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扎根于中国，从事人权活动、批判中共极权主义和建构民主化理论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堪称“中国不配拥有的巨人”。共产党统治中国七十年来，中国上层的权贵阶层比恐怖电影中的吸血鬼还要凶残，中产阶级（包括知识精英）因分得经济畸形增长之红利而对社会的不公不义保持沉默，底层社会则直接走向黑社会化。身处这样一个地狱般的国度，刘晓波是其中微弱而有穿透力的一束光芒。
刘晓波将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民主自由事业。在这个意义上，比起那些口头上标榜“爱国主义”、自己家人却早已取得西方国家国籍或居留身份的共产党当权者（或称之为“裸官”）来说，刘晓波才是真正的中国人、真正的爱国者。另一方面，在“文明论”的层面上，刘晓波认同英美古典自由主义价值，在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后，他高声宣布“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所以，刘晓波弘扬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他是一名具有广阔胸襟、超越国族观念的“世界人”。刘晓波的在共产党暴政之下从事艰苦卓绝的人权活动，以及透彻而完整的民主化思想，足以让他享有“世界的刘晓波”之美誉。
“中国的刘晓波”无需多言，但在讨论“世界的刘晓波”之前，认识“东亚的刘晓波”是十分必要的。中国的近代化是东亚的近代化的一部分，若无视中国与日本、韩国、台湾、香港、东南亚诸国、俄罗斯（在精神上俄国非欧洲国家，而是亚洲国家，注一）的相关性，就无法理解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局和难题。在刘晓波的文章中，有若干篇目论述中国在东亚的位置，中国与东亚诸国错综复杂之关系，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国际环境又深刻影响了各国的内政。刘晓波的这些论述，不仅中国读者需要认真阅读，亦应在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诸国中引起足够重视。这也是我特别想对《刘晓波传》日文版的读者说的话：读这本刘晓波的传记，不单单是认识刘晓波这样一位萨哈罗夫（注二）、哈维尔式（注三）的巨人，更可从中透视日本与中国之关系，了解独裁的共产党政权对日本及亚洲和平的严重威胁，进而思考日本可以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扮演何种角色。
刘晓波夫妇（右1.2）与余杰夫妇（左1.2），照片来源：余杰脸书
刘晓波对中国的反日狂潮说“不”
刘晓波是当代最严厉批判中国狂热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因此被愤青和五毛群体归入“卖国贼”的行列。他不畏非议和诽谤，指出民族主义固然能帮助共产党政权获得少许的统治合法性，却不能解决中国的制度滞后、文明崩坏、环境恶化等迫在眉睫的难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族主义是刘晓波所说的“单刃毒剑”，也是一吸食就上瘾的高纯度的海洛因。
七十年代末，刚刚启动“改革开放”的中国，亟需西方的资金和技术，巧妙利用日本对昔日殖民战争的愧疚、愿意帮助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心态，展开积极主动的对日外交，加之胡耀邦、赵紫阳的开明政策，中日邦交、中日友好遂成为主流。刘晓波敏锐地观察到：“一九七九年，复出后的邓小平，只访问过两个国家——美国和日本。访美，是为了赢得最强大的西方国家对其政策的政治支持——中美建交、改革开放、对越战争和台湾问题；访日，是为了获得复兴经济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所以，邓也延续了毛泽东的机会主义外交，以搁置中日之间的历史恩怨和钓鱼岛之争来换取日本对邓氏改革的经济支持。”（刘晓波《真由美的披肩发飘飞在中国》）
由此，当年的中国出现了一股强劲的日本文化热。经过文革的劫难，长期闭目塞听的中国人是透过认识日本来认识世界的，日本可说是中国的一扇窗户。刘晓波回忆说：“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我这代人经历了外来的影片、文学、音乐和绘画的审美洗礼，最早接受的当然是日本影片。《追捕》、《生死恋》、《望乡》、《金环蚀》、《人证》、《远山的呼唤》、《幸福的黄手帕》等影片，《姿三四郎》、《铁臂阿童木》、《血疑》、《排球女将》、《阿信》、《聪明的一休》等电视剧，都是当时的国人非常喜欢的影视作品。《追捕》主题曲〈杜丘之歌〉和《人证》主题歌《草帽》，也随之风靡一时。著名导演黑泽明、沟口健二和小津安二郎的影片，对八十年代中国先锋导演很有影响。”（刘晓波《真由美的披肩发飘飞在中国》）当然，这还只是日本文化广泛影响当代中国的冰山一角。刘晓波生动地描绘了当时日本电影《追捕》带给他的视觉、听觉和精神的震撼：
直到现在，我依然清晰地记得《追捕》中一个画面，高仓健饰演的铁面男子汉杜丘骑在一匹骏马上，真由美饰演的女主角坐在高仓健的身后，双手抱着他的腰，头贴在他结实宽大的脊背上。当骏马的四蹄腾空、冲过一条河流时，他们的头上是高远而透明的蓝天，脚下是湍急而清澈的波浪，骏马的奔腾，在银幕上画出上下起伏的曲线，真由美的披肩长发在起伏中随风飘飞，美得令人迷离。影片的主题音乐，是那首没有歌词的〈杜丘之歌〉，在当时被国人唱遍大街小巷。（刘晓波《真由美的披肩发飘飞在中国》）
而中日关系的逆转始于六四屠杀。虽然日本是第一个放弃六四后对华实施经济制裁的西方国家，日本商人率先涌入中国，填补美欧撤离后的市场真空（刘晓波因此对日本的对华功利主义外交政策有尖锐批评），但中国并不因此感激日本，反而在其内部统治出现危机之时，将日本作为转移国内矛盾、凝聚民众仇恨的“箭垛”或“公共污水沟”——英国反极权主义作家乔治·奥韦尔在寓言小说《动物农庄》中写到，动物农庄的统治者“拿破仑”通过塑造子虚乌有的“外敌”，让被压迫的民众有了一个可以出气的“公共污水沟”，从而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不过，这样的结果，也是日本短视的外交政策的“自食其果”。
从江泽民统治后期一直到习近平时代，反日成为中共屡试不爽的“王牌”。刘晓波指出：“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在官方灌输和纵容下的民族主义，开始由怨妇防卫型转向愤青攻击型，鼓动打杀复仇和武力统一的声音日渐高涨，歇斯底里的极端者也不乏其人。而且，这样的歇斯底里也不断殃及国人。中国愤青们高举‘反日爱国’的道德大棒，对国人的爱国要挟愈来愈不可理喻。”（刘晓波《樱花的中国劫难》）刘晓波列举了一些著名的反日事件：政论家马立诚提出“对日新思维”，遭到网上爱国者的口诛笔伐，还传出马先生在深圳遭到人身攻击；姜文为拍《鬼子来了》而去过靖国神社，一经媒体爆光，也引来爱国者的质疑和漫骂；最倒霉当数女明星赵薇，毫不知情地穿日本军旗装，激起全国性的谴责和漫骂，甚至还被更极端者泼粪。刘晓波敢于挑战庸众，挺身与这些“千夫所指”的人物站在一起。
反日狂潮甚至波及武汉大学的樱花。樱花来自日本，赏花成了“国耻”，这是中国式的逻辑。刘晓波评论说：“极端民族主义者漫骂樱花及其赏樱的国人，已经可悲到弱智的程度；更可悲的是这类弱智的指控，居然还能引发出全国性的热烈争论，足见今日的中国民族主义已经走火入魔，而任何走火入魔都可能产生极具破坏性的后果。宗教基本教义派以神的名义要挟其信徒去充当人肉炸弹，民族狂热也可以代替宗教狂热而发展为‘爱国教原教旨主义’，特别是当爱国教基本教义派以主流民意或国家利益的面貌出现时，对任何人都是一种无理却强有力的要挟甚至敲诈。无论多么杰出的智慧，只要第一次吸食民族主义的精神毒品，就会越陷越深地驯顺于这种要挟和敲诈，自愿出卖人的起码良知和平等待人的最低公正，先在视野上变成惟我独尊的井底之蛙，最后甚至变成狂热的好战分子。当年的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就是走火入魔的民族主义的产物。”（刘晓波《樱花的中国劫难》）
另一方面，刘晓波也发现，中国的反日爱国主义其实是一场表演，受害者更多是本国民众。当年的德国人是真的为希特勒走上战场，但今天的中国人不会为共产党而赴汤蹈火，中式的爱国主义表面上狂热、骨子里精明，如刘晓波所说：“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上，无论中国爱国者们多想超过和压倒日本，一群只敢对自己的同胞发狠而不敢公开质疑独裁政府的国人，其骨子里的懦弱和精明，根本不配对其他国家说‘不’；一个不敢学习日本民主转型经验而只敢引进日本‘女体宴’的国家，纵然爱国爱得颠三倒四，也根本无法发展为真正的世界强国，更无法超过那些已经强大的宪政法治国。”（刘晓波《狂热到精明的爱国主义》）用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来描述就是：愤青们在反日游行的时候，用砖头砸别人日本品牌的汽车，却对挂在自己胸前的索尼、佳能相机爱护备至。
重评昔日殖民主义，肯定如今日本民主成就
刘晓波批判日本二十年代末走向军国主义的歧途以及日军在战争期间的暴行，也谨慎而细致地评估日本在亚洲近代化中的正面贡献。殖民主义不可全盘否定，殖民主义有优劣之分，刘晓波推崇英国的优质殖民主义，八十年代末访问香港时，抛出了争议至今的“三百年殖民地”之说。而对日本的殖民主义，更需要作具体评估：日本在台湾和满洲的殖民，相对仁慈，在制度和经济层面都有贡献；日本扶持的汪精卫政权的统治效率亦优于重庆的蒋介石政权。如果是一名普通民众，一九四零年代初期，生活在台湾或满洲，或汪精卫治理的东南地区，当然比生活在重庆的蒋介石政权和延安的毛泽东政权之下更加安全。
满洲国发行之货币，来源：维基百科
刘晓波生长在东北，即原来的满洲国地区，他对日本帮助治理的满洲国的成就有切身体验：“最初的大连市是日本人建起来的，著名的鞍钢、小丰满水电站、阜新煤矿和东北发达的铁路网……在在都是日本人留下的。”刘晓波诚实地指出：“我是长春人，知道长春变成著名城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人看重长春。日本人不仅把长春作为满洲国首都‘新京’来建设，关东军司令部也设在长春。否则的话，长春决不会有今日的规模，大概也不会成为吉林省省会。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东北的铁路交通领先于全国，长春的煤气和暖气等现代化生活设施也堪称举国之最。在北京人主要用无烟煤炉做饭取暖之时，长春人主要用煤气暖气。这也都是日本人留下的遗产。正如长春人所说：当年的小日本真把咱长春当自己家建了。正因为日本对东北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建设了诸多现代化设施，打下了全国首屈一指的工业基础，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共政权才会把东北确定为重工业基地。如果日本人留下的樱花是‘国耻’，那日本人留下的现代化东北就更是‘国耻’了。我这个享受过多年日本留下的煤气暖气的长春人，打从出生之日起，大概就涉嫌犯有‘忘记国耻’的道德罪了。”（刘晓波《樱花的中国劫难》）东北人比关内的中国人提前过上现代化生活，不能不说是日治时代的功劳。而共产党统治东北七十年后，东北居然被榨干精血而沦落为“共和国的弃子”。
重估殖民主义，若用历史学者刘仲敬的理论来阐释，就是“西方秩序的输入”。东亚是“秩序的洼地”，或者说，儒家不足以建构现代文明，就需要西方近代文明的输入。日本顺利完成“脱亚入欧”之后，以“英国的好学生”的身份维持亚洲秩序。刘仲敬指出：“满洲国、兴安四省和蒙古联合邦给原住民保留的权利，明显多于东北九省、察哈尔和绥远行省。如果以自治为标凖，日本的的泛亚主义不及大英帝国，但在取代大英帝国的革命势力当中，仍然是最不坏的选择。”（刘仲敬《远东的线索》）然而，遗憾的是，由于近代条约体系的瓦解和苏俄的破坏，日本转而开启一场用军国主义方式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豪赌，让自己大半个世纪的近代化积累，在一夕之间统统输光。
战后，日本在美军监督下的“再现代化”跟欧洲的德国一样成为典范。在近年来的中日外交中，日方最希望中国公开宣告的一点真相就是：正面肯定日本战后的民主化成就。然而，中国一直对此保持令人尴尬的沉默——因为一旦肯定日本的道路，也就是承认中国自身尚未实现民主化。
中国政府不愿说的话，刘晓波百无禁忌地说出来——他就是那个以说真话为己任的孩子。在评论福冈地方法院判决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违宪这一事件时，刘晓波指出：“日本地方法院可以向本国首相挑战，小泉非但奈何不得，还要做出让步，确实显示了日本作为宪政法治国的成熟。”（刘晓波《日人挑战首相，国人围殴女子》）对照中国，则是截然相反的情形：“法院非但从来不敢挑战政治权力，反而一向受制于政治权力，即便在最理直气壮的爱国问题上也不例外。”由此，他感叹说：“中国的爱国者，既够不着日本，又不敢惹自己的政府，所以，他们就只能来点下作而变态的宣泄，把对日仇恨倾注到自己的同胞身上。”（刘晓波《日人挑战首相，国人围殴女子》）中日两国在文明和制度层面的差异何其大！
寄望日本由“利益外交”转向“价值外交”
在讨论中日关系的文章中，刘晓波提出明确的建议，希望日本政府由“利益外交”转向“价值外交”。
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对中日两国、对亚洲乃至对全球而言都举足轻重。曾任日本驻华大使的宫本雄二在《日本该如何与中国打交道》一书中指出：“身为中国的邻国，不论你喜欢它，还是讨厌它，都必须要高明地和它往来互动，这是日本的宿命。对中国谄媚显然是行不通的，而谨守日本的立场与原则，藉政治和外交的力量，妥善处理与邻国的关系则是极有可能的。”
那么，日本该如何与中国打交道呢？宫本雄二的看法是：“日本的社会，有必要改善、强化为一个更以人为本位的、更宜居的社会。从社会中所散发出来的魅力，将成为吸引中国的”软实力“。这不单是政府的课题，也是国民的课题。因为在自己居住的街区里，大家只有彼此合作，共同出力，才会产生良好的结果。同时，也应该合理化产业结构，推展改革，彻底将日本经济的成长潜力引导出来。”
日本知华派外交官宫本雄二，来源：日本记者俱乐部
作为高级外交官，宫本雄二的论述含蓄内敛，对于究竟什么是“软实力”语焉不详。软实力不就是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宪政等“普世价值”吗？作为民间人士的刘晓波，则可以没有任何顾忌地直抒胸臆，宫本雄二“犹抱琵琶半遮面”之处，正是刘晓波“飞流直下三千尺”之所在：刘晓波认为，日本人应当抛弃“畸形的民族优越感”，在帮助推动中国民主化方面积极表现。清末，日本成为海外中国异见人士最大的聚居地，以康梁为首的改良派和以孙黄为首的革命派在东京打得一塌糊涂，日本朝野不以为意，两边都帮。那个日本心怀亚洲的“黄金时代”还会重现吗？
今天的日本政治家，多是经济官僚，少有政治强人。对华外交也是如此，日方谨小慎微而不越雷池半步。对此，刘晓波直言不讳地指出：“在经济上，日本是世界第二强国，自然在亚洲经济的发展上负有重大责任。更重要是，在政治上，日本也是亚洲最成熟的民主大国，理应在亚洲的社会转型中成为政治民主化的最大推手。而日本的表现却与其民主大国的身份不相匹配，甚至非常令人失望。”（刘晓波《真由美的披肩发飘飞在中国》）日本回避中国是独裁国家的本质，反过来对日本自身的国家安全造成重大危害。比如，北韩问题的根源，不在北韩，而在中国。如果日本只是对北韩软硬兼施，根本无法解决问题，如刘晓波所说：“日本现在所担心的最大威胁是独裁中国和极权北韩，全世界也都知道，没有中共政权对金家暴政的支持，北韩政权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猖狂。如果中国变成民主国家，北韩也就失去最大的‘盟友’，就将在亚洲、在国际上变成孤家寡人，真的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即便没有马上垮台，其对地区安全的威胁也将大大降低。”（刘晓波《真由美的披肩发飘飞在中国》）然而，哪个日本政治家有此远见？日本朝野眼中，只有经济中国这一“单向度”，而缺乏政治中国的面向。
十多年前，政论家马立诚提出中国对日外交需要“新思维”，其实，日本的对华外交也需要“新思维”。刘晓波给出的具体建议是：“已经给予中国的经济崛起以巨大帮助的日本，要消除中国威胁的最佳办法，不是继续维持‘政冷经热’的跛足外交，也不是强化国内的民族主义势力，而是从现在开始改变其传统的跛足外交，除了深刻反省历史和真诚道歉之外，也要为亚洲的民主化承担相应的责任。……日本若能与美国与亚洲的其它民主国家一起，高举自由、人权、民主的普世旗帜，致力于在外交上推动中国的人权改善和政治民主，既是在帮助中国人民，也是在帮助日本自己。甚至可以说，中国变成民主国家之日，就是一个自由、和平、共荣的新亚洲的诞生之时。”（刘晓波《真由美的披肩发飘飞在中国》）日本帮助中国加快民主化步伐，民主化之后的中国必然是日本的亲密盟邦，中日就可以连手建构新亚洲。那様的“新亚洲”，必将比今天的欧盟更加稳定和团结。
刘晓波曾用诗人的方式描述中日之未来：“我怀恋曾经飘飞在中国的真由美的披肩长发，因为，没有仇恨、没有诅咒、没有打砸，而只有两情相许的爱之美。”（刘晓波《真由美的披肩发飘飞在中国》）这样的“两情相许之美”，未来能否在中日之间如花朵般绽放？让我们跟刘晓波一起流泪撒种、再欢呼收割。
注一：斯拉夫民族向欧洲学习三百年，政治却保有东方专制特质，至今仍为独裁国家。
注二：Andrei Sakharov，俄国原子物理学家，拥护俄罗斯公民自由，于1975年获颁诺贝尔和平奖。
注三：Václav Havel，捷克作家，曾参与布拉格之春与天鹅绒革命，1993年至2003年间连任两届捷克总统。
图片来源自Nancy Pelos
【六都春秋】2017.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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