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迄今为止对刘晓波的所有评价中,都忽略了一个问题:人的性格。忽略了这个问题,就很容易把刘晓波过度道德化或者过度贬低。

那些贬低刘晓波的人最津津乐道的就是那句著名的三百年殖民地。其实,刘晓波的本质是一个诗人似的殉道者,一个以诗性的关怀和激情跌跌撞撞,一步一步走向为中国民主事业献身的人。尽管他拥有所谓中国第一个文艺学博士学位,但我可以断言,他的性格和气质不是个做学问的人。他更像鲁迅,像李敖——可以写一两本学术性著作,例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李敖的胡适研究,但总体气质仍是文人,诗人,是浪漫派。在诗人的嘴里,你不可能指望句句话都逻辑谨严,滴水不漏,留有余地,因为诗人注定要把话说绝,说死。鲁迅,李敖都是性格偏激极端,不是把别人气个半死,就是把自己气个半死。

这样来看那句殖民地三百年,无非就是一句宣泄,一句恨铁不成钢的诅咒。在中国现代史上,这样的话还少吗?“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四十岁以上的人都该枪毙”,假如都要追究,他们岂不都犯了一样的大不敬和非逻辑的罪?其实,刘晓波这句明明是愤激的极端之言,之所以到现在还被反复引用,证明什么什么,只能说明,批判者似乎完全不了解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激进反传统的背景下,很多多人都说过过激的话,更没有想过这是个性问题,而不是道德问题。当然,想明白这些事情并不那么容易,如果我们知道,在海外生活着多少中国大陆以苏联的方式培养出来的“理工科”人才,其思维是何等单线,阅读面是何等狭窄,号称有逻辑却对修辞毫无感觉,就一点也不会奇怪了。

第二,关于刘晓波写了认罪书获得自由,过后又在自传里沾沾自喜地讲述的事。首先,我也不认为这件事在道德上是无可指责的——所以我同样反对神化刘晓波。但是,假如不是刘晓波有这种诗人一般的,其实像孩子一样的性格,又何必把这种话写进书里,让自以为聪明的人去抓把柄呢?稍稍世故一点的人,想来都不会在自己的书里去描述当时的投机心理这类本身就容易被诟病的话题。同样,假如国内官方对刘晓波的贬损是真实的——刘晓波在监狱里吹嘘自己“不差钱”等等,这同样说明他其实毫无机心。试想,哪怕任何一个真正有点城府的人,也断然不会在国内任何并非至亲和密友的场合承认自己从国外拿钱。刘晓波如此做,恰恰说明他的性格本质是单纯的。

假如不是这种性格,恐怕也不可能一次次飞蛾扑火一般地投入民主运动,在本来已经可以置身事外的时候又风云再起。至于那些关于沽名钓誉,出风头的言论完全可以休矣。人生在世,都有所求,无非权,钱,名,情而已。文人好名,千古而然,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付出生命的代价求得一个名,又有几个人做得到?

第三,这种性格的人通常是黑白分明,快意恩仇的人,根本不可能“没有敌人”。我只能推测,“没有敌人”的涵义一是获取道德制高点,二是希望借此改变中国政治和社会变革以仇恨来驱动的历史和现实,并寻求和解。这是一种标高——就像儒家所说的“止于至善”一样,而未必是现实,甚至不是刘晓波本人内心深处的现实。

个性远非完美的刘晓波其实也一次次地批判和否定自己,从对前妻的亏欠,到政治上的妥协。他的忏悔和补救毕竟是真诚的,否则也不可能得到如此广泛的理解和认同。

最后,我觉得我们在刘晓波身上能看到的首先并不是,也绝不应该是完美的道德偶像,或者一个个性老成持重的神仙,一个严谨,滴水不漏的学者,而是一系列的思想和主张,以及它们之间的递进,嬗变和自我否定,以及一个远远称不上完美的人,在最后的大是大非面前,还是表现出了能经受住历史考验的品格。

【CND】2017.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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