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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运动中，晓波及学生领袖们都有一个情结，即渴求英雄的光环：于社会万众瞩目；于历史英名永在。晓波在《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中有深入的表述，说他关在秦城监狱，在电视中看到当局将他作为“头号黑手”，感到一阵欣喜，因为这意味他是头号英雄。他释放后，得知王军涛、陈子明遭重判，心里酸溜溜的，居然对他们感到嫉妒和羡慕，因为他们成了“殉难的大英雄”，而他自己则因“悔罪”半途而废。他记述自己在广场上的“辉煌”：“我从未见过、体验过如此巨大的公众场面，面对人群的狂热欢呼，我竟失去了最拿手的演讲技能，…这不是由于怯场，而是因为激动——一下子成为公众瞩目的中心而飘飘然。…当我面对着远远超出我的想象能力的公众场面时，我就把一切都理解为我的魅力和勇气所致.”其后他的一位朋友对他说：“晓波，有没有当年毛老头儿接见红卫兵的快感？老于世道的毛老头儿都经不住诱惑，你们初尝云雨，可以理解。”
这种万众瞩目的英雄情结，乃是权威崇拜，属群体凝聚仪式：群体崇拜领袖——权威个体；领袖凝聚群体。在政治上，其是集权模式。历史上，凡独裁者都英雄的情结；非此，集权模式即无以确立。帝王崇拜、英雄崇拜、领袖崇拜，都是凝聚群体的集权模式。
问题的是，晓波及学生领袖们却都标榜自己崇尚自由主义，是个人主义者；自由、个性是八十年代的青年的核心词语。尤其是晓波，几乎将之推到了极致。但是，自由之个人、民主之志士怎么会跌入群体膜拜与集权之魔圈呢？
其实，这种现象并非偶然，“五四”青年走过同样的历程。“五四”新青年以个性自由、个性解放为旗帜，叛逆家庭、社会、传统，但是大批叛逆出来的青年后来却投奔了延安，比如丁玲。不仅是中国，上世纪前半叶，西方大批自由知识分子，也都倾向共产主义的苏联。自由、个人似乎与集权仅仅一步之隔。
个人主义是西方近代文明特有的现象。在前，人类各文明均不强调个人，而是重视群体。古希腊，个人从属于城邦；古罗马，个人的最高价值是荣誉，而荣誉是国家价值符号；中世纪基督教，个人从属于教会；而贵族需要群体供养，对家族、领地及农奴负有保护纸责任，并且他要效忠国王。由于近代欧洲工商业发展，城市规模扩大，平民阶级兴起，个人主义逐步发展起来。在文化上，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是标识。
个人主义强调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人利益；但这些均属社会及政治之范畴，是个人向外的要求。但是，个人之存在，其更重要的问题是：个人存在之意义与价值由何而来？其个体道德规范、秩序如何建立？如果这两大命题不能确立，那么其个人的文明意义与秩序就建立不起来，也就没有“人”的意义，谈不上是“个人主义者”，只能算是唯己者。
文明最终是“人”的文明，即每个人的文明化；而每个人之文明素质将决定社会、国家文明之形态。在人类文明史中，各文明首先强调的都是确立人——每个人的道德，《圣经》要求的是每个人；佛教同样；儒家“克己复礼”也是对个人的要求。“个人主义”不仅意味个人之自由、权利、利益；更在于个人的存在意义与完整的个人道德。
康德说：“有两样东西，越是经常而持久地对它们进行反复思考，它们就越是使心灵充满常新而日益增长的惊赞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这是西方人文精神有关个人的理想境界。泰坦尼克海难中，那些“绅士”们将生让给妇女和儿童，而自己坦然选择死亡，他们体现了这种精神。头顶的星空等同于上帝，是绝对的世界及真理，它是你的创造者和主使，确定你的来源、位置与意义。而心中的道德律，确立你的生存的价值、规范与秩序。其后，所谓自由、权利与利益方有“人”的意义。如果这二者不能确立，那么就不能确立个体之“人”的存在，你的所谓“个人”和自由就是生物性的——非文明的。
个人是美国的中心价值，但美国的传统个人主义是以新教精神伦理为依托的，其注重个人自由、权利、利益，但是其存在的意义以及道德规范是新教精神伦理，二者相容一体。由而，美国有如此伟大的创造力，同时又有良好而有效的秩序。
六十年代，美国爆发青年反文化运动，主要对象即新教精神伦理；但叛逆的青年同时上演了嬉皮运动。这是很重要的文明现象，说明当美国的个人主义失去传统新教精神伦理的依托，即个人即丧失其人生意义与秩序，其生命由而迷失，陷入混乱，受自然感官支使：虚无、流浪、寄生、性混乱、吸毒等等。嬉皮运动将个人自由推到极致，但同时也失去了个人存在的意义、价值与秩序；于是虚无、孤零、无着落的个人便不自觉地倾向革命及庞大的强力集团：热衷于共产主义、中国文革、“红宝书”等等，如果，当时美国有延安，他们也会去投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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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晓波的反叛、狂妄不羁、标新立异，作为个体生命现象，这和五四新青年、美国嬉皮士类似。只是晓波反叛的是极权统治及其文化。但作为反叛出来的个体生命，三者亦有共同处，即他们无法确立个人存在的意义与道德秩序，由而陷入生命之混乱与迷失，充满焦灼、不安及恐慌。由于人之生命微小而脆弱，于是他们即梦想成为伟大的英雄、超人；如果他们自身做不到，即崇拜领袖，投身集权群体——个体安全之依托；或者自我放弃，颓废，自毁——流浪、吸毒、性混乱等等。
尼采说“上帝死了”。既然上帝死了，其为世人所建立的意义、伦理、秩序即塌毁，那么遗落在废墟上的孤零个人怎么办？尼采的答案是做“超人”，也就是既然上帝死了，那么就让我成为“神”，替代上帝，创造、超越，统治万物，拯救人类。当然，这是妄想。但重要的是，叛逆、孤零、迷失、无着落的个人却会自然地产生这种可怕的妄想。希特勒是个典范，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也是。历史上的那些可怕的狂人大多是由于自身的脆弱、孤零、恐惧、虚无而成就的。
2017年10月1日，美国拉斯维加斯发生惨烈枪击案，59人遭射杀，凶手斯蒂文.帕达克也是个特立独行的个人。即使当今科学界，也有高智狂人欲取代上帝，创造人类新品种。人类满可怕的！上帝死后有了尼采，尼采之后是希特勒及德国民族的纳粹化。共产革命、纳粹，及中国的大跃进、文革等等都是由叛逆的个体狂人所创造的；或者说他们是传统文明及信仰倒塌后的产物。这是人类现代文明的特有现象，
晓波下《独白》中记述和吾尔开希首次见面，吾向他炫耀“没有我就没有‘四.二七’的壮举和成功”，“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领导学运，只能和他们讲专制，树立个人权威……”“我领导的学运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你的理论。你的成名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我的出名是一夜之间的事。……我想问你，美国对我这个人怎么看？”
在《天安门》纪录片中，柴玲说“学生们总在问下一步干什么？我们能达到什么要求。我很悲哀，我没有办法告诉他们。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就是要政府最后在无赖至极的时候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民才能真正地擦亮眼睛，他们才能真正团结起来。但是这种话怎么跟同学们说？……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在这里流血，用鲜血和生命唤起民众，同学们会这样做……。”“下一步作为我个人，我原意求生下去。广场上的同学，我想只能是坚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墙的时候血洗。不过我相信一场大革命很快就会到来——要是它采取下策的话。即使不采取下策，保存一些火种和力量，在下一次运动中我们一定会站出来……”
我们可以原谅这些年青人，但是作为人类社会现象，这是很恐怖，很值得警惕的。早期那些共产党领袖们闹革命时，也都是这种人格和精神，为了理想，为了个人荣光，不计无数人的牺牲。青年时期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周恩来、波特布特……，何尝不是满怀理想，慷慨激昂？叛逆的个人、革命的个人，如果他们野心勃勃，而又失去人类自古以来的道德戒律，很容易便从美好的理想，走向恐怖与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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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从来都是族群重要于个人；工商业发展、大规模城市出现，平民阶级崛起，促使传统族群解体，个人成为社会的中心单位。在前，人类文明可算是简单形态之文明，但现代工业及大都市的出现，人类文明进入复杂形态，个人重要于群体。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核心问题；由此现代文明也就远比传统文明复杂、困难、脆弱，有更激烈的竞争、角逐，解放的个人，意味每一个体的欲望、利益、权利的膨胀，这也就使社会——民众共生体的构成加倍困难。
现代文明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确立个人的存在意义与道德规范。个人之自由、权利、利益，这是现代文明中的社会及政治问题；而个人存在的意义及道德乃是现代文明“人”本身的问题。因此，当我们讲“个人主义”，首先面对的乃是个人的意义与道德。
传统文明，可将部落、国家、家族的文明秩序强加于个人，这就是所谓“专制”。但是现代文明是个体重要于群体，也就是说现代社会是基于个人的，由个人共同立约组建社会或国家，这也就是所谓民主。但是，这也就面临现代文明的核心问题，个人如何建立自身的文明秩序。如果每个个体不能自觉地建立自身的文明秩序，即不能建立契约社会；社会就进入现代野蛮状态，或暴乱，或极权强制。
欧洲由传统文明转入现代文明，经过上百年的动荡及流血，绝非容易。欧洲成熟的个人主义——自觉的个人文明秩序，经过长久的时间才得以普及民众，其有三个思想来源：基督教、贵族传统、文艺复兴后的人文精神。美国则很幸运，一是它没有传统封建制度的负担，二是它带来了新教精神伦理——新教信仰是个人化的，其直接兑现了建立个人文明秩序，三是美国给全体个人提供了足够扩张的空间。
当我们提及“个人”时，通常是指个人的自由、利益、权利；但是在其后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就是该个体自觉的文明化，老话就是“私德”：其是一个建立了自身文明规范的个人。包括：1、作为“人”的存在意义与价值；2、自律的道德；3、由以上延伸出来的，个人与他人、与社会之契合的文明关系。
如果个人不能建立自身自觉的文明规范，那么这个个人则是危险的，因为这意味着其受生命自然本能的趋势：一、或野心、欲望与权力肆意膨胀，贪婪、掠夺、诈骗、占有、奴役他人，甚至欲充当上帝；二、或虚无，走向享乐、颓废——自我放弃；三、或投向集权、转向集体主义。个人是个生命体，其可以是魔鬼，也可以是圣徒，还可以甘当奴隶。关键是，你要求的是怎样的个人。
自八十年代，中国产生了大批“可怕”的个人，他们什么也不信，唯有私利：野心、贪婪、掠夺、诈骗。“个人”本应是分立于国家、权力、群体，但是他们却竭力钻营，最充分地利用国家权力谋取私立。正是这批人构成了当今中国的贪腐权贵阶级。
“八九”运动本是争自由争民主，但有的学生领袖，为争风头、权力，将运动逼向极端，鼓动流血，而其自己却揣着护照签证，一旦镇压就逃往欧美国家，用“六四”的血在全世界捞取名声利益，而后又与中国政府合作，沆瀣一气，甚至为安全部效劳。这样的“个人”与“自由”不可悲可鄙吗？
九十年代后，中国培养了大批的新知识精英，钱理群教授批评他们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是“个人”，但只索求掠取，却绝不承担义务和责任。当今，中国各界腐败精英，多是八十年代后得志“个人”，他们唯己至上，如鱼得水，而且他们的手已伸遍世界。这是中国特色的“个人”与“自由”。
晓波当初说，“就得把这样一些东西强调到极点：感性、非理性、本能、肉。肉有两种含义，一是性，一是金钱。”这是反抗中的亢奋，但他不会想到，中国发达起来的“个人”会是这样。当时他太年青了，沉溺于叛逆、反抗的激情中，而中国又是一片摧毁的废墟。废墟上，再好的生命，也只能扭曲、野蛮地生长。
人类文明无论就时间，还是就各文明体系，其基本原则是共同的，都是要维护族群的共生与绵延，仁爱、公正、诚实、守信、自律、担当、有敬畏，等等。传统的根本意义乃在持守这些文明的基本信条，无论以多么美好的理由，当这些美德被摧毁被抛弃，社会即退回到野蛮状态：丛林原则、厚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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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与个人是青年晓波的两个核心词语，其时他的思想、言论都是围绕这两个中心词语的。他的话题无论怎样大，说得怎样极端，但中心都在此。当然，青年晓波叛逆、反抗的主要是极权统治及其制度与意识形态——虽然他未能明言。
但是这个叛逆出来的个体生命尚未建立起自身个人主义的文明秩序，他是混乱、迷失的，带有“文革”遗传的野蛮性——身体中的“狼奶”。刘路在《刺穿黑暗的朝霞――谨以此文献给晓波老师53岁生日》中记述“那已经是文革末期，大多数有门路的知青都找关系回去了，只有他和几个姥姥不痛舅舅不爱偷鸡摸狗的知青留在生产队。后来他左手提着一把菜刀，右手拿一块手表去了支书家，支书看看寒光闪闪的菜刀和亮晶晶的手表，留下后者，摸出一张招工表给了他。”这不怪晓波，在当时这就是中国社会真实的生存法则，要活下去只能如此。中共极权统治的最终结果，是整个民族的流氓化。
1977年，刘晓波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1982年进入北师大读硕士；1986年读博士。而在此之前，他随父母下乡、插队，几乎没怎么上学。但这已是中国那一代人受到的最好的教育了。自1949年后，中国的道德伦理遭到全面摧毁。青年刘晓波的所言所为主要是尼采式的。那个时代，中国最有思想和志向的青年多受尼采影响。这不奇怪，既然上帝死了，“我”的最大化就是“超人”。
我们看一下晓波成长的背景；1、中国式的父权家庭，多兄弟；2、文革；3、流落民间：街头、农村下乡、工厂；4、大学校园，中国文学专业；5、自我教育：阅读西方翻译著作。综合一下，他生命中的文化元素：包括中共革命；中国传统家庭伦理；中国民间传统；五四文化；西方人文思想。
晓波主张全盘西化，但他所接受的西方个人主义的思想是从书本上来的，并没有实际生活经验的依托。他的“全盘西化”的主要意义是反抗，以“西化”反抗现实。“全盘西化”：一是支持他的叛逆和反抗；二是为他提供了希望与理想。但作为个体生命，晓波并非是很“西化”的人。简而论之，晓波身上有三种主要的文化来源：
1、“五四”反叛精神，以及“新中国”以来大批判精神，特别是“文革”。他的那种极端的批判性、攻击性、唯我正确、狂妄、自我“高大”正是继承了这两种文化：叛逆、革命、批判、放大“我”。
2、中国民间伦理。“新中国”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但是中国民间仍然顽强地保持着传统道德，比如在家庭、在熟人、朋友间。在实际生活中，晓波非不是“个人至上”的人，而是有情有义，能担当，对朋友尤其“仗义”。中国许多自由知派识分子，活在意识形态中，不接“地气”；而晓波血肉饱满，洞悉人性，有深切的现实感与准确的判断力。他是个可以当“大哥”的人。
3、西方人文思想。西方人文思想很复杂，晓波接受的主要是自由主义这一脉，这是他的精神理想，甚至可以说是他的精神信仰。（此外，他也接受了某些尼采的思想。）于中国，自由主义有积极的意义，特别是面对当代极权统治。但是，其局限是：它是理想主义的，却缺少实际的经验依托，也就是说它在具体应用中是幼稚而偏颇的，往往不切实际。比如“八九”运动中学生领袖们的表现。
以上三点，其一是负面的，而其二、其三大体是正面的。如果说，其一是晓波的自我戏剧化，那么晓波的生命主体则是在后两处。对于晓波，这后两处是很好的互补：现实与理想；思想与伦理；个人与社会。这构成后期刘晓波的人格——“六四”之后至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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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之大道在于人类之共生、持久绵延，而这就是“道义”。此是人类存在的大真理。人有道义之要求，但自然人性本身不是道义的，“道义”是文明的创造和建设，需要以生命来维护，来祭奠。必需有人站出来，献出生命，作为牺牲，证实“道义”至高之价值。
“新中国”摧毁了中国文明——包括中国传统文明，也包括近两百年来国人对西方文明的孜孜学习、汲取。如果中国重归文明，重建文明之国家、之民族，从何开始？以何为证？以何表示其决心、意志与信念？也就是，中国民族以何为祭奠，重归文明？
我们希望“六四”没有发生，但是既然它发生了，那么它就是当代中国重新归属文明的血的祭奠。中国民族以这些生命、鲜血为牺牲，以证实：数十年来“新中国”政权的非法性、残暴性；中国需要重归天下大道——仁爱、道义、公正；中国需要结束一党之国，建设为现代文明之国家：自由、宪政、民权。无论这个日子多么遥远，但是从“一九八九”已经开始，中国民族之大血祭已然奉献于历史。
正是在这场民族的血祭中，晓波回归到文明的基点。面对死亡、鲜血，那些夸张、矫饰、虚荣、大英雄的虚幻便失去意义，那是即时生死之择：背信、逃跑；还是持守、担当？其来自生命深处的自我道德立法；对个人生命终极价值的定位。数千学生面对屠杀，作为“领袖”，他不能背信逃跑，而要有良心，持守诚信，担当这份责任与牺牲，这是生命对生命的情感与呼，否则他没“脸”活在世上。“脸”是汉语通俗口语，在这里是他的人格价值与尊严。于是，我们看到晓波的选择：与同仁共命运，与在场学生共命运，忘我而救众生。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晓波抛弃了虚张、招摇——那个自我戏剧化的个人，回到了文明之本——良心、道义与责任，体现出他终极的人生意义与价值。
人类文明的道义、原则、信约，最终都要落实到个人，即康德所说“我心中的道德律”。个人尊严的内涵是文明的终极价值：道义、诚信、责任、勇气。危难之时，面对杀戮，为什么有的“领袖”逃之夭夭，而晓波却忘我救助学生，拒绝逃进大使馆？为什么“六四”后，大有人利用之，在海外捞名利；而晓波却拒绝离开中国，与“天安门母亲”一起看守“六四”的血泊，为之伸张正义？人之意义与价值不同、心中的道德立法不同。
“六四”改变了晓波，他从这里回到文明的基点，确立了他的终极人生意义与价值。由此，他走上中国现代文明的祭坛。当然，其后他入狱、“认罪”、出狱、写《独白》，其间仍有曲折反复，但自从“六四”，他已然走上殉道之路。他誓言，“为了他人的自由，牺牲自己的自由”，持守、担当，入狱，再入狱，直至逝世。
这是一个殉道者刘晓波。
2017年11月于伊萨卡
【民主中国】2017.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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