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邮报》将在7月13日刊登这篇纪念刘晓波远行二周年的特约稿，但是有删节。现将中文完整版先贴在这里，供大家中英文对照。德国《arte》杂志上个月也刊登了这个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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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兼歌手沃尔夫比尔曼夫妇来访我家。沃尔夫比我大20多岁，回忆30年前的中国六四，他说，北京的坦克开上街头，镇压了你们的民主运动，保住了独裁，东德共产党还发了贺电。这是一个屡试不爽的好办法，在匈牙利、捷克，在1953年6月17日的东德，他们就这么干过。五个月后，他们差点这么干了，可莱比锡跟北京差不多，脑袋一望无际，老人和小孩留家中，其他人全上了街。军队集结待命，可人太多啦，开枪的话……于是党中央请示克里姆林宫，戈尔巴乔夫答复：你们自己决定。如果是我，就不会下令开枪。
老大哥居然说不会开枪！跟以前不一样啊。人民就这样获胜，柏林墙倒了。直到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也被历史席卷而去。记得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也访问了中国，当时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政府一再要求示威者撤离，腾出地盘举行欢迎仪式。但大多数人不撤，欢迎仪式只好改在机场。稍后两个共产党总书记见面会谈，赵紫阳说所有一切都得请示邓小平同志。再稍后，他下台了，因为说了不该说的话。
沃尔夫继续抚弄吉他，在歌声中怀旧：“共产党像太监，始终围绕着墙内女人们打转，如果你是男的，赶紧阉割吧，这样党才放心。没有勃起就不会追求自由……”照沃尔夫的逻辑，30年前，数百万正在勃起的年轻人占据了天安门广场，要求与政府对话，在中国实现民主，而不能勃起的邓小平却让大伙儿赶紧阉割，据说他身边90高龄的王震将军刚怒吼了“杀20万人保20年江山”，就大小便失禁了。随之整台国家机器也大小便失禁。行将就木的老人们集体决议发动这场内战，由坦克和装甲车开路，20多万野战军从几个方向进城，合围天安门，沿途冲撞、碾压和射杀设置路障、阻挡军车、呐喊抗议的数十万手无寸铁的市民，造成了数百、数千或过万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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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夜，专程从纽约回国投身民运的刘晓波，还在广场学潮指挥部，数十公里外的杀戮已经开始，他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带领大伙儿砸捡来的步枪，以免给渐渐逼近的杀手们留下开枪的藉口。他后来写了《末日幸存者的独白》，记录自己与学生们“最后的撤离”，所有路灯突然熄灭，漆黑一团中，平端着冲锋枪的戒严部队指定一条通道，他们排成长龙，俘虏一般，缓缓穿过去。一会儿，不知是前方还是后方，枪声大作，坦克进场了，嘎嘎碾压他们留下的帐篷……第二天，在澳大利亚大使馆门前，刘晓波迟疑了几秒，谢绝了国际友人的邀请，骑车远去。接着他在大街上被捕，进了秦城监狱——十三年前，毛泽东尸骨未寒，邓小平的同伙们也将毛的皇后江青关在这儿，直到死——而刘晓波却幸存着，并屈服于父亲的痛哭哀求，上中央电视台认罪，违心地证实“没看见广场死人”。不到两年，他被释放。他说：“除了谎言，我一无所有。”从此宗教赎罪主题胁裹了他的人生。他起草了无数请愿和呼吁，他帮助天安门母亲群体，他每年写一首祭奠长诗，其中充满令人窒息的自责。他四次坐牢，最后被谋杀在囚笼。
写到这儿我热泪纵横。那一夜，拒绝一切政治的我，在长江和乌江交汇的涪陵码头，一个酷似兽笼的家中，上蹿下跳，朗诵长诗《大屠杀》，并与通晓汉语的加拿大青年戴迈河一起，制作并复制了四盘配乐磁带。我被戴迈河收音机中的天安门实况转播所吸引，最后被六四淩晨的枪声和惨叫所激怒：“……打穿脑壳！烧焦头皮！让浆汁迸出来灵魂迸出来，溅向立交桥、门楼、栏杆！溅向大马路！溅向天空变成星星！逃跑的星星！长着两条人腿的星星！天地颠倒了。人类都戴着亮晶晶的帽子。亮晶晶的钢盔。有只军队从月球里杀出来！扫射！扫射！扫射……”
这首诗在20多个城市流传。警方追查大半年，终于在重庆火车站逮捕了仓皇出逃的我——传播过《大屠杀》的几十名诗人和作家也被捕入狱——当时的中国是超级兵营，铺天盖地的《通缉令》，车站、码头、街道、民居，四处都在抓人。而更多的人要么已入狱，要么正在逃亡。20世纪中国有两次大逃亡，1949，国共内战，共产党打败国民党，溃退到台湾的战争难民，约200万；1989，天安门大屠杀，偷渡到海外的政治难民，有好几十万——令“六四难民”或“六四血卡”成为欧美移民史上抹不去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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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和我完全不同。我这辈子，从未读完过任何政治文件，包括《零八宪章》。我之所以签署他起草的数不清的文件，惹上数不清的麻烦，是因为我们都属于八九六四的政治犯作家。
后来他们夫妻到成都，总是住我家，从来不嫌简陋。刘晓波一直是风云人物，朋友圈儿除了不少党内改革派，大学教授，还有文学、电影界的王朔、北岛、姜文、刘晓庆、张艺谋等大腕，而我就一在底层廝混的四川土包子。刘晓波第一次看我朗诵，是在朦胧诗人芒克家中。那时他已第三次出狱，因我和忠忠在他系狱期间，对刘霞的生活挺关照，所以他非要报答。对书商忠忠的报答就是化名老侠，拉王朔一块整了一本《美人赠我蒙汗药》的畅销书，赚钱不少。对我的报答就是只要我在北京，就成天惦记着——日本籍导演李樱拍一部叫《飞呀飞》的前卫电影，聘芒克和我作主角，我演黑道杀手，向生意破产的芒克讨债——刘晓波意外得知，竟打的两小时，赶来芒克家提建议。凑巧李樱在播放片花，是在雍和宫附近的忙蜂酒吧拍摄的，其中有我朗诵《大屠杀》。夜深人静，他突然嚎啕大哭，声振屋瓦，吓得大伙儿不知所措。我记得那一幕，他说老廖你，你，你在那种地方朗诵个鸡巴。然后扭头就走。
当晚他写了这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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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廖：
你太折磨人了。听你的声音使我怀疑自己活下去的理由是否充足。泪水往心里流，但流过泪之后，生活依然在无耻与轻浮中照旧。人都死了，只有狗崽子才能幸存！我是狗崽子吗？我们是狗崽子吗？太怜悯自己了。狗还他妈的有狗性，中国人有人性吗？没有人性的人和有狗性的狗之间，造物主的恩典肯定给予后者。我们连狗都不如，我们的子孙连狗崽子都不如。中国人什么都不是。鲜血不是什么，背叛不是什么，遣忘也不是什么。因为这首《大屠杀》，你坐了四年牢，我以为值得。牢狱比私下的自责和忏悔更能安慰仅存的、那么一点点良知。你真不该与他们一起朗诵，你的世界早已属于另类，而他们则很正常、理性，这甚至包括xx.耻辱地活着，为了无辜者的血，是我唯一能够找到的理由。“六月四日”的黎明，是我心中最黑也最红的日子，而六四之后的所有白天与夜晚，既不是黑也不是红。如果无耻也有颜色，那只有这种颜色了。
过不去的永远过不去，即便有一天我们能够告慰那些无辜的殉难者。但我还要感激你，怀着几近绝迹的虔敬向你说声：“谢谢啦，我的廖秃头！”
晓波
1999年11月24日于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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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回信，因为不知该说什么。一个多月后，他写来第二封信，有如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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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共产黑幕中的人物相比，我们都称不上真正的硬汉子。这么多年的大悲剧，我们仍然没有一个道义巨人，类似哈维尔。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权利，必须有一个道义巨人无私地牺牲。为了争取到一个“消极自由”（不受权力的任意强制），必须有一种积极抗争的意志。历史没有必然，一个殉难者的出现就会彻底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提升人的精神品质。甘地是偶然，哈维尔是偶然，二千年前那个生于马槽的农家孩子更是偶然。人的提升就是靠这些偶然诞生的个人完成的。不能指望大众的集体良知，只能依靠伟大的个人良知凝聚起懦弱的大众。特别是我们这个民族，更需要道义巨人，典范的感召力是无穷的，一个符号可以唤起太多的道义资源。例如方励之能走出美国大使馆，或赵紫阳能够在下台后仍然主动抗争，或北岛不出国。“六四”以后的沉寂与遗忘，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一个挺身而出的道义巨人。
人的善良和坚韧是可以想像的，但人的邪恶与懦弱是无法想像的，每当大悲剧发生之时，我都被人的邪恶与懦弱所震惊。反而对善良与坚韧的缺乏平静待之。文字之所以有美，就是为了在一片黑暗中让真实闪光，美是真实的凝聚点。而喧嚣、华丽只会遮蔽真实。与这个聪明的世界相比，你和我就算愚人了，只配像古老的欧洲那样，坐上“愚人船”，在茫茫大海上漂泊，最先碰到的陆地就是家园了。我们是靠生命中仅存的心痛的感觉才活着，心痛是一种最盲目也是最清醒的状态。它盲目，就是在所有人都麻木时，它仍然不识时务地喊痛；它清醒，就是在所有人都失忆时，它记住那把泣血的刀。我曾有一首写给刘霞的诗：“一只蚂蚁的哭泣留住了你的脚步。”
我没见过你的姐姐飞飞，她该是一个怎样的女人，你的笔使我爱上了她。与亡灵或失败者共舞，才是生命之舞。如果可能，你去扫墓时，代我献上一束花。
晓波于公元二千年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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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不知说什么。我觉得坐一次牢已足够，而他却坐牢、反抗；反抗、坐牢，翻来覆去。稍后他担任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天天在网上抨击党和政府。2007年隆冬，他要亲自授予我笔会的自由写作奖，酒店订好了，人也通知了，不料东窗事发，包括他在内的几十名在京笔会成员被控制在家，出不了门，而我被三个警察押送回四川。
至此永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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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他判刑、坐牢、获诺贝尔和平奖，我都没想到会是永诀。我淡忘了他上述两封信，即使没淡忘，大约也不会将信中说的“道义巨人”和他挂钩，不会将遥远的甘地、耶稣、哈维尔和他挂钩，因为这个叫刘晓波的人太熟悉了，他是打算坐穿牢底的……
可世事难料，他突然被查出肝癌晚期，保外就医却被严密监控。“才20多天，他就走了。”我写道：“我希望他来德国，我家附近有柏林最美的墓地，中心有个水鸟飞翔的湖泊，他可以埋在这儿，我们也好经常去看他……”
但独裁者扣住不放，他们甚至害怕这个著名思想犯的骨灰。他的信中骇然浮现“一个殉难者的出现就会彻底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正如30年前，那场大屠杀令他和我的灵魂彻底改变……
【廖亦武脸书】2019.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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