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7月金钟（右）和刘晓波在北京会面（Stacy Mosher）
● 编按﹕刘晓波“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地”之说，最初发表在本刊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号。二十年来，他为此饱受辱骂。本文回忆当年情景，并对晓波的文章与贡献作出评析。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海外和香港台湾的中国人大多数为之感动、兴奋，伴随着这样巨大的荣誉，“名满天下，谤亦随之”，那是难免的事。一方面是视他为仇敌，四次将他投入监狱的那架如山的国家机器，另方面来自自由的人性社会。人无完人，刘晓波当然也不例外。就像外面的总统选举那样，候选人之间的互相攻击，有时可以达到“惨不忍睹”的地步。不过，晓波涉及的主要是一些观念形态和道德评价的问题，比较“见仁见智”。
其中有一条和我有关。那就是他说“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地”。这句话是二十二年前他接受我的访问时谈到的。刊登在《解放月报》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号上。为了这句话他在八九学运失败后的大批判中遭到猛烈地咒骂和攻击，我的访问被收进官方出版的《刘晓波其人其事》中，鉴于晓波当年在青年和大学生中的影响力，这句被定性为“卖国主义”的话，几乎是听闻晓波的人都知道，也是官方大力抹黑他的一个不容置疑的“罪状”。
本刊初期的卖点：人物专访
过了二十年，现在又有人翻出这句话来攻击他或是责备他，也有一些人来找我求证。为此，本刊今期（68页）便将当年访问全文，予以发表。我不能代表狱中的晓波说话，但我有责任向公众交待当年采访的状况及我的看法。
发表这篇“史料”，不单是为晓波的观点作必要的澄清，为研究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生平事迹，提供一份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晓波获奖意义重大，对他的研究也就成为中国极权主义及其反抗运动研究的一部分。
一九八八年，啊，距今已是一代人的时间！（最近会见几位来港读硕士的大陆学生，他们都是那时出生）那时的北京，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节。我们这本杂志才创刊一年多，当时刊名叫《解放月报》，是先社长许国（哈公）先生拟定的，哈公八七年六月去世后，刊名续用到八九年底，一九九○年一月起改名为《开放杂志》至今。从创刊起，我担任杂志的总编辑。人物专访是每个月的必备节目，由我一手负责。还记得有人告诉我，当时蛇口的负责人袁庚很爱看《解放》上“许行的评论和金钟的专访”。许行先生是我们创刊顾问，香港资深政论家，至今仍是本刊的主要撰稿人。
那时人物访问是每期的“主菜”，最初是以本港文化界名人为主如李翰祥、黄霑、倪匡等，以此争取本地市场。访问方式利用月刊篇幅较大，可以做比较深入的探索。尤其当时很受意大利名记者法拉奇的影响，她那些人物专访都很长，又很可读。记得她访问邓小平，大陆只发表二千字的摘要版，香港则可以看到上万字的全文，非常过瘾。因此，我有样学样，拿个录音机，到处穷追猛打。一般人物访问大约四千字左右，但刘晓波这篇却长达八千字。
“三百年殖民地”论的出处
晓波在八十年代中期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因为批评美学家李泽厚而名声鹊起，被称为“黑马”。八八年六月，他成为中国第一批被授予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八月，就被挪威奥斯陆大学邀请去讲学，十一月结束。他在挪威期间，我已追到他，电话邀约写稿，他在十月和十一月已分别给我们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讲大陆的气功热，另一篇是《混世魔王毛泽东》。这篇批毛文章令我十分惊讶，因为那时他才三十三岁，文革初还是小学生，竟然对毛时代看得那样透彻、准确，批判的力量那样犀利。我急于想见他的惺惺相惜之情，可想而知。这时香港传媒对他还不熟悉。
挪威讲学完后，他又要去夏威夷大学讲学，也是三个月，再去纽约哥大，可见他当时的名气已不同一般。赴美前转道香港，停留大约三四天，我记不得还有什么活动，但我的访问是来之前已预约的。那天，我们约在轩尼诗道星港酒店二楼咖啡座。当时还有谢平等女记者在座，协助录音、摄影。大家十分专注，对谈中气氛活跃，晓波略有口吃，但表述流畅，很有自信。约谈了两个钟头。他离开香港后，我们还有联系。到哥大做访问学者时，天安门学潮起，他四月下旬飞回北京。
究竟“三百年殖民地”之论，是怎样说起的？问题在哪里？这话出在访谈的尾声：
问：你认为现在的中国社会处在历史的什么发展阶段？
刘晓波：还没有走出农业文明。
问：是不是要补资本主义的课？
刘晓波：必须补课。
问：那么，今天中国的路线还是顺着农业社会的惯性在走？
刘晓波：是的。不过，它在调整它的专制，因为它面临危机。
问：中国可能在根本上加以改进吗？
刘晓波：不可能。即使一两个统治者下决心，也没有办法，因为没有土壤。
问：那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呢？
刘晓波：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
问：十足的“卖国主义”啦。
刘晓波：我要引用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一句话：“工人没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
问：你是说，中国还要走香港的路？
刘晓波：但历史不会再给中国人这样的机会了。殖民地时代已经过去了，没有人会愿意再背中国这个包袱。
由此可见，刘晓波的意思是要在中国实行英国在香港推行的资本主义政策，起码需要三百年，才会变得和香港一样好。他并不是要中国再去当谁的殖民地，他说得清楚：“殖民地时代已经过去了，没有人会愿意再背中国这个包袱”。我的插话，十足的“卖国主义啦”，是在问他的“三百年殖民地”的主张，可能会遭到指责，他怎么应对？于是引来他以马克思一句话，申明他不在意别人说他卖国、叛国，并以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为荣。
肯定殖民地的历史作用不动摇
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不干脆说三百年资本主义，而要说“殖民地”这样难听的字眼？
我想，晓波这样说有两层内涵。一是对殖民地的评价。我们见证过香港回归全过程的人，知道香港回归最根本的问题或困扰，就是对殖民地的评价。如果我没有记错，九七回归前，港大最后一次民调中，“你最后选择一次香港前途”的统计中，超过一半的回答是“维持现状”，即维持英国人管治的现状。为什么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皆出于此：香港人认为殖民地好过共产专制，当然也好过清朝帝制。道理妇孺皆知。只是由于北京挥舞“民族大义”大帽子，无人敢出声而已（甚至北京有胆在一九七四年迫使联合国将香港从殖地名单中删除，因为联合国支持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
刘晓波不仅是一个学识渊博、有独立思考的人，而且也是一个悟性很高，触觉敏锐的人，初到贵境，香港的景观一定对他内心有很大冲击。因此，访问中“三百年殖民地”一语脱口而出，却是他理性基础上的有感而发。
六四之后，虽然九四年我在北京和他见过一面，后来电讯上也有交往，却从未提过这“三百年”的往事。二○○七年一月是本刊二十周年，我约了几位朋友写点纪念文章，晓波从北京发来一篇〈我与开放杂志结缘十九年〉稿子。文中主动谈起八八年那次访问，写道：“第一次踏上殖民统治造就的自由港，感觉真好！我接受金钟先生的采访，感觉更好！”他说，一句“三百年殖民地”的即兴回答，成为中共迫害他的“典型证据”，但他不会为自己辩解，“特别是民族主义占据话语制高点的今日中国，我更不想收回这句话。”
他用一句话来解释那犯众怒的“三百年殖民地”之说。即“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经过长期的西化过程方能实现。”文章最后表示对《开放》的深情感激。拜读之余，感慨系之，我写了一段按语谢谢他。还有什么比这种编者和作者之间的心心相印更珍贵的呢？
另一层内涵是个人风格。常说“文如其人”，许多知名的知识分子都有其言谈作文的鲜明个性。刘晓波被称为“黑马”，那放言无忌、一针见血的表达方式，已成为他的标志。但语言夸张、偏激轻狂，不仅在古今文坛上屡见不鲜，而且，往往表面上愤世嫉俗、目空一切，实则包含某些超前的智慧。这种情况，晓波在这篇访问的“八大批判”中几乎处处可见。例如，开头谈中国教育制度，他说大学毕业生百分之九十五、硕士生百分之九十七、博士生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废物。这样偏颇的判断的实质是什么？他归结为中国通过教育“把人变成一个奴隶”。可见他的标准不是指学数理化，而是指学生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换言之，他说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地，这个三百年的量度只是表示一个“长期”的概念而已。
以观念的夸张而言，中国近代不乏先例，著名维新派思想家谭嗣同为变法图强，主张出卖几乎半个中国的领土，他被清廷戳杀时三十三岁，和晓波八八年同岁。更出名的是毛泽东青年时代发表文章，主张分裂中国，反对统一，成立二十七个国家，毛那时不到三十岁。晓波的三百年论和他们相映成趣，放在言论自由层面视之，根本扯不上什么言责。
即使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为了借款倒袁，多次向日本人许诺，革命事成后将东北三省让给日本……大陆学者公开指出，不能将这些主张和言论扣上“卖国”帽子。
懂得新闻自由的游戏规则
有人问我，既然你知道这句话“很离谱”，为什么不帮他删去？可以减少他的“罪过”。这问题比较大陆，却值得加以说明。不错，不少人对“新闻自由”的运作是不太了解，以为可以骂骂共产党就是自由。其实，在专业面上，新闻自由涉及不少理论和操作上的问题。香港和台湾现在都有了新闻自由，但二者的游戏规则不尽相同，虽然彼此都面对一个严禁新闻自由的红色政权。一九八六年名记者陆铿经过许家屯的幕后公关，获准去中南海采访开明派总书记胡耀邦，胡口无遮拦，说了一些中共高层的事，陆铿满载而归。几天后，胡要求看访问稿，陆委婉搪塞，先步发表在《百姓》杂志上（陆是该刊社长）。杂志传到北京后，对胡环伺已久的元老们勃然大怒。不久，胡黯然下台，接受陆铿访问是一大罪状。
这个可以载入新闻史的经典个案，回答了前面的问题。即陆铿是自由社会的独立记者，他不是去赴宴，而是去采访。胡应该知道他不是新华社记者，该谈不该谈的主动权在你被访问者手中。若不便谈者，可以顾左右而言他。既然谈了，记者有闻必录，满足读者知的权利。有些话可以交待：可说不可发。君子协定。但胡和他的助理对这些规矩，全不在意。后果、风险，他们应该心中有数。然而，竟酿成了一个“一言丧邦”的大事件。能怨谁呢？胡总书记。陆铿没有错，还成为他职业的骄傲。
看访问稿——可以去问问记协，被访者如果要看记者的访问稿，那是被视为“新闻审查”的行为。如若不便，你可以不接受访问（或是以看稿为先决条件并取得记者的同意）。
我和晓波的访问完全没有这些问题。换言之，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当然也会把握自己的分寸，显然，他以为那些议论，是不会“以言入罪”的。从人民日报对他的大批判可以看出，他遭到清算的言论何止我这篇访问，包括他的著作、演讲和文章，统统上纲。何况“三百年殖民地”之说，他在其他媒体上也发表过对殖民主义的看法，同样离经叛道。
现在，晓波戴着“卖国主义”的污名和诺贝尔奖的桂冠在铁窗下度日。他的冤孽，虽然还有“黑手”问题和零八宪章，但作为中国言论犯的代表人物，“三百年殖民地”之说将作为文字狱的著名个案载入史册。
从八八年的访问到零八宪章，漫长的二十年中，我和晓波一起不过几个钟头。但是，除了坐牢之外，他没有间断和《开放杂志》的关系。持续地写了近百篇文章。每在夜静人深拜读他那些凛然正气、一字不苟的政论时，我常想到，这样埋头苦干，总有一天会成为中国的索尔仁尼琴。这一天来得比我想像要早。
需要补充的是，在互联网无所不在的今天，更凸显晓波青年时代言论的可贵。他那篇《混世魔王毛泽东》，迄今还是讨毛檄文中的高峰之作，被中共当局视为“反共反人民的重磅炸弹”，不敢拿出来示众。无疑，因为批判的力度和深度点中了要害。一个专访、一篇文章——都是他一九八八年经过本刊留下的青春足迹。这是我们二十多年上千篇佳作中的精品。我们很幸运地看到晓波的才华和激情，今天还在闪耀他独特的光芒，发挥影响力。
秀才造反二十年，不在乎失败
晓波的个人品质，有两点特别突出。
一是坦诚。敢于面对真实的自我，承认自己的不足和错误，然后反省、忏悔，而且敢于公开。八八年那次访问中我就有所感觉。例如他坦承英语不行，是他“最大的悲哀”和局限；他到处演讲，为什么？他说一是自我感觉好，二是为了挣钱。他说钱是一种自我评价，少了不去；他反感权威们成天教训年轻人，他也不要做师爷；他骂马克思以“廉价理想”误人，也承认自己在文化沙漠中长大，看过马克思全集四十多卷，很欣赏马的批判精神……
二是身体力行。晓波痛恨知识分子光说不练，只说不做（并不见得公平）。六四他放弃哥大进修，毅然飞回北京，刘宾雁对我说他是“飞蛾扑火”，他却得意忘形，要做“黑手”。最后绝食，在千钧一发之际促成学生撤离广场，也算实践他的和平非暴力理想。二○○八年策划零八宪章，成功地完成一次现代“公车上书”。这应该是晓波有言有行的两大记录。这两笔账，记入了中共的生死簿。他们不会理睬你怎样设计和平转型，怎样宣称“我没有敌人”。诺贝尔奖，更让常委们认定“刘晓波”是整个西方敌对势力的一张牌、一个棋子，来难堪他们，最后推倒他们——于是，晓波成为最后一个强大的共产党政权的不共戴天的仇敌。
这就是二○一○年冬季的中国局势。破坏中南海稳定大局的维权运动、民运、法轮功、民族分离主义、党内改革派……全部聚焦在这个获得世界最高荣誉的锦州犯人身上。
这是诺贝尔奖一百一十年来没有发生过的事。中国多少英雄豪杰的梦想啊，一个杨振宁，红太阳也对他毕恭毕敬。奖来了，得主竟是一个罪犯，这真是世界级的幽默。中国人那张老脸往那儿挂呀。可是，我们晓得，中国读书人的忧国传统至少超过一千年。多少士人磕破额头向皇帝上书，又有多少谋政图变而“头颅掷处血斑斑”！一九八九的大学生起义，令晓波刻骨铭心，他就是那种死心眼，不认输。
在理念上，在信仰上，他绝对不是妥协派，他是造反派，凭一支笔打天下的铁杆造反派。请读读本文提到的访谈与文章（68-77页）——能够发表这样谈话与文章的人，还能妥协？我不相信。人民日报把他抽得体无完肤，说他受了西方文化的毒害——谁会相信？
有道是，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晓波造反已经二十多年。还不知道哪年哪月成功。诺贝尔是奖励他的失败，继续失败。我看他是不在乎失败的。成功不必在我。二十二年前，他就对我说过，他“想做一个真实的人，而且把它贯彻到底。”
（2010年10月26日）
【开放】2010年11月号
0 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