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经历确诊肝癌末期一月多的痛苦，恐怕人力已是无法回天。在刘晓波命悬一线时，刘霞才得以获准相伴，他们在医院相依相偎的那一张照片，让笔者感受到他们深沉的依恋，也回想起十年前与他们的畅谈、欢聚。
2007年8月7日，在北京奥运倒数一周年之际，中共为营造开明开放形象，对传媒采访和异见人士的控制有所放宽，笔者得以到北京，访问了刘晓波、刘霞。虽然与刘霞早十年相识，但那天，刘霞在给我们倒水后就躲进房间，把时间、空间留给我和刘晓波，表现了她的细心、贤惠。而访问结束后，刘晓波牵着刘霞的手下楼，在餐桌上不时提点刘霞多吃些，也是情意浓浓。
那一天，就北京奥运、中国政治局势、中共十七大等问题，采访了刘晓波两个多小时，后来又外出边吃边聊了两个小时。不曾想，这成了最后一次采访、聚会。不曾想，北京奥运结束后，中共就撕下面具，刘晓波因带头起草、签署《零八宪章》而锒铛下狱。不曾想，再见到刘晓波夫妇的合照时，他们依然鹣鲽情深但已是形锁骨立。
翻阅当日的采访笔记，对照十年来中国政坛、社会的变化，刘晓波对人权的关注、对政治的真知灼见、为理想殉道的精神，历历在目。就在那一天，刘晓波和丁子霖、鲍彤、包遵信等发起联署给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的公开信，呼吁把北京奥运的口号由“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改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同样的人权”，敦促当局大赦良心犯、停止以举办奥运为名遣返访民和农民工，警告“为了举办奥运而压制并积累下来的种种社会矛盾，也会给中国的未来发展埋下严重的后患”。
当北京奥运的祥和气氛和中共十七大选举安排的民主气氛让舆论陶醉时，刘晓波虽然乐观其成，但没有忘乎所以。他当时向笔者指出：“要测试当局政改的诚意，不要说平反六四、直选这样的大题目，就连局部可以改变的，譬如撤销政府机关的党组、降低官员在全国人大代表中的比例、放弃网络言论管制，他们都不愿做，还能指望什么？”
刘晓波对奥运、对政改有期待，但对中共的本性更有深刻的认知。1988年，即在八九民运之前，刘晓波接受传媒访问时被问到：“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呢？”他的回答是：“300年殖民地。香港100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300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300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明知这段话会被质疑为卖国，刘晓波还说：“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
刘晓波愿做殉道者
有人说，刘晓波推动《零八宪章》是与虎谋皮、麻痹了人民抗争的神经、不应得诺贝尔和平奖；我要说，《零八宪章》是政治纲领、政治目标，并不是特定的行动指南，刘晓波也未盲目或自大到认为只凭这个纲领就可以让中国走向共和。有人说，刘晓波变了，从不愿流亡国外到死也要死在国外；我要说，他没变，他的理想、愿望没有变，他想死在国外只因不忍爱妻在自己死后再被禁锢。有人说，刘晓波以生命证明了“我没有敌人”的虚幻、与魔鬼握手的悲剧；我要说，中共的残暴岂能归咎于殉道者？魔鬼的邪恶岂能归咎于殉道者？
2009年，刘晓波在法庭受审时的最后陈词以“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作结，是愿意以殉道者的精神宽恕敌人，并非鼓动人民放弃抗争、向敌人投降。这与他反思八九民运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他认为，中国民运失败原因之一是没有出现一个像哈维尔那样的道德巨人，“一个殉难者的出现就会彻底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提升人的精神品质”。但愿，刘晓波这个殉道者，可以改变中国的民族灵魂，可以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共和、宪政。
【苹果日报】2017.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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