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好几次,朋友们希望我写一写2005年夏刘晓波到青岛度假的那段经历,晓波入狱的时候,晓波获奖的时候,晓波去世的时候,我几次打开电脑,又几次关上。茨威格说,我们这代人必须彻底学会不去缅怀已经失去的东西,在一个人的生活中,被忘却的一切,其实早已被他的内在直觉所判定。它必须被忘却,只有自己想保留的一切,才要求为他人所保留下来。

但是,我真的能够忘却那段日子吗?即使时光已过去了十八年,凉风习习的盛夏海边,佳木吐翠,空气香甜,碧蓝的天空中飘着朵朵白云。换上浅色的夏装的人们,兴高采烈,无忧无虑,在汇泉湾的沙滩上踏浪,起舞。刘霞开怀的笑颜,晓波爽朗的笑声,真的能随风而逝吗?

是的,每一个人的命运都与时代的命运相连,人们也不得不被迫服从国家意志,但每一个时代也总有她最优秀的儿女起来抗争,即使共同的命运还是会将他拉扯进去,碾为齑粉,成为牺牲。

2005年,是较为宽松的胡温时期,身处这个六月飞雪的当下,很多人会缅怀那个年代。我不能免俗,在晓波去世六周年的日子,写下这段文字,留给后人。

初见晓波

我和晓波在办理杜导斌案件时通过电话,后来,我出差去北京,正式认识了刘晓波。

记得第一次见面是在他家楼下的一个菜馆里,我和新京报的陈记者、青年政治学院的杨老师去见晓波,两人都是我朋友,跟晓波也是熟人。

晚上九点多,我们给他打了电话,在餐馆里点了菜等着。一会儿晓波来了,进门说:后面跟着尾巴。

晓波剃着光头,戴一付深度眼镜。肤色瘦黑,看上去很像陈述扮演的电影《渡江侦察记》里面的情报处长。

这个形象从此深刻地嵌入我的记忆,渐渐与古希腊城邦里披着长袍赤着双足在广场跟人辩论的苏格拉底重合,成为我人生的启蒙者。

我探头往包房外看,见一个便衣跟进来,坐在斜对着我们包房的一张桌子上,也不点菜,埋头伏在那里,不时抬头瞥我们一眼。

这时饭店女服务员进来,在桌子上放了一个圆圆的东西,看上去像是个呼叫服务的电铃。她给我们倒了茶,走了。杨老师随手把那东西翻过来,关了开关。

晓波笑道:没用,她还会再打开,外面的人想听墙根,就让他听呗。

果然,没几分钟,那个服务员又进来,把那玩意儿打开,并说:本店的特色服务项目,需要添水加菜就按铃。

陈记者说:我们不需要你的特殊服务,就聊会天儿,你可以离开了。说完,又把电铃关了。

那个服务员讪讪走了,晓波苦笑道:何必难为她?我一年到头,总有小半年享受这种待遇。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聊天的内容因年代久远都忘了,只有一个细节还记得,我对晓波说,北京的环境这么难受,何不到外地去走走透透气?

晓波叹道,也不是没出去过,走到哪里,都有尾巴跟着,我离开后接待的朋友就被找去问东问西的。总给人添麻烦,懒得出去了。

聊到半夜,我出去上厕所的时候,发现跟踪而来的家伙挪到最靠近我们包房的一张桌子上,伏在那里装睡,偷听。

2005年5月初,我在MSN上对晓波说,青岛气候宜人,冬无严寒,夏无酷暑,警方对我也还客气,不妨来青岛走走。那年正举办世界杯足球赛,晓波是个球迷,问能否找一个靠海边的安静住所,他打算带着刘霞来青岛避暑,看世界杯。

我在东海路找了一家由别墅改造的度假酒店,马路对面就是浩瀚的黄海,礁石嶙峋,海浪拍岸,环境幽静,景色迷人。更方便的是这家酒店所在的小区有华清公司的一栋别墅,华清公司是我的常年法律顾问单位,别墅里有我的一个房间,跟晓波见面十分方便。

我把酒店的情况发了照片给晓波,晓波很满意,决定三天后到青岛避暑。

跟一处订协议

青岛公安局一处得到刘晓波要来青岛的消息,十分紧张,据说还开了会研究如何应对。

老牟老杨两个处长来找我,把我接到八大关紫荆关路的一处安全屋。这是一幢米黄色的二层欧式建筑的小楼,是一个丹麦工程师的杰作。别墅一楼有会客厅,餐厅,放映室,阳光房。二楼是卧室、书房和小酒吧。四周高墙上爬满了青藤,还围着铁丝网。这栋房子最早是一个德国法官的,后来是日本宪兵司令的外宅,最后成了国民党海军少将的官邸,1949年6月青岛沦陷,房子被市公安局接收,成了一处的安全屋。

老牟的脸色阴沉得像要滴出水来。说:你干的好事!把刘晓波勾引到青岛来,你不知道他是天字第一号人物?你给我们添了多大的麻烦!

我早料到晓波来青岛一处会找麻烦,早早准备了说辞:晓波老师来青岛避暑,让我找个安静的地方看世界杯,怎么就给您添麻烦了?他如今不过是一介平民,又不是中央首长,你们干嘛那么紧张?

老牟又要发作,老杨赶紧打圆场:好了好了,来就来吧,不过这人是你招来的,你得负点责任。

我知道他们会提要求,答应道:您说,需要我负什么责任,看看我这柔弱的肩头,能否担起来。

老杨说:这次公安部同意他来,部里对我们有具体要求,需要你做的,就是跟刘晓波沟通一下,三条,答应的话,我们不会找他麻烦。

我问:哪三条?

老牟说:第一、到青岛后,不能跟这边的异议人士聚会、联络;第二、不能到大学里去演讲。第三、什么时候离开青岛,跟我们打声招呼。

我问:青岛的异议人士具体是指谁?

老牟反问我:你不知道?

我摇头。

老牟说:装傻。主要是牟传珩、姜福祯、陈青山等等。

我说:我刚到青岛不多久,跟老牟老姜这些人都不熟,我想晓波来度假,估计也不会见什么人。另外两条,应该没问题。不过要等晚上我跟他确认后才算数。

牟处长见我基本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脸色缓和下来。

我说:我也有个要求。

老牟老杨笑了:你还有要求?说说看。

我道:我在北京的时候,晓波老师说他以前也去过杭州等地,当地警方非常讨厌,整天牛皮糖似的跟着,还骚扰招待他的那些当地朋友。如果晓波老师答应了你们的三个条件,我希望你们别像杭州那帮人一样让他生厌。

老杨和老牟交换了一下眼色,老牟说:这个请晓波老师放心,只要他严格遵守我们提的三个条件,我们绝不骚扰他,连面都不见!

老牟说得斩钉截铁,让我非常意外。还有一点让我印象深刻,从此之后,一直到我离开青岛去了美国,三年多时间里,老牟老杨只要提到晓波,都跟我一个口气,总是称呼晓波老师。

晚上我跟晓波在MSN上谈了白天警察提出的要求,晓波道:可以答应,我这次去就是度假嘛,不会给人家找麻烦。

晓波在青岛的快乐时光

那时候还没有高铁,5月17日,晓波和刘霞坐北京到青岛的绿皮火车来了,他对我安排的海滨酒店很满意,白天在房间里看世界杯,晚上二三点钟和刘霞跑到海边听涛声,吹海风。刘霞带了好几个丑陋怪异的布偶,在海滩上、礁石上摆出各种造型,用单反相机拍摄。刘霞是个诗人,艺术家,跟晓波一样也剃着光头,她阳光、开朗,时不时地咧着嘴巴大笑。我安排了两个女律师陪她逛街,吃美食,她们都喜欢刘霞爽朗爱笑的性格。后来晓波入狱,刘霞在家和监狱之间终年奔波,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我难以想象,那么开朗的一个女人,要经受多大的苦难才患上这种可怕的病啊。

我遵守协议,没安排晓波见青岛的异议人士(对不起牟传珩姜福祯先生),但我也没有无所作为,邀请了深圳的赵达功先生和济南的孙文广教授来青,时常去云霄路海鲜街,陪晓波喝美酒,吃海鲜,游崂山。晓波不喝酒,抽烟也只抽当年的普通牌子“中南海”,刘霞喝红酒,孙文广教授能喝青岛啤酒,赵达功是个酒仙,红酒啤酒喝不过瘾,再买一瓶高度白酒自己喝。

孙教授是山东大学毕业的,当年的山大在青岛,后来院系调整,山大搬去了济南,留了一个海洋系在这里,几经演变,成了如今的中国海洋大学。海大的校园就是山大的老校园,孙教授陪着晓波在海大校园徜徉往返,抚今追昔。只是满校园的莘莘学子们并不认识他们的老校友,更不认识当年名满天下的“动乱黑手”刘晓波。

达功在这里呆了几天就回了深圳,孙教授陪晓波去逛崂山,在路上,孙教授说,他爸爸当年是国军的海军军官,曾经在崂山一带跟日本人打过仗。孙教授文革结束后写文章批判毛泽东和华国锋,被以反革命罪判刑七年。孙教授在狱中不甘心浪费时光,写了很多文章,考虑到可能带不出去,就把每一篇文章开头写上致中共中央总书记或者国家主席,等于是给最高领导人的上书。这种“上书”狱方不敢销毁,都存放在一个特定档案袋里。孙教授后来平反出狱,向狱方追回了这些“上书”,整理成两本书,在香港出版。

2018年8月孙教授在济南家中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被警方带走,从此生死不明,国内多次传出他的死讯,却一直没有获得家属的认证。近日,独立中文笔会从可靠渠道获悉,孙教授已经于2018年8月遭非法拘禁后不久被迫害致死。

晓波到青岛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约见《束星北档案》的作者,《青岛日报》的刘海军先生,晓波跟他在海边谈了一下午,希望他能接受独立中文笔会颁发的自由写作奖,遗憾的是刘记者身在体制内,接受了这份殊荣就很难再留住饭碗,只能婉拒。

晓波在青岛的这些活动一处一无所知,也就是说他们基本信守了承诺没有骚扰、跟踪。不过也不是对晓波完全放任,后来还惹出一个乌龙,我为一个平度老乡在啤酒城后面买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装修豪华,视野开阔,当时空着,问晓波愿不愿意搬过去。因为可以省去酒店费用,晓波当然愿意,立刻就搬家。晓波那时还没有手机,用的是我的另一部手机,我在新房这边收到他的电话:有人找麻烦,酒店拖拖拉拉不给结账。

我一下子就明白是一处搞的鬼,给牟打电话,质问他们为何不守承诺。老牟却气哼哼地说:你怎么还倒打一耙呢?刘老师要走,为何不打个招呼?

我明白搞了个误会,解释说:我给晓波老师另外找了个免费的房子,就在啤酒城后面的小区,晓波要走还能不告诉你们吗?

老牟他们仍然不放心,晓波的车开到新居所的时候,他们的车还一直跟着。

老安请客

老牟事后跟我说,刘晓波是天字第一号“大人物”,对他的“关照”程度超过部级领导。按说青岛也不是个小地方没见过世面,中央现任和历任政治局委员以上级别的官员几乎每年都来青岛避暑,他们也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

老牟心有余悸地告诉我,你知道吗?老安也在盯着呢。好歹没出事!

老牟说的“老安”,就是国安。我还在济南的时候,就被安全厅盯上。到了青岛,明着是公安局一处在管我,暗地里青岛的老安从来没有放弃对我的监控。

2005年1月17日,赵紫阳去世,他们在MSN上盗用了我同学的账号,打听是否要去北京富强胡同。我说,不去,打算到市政府门前的五四广场献一束花,聊表心意。

我买了一束黄色菊花,来到五四广场“五月的风”雕塑下,发现有好几个人鬼鬼祟祟拿着相机在拍照。我立马改了主意,捧着花去市政府,打算把花放在市政府门口。赵紫阳好歹当过共产党的总书记,政府总理,我作为公民祭奠他,不是正该找青岛市委市政府吗?

五四广场跟市政府隔着香港中路,我由南往北走,这几个人一开始还是不近不远地跟着我,要过马路的时候,发现了我的意图,四面围过来拦住我,其中一个高个子年轻人说:你的花不能送到市政府去!

五四广场是个热闹的地方,游客如织,我试图吸引游人的注意,故意大声喊道:你谁呀,管得着吗?

四个年轻人组成一堵人墙,挡住了我的去路,他们一个个板着面孔,一声不吭,恶狠狠地看着我,其中一个年长一点的开口道:别找麻烦,你不是打算把花放到五月风下面吗?还是放那里吧。

我一下子明白过来,他就是网上冒充我同学的人,他们是“老安”!我曾经听老牟说过一嘴,老安也在盯着我。

他们不是老牟的人,这事就有点麻烦。我知道老安非常阴狠,曾经有个台湾商人在青岛大学旁边买了一块地被他们看上了,于是这个商人就成了台谍,这块地也被他们弄去盖了家属楼。此事在青岛政法口流传很盛,今天遇上了,我心有余悸,看看旁边放着一辆黑色加长公务车,心想被他们绑了扔到山沟海角,那才是自找倒霉呢,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放弃那个冒险的举动,把花依旧放回到雕像下,拍照留念,施施然回家去。

事后老牟抱怨我:你惹他们干什么?

我说:他们冒充我同学下套,哪是我招惹他们?

又道:国内的事不是你们管吗?青岛那么多日、韩、台谍他们不去管,管我干嘛?

老牟叹口气道:现在是猫狗竟食,谁逮着老鼠算谁的。

又变脸说:我警告你啊,你少弄那些什么花呀草的诗文,让他们弄进去,我可捞不出你来。

老牟指的是我写的悼念赵紫阳的诗歌《开在胸前的小白花》,那首诗发在博讯网站上,我还打印出来连同菊花一起放在了五四广场“五月的风”塑雕下了。

老安找我麻烦,这才是开始,后来他们还抓了我的一个助理给他们当特情,专门监视我,这是后话。

晓波到青岛的第二天,我多年的朋友,也是律师所的老板跟我说,想有几个朋友请晓波吃饭。

我问:都是什么人?

老板笑说:一个窗口单位的副处长,是六四学生,当年去过广场。听说刘晓波来了,很激动,非要请刘博士吃饭,一同缅怀风云激荡的青春岁月。

我跟晓波说了王处长请客的事,晓波毫无戒意,带着刘霞开开心心去了云霄路的一家高档海鲜菜馆赴宴。

后来我知道,工商局外资企业管理处只是王处长的掩护单位,他的真实身份仍然是老安。

那天王处长还带来了三个人,一女二男,都是年轻人。加上晓波、刘霞、老板和我,一共八个人,济济一堂,气氛热烈。晓波不喝酒,侃起当年的往事,激情飞扬,滔滔不绝,一点不口吃。王处长居然能完整复述晓波当年在纪念碑上的演讲内容。他说:刘老师,我们同学当年都把您当成明星一样崇拜,特别佩服您人在美国了,还飞回来参加运动,这份胆识和勇气,堪比陈天华和邹容啊。

晓波边吃着螃蟹,边道:我也没那么勇敢,当年飞机到日本转机时,听到国内戒严的消息,一度打算买机票回美国。突然听到去北京的登机广播,才心一横,还是回北京吧,是死是活,就那样了!

晓波还说了他被捕的经过:开枪后,我被朋友送进了澳大利亚大使馆,发现周舵侯德健高新都没在这里,本来是四个人一起搞的事(指四君子四十八小时绝食),就我一个人躲到大使馆里,忒不仗义,就借了个自行车去找周舵他们,结果一出大使馆就被埋伏的便衣扑倒在地,扔到一辆面包车上,戴上黑头套,几条大汉用脚踩着我的头,双手反铐着,双脚绑着。我当时就想,这下完了,他们不会就这样把我弄到荒郊野外枪毙吧。

晓波回忆起往事,哈哈大笑,请客的几个人也各怀鬼胎地跟着笑。

晓波还讲了侯德健的遭遇。侯德健因为是台湾人,又在广场上跟戒严部队谈判,把学生带了出来,算立功。他关了半年就放了,出来后到处给刘晓波鸣不平,结果被抓起来驱逐出境。驱逐的过程特别逗,先用飞机送到福建,再用军舰拦截了一艘台湾渔船,把侯德健扔了上去。台湾渔民不听流行歌曲,不知道侯德健的大名,怕带这么个大活人靠岸会有麻烦,就商量着想把他扔到海里。侯德健吓坏了,掏出身上带的600美元,才买回一条命。上岸后又被台湾警方抓起来,又判了非法入境罪,入狱三年。

那天晚上我们喝了很久,大家都很尽兴。晓波一直不知道王处长的真实身份,后来还好几次跟我提到他,说这孩子不错,还能记着我当年在广场上的演讲。

我心道,您老人家可真是宅心仁厚,心地纯良,一般人提到刘晓波,想到的就是那篇署名王昭的大批判文章《抓住刘晓波的黑手》,能记着16年前广场发言的人显然看着录像是做了功课。

晓波在青岛呆了二十多天,看完了世界杯就走了,本来还想去海南,可北京那边临时有事,匆匆乘机飞回了北京。我想把那部手机送给晓波,但他没要,回北京后自己买了一部。从此开始有了自己的手机号。

晓波的恩惠

刘晓波是我的恩师,也是我一生的贵人。没有晓波,我只会是一个浑浑噩噩的小律师,没有晓波我在大陆早就入狱了,即使逃过了《零八宪章》的那次签名活动,也逃不过七〇九大逮捕。

我们第一代维权律师除了莫少平大律师和他的徒弟们,几乎没人能侥幸存活。高智晟被判刑三年,释放后被失踪,至今生死不明,郭国汀被刑拘后,写了悔过书自愿流亡加拿大,杨再新被劳教,张鉴康被吊销执照,李苏滨、李柏光屡遭迫害英年早逝,我也于2008年第三次出访美国时选择了流亡。

记得当时晓波在网上问我,你不回来了?我说:还在犹豫。晓波问:是因为孩子吗?我说,也是为了母亲。我母亲是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脸皮薄,要面子,她不能理解我的思想,她生养的五个儿女中,我是她唯一的骄傲,如果我被抓坐牢,母亲一定活不了。

晓波很理解我的选择,他说:那就别回来了,留在美国吧。

还把征集零八宪章海外签名的邮箱交给了我。

数天后晓波和张祖桦被抓,国内的朋友纷纷被传唤,有几个朋友跟我商量,能否替他们扛着发动签名的事,我一口答应。国内安排了光明日报驻联合国记者来找我,询问零八宪章签名的事,我根据约定大包大揽,吹牛说多少人是我发动的签名。那个姓张的记者临走的时候,我心里突然有所不安,问他:你看,我回去会不会有麻烦?那位张记者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至今记得,像是在说:你怎么能问出这么弱智的问题?

我在儿子年龄到期前五天提交了庇护申请(儿子的生日是1987年11月22日,美国移民法规定,孩子21岁前算儿童,可以被申请移民),我还记得那天是2008年的11月17日。当时零八宪章303名签名人在海外的只有我和余杰,余杰回去了,被传唤、绑架、殴打,几年后又不得不逃出中国,和我一样入籍美国。如果没有晓波帮我下了决心,我可能跟余杰一样回去了,但我很难有余杰那样的条件再逃出来,我的后半生大概就会在中国的小监狱和大监狱里度过了。我的母亲也不可能88岁高龄还依然健在。这都是晓波的大恩!

早在我承办人权案件之初,晓波就告诫我,做律师一定要职业化,要把当事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是自己出风头,挣名声。针对当时某些死磕律师跟当局尖锐对抗的做法,晓波反复说,律师是救人的,如果连自己都保不住,那就失去律师的作用了。有的律师在承办案子时被赶出法庭,甚至遭到殴打,海外媒体纷纷热炒,晓波不以为然地说,当律师挨了打,不是啥光荣的事。

我承办案件时,也常有急躁冒进,在法庭上呈口舌之快的时候,晓波总是批评我,劝我多向莫少平律师学习。但是,教的曲子唱不得,我最终还是在杭州折戟沉沙。2007年给陈树庆辩护的时候,拿中共自己的报纸香港大公报、文汇报六四期间刊登的照片,证明六四屠杀的真实性,被检察官称作“在共产党的法庭上指控共产党”,毫无悬念地丢了律师执业证。

在青岛的那些日子,晓波还帮我买了一套房子。我那时还在租房住,对买房下不了决心。晓波跟我到李村的金水路看房,这是一套三居室的房子,有100平米,每平米4000人民币。晓波说这地方不错,房子也好,价钱公道,买!

于是我花四十万买下那套房,十年后给儿子在长岛买房,老婆回国卖掉了房子,价格已经翻了一倍多。

也是在青岛,晓波还介绍我加入独立中文笔会。

死国可乎

晓波在青岛的时候,是胡温的第一个任期,中国处于政治上的小阳春,谁也没想到,这个宽松期会那么短暂。三年后,风云突变,利维坦张开了血盆大口。我流亡海外,晓波因《零八宪章》第四次入狱,2010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记得大家欢欣鼓舞的时候,对政治黑幕有深刻了解的北京于建嵘教授痛哭失声,说:晓波完了,他走不出监狱了。果然,离刑满还不到两年的时候,晓波被“病死”在狱中!

有人说,人类历史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以牺牲她最优秀的儿女作为代价的。刘晓波就是那个代价,孙文广也是,我们这些人都是。

史记记载,秦末二世皇帝暴虐无道,法令严苛,百姓没有了活路,

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时光流转二千年,同样的问题又摆在我们面前:

等死,死国可乎?

晓波六周年忌日于纽约长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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