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代人权卫士刘晓波先生被中共折磨至死，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仍然不能和家人朋友自由来往，生怕他的言语、思想传出去。死后要迅速火化，骨灰要撒大海，生怕连骨灰的安放地点都可以转化为民主自由的地标和图腾，就连他狱中遗留下来的手稿（严格来说是他的私人遗产）都要没受。总之就是要灭他的肉身、声音和思想。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中共对刘晓波的惧怕程度。
为什么中共会这么惧怕刘晓波？这本来是一个很值得中国人反省思考的问题，然而，有很多所谓“知识分子”，不但不去反思，反而无耻地帮忙中共“污名化”刘晓波。近日，在知识分子圈中广泛流传的一篇文章，是英国《卫报》2010年一篇质疑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合理性的文章[1]，很多亲中共的人藉此文散布“刘晓波该死”的观点，有些说得客气点是“求仁得仁”，也是暗讽他咎由自取。
在他们对刘晓波的攻击中，几乎全部火力都集中在他关于“中国需要被殖民三百年”的这个观点[2]。笔者与刘晓波有数面之缘，我们认识于1980年代中期他初露头角之时。作为朋友，特别是作为一个经历过上世纪八十年代“启蒙时代”的老记者，我觉得有义务针对这些攻击，澄清一些背景问题。
如何评价一个人的思想或文章？中国古代哲学家孟子提出两个重要观点：“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何谓“知人论世”？他说：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见《孟子·万章下》）。所谓“知人”，就是要瞭解作者其人，以走进他的精神世界；所谓“论世”，就是要瞭解作者所处的时代，以便将文本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来理解。
何谓“以意逆志”？他说：
“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见《孟子·万章上》）。
孟子这段话提出的诠释别人文章的原则就是：首先，不能脱离具体的语境（“辞”）对字词（“文”）作孤立的解释；其次，不能以对语句表面意思的解释来代替对作者用意（“志”）的把握。
在孟子看来，任何偏离“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原则来解读别人文章的，都不能客观中肯而会失诸偏颇。所以，要理解刘晓波“殖民三百年”这个观点，必须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代背景。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自从1949年后第一次思想启蒙时期，那个时候青年知识分子思想十分活跃，大家都为国家前途忧心忡忡。自从1949-1976年间中国蒙受的共产主义灾难迫使知识分子利用官方“改革开放”形成的思想空间，迫切反省、思考、探索中国的前途问题。在这个背景下出现了中国会不会被开除“球籍”[3]的问题（即在地球上消失、灭亡）。
这里我引述一位作者凤章写的文章《“球籍”问题——兼记中国大学教授们》，来反映当年大家的焦虑：
“球籍”！“球籍”！1988，中国知识分子关于“球籍”问题的忧思年！……“球籍”问题确实令人心忧，但更令人心忧和可怕的是浓雾一般瀰漫的那种“隔江犹唱后庭花”式的麻木。要有一声能够震醒深沉麻木的炸雷才好！
在此背景下，各种“炸雷”就出现了。思想活跃的年青知识分子就纷纷起来对现行制度进行批判，例如苏晓康先生的《河殇》，就尖锐地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刘晓波则发表了他惹来尖锐的批评的“殖民三百年”论。即使是老成持重的李泽厚教授，也提出中国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这个后来被批判为历史退步的建议来。不明白此背景，就无法理解当时知识分子的心境，正是这种对国家前途的焦虑使他们或会发出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言论。此“知人论世”之一也。
随着中共“改革开放”的深化，必然要碰触到一些过去的理论禁区，例如如何正面评价“殖民地”。特别是当邓小平提出建设经济特区后，遭到党内极左派攻击，认为他是在中国境内搞外国资本的殖民地。在这个背景下，正面肯定殖民地的问题就成为现实的政治需要。这时很多思想家就深入探索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问题。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提出殖民主义有“双重使命”，他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过去，在思想禁锢时代，只能谈“破坏性的使命”，现在解除了思想禁锢之后，很多学者就侧重谈殖民地的“建设性使命”。在这种氛围下，刘晓波会发出殖民三百年的声音是可以理解的。此“知人论世”之二也。
在理论层面固然大家在探索殖民地的“双重使命”，在实践层面，大家当年都在探索如何响应邓小平“制造几个香港”的号召。上世纪八十年代是香港回归的谈判以及《基本法》的制定过程。这个过程把内地知识分子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认识香港这个殖民地，她为什么会这么成功（那时区区一个香港的GDP 就相当于中国的12% ）？如何从香港学到有用的东西以应用于内地？特别是邓小平提出“制造几个香港”的论述，在在都促使内地学者开始正面地看待殖民主义的问题。例如：原夏门大学学者陈可锟移居香港出任《经济导报》总编辑后，提出要建立“香港学”，就是要彻底弄明白作为“殖民地”的香港为什么具有比自称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优越的事实。香港的成功，有力地验证了马克思所说的殖民主义的“建设性使命”。在这种思想及语境氛围下，刘晓波会发出“”殖民三百年“的说法是不难理解的。此”知人论世“之三也。
我提出这三点背景供大家参考，并非表示我认同他的观点，只是希望大家对他的谴责不要乖离当年的时空，否则就有欠公允，犯了孟子所讲的“以文害辞，以辞害志”，对他进行不必要的谴责。
事实上，八十年代的刘晓波是一匹桀傲不覊的“黑马”，他立论可以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而且年轻的他，敢于以尖刻的语言挑战大学者如刘再复、李泽厚等而不留情面，对于时人称为“年青人的四大导师”他都不屑一顾。这种性格使他容易发表极端的言论。关键是，他成长后，懂得反思，而且深深忏悔。他在2003年发表一篇文章说：
我的文字生涯始于七十年代的知青岁月，那种特定时代的革命化大抒情，完全由空洞的口号和盲目的激情堆积而成，也就是毛语录式的意识形态谎言，而在当时还自以为是绝对的真诚。当我的写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赢得了些许社会名声之时，……像个一夜之间发了大财的暴发户，陷于不知天高地厚的飘飘然之中。
是十四年前的那个血腥黎明，让我懂得了自己的浅薄和自负，懂得了爱的柔性温暖和内在力量，并开始尝试着去体验真实生存的厚重——活着的罪恶和对亡灵的敬畏——为自己七十年代的浅薄和八十年代的狂傲而深感羞愧。现在，回头仔细检视才发现，我的整个青春期生长于文化沙漠之中，我所赖以写作的文化滋养，除了仇恨、暴力、狂妄，就是说谎、无赖、犬儒，这些党文化的毒素喂养了整整几代人，我便是其中之一，即便在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也并没有完全摆脱党文化的印迹，毛式思维和文革式语言已经变成生命的一部分，意欲进行脱胎换骨的自我清洗，谈何容易！清除灵魂中的毒素，甚至需要终生的挣扎（见刘晓波：《用真话颠覆谎言制度》）。
作家査建英说，在所有的“六四”学运领袖中，可能只有刘晓波写下了这样的忏悔，“他把自己也放在聚光灯下严厉审视，分析自己的复杂动机：道德激情、机会主义、对荣耀和影响力的渴望。”（见查建英：《国家公仆——王蒙是改革者还是辩护士？》载于《纽约客》（The New Yorker）2010年11月8日号，文章批判了王蒙对刘晓波的攻击）。
即使我们认为无法接受“殖民三百年”的观点，但观乎他的忏悔，我们是否可以以他成熟之后的反思来饶恕他青涩年代的狂妄，而不是牢牢抓住“殖民三百年”，就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呢？事实上，如果论者能全面地阅读刘晓波的文章，例如监狱中的自辩书《我没有敌人》这些充满人性善良的文章，或者细心研究他推动的《零八宪章》，切实做到孟子所说的“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方可以全面地评价刘晓波。
试问现在声嘶力歇地批判他的所谓“知识分子”，又有多少人敢于这样解剖自己呢？希望那些客观上做了政权鹰犬的所谓“知识分子”，停止抹黑这个为中国的民主和自由而无私无惧地奉献了自己生命的刘晓波。
[1] 见：Do supporters of Nobel winner Liu Xiaobo really know what he stands for？By Barry Sautman and Yan Hairong，The Guardian，Wednesday 15 December 2010
[2] 见刘晓波：《中国至少需要被殖民三百年》，（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月号）
[3]所谓“球籍”问题，是毛泽东最早提出来的。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他说：“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
【众新闻】2017.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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