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致意：亲爱的读者们，久违了。无法在《开放杂志》与各位交流思想已经足足一年了。自去年三月回港一行后，我与胃癌搏斗了一年，经历化疗，全胃切除和漫长的康复期，现在我又活过来了。很高兴，我仍然可以和大家一起战斗。）
在这场“占领中环”运动之前，我推介余杰专著《刘晓波传》，是因为运动有一个薪火相传，承前继后的性质。希望在战斗之前，在讨论具体方案之前，先在思想上装备好自己。
不要忘记，1989年成千成万学生市民参与的和平非暴力民主运动，是惨遭中共的解放军、坦克、装甲车武装镇压，而演变成建国以来最惨烈的“六四”血案的。当时市民学生反抗的对象是秉承毛泽东遗训：“有了权就有了一切……（利益）”的中共中央和邓小平。现在由戴耀廷副教授、朱耀明牧师及陈健民副教授所发起的“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的反抗对象，亦是同一个本质未变，以维护“党权”为治国之本的七人中共中央政治局。更甚者是，这个中央透过在港地下党的秘密运作，已经成功地捧出地下党员当上特首，实行对港的直接管治。面对如此局面，我们需要慎重思考些什么？有什么重要的经验需要承传，不应重蹈覆辙呢？
最重要的一点是：当时群众聚集于天安门，没有人提出过警告：中共会否大开杀戒，肆意屠杀？人们，包括我在内，都被“人民”两个字所欺骗。什么人民政府，人民共和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民就是因为相信“人民军队不杀人民”而跑到复兴门，木樨地，西单路口堵截劝说解放军。没有人估计到那狼心狗肺的邓小平竟然下达必杀令，无数市民学生壮烈牺性成为亡灵。当时我们不相信中共会开枪，实在是太多善意的幻想了。
那么，如果有万多人成功地占领香港中环，中共会出动解放军开枪杀人吗？这真是一个严肃而沉重的问题，来不得半点轻忽罔顾。有人认为，中共不敢，因为香港不同于天安门，是国际金融中心。但笔者认为，吸收“六四”惨痛教训是必要的，凡事应从中共的本质去思考，不应过份乐观。我们更要吸收“八九民运”的经验，承传运动的精神优点，避免重犯错误，把“占领中环”运动做得更好。“占领中环”，将是与“六四”一脉相承的民主反抗运动，我们不应也不能把它切割。（笔者按：事实证明，中共未敢出动解放军开枪镇压由“占领中环”演变而成的“雨伞运动”）
“六四”前后至今，最具象征义意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人权活动家，政治评论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他的挚友，著名青年作家余杰在《刘晓波传》中，发掘丰富翔实资料，经过倾力梳理，印正，分析，全面展示刘晓波五十七年生命中的学术思想，政治理念，践行民主人权活动的人生轨迹。见证了刘晓波在思想上，精神上不断自我突破，迈向更高境界的精神旅程。呈现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优点有缺点，既直率又浪漫的刘晓波。本传记是余杰的献身之作。书中提出多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去借镜，去学习。现仅记下几点本人的心得，以供参考：
一．信念。“信念”先行很重要。“占领运动”发起人公布了“信念书”，把运动定名“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让参与者用爱与和平的信念作为精神资源去充实自己，去行动。这恰与刘晓波在法庭上最后陈述的“我没有敌人，也没有恨”是一脉相承的。他指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将毁掉一个社会的寛容和人性，阻碍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他更主张寛恕必须与正义之间取得某个平衡点。刘晓波的信念与“占中”运动的“信念书”是一致的。
二．自我完善。占领中环的参与者，在运动中能够完善自己，提升思想境界是运动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行动过程中认识自由民主的真谛，锻练自己的民主素养和行为品格，在实践民主程序的组织过程中更明确运动的方向和意义，从而达到公民的觉醒。
在这一点上，刘晓波的经历有丰富的启示。“六四”之后，他刮骨疗伤，使自己反璞归真，成为一个真实的人。他为自己写过悔罪书而自责，认为是对“六四”死难者的亵渎，在痛定思痛下，决心用一生来洗刷，用反抗和坐牢来赎罪。他坦诚地，赤祼祼地反省忏悔，吐出中共灌输的狼奶，不断地超越自己。他分析自己对“八九民运”的复杂动机：有道德激情，有机会主义，有自恋，有对荣耀和影响力的虚荣心的渴望。他锥心剌骨地忏悔自己的狂妄和软弱。书中说，也许正是跌倒和挫折成就了刘晓波，让他由一个粗鲁狂傲，直率夸张，爱出风头的个人主义者，转变成谦和内敛，思想清晣，言辞从容，对社会有所承担的的人。他翩然重生成为一位既有艺术家的敏锐，也有思想家的深邃的民运领袖。“他在苦难中完成了鳯凰涅磐”余杰这样说。徐友渔认为“思想的彻底性”是刘晓波的主要特征。是的，他对马列主义，共产党的否定是彻底的；他对毛泽东的批判是彻底的；他对自己的忏悔也是彻底的；而且对普世价值的追求更是彻底地勇往直前，百折不挠的。刘晓波具有强大的自我反省，自我完善的能力，无人能及。余英时先生指出：“中国人的精神修练有两条路径：一条是‘静坐涵养’；一条是‘事上磨炼’，刘晓波以‘事上磨炼’方式完成。他的精神境界随着苦难经历一层层地向上攀升，是使我最感动的。”
三．牺牲。占领运动和刘晓波一样面对同一个龎大而残忍的专制政权。他们有丰厚的资源，强大的武装。要反抗，就必然要作出犠牲。刘晓波在这二十多年中作出的犠牲是巨大的。除了家庭破碎，更放弃自己的美学研究，文学评论专业，不去着书立说而专注写作时效性限制，危险性极高的政论。对于这种毫无功利的选择，他只平静地说这是他的责任。“六四”后，澳大利亚驻华使馆文化参赞周思驾车载他到使馆门外，再三问他是否要进使馆，刘晓波说：“不，谢谢。”便下车。好一个响噹噹的硬骨头。我读到这里不禁潸然泪下。他后来即使有机会出国，也选择回国。从四月二十六日在纽约登机回国，到六月六日深夜被捕短短的四十二天开始，刘晓波被自己的良心带着走下去直至今天，一路没有回头。二十多年过去了，自1991年走出秦城监狱后，就长期被监视居住，被劳教，现在已经第四次坐牢了。他说：“坐牢是独裁制度下异见人士应具有的职业道德，是异见人士的必修课，应把监牢坐好。”他进而指出：“为尊严和自由而坐牢并非值得四处炫耀的资本，而是异见人士反抗独裁生涯的一部份，更不应该以坐牢为资本向社会讨债，也要避免一坐成名的自我陶醉。”他斩钉截铁地说：“要下地狱就不能抱怨黑暗。”在《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文中，他形容自己甘愿下地狱或自找苦吃。他说：“那只是我个人的选择，狱火的焚烧纵使把我化为灰烬，我也甘心情愿……我对自己的选择负有完全的责任。我升天，我入地，全取决于我自己。”这是他1989年4月写的文章，可见他很早已经作了选择，无怨无悔。
四．践行。很高兴香港的知识人已经进一步行动起来，打破一直以来墨守成规的民主行动。刘晓波也是中国民主人权运动坚定的践行者。在“八九民运”中，他发起“四君子绝食”行动，并商讨与戒严部队谈判学生撤离广场的方案，苦苦劝说聚集在纪念碑周围的四千个学生撤离广场，避免了广场上更大的流血。刘晓波以行动结束中国知识人几千年来只动口不动手的软骨症。九十年代，他曾发起及参与过三十多份风险很大的公开信，呼吁书。他亦曾任《独立中文笔会》会长，投入各项事务，特别是营救狱中作者的工作，并使笔会成为中国惟一突破集会和结社限制的民间组织。他也是《零八宪章》的修定者和组织者。《零八宪章》因为刘晓波的被捕和重判而不断发酵，当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时，《零八宪章》就成为划时代的文件。在践行反对运动中，他屡次强调，必须充分考虑民众所能承受的风险和代价，争取以最小代价换最大成果。保护民众生命是首要的考虑。
五．民间。刘晓波一直深入普通民众之中，得出“未来自由中国在民间”的结论。早于八九民运时，刘晓波已经反复张扬公民身份。他说：“在全社会范围内普及公民意识，使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首先是作为具有平等政治权力的公民，而不是特殊职业的代表者。”他坚信：“民间力量的成长能逼使掌权者坐到谈判桌前。当民间的权利意识和自由意识觉醒之时，推动中国变革的根本希望就不在官方而在民间。中国的变革归结于每一个公民让自己成长为真正的公民奋斗。”《零八宪章》之最可贵之处，恰恰在于签署者具备前所未有的公民自觉。它是中国史上第一次明确以公民身份参与公共生活的群体。这样的运动方式是在推动一种社会民主大辩论，使公民意识在强化中得到健全。香港“占领运动”被提出后引起的广泛讨论，正是公民觉醒的先声。
六．非暴力。“不许杀人”是刘晓波从“六四”惨案中汲取的血的教训。他不仅反对政府对和平请愿民众的武力镇压，也反对民间人士以暴易暴的“原始正义”或“复仇正义”。他认为非暴力不是一种手段，而是一种价值。非暴力绝非软弱，而是超常坚韧，超常勇气，是忍受痛苦和屈辱的超常能力，也是逼使加害者回到理性与和平规则的超常精神力量。中国的民主运动必须走一条理性非暴力，依靠民间，坚忍而持久奋斗的道路。
“占领运动”的信念书中已经强调，“公民抗命行动，虽是不合法，但必须绝对非暴力。”希望参与者坚守下去。
七．妥协，谈判与和解。刘晓波强调：异议者阵营应当学会“妥协”这门伟大的艺术。他认为寛容与和解的理念要从社会转型启动前就要倡导和实践，它需要长期的培育和呵护。记忆中，“八九民运”曾有过几次与官方的对话，一次是4月29日，由中国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及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会见四十五名学生代表，但拒绝学生自治组识成员参加，导致对话失败。另一次是5月13日，学生代表与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和十位官员在统战部大楼二楼会议室谈判，有高自联，对话团和绝食同学代表参加。由于政府违诺，没有在电视上直播，谈判很快便在不愉快的气氛中收场。最后一次是6月4日凌晨3时，广场绝食四君子派出周舵和候德健与戒严部队谈判，争取学生和平撤离的许诺与时间。谈判有结果，一位大校级指挥官同意在广场东南角留出一条通道，只要学生在早晨七点之前撤出，解放军保证不向学生开枪，最终学生也作出撤离的妥协。这个枪口上的结果虽然避免了广场上更大的流血，但其实只是一个共识，并没有达到和解的程度。
至于香港，于2010年也有过一次由民主党主导与中联办高官李刚的谈判并达成共识，让曾荫权政府的政改修定方案得以在立法会上通过。这次谈判引起很大的争议，延宕至今未有平息。达成的方案中所修定的几项条款，包括超级区议员方案；立法会新增十席方案；特首选委会一千二百人方案，已于2012年的特首和立法会选举中实行了，却未见有人对这些条款的实践作出总结，连民主党也没有。
我始终认为，坚守民主自由原则底线的妥协和谈判是反抗运动的必要策略手段，我们应准备谈判并界定可以妥协的界线。当年民主党与中联办的谈判也许有这样那样的缺失，比如地点的选择，参与者的代表性等。但民主党在民主大原则大方向上是坚守了的，并不构成所谓密室作业，出卖民主，投共等罪名。这些罪名令到民主派分裂。那些把这些罪名悬置在民主党头上的朋友们，应该认真地面对事实思想清楚，推翻这些莫须有的罪名，让民主派重现团结的景像。
以上提到的对话和谈判的经验，希望“占领运动”的代表们作好各种准备，加以灵活运用，以便取得更好的成果。
现在，乔晓阳已经架空特区政府，杀气腾腾，赤膞上阵，代替中共中央直接向香港人传达了2017年普选特首方案的底线，发下强硬的最后通碟，迫逼港人就范，准备与港人来一场正面埋身之战。追求真普选已经三十年的香港人，直觉晴天霹雳，梦想幻灭，被迫上梁山，没有退路了。
想像一下，有那么一天，那些本来衣冠楚楚，文质彬彬的律师，教师，学者，专业人员，知识人，中产者，资本家竟然在中环的街道上，广场上，空地上蓆地而坐争取真普选，是不是有点儿落草为寇的味儿呢？
戴耀廷，朱耀明，陈健民等一群知识人，发挥他们的智慧，拼出他们的勇气，挺身而出发起一场大规模的“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争真普选运动，真是难能可贵，令我非常敬佩。目前，最重要的事，是建立一条何俊仁倡议的广泛的“民主人权统一战线”，把大多数市民，包括中环的大商家，大老板，大资产阶级；港府内具有民主意识的公务员，署长，局长，司长和有良心，持守公义的传媒工作者，影视从业员，宗教界人士等等团结起来，使他们认清香港的严峻情势，加入到占领行动之中。当然，及早防范中共的镇压，及时揭露中共“卧底”的破坏，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占领中环”运动在全港多数市民的觉醒下，继承八九民运的精神，学习刘晓波的高尚品格和宝贵经验，一定可以取得重大的成果。朋友们，丢掉幻想，行动起来吧！请相信，哀兵必胜！！
（本文写于2013年4月）
——作者惠寄
【纵览中国】2017.07.07
0 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