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多年从事国际笔会的各种活动，我有机会认识许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正因为如此，几乎每年十月到来，我都被一些主要报纸的日本记者追逐。人们期待他们会为读者挖掘令爱国者振奋的消息，因此他们必须聚精会神不至于错过如此这般的机会。换句话说，我几乎每年都面临痛苦和快乐之间的困境。
痛苦的工作是使我要睁大眼睛，看谁将是当年的得主。因此，为了准备入围名单，我不得不向国际笔会的一些同仁探问。此外，我还得询问一些最著名的出版商和文学批评家。实际上，这项研究相当费力耗时。
不过，这并非我努力的结束，而是开始。在这初步工作后不久，我就得进入下一阶段，即从许多候选人中筛选出几名决赛者。然后游戏开始下注，日本的评论家和记者们纷纷开始打电话给我。
无论我对世界文学有多少了解，对我并没有多大影响，因为那些追逐同一只兔子的人无处不在，分享几乎相同的信息。这是公平的游戏，或至少是竞猜。
可以轻易指出几点理由。首先，瑞典文学院（获授权评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机构）的评选标准从不公布。
我敢说，即使瑞典文学院有时也面临明确界定这些标准的困难，因为必须反映出国际社会在不同时期的期望。另外还涉及很多过程，而最后将由文学院十八位院士的讨论来决定。瑞典文学院曾经是绅士们的机构，但现在感谢其结构性的改变，已有不下三分之一的院士为淑女。此外，具有文学专业知识的初选委员会成员必须处理最难的工作：每位候选人的背景，对提名候选人的正式规则应用，文学选择，对各种各样提名的清理，等等。不可能将标准评定或整体原则泄露给外界。
这就是文学界为什么在十月份兴奋准备庆祝诺贝尔奖的公布。有些情况确实可以证明这一事实。
我看了三岛由纪夫先生起草的英文推荐信，他强烈推荐川端康成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而在1968年得以实现。看他所表达的一些有趣用语使我着迷，甚至超出我的想象。然而，这样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手法不会每年奏效。
比较安全的是猜想这个过程类似于天气预报，即使在使用超级电脑的世界里，后者也总是基于一定程度的预测，因此在正式公布后，每个文学评论者都可以这么说“它本来就会像我曾预料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我曾精确预料的特例。日本文学记者们即使来找我听预测，但也曾不予置信。那就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当然，在许多强有力的候选人中，我强调了一位中国作家，但无人相信他会赢。他们认为其他作家更有机会，这是自然的，因为他们只是想要相信自己的信念。
瑞典文学院宣布中国作家莫言为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公告发布后，世界各地流传着一些传说和批评。其中一些确实有说服力，值得相信。但是，一般而言，那些流言蜚语是无法证实的。因此，让我们把它留给每个人的想象或怀疑。然而，我敢说有个巧合与此奖项相关。从2009年到2012年，我曾集中精力追索中国政府和莫言的行为轨迹。通过追踪他从一处到另一处，我终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我的大部分观察都是通过国际笔会的各种活动来学到的。
现在全世界都很谨慎地看到，中国在社会经济上取得了大跃进，并成为一个与美国和俄罗斯同一档次的超级大国。因此毫无疑问，当我们谈到她对世界影响之大时，主要是指经济和政治方面，但它在文化和文学界方面也正在增强其影响力。
我可以提供另一个具有详细背景的类似例子，那就是2009年伦敦书展。当时，中国的合作方是英国文化协会，他们荣邀中国为当年主宾国。当然，英国知识分子们，包括英格兰笔会，都大发牢骚，并公开谴责这一决定。知识分子严厉批评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指出滑稽的是邀请这样一个国家，那里包括媒体在内的所有出版物都受到政府审查机关严格管制。
然而，英国文化协会却站在前面，顽固地维护中国的立场。他们明确表示，坚持长期持续而耐心的谈判，就会导致中国社会转变，并声称那个特殊决定正是这种期望的一部分。包括法国和德国在内的欧洲强国，也开始把中国视为经济增长最有前景的最大市场。
由于英国书展的成功，中国政府受到鼓励，决定在文学和出版领域进一步发展。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喊道，它正式加入了国际出版商协会。
再谈伦敦书展，据我所知，有超过180家中国出版商报名正式参展，57位文学艺术家出席。此外，译员、公关、行政、共产党官员等等，都在中国代表团里，作为书展的最大代表团。在他们中间，我看到了莫言。
我有机会与他简短交谈，而以非常轻松和友好的问候结束。2008年，在伦敦书展一年前，日本笔会为庆祝70周年举办“自然灾害与文学”活动，曾邀请莫言为主宾演讲人。
他和明显受中国共产党派遣的中国笔会中心秘书长一起出席。他自信而雄辩。那么，何不借此机会谈谈中国笔会中心的会员问题呢？
在天安门大屠杀后，中国笔会中心实际上自外于国际笔会的任何活动。我强调了我的想法，他们可以回到会场而不争论政治问题。我强调，在友好的气氛下，我们双方都有一个讨论文学的空间，但有一个条件。国际笔会大会对任何坚信言论自由者是一个开放场地，而言论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因此，中国笔会中心的代表，必须与流亡海外的藏人和维吾尔人，与台湾以及因任何理由居住海外的中文诗人和作家们，分享同一场地。这是非常深入而艰难的交谈，但他是耐心的。
我还想到了另一个有趣的场合，那就是在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世界最大书展。中国派出了一个超出我想象的大规模代表团，而且发生了完全同样的情况。中国是2009年的主宾国，许多作家抱怨并抗议法兰克福书展组织者的邀请。法兰克福书展组织者的借口和伦敦书展一样，重复了同样的声明。组织者试图妥协的一件好事是，接受流亡的中文作家和藏人作家，如贝岭、杨炼、戴晴和高行健（中国出生的法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等异议作家，作为同一讨论会的参与者。中国曾拚命试图阻止他们参加。
与此同时，北京书展和上海书展也在中国举行，莫言在那里也备受瞩目。
2012年10月，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了。中国政府高调自豪地宣称，中国现在甚至在文学界已经成为了伟大强国。中国人民也对这个消息感到振奋。这正是中国政府非常想要的奖，而且他们设法的方式确实也很完美。
但是，非常讽刺的是，当刘晓波被授予和平奖时，却没有一个中国媒体甚至说过一句话。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在东京举行的研讨会上见到的莫言行为。根据我的观察（可能是错的），我猜测莫言本人确实正面地估价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价值或重要性，只要他继续在中国生活。他一定知道该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好处。
与此同时，瑞典文学院的决定也让我产生了一些疑问，从而认为这个决定可能是瑞典文学院的一种妥协，有鉴于中国在未来世界中所站的地位。瑞典文学院肯定已重估那两个授予华人的诺贝尔奖（高行健于200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独立中文笔会创始人之一刘晓波于2010年获诺贝尔和平奖）对中国的影响和价值，尽管和平奖是由挪威诺贝尔委员会颁发。我觉得瑞典文学院在可预见的将来需要调整与中国的距离感。
无论如何，莫言和高行健在东京的文学活动中见面，对他们而言是相当尴尬的遭遇。但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我可以说一件事，那就是他们的命运。他们俩都是温文尔雅的人，我可以很容易地感觉到他们生活的曲折，以及他们从心底里潜伏着一种周身平静气氛的信念。的确，正是在那里。
在那之后，我再次访问北京，希望邀请莫言作为2010年在东京举行的笔会国际大会的嘉宾。然而，中国当局代他给我一个借口。他们说，他回到家乡照顾她的女儿，她随时都会生个孩子，那是他当时的首务。通过那次谈话使我归结到，中国当局一定是出于某些原因在看守他。
而在2017年6月，惊人的消息传遍全球。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仍在监狱的刘晓波，被释放出狱。刘晓波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判入狱十一年。当局解释说，原因是他患晚期肝癌，需要在狱外进行专门治疗。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逐渐知道他的健康状况严重，而且一直在恶化。当然，刘晓波和他妻子表达了愿望，要在西欧特别是德国获得尽可能最好的治疗。德国政府迅速作出回应，表示愿意接受他们。与此同时，欧洲的人权活动家们、国际笔会、国际特赦组织等各界纷纷开始大规模活动，要求释放刘晓波和刘霞出国：
“这与死刑完全一样，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他的肝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恶化，中国当局有责任明确解释为什么他的癌症如此迅速地进入晚期。”
然后，令人震惊的消息是刘晓波在中国医院死亡。
中国当局马上说，“他家属的愿望”就是刘晓波遗体立刻火化，并把他的骨灰撒入大海。当局最后评论说：“这是他自己的愿望”。
关于这个悲剧，世界指责中国当局导致这一悲惨死亡，而且没有给他所需要的治疗就让他死于监禁。
刘晓波之死象征着中国政府严厉打击民主、言论自由和人权。
中国政府因此点燃了世界各地的抗议声音，一连串纪念活动一直在各地举办，并且仍在继续。
当然，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学生抗议活动之后，中国发生大镇压，大量学生和作家被迫逃到国外流亡。作家们置身于西方民主社会，通过各种手段加强对中国的批评，从而导致建立独立中文笔会，而刘晓波虽然自1989年以来一直留在中国，但也是该会创始人之一并当选为第二任会长。
至此，我试图概述，中国在各种情况下如何处理诺贝尔和平奖与文学奖之间的整体状况。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我要再说一遍关于刘晓波之死的特点。他的去世为中国的未来历史开创了新的一页，不管一党专政政权将持续多长时间，也无论民主化的中国是否出现，这一页将永远不会被除去。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说，刘晓波之死树立了面对“坚不可摧、不可战胜的真理”的坚实量度。恰恰相反，中国政府深陷所谓“不忠于事实”的泥潭。
我们应该记得几乎80年前的谈论中国的另一次诺贝尔文学奖。那本书是赛珍珠写的《大地》，她以中国农民在其肥沃的土地上的丰富多彩的生活，描绘了中国的场景。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事实是，大部分杰出的中国文学作品都是在独裁专制政权下创作的，而与此同时，和平与杰出文学作品之间并没有显着的区别。
毫无疑问，刘晓波在为了“实现民主开放社会”的精神下失去了生命，必定会被全世界下一代所继承，随着“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的名言而立于不败之地。
简而言之，中国在革命后所获得的诺贝尔奖得主，是为了和平的刘晓波，以及为了文学的莫言。
然而，就中国政府而言，两者之间在的决策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如果你参观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博物馆，在其展览引介中非常明显，对两位得主间完全没有任何歧视。相反，中国只欣赏文学奖，并自豪地发表了官方声明，表示“既是中国文学繁荣进步的体现，也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而中国就和平奖而言却忽视了刘晓波。相反，他的生命被毁于监狱，正如折碎生命之树。
我对中国有相当好的经验和记忆。
每当我访问中国的时候，我总是与尽可能多的人见面，不管他们是共产党官僚，还是大街上的普通公民。他们通常都是有礼貌的热心人。这就是为什么我敢说，中国一直面临的根本问题，来自带有强烈党派心理的一党专制。他们垄断整个社会制度，并倾向忽视各种社会矛盾。因此，社会所起的作用，就像带有一个冷血面孔的监狱。
但是，对于那些相信自己的头脑和思想者，仍然可以找到一些无人可及的自由空间。那么，任何政府都无法触及他们，只能毁灭人的肉体而已。在追求人类尊严的过程中，文学可以自存永续，和平也是如此。
崛武昭——日本作家、人类学家，国际笔会副会长、前秘书长。
（张裕 译）
【民主中国】201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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