这些层级对中国民主问题的态度也是和他的分析吻合的,但他那里的静态画面在这里则成了一个动态的历史进程。在这个进程中,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的动员面越来越广的同时不断向高等层级发展,一方面是活动的方式不断在从个别的、偶然的、低烈度的、非理性的、地区的向一般的、必然的、高烈度的、理性化的、全国性的方向发展。

由此回到我们的本题,那就是中国和平转型的主体力量究竟何在。把我的以上介绍和张建先生的描绘一比,就不难发现,和他寄希望于海外阔佬大笔往中国投钱办“民运工厂”创造大批职业化民主战士的思路和的善良的愿望完全不同,在我看来,中国的民主化只能靠生活于中国本土,在中国市场上辛苦劳作并遭遇到专制政权不公对待的全体中国民众,包括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在权力面前他们同样是弱者、是受害者、是公民权利的维护者。当然,能成为中国和平转型主体的不可能是所有的人,只能是那些“有实力有地位而没有政治权力的阶级、阶层、群体”(张三一),这就涉及到中产阶级和各种社会组织,涉及到在日后的政治风暴中能够群起抗争的各种社会势力。关于这些方面我在本系列其他篇章中多有提及,这里就不再复述。说到这里,我要顺便回答那些在美国欧洲急盼中国以暴力革命完成民主转型的衮衮诸公的疑问,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和平转型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没有任何希望了,只有发动疾风暴雨的暴力革命才有能迅速完成民主转型。对他们,我要说你们说得没错!我在中国奋斗了四十余年,坐了二十余年牢,也正巴不得你们今天就发动革命一举成功实现民主。但是你们除了说空话唱高调还能做什么?你们个个想当司令,但替你们冲锋陷阵斩将搴旗攻城略地的兵丁在哪里?或者刻薄点说,你们都在自由世界享受和平安宁,只盼着尽早举杯狂欢,甚至回国来充当临时总统、接收大员,却巴不得国内有人替你们流血牺牲甚至尸骨成山流血漂杵,然而,请你们睁开眼睛看看,经过了共产党以“人类最美好的理想”糊弄人民替其暴力革命然后窃取胜利果实后,今天的中国还有谁会相信那些号召革命的骗子?不要以为出了十个百个杨佳中国就有了暴力革命的基础,在市场化生活的今天,像中共当年那样“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军,调动千千万万的队伍”是永远也不可能了!

当然,你们也可以用同一道理来批驳我,那就是我想和平转型同样甚至更需要亿万民众站出来共同奋斗,可是,今日中国不仅没有多少人能公开站出来,而且像刘贤斌、王荔蕻这样敢站出来说几句话的都被当局抓进去了,当局今天的作法正在向黑社会化演变,连艾未未这样的名人也敢任意抓捕殴打关押栽赃判罚,你拿什么要他和平转型?对此,我只能说,当局的倒行逆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这还是只能靠民众的和平抗争来化解,毕竟今日中国已经有了大量的民间抗争方式,而在世界潮流和觉醒的国民面前,这些暂时的逆流是必然会被克服的,当然,至于亿万民众一起来迫使当局完成宪政转型的局面,在看得到的将来的确也不可能出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或许会说,既然你的和平转型需要的亿万民众和我们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同样不现实,面对当局日益残酷的作为和中东波的革命浪潮,又为什么不该大力鼓吹革命呢?对此我要告诉你们,你们呼唤的革命军是绝对不会出现的,而作为和平转型的主体力量亿万中国人站出来要求民主变革则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对和平转型来说不是可不可能的问题,而是要用多少时间的问题,只要我们耐心等待,这一天就必然到来。我们当然想快一点,然而,反观中国人追求宪政的百年历史不难发现其实就是一部欲速而不达的历史,老话说得好,不怕慢,只怕站,老子说得好:“图难乎,其易也,为大乎,其细也。”

总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作为坚守中国本土的民运活动家,我这里说的耐心等待只是就宏观的看历史是自然进程的一面而言;与此同时,未来的历史又是我们人为创造的结果,所以我们作为民主志士还应该分秒必争的为加速中国民主化进程而奋斗。张三一老先生早已精辟指出,能主导民主进程的不仅有“有实力、有地位而没有政治权力的阶级阶层”还有相应的“群体”,这个群体不是别的,就是组织起来的民主力量!事实上,未来中国的和平转型进程很大程度上正取决于中国民主力量的组织情况。须知,八九民运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哪怕有亿万民众站起来,只要没有一批成熟的组织和坚强的领导核心,当局要将运动镇压下去也轻而易举,所以,中国和平转型的主体力量虽然应该是在市场上打拼的芸芸众生,把他们有机的组织起来的“群体”却是这种主体力量的关键环节。

2011年9月3日

【民主中国】2011.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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