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与纳瓦尼都是飞蛾扑火的英雄
二零二四年二月十六日，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人权律师纳瓦尼在靠近北极圈的监狱中突然死亡，终年四十七岁。他的去世被各界普遍认为是来自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政治暗杀。
三年多以前，纳瓦尼选择从德国返回俄罗斯、继续反对普京政权时，他就已预见到了自己将遭遇的一切。那必定是极为严酷而可怕的命运。普京从来不曾对批评他的人心慈手软。此前，纳瓦尼已遭受过数次暗杀，最严重的一次是他从托木斯克乘飞机返回莫斯科时，在飞机上出现中毒迹象，飞机紧急降落在鄂木斯克。随后，他被送往德国接受治疗。他在出院后首度接受媒体访问时，指控普京是对他下毒的幕后黑手，并发誓要返回俄罗斯继续推动反对运动。当他一飞抵莫斯科机场，立即遭到逮捕，然后就是日渐严苛的诉讼和审判，最后的终点是死亡。
七年前去世的刘晓波也是这样一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英雄。一九八九年的春天，当邓小平磨刀霍霍、厉兵秣马之际，刘晓波却放弃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隔岸观火、岁月静好的日子，毅然搭机返回中国，与广场上疲惫而沮丧的学生和市民们同呼吸、共命运。那一天，从纽约飞往北京的班机上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乘客。在日本转机时，有匆匆逃离中国的人士劝他说，北京即将出现烈火焚城、玉石俱焚的惨剧，千万不要回去做牺牲品。但刘晓波还是一咬牙，继续他的航程。后来的故事就众所周知了：天安门广场上的绝食、与戒严部队的谈判、被秘密警察绑架、入狱、审判，然后是一次又一次的入狱，以及如影随形的监控。他再也没有过上一天像当初在美国那样的自由日子，直到他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骨瘦如柴的死亡。
刘晓波与纳瓦尼具有相似的人格特质，那就是烈士精神与殉道激情，那就是对各自的国家和人民的无穷无尽的爱。在一九八九年回国前夕，刘晓波就说过：“要下地狱，就不能抱怨黑暗。”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词中他又说：“为践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之权利，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我的所作所为无罪，即便为此被指控，也无怨言。”而拉瓦尼也早已知道普京会对他做什么：“如果他们决定杀掉我，这表示我们确实够强大，因此我们要善用这股力量，绝不屈服。我们还不了解自己实际上有多强大。”
刘晓波与纳瓦尼都知道他们面对是一个何等邪恶的政权。刘晓波说：“自从中共掌权以来，中共历代独裁者最在乎的是手中的权力，而最不在乎的就是人的生命。”拉瓦尼说：“我鄙视普京的统一俄国党，这是一个腐败的党，盗贼和骗子的党，行动起来，消灭这个党，是每一个爱国公民的责任。”
刘晓波和纳瓦尼都认为，改变的力量在民间、在自身。刘晓波写过一本书，书名就叫《未来自由中国在民间》。他说：“自由中国的出现，与其寄希望于统治者的‘新政’，远不如寄希望于民间‘新力量’的不断扩张，民间尊严在观念上和法律上得以确立之日，就是国人的人权得到制度性保障之时。”纳瓦尼也说：“你们绝不要放弃，要记住我们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强大，我们才困于这些卑鄙小人的重轭。”他还说：“邪恶的胜利只需要善良人们的无动于衷。因此，我们绝不能无动于衷。”
刘晓波和纳瓦尼都从不曾放弃希望。刘晓波说：“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而纳瓦尼曾经写道：“我知道黑暗终将消失，我们终将获胜，俄罗斯终将成为一个和平、光明和幸福的国家。”
习近平与普京都是残民以逞的独裁者
在刘晓波与纳瓦尼的对立面，是自以为雄才大略、为所欲为的习近平和普京。习近平说：“普京总统是我最好的知心朋友。”普京说：“习近平主席是世界公认的领导者。”历史，中俄两国领导人从未如此惺惺相惜。普京以斯大林为师，习近平以毛泽东为师，这两个暴君又彼此为镜像和榜样，展开一场杀戮异己的屠夫友谊赛。
多年来，普京的双手上已沾满鲜血。他在杀人榜单上的位置虽然还赶不上斯大林，但他还在奋勇直追、不断靠近中。被他杀害的人士包括：揭黑记者、人权活动家、反对派政治人物、少数族裔等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二零零四年，一直大声批评普京的女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在俄罗斯航空公司的航班上喝下了有毒的茶水，但活了下来。两年后，她在自己公寓楼的电梯里中枪身亡。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叶利钦时代曾任政府第一副总理的涅姆佐夫、普京的最猛烈的批评者之一，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一座桥上，被人从背后射入四颗子弹而死亡。此案一直没有告破，因为所有的线索都指向普京，没有人敢往下查。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正式将俄罗斯使馆前广场改名为“涅姆佐夫广场”。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因揭发俄罗斯政府的腐败而被关押的税务会计马格尼茨基在监狱中死亡。他的死亡促使美国和多个西方国家通过了《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依据此法律，可以对独裁国家侵犯人权的官员及其直系亲属展开制裁。
俄罗斯的暴政，从沙皇到斯大林再到普京，都是赤裸裸的，疯狂的，血腥的；中国的暴政，从秦始皇到毛泽东再到习近平，都有一层东方专制主义的面纱，更伪善，也更隐蔽。如果说俄国是一枪致命，那么中国是凌迟处死。习近平一般不使用明目张胆的暗杀手段，却让他不喜欢的人在监狱中慢慢腐烂。这就是北极熊与大红龙的差异。二零一四年三月，人权捍卫者曹顺利、西藏政治犯果秀洛桑相继去世，死亡时已被折磨得形销骨立、不成人形。二零一五年，备受藏人尊重的藏族僧侣丹增德勒仁波切在狱中去世，他因莫须有的“爆炸罪”、“煽动分裂国家罪”被判处无期徒刑，身患重病却被狱方剥夺适当的医疗，且不被允许保外就医。二零一六年，政治反对人士彭明死于狱中，他在十多年前被中国特工从缅甸绑架回国，后被以“组织和领导恐怖组织罪”判处无期徒刑。二零一八年，八十二岁高龄的《古兰经》维吾尔文译者、维吾尔宗教领袖穆罕默德·萨利赫·阿吉在拘押中去世。同一年，由于长期遭受酷刑虐待，西藏四十一岁的政治犯雪努班丹死于狱中。二零一七年，异议作家杨天水去世，他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二零一九年六月，维吾尔族作家努尔穆罕默德·土赫提从新疆拘留营被释放后不久去世，据报他在狱中被剥夺基本的医疗。这张名单只是习近平时代千千万万极权主义受害者中的沧海一粟。
刘晓波与纳瓦尼的死亡不是他们的失败。正如法国汉学家白夏所说：“刘晓波到死也没有获得自由，但是他的精神遗产我们可以这样概括：活在真实中，做独立自主的人，谴责遇到的不公正，不要恐惧。”也正如俄语独立媒体美杜莎所说：“纳瓦尔尼像一个英雄那样活着。又像一个英雄那样死去。他的例子告诉我们，就算一个没有任何权力的人，也可以翻转整个世界。”而作为暴君和小丑的普京与习近平，等待他们的只有历史的耻辱柱。
【自由亚洲电台】2024.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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