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下午，通过网络了解到已经服刑八年的刘晓波先生因患晚期肝癌而住院，紧接着，辽宁省监狱管理局在自己的网站挂出刘晓波因病而保外就医的新闻。该新闻说：“辽宁省锦州监狱服刑人员刘晓波，近期被诊断患有肝癌。近日，辽宁省监狱管理局依法批准刘晓波保外就医，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已组成由八位国内知名肿瘤专家参加的医疗救治小组，制定了治疗方案，刘晓波正在按医疗方案接受治疗。”稍晚一些时候，网络见到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女士在手机视频中哭着说：“不能动手术、不能放疗、不能化疗……”这些呼啸而至的新闻一时间震惊了海内外各界人士，良心人士如鲍彤、高瑜、高智晟、艾晓明、周舵、胡佳、杨建利、王丹等纷纷行动起来呼吁中国政府“还刘晓波彻底自由”、允许他出国治病。
和大多数民主人士一样，当我听到晓波罹患肝癌晚期的悲闻时，我的内心也是非常沉重的——沉重得有一种艰于呼吸的感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自大学时代以来我便对晓波先生充满一种发自内心的敬意。晓波在诸多方面对我个人的青年时代是有很大影响的，因为阅读《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批判哲学的批判》等书，使得李泽厚先生曾经在我的心灵圣殿占有绝对主导的地位，但在读过《审美与人的自由》、《选择的批判》等晓波的著作后，使得李泽厚的王者地位在我心中开始崩塌。晓波对李泽厚美学思想的批判和颠覆，对感性和酒神精神的歌颂赞美无不宣示着对“自由”的歌颂和向往。读晓波的前述著作给人一种非常青春、非常激情和澎湃的生命体验，既有一种堂吉诃德式的勇敢无畏，也有《浮士德》式的跨越和征服。
当然，晓波对我个人的影响主要还不是其审美思想对我的影响，而是他毅然决然的从学术象牙塔走向民主广场的奋斗和牺牲。1988年6月晓波在北师大荣获文学博士学位后，曾应邀前往奥斯陆大学、夏威夷大学以及哥伦比亚大学作访问学者，应该说他作为一个学者的市场前景将是非常广阔的。但是，晓波并不是一个安分于学术象牙塔的学者，他的心中还有一种更高更神圣的使命，那就是对现实的关怀和悲悯。他对于这个国家的制度性悲剧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理解和感受，而变革这种制度，使中国社会走向民主并由此而赋予十亿同胞以人类应有的权利、尊严和自由早已成为他百年人生的最大主题。正是在此心灵背景下，1989年4月，当学生群体因胡耀邦去世而发生全国性民主运动时，他断然中止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访学计划，提前回国，并一头扎进天安门广场，全身心地投入和指导学生民主运动，最终他被作为操纵学生运动的“黑手”送进秦城监狱。此后，晓波的人生和命运就已经非常紧密的和中国民主事业结合在一起了，并先后为此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他不仅失去非常美好的工作，不仅经常性被监视居住，而且因为持不同政见和批评政府，曾于90年代后期被劳教三年。2009年12月，因为《零八宪章》的起草和联署问题，晓波又被有司以“煽颠罪”重处有期徒刑11年，并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由此可见，晓波先生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文艺理论家和政治理论家，而且更重要的他是一位杰出的中国民主事业的践行者和实干家，他不但诚实的提出自己的民主理论和思想，而且忠实的践行自己的理论和思想，并因此而多次入狱，这种勇于实践和勇于牺牲的操守和风范深深地感染着我，不仅赢得了我永久的敬意，也深深地激励着我向着同一个方向勇敢的前进！
正是因为这种发自内心的敬意，当2009年6月23号晓波先生被当局正式逮捕后，我于6月29号在《博讯》发出《我们每一个签署人都是刘晓波》的文章（注：这篇文章《博讯》刊出时编辑将我原来的标题《我们每一个签署人都是刘晓波》擅自改为《我是零八宪章的起草者、修订者》），在这篇文章中我对执政当局逮捕刘晓波的行径表示了强烈谴责，而且因为我本人也参与了《零八宪章》的局部起草修订工作并首批签名，因此我公布了自己的电话，表示愿意与晓波承担同样的命运，同时呼吁所有的宪章签署人“自请入狱”，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那份责任。同年7月1号，《民主中国》刊发本人致中共中央紧急呼吁书，要求执政党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还刘晓波先生以国家公民的全部权利和自由”。尽管这些文字并不具有实质性意义，但本人对晓波的尊敬和关心还是由此可见一斑。
晓波因《零八宪章》而获重刑的事件在国际社会引起巨大关注和反响，海内外很多知名人士如尊者达赖喇嘛、前捷克总统哈维尔和南非大主教图图等人开始联名推荐晓波作为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对于中国民主事业来说，这是一个应该去努力争取的好事。但是在海外却有伍凡等20位“作家、异议人士”于2010年元月初给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和哈维尔等人发出公开信，认为晓波不仅有严重的历史问题、不仅在法庭上“粉饰美化现政权”，而且具有“共特嫌疑”，因此反对将和平奖授予晓波。我认为在晓波被重判11年而入狱的情况下，对他进行这样的指责是很没有道理的。于是2010年3月中旬我在《民主中国》发表《为刘晓波辩护》一文，系统的批评了伍凡等人对刘晓波的四项指控，并呼吁将2010年度和平奖颁给刘晓波。同年9月我还在北京联络了许志永、滕彪、范亚峰等数十人公开签名支持将和平奖颁发给狱中的晓波——感谢上帝，当年10月8日挪威诺奖评委会宣布将和平奖颁发给晓波，尽管我和屠夫、王荔蕻大姐因为集会庆祝晓波得奖而被行政拘留，但我们发自内心是高兴的，这个奖既是国际社会对晓波数十年付出和牺牲的表彰和致敬，也是对中国民主事业正义性的国际承认。晓波因此而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国民主转型事业的象征性符号，他的存在对于我们的理想追寻和现实奋斗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但是——
但是如今，晓波先生竟然被病魔击倒了。根据本人数次入狱的经验，在监狱中能够保外就医的人基本都有过硬的关系和家庭背景，要么“富”用金钱开路，要么“贵”用官场关系解决。真正底层服刑人员是很难有机会“保外就医”的，既就是有个别“保外”，也已经是病入膏肓、难以生命再造了。而对于被判刑入狱的民主人士而言，“保外就医”就更加困难。如因“煽颠”被判刑入狱的浙江作家张建红（又名“力虹”）先生早在2007年就检查出身患重病，其家属先后多次申请为力虹保外就医都遭到当局拒绝。直到2010年6月，力虹已全身瘫痪，不能说话和自主呼吸，靠呼吸机和输液维持生命，才被允许保外就医，但此时已经无法挽救生命了，几个月后力虹先生便惆怅离世。如今，同样的命运再次被复制到晓波先生身上，虽然当局已经为他保外就医，但从刘霞“不能手术、不能放疗、不能化疗”的哭诉中，晓波陷入肝癌晚期的传闻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对此，本人深表愤慨，尽管网络有关晓波是被监狱当局“慢性谋杀”的信息有待证明，但执政当局在晓波患病问题上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毫无疑问，在晓波罹患肝癌的早期就应该让晓波保外就医。但执政集团的权力傲慢和对基本人道的蔑视——甚至巴不得晓波早些死亡的阴暗心理使得他们宁愿晓波在狱内忍受肝癌的煎熬，听任疾病恶性发展，也不让晓波早点保外就医。以至于今天晓波的病情被拖向几乎无法挽回的深渊……
从6月26日晓波身患重病消息被披露到现在的一星期，国际社会也高度重视，美国新任驻华大使爱德华、美国国会、法国政府、德国政府、15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都纷纷公开呼吁中国政府尽早放行刘晓波出国治病，挪威诺奖评委会还公开邀请晓波去挪威领取“和平奖”。遗憾的是，截止目前，中国政府无论是对于来自华人社会的呼吁还是非华人社会的呼吁依然无动于衷、置若罔闻，执政党领导人在香港机场面对记者的相关提问竟然不做任何回应——这是必须批评的！也是必须谴责的！本人认为，晓波先生作为享誉海内外的和平奖得主，数十年来，为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可谓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他所倡导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路径，他“没有敌人”的善意胸怀，他所高扬的以“自由、人权、平等、民主、共和、宪政”为基本理念的《零八宪章》，无不正确地为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指引了一条代价最小、最健康、最可取的路径。这条路径不仅对于中国人民是最安全的，而且对于执政党来说也是最安全的，它可以有效避免人民革命对于执政党和官僚权贵集团的报复性惩罚和毁灭性扫荡，它可以使执政党在日益对立的社会危机中实现安全的软着陆，就如八九十年代的国民党在台湾曾经做到的那样。正因此，执政党寡头统治集团应该能够看到刘晓波先生的善意和光辉，应该看到刘晓波先生为消融中国社会大危机所做的巨大努力。在当前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反腐败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下，尽快考虑晓波先生所倡导的和平转型道路和民主宪政道路。
当然这个转型并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作为对晓波先生深怀敬意的国家公民，我呼吁执政党和中央政府诚恳听取来自民间和国际社会的意见和建议，迅速安排晓波先生及其夫人刘霞女士一起前往美国或德国治病，以此彰显中国政府“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承诺。本人相信晓波先生去往美国会得到更为积极和有效的治疗，这是挽回晓波生命的最佳选择。如果拒绝出国救治方案，执意将晓波先生留在国内治疗，也请迅速组织肝脏移植手术，我相信中国现有的医疗技术和相关资源是足可以成功实施晓波先生的肝脏移植手术的。通过及时的抢救治疗努力挽回晓波先生的生命，从而也挽回一点执政党和中国政府的颜面和荣誉，并让人民在执政党和中央政府身上重新捡回一些希望和信心。
最后，我想说的是，诺贝尔和平奖自1901年首次颁发以来，共有104位知名人士获得该项殊荣，几乎所有获奖者如马丁路德金、勃兰特、萨哈罗夫、德蕾莎修女、瓦文萨、图图、金大中、尊者达赖喇嘛、昂山素季、戈尔巴乔夫、曼德拉等等不仅受到所在国家人民的高度尊敬，而且受到全人类的普遍尊敬，无论生前还是死后，这些和平奖得主为人类正义事业所作的贡献都将是全人类的财富。同样，刘晓波先生为解决中国现存制度的困境、为中国社会的和平转型所做的努力和牺牲不仅仅赢得了海内外华人民主人士的普遍尊敬，他也赢得了全世界爱好民主正义的人民的尊敬。刘晓波正在成为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象征性符号——未来，无论他生他死，刘晓波先生及其主要作品《零八宪章》都将是中华民族骄傲于人类的光荣！
2017-7-2于北平
【民主中国】2017.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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