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波九五年坐牢时，他们还是恋人，不让见面。他们提出结婚申请，刘霞说，“我就是要嫁给那个‘国家的敌人’！”在她那羸弱的身体之中，隐藏着一颗怎样倔强的灵魂。
●刘晓波与爱妻刘霞。（网上图片）
你从一个得不到新衣裳的女孩，长成了往返于探监路上的妻子……
刘晓波与刘霞早在八十年代便认识了。那时，他们各自有家庭，第一次的认识并没有“一见钟情”，而只是爱好文学和诗歌的普通朋友。那时，刘晓波名满天下，身边簇拥着不少年轻漂亮的女子，就连在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也是如此。天安门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当时北大作家班的学员张伯笠在回忆录中写道，一九八九年五月三日在北大二十八楼开会研究“五四宣言”时，刘晓波要求见各位学生领袖，“那是我第一次见刘晓波，他身后跟了一位打扮入时的女人”。在八十年代，最漂亮的女孩喜欢的都是诗人和作家，而诗人和作家也以拥有许多爱慕者为骄傲。刘晓波说：“那时，我有一种强烈的欲望，要在千百个女人的身上发掘不同的美。”后来，直到与刘霞相爱，他才说出了更加石破天惊的下半句话：“如今，我终于在一个女子身上找到了所有的美。”一匹不驯服的黑马终于找到了归宿。
在人生最低谷与刘霞重逢
天安门屠杀之后第三天，刘晓波被秘密警察绑架，此后在秦城监狱被关押了二十个月。当他被释放的时候，他已经被他任教的北京师范大学开除公职，家庭破碎，一无所有。从昔日文坛上万人瞩目的“黑马”，沦为了“不可接触”的“贱民”中的一员，这一巨大的落差宛如过山车一般。就在此一人生的低谷，他与刘霞再度重逢。
这一次的相遇开启了一段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那时的刘霞也刚刚进入单身状态，找不到人生的方向和真爱。刘霞出身于一个中共高干家庭，父亲是财经系统的副部级高官，长期在中国银行担任要职，还曾经担任过中央财经大学的党委书记。父亲安排她在金融出版社和国家税务局工作，但她天生就不是当循规蹈矩的公务员的料，这两份别人垂涎三尺的工作，她都忍受不了，遂辞职成了自由人。与九十年代初纷纷“下海”的人们不同，她辞职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自由。
与刘晓波坠入爱河之后，刘霞的父母并没有因为刘晓波的特殊身份而加以反对，反倒是全力支持。两位老人十分开明，他们很喜欢刘晓波这个直率真诚的小伙子，将他当作亲身儿子一样看待。刘晓波与刘霞的弟弟也亲如兄弟一般，他在刘霞家中得到的温暖，甚至比在自己家中得到的还要多。刘霞曾经开玩笑说，父母对她说，我们家的两个孩子（刘霞和他弟弟）都不爱上学，都没有念过大学，但女儿一下子就找了一个博士上门来，而且还是中国最有名的文学博士，多么光荣啊！这当然是一句玩笑话。其实，两位老人最看重的还是刘晓波的人品。那时的刘晓波，不仅正在完成学术、思想的转型，也正在完成人格和道德转型，包括如何在日常生活和家庭生活中当一名好的爱人、好的丈夫。
就是要嫁给那个国家的敌人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八日，因为与王丹、陈小平、周舵等人起草“六四”六周年的呼吁书，刘晓波被北京市公安局软禁，失去自由八个月。十个月后，被判劳动教养三年，关押在大连劳教所。当时，刘霞每月一次一个人奔波在从北京到大连的火车上去探望刘晓波，那是一段怎样痛楚的旅途啊，三年加起来有三十六趟漫长的来往。刘霞在一首诗中写道：“驶向集中营的那列火车，呜咽地碾过我的身体，我却拉不住你的手……”
一开始，他们只是“恋人”的关系，当局借此阻止刘霞与刘晓波会面。刘霞在劳教所外面痛苦地徘徊。后来，他们向有关部门提出结婚的申请，“我就是要嫁给那个‘国家的敌人’！”在刘霞羸弱的身体之中，隐藏着一颗怎样倔强的灵魂。经过层层手续，旷日持久的争取，最后才由民政部的一位开明人士发函给公安部，由公安部的一名副部长批示同意，这才获得了一份来之不易的结婚证书。那是一九九六年。有了这张结婚证书，刘霞这才名正言顺地以妻子的身份去探望刘晓波。刘霞说，她看到过那份公安部批准他们结婚的红头文件，这是这个共和国最荒诞的一份文件：一对公民最平凡不过的结婚的要求，居然要由一名公安部副部长同意。
他们的这张结婚证书是在大连教养院中领取的。刘霞回忆说：“那天的情形特别诡异，他们说，派专门的摄影师来给我们拍摄结婚照，然后婚姻登记处的人过来现场办证。但是，当摄影师给我们拍摄时，却发现照相机突然无法按下快门。那个摄影师惊讶地说，这部机器用了很久，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他满头大汗地摆弄了半天，始终没有弄好。幸亏我事先携带了我和晓波的两张单人照，就将两张单人照拼合在一起，贴在结婚证上，然后请他们盖上列印。这样，我们终于成了合法的夫妻。”这恐怕是一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用两张单人照拼合在一起的结婚照吧。后来，当他们谈起这段往事时，语气平和，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这张来之不易的结婚证书，既证明着他们爱情的坚贞，也是一个时代良心犯所承担的苦难的鲜活见证。这份珍贵的结婚证，一定要存入未来的“中国民主博物馆”之中。
逆境中风雨兼程的夫妻
比起失去讲台和发表作品的园地，并常年受到公安监视、骚扰甚至囚禁的刘晓波来，这些年来，作为妻子的刘霞也没有少受罪。从某种意义上说，狱外的日子比狱中的日子更难过，难属比受难者本人要承受更多的压力与苦难。我听到过不少妻子抛弃作为政治犯的丈夫、选择新的安稳生活的事例。谁也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地去谴责那些无法承受命运之沉重的妻子们，她们有权选择另一种安稳的生活。另一方面，我也听说过若干异议人士在长期的高压之下心理变态，将妻子当作折磨的对象的故事。有一名异议人士就曾当众宣告说：“以后我结婚了，就把妻子叫‘共产党’；以后我有孩子了，就把孩子叫‘共产党’；这样我天天打骂妻子和孩子，就是打骂‘共产党’！”人性扭曲到如此程度，多么可悲啊！
时间与品质直接相关。就政治立场而言，做一天的反对派容易，很多人如流星般升起又落下；但是做二十年如一日的反对派难，刘晓波一直坚守在中国本土成为中共当局“眼中的一根刺”。而从爱情到婚姻也是如此，做一天的恩爱夫妻容易，哪对新婚的夫妻不是如胶似漆的？但是做二十年如一日的恩爱夫妻难，尤其是像刘晓波和刘霞这样在逆境中风雨兼程的夫妻。与刘霞结婚之后，刘晓波不再是八十年代的那个风流名士，而蜕变为一名标准的好丈夫，在朋友圈子中，若说刘晓波是排名第二的好丈夫，没有人敢说自己是排名第一的。跟朋友一起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如果刘霞没有一起来，吃到好吃的东西，刘晓波立即会掏出手机来给刘霞打电话：“这里有个某某菜太好吃了，我给你打包一份回来！”晓波在的时候，刘霞是个“苯孩子”，连过马路都要晓波牵着手，甚至不会用手机和上网。
晓波被捕之后，刘霞才逐渐学会了这些新科技。不过，刘霞也是一名标准的好妻子，她做得一手美味的西餐，正好满足了喜欢吃西餐的晓波的胃口。刘晓波是少有的喜欢吃各式各样的西餐的中国人，甚至连麦当劳这种速食，他都说每隔一两个星期就馋得想去吃一次。于是，刘霞在家中准备了各式中国人家中少有的做西餐的配料，时不时就亲自下厨，为晓波做出一大桌子美味的法式或意式大餐来。
日常生活简单而温馨
他们的日常生活温馨而简单。他们都是夜猫子，喜欢在晚上工作。晚上如果有饭局的话，跟朋友吃饭聊天，尽兴而归，差不多是十点。对一般人来说，是要上床休息的时候，对他们来说，才是工作的刚刚开始。刘晓波泡上一壶浓茶，在书房里打开电脑写作，或者在电话上跟朋友们聊天。刘霞则在小小的画室里画画、写诗、读书，或者摆弄自己的摄影作品。可以说是自得其乐，各不干扰。他们家里有电视，可一般情况下没有人打开看，除非有精彩的球赛，晓波才会被吸引到电视萤幕前面。后来，刘霞去狱中探望晓波的时候，晓波对她说，监仓有电视，可看辽宁台和中央台综合频道，但没有报纸。刘霞说：“他在家从不看电视，所以看到那些节目他觉得怪怪的，跟现实生活完全不一样！”
刘晓波写作非常勤奋，这些年来，就政论而言，数量之多，视域之广，中文世界几乎无人可比。有人曾经婉言建议刘晓波说，他的文章写得太多，有些文章打磨沉淀得不够，稍显粗糙。刘晓波坦率地解释说，他要趁着精力还旺盛的时候多写，多给刘霞存一些稿费，万一自己哪天出事了，刘霞也可以靠着这些稿费衣食无忧，而不必靠别人的接济。刘霞透露，他们的家庭开支完全靠丈夫的稿费来维持。
此次刘晓波被判处十一年重刑之后，刘霞去探监的时候，告诉晓波，她父母说，现在最好不要动那些钱，十一年坐牢出来后，写东西太累，要省点以后花。幸亏刘霞还有爱她的、经济上也有余力帮助她的父母，她母亲将自己的工资卡给了她，随便她使用。
刘晓波经常说，与中共的对抗，乃是一场耐力的比赛，一点都不能够着急，谁着急谁就失败了。想当年，如果光绪皇帝比慈禧太后活得长，中国的局势肯定又不一样了。因此，他有一种从容不迫的气度，在他身上从来没有在异见人士那里头常见的焦灼感。用晓波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与这个独裁政权不依不饶地“磕”上了。刘霞更是一个慢性子的人，每次吃饭的时候，她总是最后放下筷子的，她喜欢过一种“缓慢”的生活，有一种不怕折磨的耐心和韧性。这是一场愚公移山、精卫填海、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般的战斗，这场战斗也只有刘晓波与刘霞互相支持和安慰才能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开放】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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