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最初听说刘晓波已到肝癌晚期时，我正在香港，真希望能跳上一架飞机，在他离开这个世界前去见他一面。不幸的是，他的“获释”是非常相对的。我很快就知道，不可能去向一个我已经八年多没见过面的老朋友告别了。
他去世后，当我看到刘霞露面把他的骨灰撒进大海时，我忍不住哭了。不过，当我听到刘晓光感谢党对他弟弟癌症的处理方式时，我非常生气。感谢党？为什么？为救治诺贝尔奖得主的无所作为吗？为监禁他11年只因他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吗？2017年7月13日是我此生最悲伤的日子之一。
我不禁回想起上次见到他的时候。那是2008年10月，我们取笑所有的朋友，尤其是那些他曾向我介绍过的民运人士。那天，晓波处于怀旧心境。他大谈友情，他说友情高于一切.那是一个怀旧的夜晚，是我见到他和刘霞同在的少有几次之一。
那晚的几月前，他很厉害地骂我：我在北京曾试图像往常一样联系他，但他被软禁了。有一天我回家的时候，接到他的电话，他要我去他家等他。我去了，他妻子刘霞让我进去，告诉我晓波出去了，监视他的那些便衣警察就会跟踪他，使我得以进他的公寓，因此我就可以等他了。我们刚开始还没说几句，就有一名保安敲门，对刘霞说：“这里有个外国人。让他出来，否则我就叫警察来。”她否认了，但保安离开时，我很担心。几分钟后，又有敲门声，这一次保安差不多要闯进了。刘霞和我决定，我留在她那儿对她来说太冒险，因此我就离开了。当天半夜，我接到晓波的电话，他叫我胆小鬼，说西方人真的太怕中国警察。我试着解释自己离开是为了保护刘霞，我绝对没有担心自己的风险。但是，他拒绝听取，简直是狂怒。我感觉真糟，因为我以为失去了一个好朋友，但我仍然认为自己的行动没错。我回到法国几个月后，收到了一封晓波的电邮，告诉我刘霞要到巴黎，问我能否陪她和帮她。我说当然很高兴地见到刘霞。她告诉我，晓波已经承认那天晚上对我有点太粗鲁了。当我在2008年10月见到他时，我说，我那次对他非常生气，但我知道这是他性格的一部分。我们畅怀大笑，度过了一个很愉快的夜晚。晓波和刘霞当时都处于某种怀旧心境，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谈论友情的重要性。我怎么能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呢？在他被捕后，我经常跟刘霞见面，并钦佩（而且仍然如此）她那不可思议的勇气。尽管她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是她还是学习并竭尽所能试图使晓波获释。这些年来，她一直处在警方监视下，但直到今年4月，她才能把自己的处境告诉她丈夫。近十年来，她一直忍受着可怕的苦难，而且仍是如此。
黑马
我第一次听说刘晓波，在上海金山参加一个会议，该会议由当时的文化部长王蒙组织，颂扬“新时期文学”。我虽然不是文学专家，但我对毛泽东去世后出版（或在民主墙上发表）的文学作品很感兴趣，因为它们描述了中国民众在毛泽东治下所遭受的苦难。在会议第二天，《深圳青年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复印件在参会者中流传，那些参会者本身是著名作家，在“伤痕文学”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那篇文章反响强烈，很快大家都在讨论它所带来的“极端性”观念。实际上，那时候，那些作家仍然是保守派和毛派攻击的对象，所以当一位年轻的自由派文学评论者这么厉害的批评他们的作品和人格，他们被震惊。更重要的是，刘晓波的文字特别尖锐：他强烈谴责知识分子的自我满足，以及他们要担当御用文人的倾向。从文章流传的那天起，刘晓波的文章就成了所有议论的中心：无伦保守还是自由派作家都批判了那篇文章；当然在讲台上的辩论中则从不提及。
我对这位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感兴趣，他的激进使我想起了他那些“五四”前辈。
刘晓波根本不把改革派反对毛主义的斗争放在眼里，他不考虑后果地谴责他自认为的那些错误。他当时的言论很大胆：敢攻击“寻根”，敢谴责中国知识分子自诩为毛泽东时代的主要受害者，而普通民众则遭难多多。虽然我没有见过他，但我开始追踪他的作品。我读得越多，就越意识到他不怕震惊读者，也不像他的许多同行那样，为了自身目的支持一派反对另一派。
他在接受香港《解放月报》（后改名《开放》）采访时说：“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样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震惊了西方大多数进步知识分子，也包括我。但是，经过反思，我明白这是一种挑衅：当时（1988年），许多中国思想家？相信中国封闭西方思想是它经历悲剧的原因之一。刘晓波那时只是把这个想法推到了极端。事实上，尽管他当时情愿被指责为“全盘西化”，但是他并不欣赏西方人跟他接触的方式。他曾被邀请在挪威逗留了三个月，在那里所写的一篇文章中，他批评那些不理解他思维方式的西方汉学家们无知。
在哥伦比亚大学逗留期间（当时是中国很多知识分子的梦想），他显示了他把中国的未来放在心上，决定回到北京参与正在震撼全国的民主运动。他据我所知，是唯一的走过这条路的中国知识分子。晓波直接去了天安门广场，在那里度过了两个多星期，直到“六四大屠杀”。他对运动的参与，并没有阻止他批评学生们的反民主行为，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对这位敢回来留在他们中间的人表示钦佩。
大屠杀之后，虽然他有逃亡的机会，但他还是留在北京，并被逮捕。官方媒体猛烈攻击那个示威活动背后的“黑手”。晓波在监狱里度过了近两年。
活动家
1992年6月底，我终于在北京第一次见到了他。他和周舵在一起，周也是“天安门四君子”之一，他们在大屠杀的前夜发动绝食，此后又帮助谈判撤离天安门广场。周也曾被监禁过，而两人都想继续抗争。
我对晓波的态度非常惊讶：我本来期待与一个“愤青”交谈，因为他在我脑中本是1980年代的挑衅者，但是当时我面对的却是一位非常理性地分析一般局势的知识分子。我们谈了八九民运，以及中国的民主前景。“关于我在六四发挥的作用，我明白了，不可能完全实现理论。参加政治的跟知识分子的作用不一样。……应该把思想简单化，应该妥协。”我很惊讶，但更多的接之而来：“在八九民运中，我反对批评邓小平。……当然他是个独裁者，但攻击他毫无作用。如果他没有感到受威胁的话，他本来可以改变主意的。……我认为，一旦对话发生，学生就应该停止他们的运动。但他们太激进了，没有妥协的经验。此外，他们完全无法与其他社团协调行动。‘联席会议’的决议从没有遵循。”在那漫长的夜晚，刘晓波告诉我，他信任“老三届”在中国变革中所能起的作用，因为他们的思想非常开放。他告诉我，在体制内，许多人赞成民主。
他还告诉我，邓小平的“南巡”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举动，它可以为民主化铺路。他说：民运人士应该与支持南巡的改革者们合作。尽管周舵宣称他对“新威权主义”感兴趣，但是晓波说他反对，因为他认为它在中国行不通。总之，我第一次见他是个巨大的惊喜，因为他看起来是一位冷静、理性和温和的知识分子。后来我才明白，“六四大屠杀”改变了他，他的使命变成了为民主而战，以便能够面对那夜的“亡灵”。
从那时起，我就一直经常与晓波会面。每年我去北京，都要花几个小时与他一起讨论中国局势，谈论知识分子在民主斗争中的作用。晓波已经成为一名活动家，被民运各方所赏识。1993年，他获准出国，实现了大多数异议人士的梦想。然而，几个月后，他回到中国，开始发起大量的联署信，以维护那些敢于挑战当局的人士。他成为民运中最有联系的活动家之一。
作为一位多产作家，他将一些有关政治局势的非常敏感的文章发表在香港杂志《九十年代》、《争鸣》、《开放》，以及在美国发行并且他后来主编的异议人士杂志《民主中国》。每次我们见面，他都向我解释民运正在如何发展，描述其成败，提供了关于局势的一个非常现实的画面。尽管事实上他有很强的个性，但是晓波总是愿意让自己想法得到质疑，并且很好奇别人如何看待他的立场观点。从1992年被释放到1996年，他参与了大部分争民主的行动。在劳教三年服刑的沉寂之后，他在1999年马上又活跃起来，组织了无数请愿，以使那些敢于挑战中共的人得以获释。
尽管他是一个非常固执己见的人，但是他也能够与不同背景的活动人士妥协和团结。2008年，他得到了支持民运的大多数行动者的尊重，这在看起来严重分裂的群体中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体制内外的知识分子、工人、共产党离休人员，都愿意与他联系，经常征求他的意见。
这些特点解释了为什么中共在2008年决定逮捕他。人们常说他因《零八宪章》而被捕，其实虽然他确实参加了其阐述，但不能视为主要作者。不过，他花了很多精力去说服不同背景者签署。尽管他对《零八宪章》的效率持怀疑态度，但他还是决定承担其写作的主要责任。
由于这些原因，刘晓波的被捕对于民运而言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他在民运中所得到的尊重，解释了为什么中共始终都很粗暴地对待他，最后迫使其遗孀刘霞将他的骨灰撒进海洋，因此就不会有坟墓让人民得以在中国集会纪念他。尽管如此，但自从他去世后，一些纪念活动已经发生，中国的万里海岸线已经成为其追随者集会纪念他的所在地。中共已经成功地摆脱了这位个性强者。然而，那些在中华大地继续为民主而奋斗的人们，将继续向这位为此事业牺牲自己生命的知识分子表达他们的敬意。
（白夏：法国汉学家，《民主中国》顾问。）
（张裕 译）
【民主中国】2017.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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