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刘晓波于八九民运时在天安门。图／取自网路
“记忆文化”（Erinnerungskultur）是个人或社会对自身文化和历史的认知、审视和反省，也是一种集体记忆的再呈现。这种记忆是痛苦多于欢乐，羞惭多于荣耀。若法国人谈“记忆文化”，他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法国大革命，这既是现代民主思想和行动启蒙的第一炮，尔后的“自由、民主、博爱”的口号更是激励人心追求理想的壮丽钟声，但是大革命前前后后的血腥、报复、暴民暴行也依然是应当属于反思的部分。
至于德国，一提起“记忆文化”那就是充满痛苦、忏悔和赎罪的成分了。纳粹对犹太人的清洗屠杀，占领波兰，建造“（犹太）特区”（Ghetto），乃至往后在奥斯维兹系统、“科学”地消灭犹太人，这段历史，是德国人至今挥之不去的梦靥。套句老共的八股，纳粹罪行虽然过去八十多年（从1933年希特勒夺权开始），德国社会还是“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难怪德国著名作家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 1927-）在他1998年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的答辞中说：“我每天在媒体里面对这段以往的历史，发觉自己有一种反抗面对恒久耻辱的冲动”，此言一发，他立刻受到各方的批评。
德国社会的集体记忆和直面本身罪孽的态度的确深入人心，这也是为什么总理默克尔夫人于2015年接受了将近一百万中东战争难民的缘故，既是出于基督教精神的慈悲救赎，也是出于记忆文化中，将功抵罪的作法，因为德国人常常说，当初纳粹当政时，多少犹太籍的德国科学家文化人都逃离到国外，受到他国政府的庇护，现在是我们反馈的时候了。
德国前总理布兰德语1970年在犹太纪念碑前下跪。图／取自网路
德国为何是中国异议份子流亡的首选目标？
最近刘霞在经历了失去刘晓波的痛苦和横遭软禁8年的苦难，终于获得自由，离开北京，来到德国。有些媒体，如义大利和日本的记者问我，为什么德国成为一些中国异议份子流亡的首选目标，我思考后回答，这里面有一些巧合和机遇，但是德国由于二十世纪本身曾经扮演过“罪魁祸首”和“受害者”的双重角色，所以对于战争和暴政的受难者，有着特殊的道义责任，他们连不同文、不同种、宗教回异的穆斯林战争难民都接受了那么多，对于受共产极权迫害的有知识有技能的异议份子自然是开着大门的。在纳粹当道时，爱因斯坦，汉娜·阿伦德，汤玛士·曼，演员马莲娜·狄德里希都在美国受到庇护，大大丰富了美国的科学和文化领域。因此德国对中国人也是友善的，六四大屠杀之后，有很大一批留学生和避难者都在德国获得永久居留并入籍，至于异议份子如艾未未、廖亦武、周勍、长平、杨伟东等也都在德国找到第二故乡。至于刘霞则更是德国朝野关注，并极力营救的人，现在她受到很好的照顾和安排，必能在这里重新开始新生活。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被关在监狱中，不能到奥斯陆去领奖，颁奖仪式中，舞台上放着的那张空椅子，成为一种争抗不屈、讥讽暴政的象征。“空椅子”对于德国人有着特殊的启示，因为在诺贝尔奖的历史上，无独有偶，除了刘晓波之外，还有一名和平奖得主奥西兹基（Carl von Ossietzky 1889-1938）也是于1935年获奖之时，坐在牢里，但是连纳粹政权也不敢犯众怒，于次年将他放出监狱，当时纳粹宣传部长格林对奥西兹基施压，不准他去领奖，但是他坚持不受胁迫，还是前去补领了奖项，接受了这份至高的荣誉。两年后他于1938年在疗养院中逝世于肺病。他们夫妻合葬的墓位于柏林尼德雪儿豪森，成为柏林的一个荣誉陵墓，受后世人们的景仰凭弔。晓波所面对的极权体制更暴虐于纳粹，他在狱中的八年，身体被摧毁，最终死于肝癌。晓波死因颇受质疑，原本健康的他，怎么突然重病，死前约六周，刘霞去狱中探视，都没有发现他有病，接下来他保外就医，中共政权向世人排演了一场抢救病人，生离死别的大戏，最后晓波遭火化扬灰，抛于大海，没有陵墓供人瞻仰凭弔。纳粹跟中共的虚伪、残酷、决绝的暴政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中国的悲剧都是中国人自编自导自演
原是一匹狂狷傲慢的“黑马”晓波，曾经鞭挞中国传统文化里的腐朽和中国人的奴性：“我绝不认为中国的落伍是几个昏君造成的，而是每个人造成的，因为制度是人创造的，中国的所有悲剧，都是中国人自编自导自演和自我欣赏的，不要埋怨别人。”说得多么透彻，中国人在共产党的统治底下，受尽折磨、侮辱、杀戮，养成说谎、告密、冷血的习性，经历了无数次的政治运动，土改杀戮地主乡绅、反右虐死侮辱百万以上的知识份子、大饥荒几千万人民成为饿殍，文革千万家庭遭难，上山下乡将青年一代放逐失学、批林批孔荒谬地扫荡儒家思想和政敌、六四公然地将军队坦克开进京城屠杀市民学生，凡此种种被邓小平一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全国人民就忘了耻辱、忘了杀父亡母之仇、忘了千万同胞的累累白骨，争相下海赚钱，如今老共用非法手段，以破坏生态，征占土地，黑箱作业的方式，制造出国富民贫的繁荣假像，向外扩张四处撒币，大部分国民不但不警觉起而争抗，反而觉得“厉害了，我的国”，沾沾自喜，完全应了晓波上面对国人的评语。
在西方出的晓波的书并不多，他获得诺奖的次年，由我和同仁编辑出版的那本集子《我没有敌人，没有仇恨》的德文版（Ich habe keine Feinde，ich kenne keinen Hass）问世，由于诺奖原因，此书立即翻译成十多种语言（德、英、法、义、荷、瑞典、西班牙就有三种版本、日、韩等），这本集子里是集晓波思想的大成，其中还有刘霞亲自选出的晓波的诗歌十数首。也许真正仔细研读晓波这本书的西方人还是少数，但是晓波从一个狂傲的青年学者，历经八九洗礼，数度入狱，他的思想逐渐成熟，言行也更为沈潜，这是大家都能理解的。到最后一次入狱，他的自我辩护陈述里面所表现大彻大悟，参透人生与爱恨情仇、对于民主自由理念的理解，的确是震撼人心的。他的思想和词汇里没嫉恨、愤怒、恐惧，更多的是宽容、理解、智慧和洒脱，由于晓波最终死在囚牢之中，他的最后陈述成为举世绝响。有些人不理解他不把罪恶政权及其帮凶当成敌人，对他们依然没有仇恨，讥讽他为“刘无敌”，这是批评者出自狭隘胸襟和眼光的误解。在西方世界，没有任何人质疑晓波的“无敌论”，这是一种深植于西方文化里的基督教精神，在共产文化的毒液里长久浸淫的人，是无法理解的。晓波最有资格说这些近于佛家顿悟的话，因为他自己经过了极权政治的炼狱，亲身经历并目睹了国人在运动中自相检举、残杀、害人利己的卑劣残酷人性，他甚至有时候还是其中的参与者，痛定思痛后，他奋力走出了峡穀，醒悟参禅，因而告诫世人，暴力和残酷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成熟理性的晓波和张祖桦共同起草的《零八宪章》是中国知识界参照各国划时代的政治思想大成，如《七七宪章》、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甚至美国宪法而拟定的一份可行性很高的温和理性而周全的文件。这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世界文化的财富。为此晓波献出了个人的自由甚至生命，中共政权再一次将此逆耳忠言当作大敌当前，错失了拯救自己的机会，并且砍断向他们伸出的救援之手，这个错误将永远地载入史册。需要澄清的是，晓波从来不是一个想跟极权政府妥协的机会主义者，他留下跟当权者回旋的余地，并不是要去挽救这个腐朽，烂入骨髓的党，而是出于全域的考虑，战争流血不是改变当下中国的选项，循序渐进的推演，人民逐步争取权利和权力才是明智可行的方式。
愿晓波的殉道点燃中国“记忆文化”的火种
换在一个稍有政治文明的社会，晓波的建言都有可能被采纳。罗兰·库纳牧师从2010年以来，每年带领两三百名他职业高校的学生，远道赶到柏林中国使馆前为刘晓波声援抗议，他每次都会为学生们朗读一段《零八宪章》，认为这对青年人是一种启蒙和警惕，他告诉学生，德国社会的自由和民主也是曾经经历过争抗和流血才换来的。今天刘晓波和他的同道们还在奋斗之中，我们应当跟他们站在一起，晓波是如同被纳粹杀害的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牧师（Dietrich Bonhoeffer）那样的殉道者，是所有人的榜样。也如同诺贝尔和平奖2003年的得主希林·依巴迪所说，晓波是世界性的英雄。
晓波逝世周年，我们在柏林为他举办的纪念活动是在深具历史意义的葛西马尼教堂（Gethsemane）中举行的，这所教堂曾经在1989年东欧剧变的时刻，保护了许多异议份子和奋起同东德军警争抗的市民们。在这个可以容纳八百多人的教堂里，当时经常举行时政研讨和演讲会，千人涌进教堂聆听讨论，员警也不敢进去抓人，可以说这个教堂和莱比锡的尼古拉教堂在催生两德统一的大业上，功不可没。这次的纪念会十分感人，满座的来宾中，许多是德国社会的著名人士，如前总统高克和他的伴侣夏德夫人中断了渡假，前来参加，高克是原东德的牧师，人品高尚，虽是无党派人士，却被选为德国最高元首，担任上一届的总统，他眼光和善温柔，待人亲切，和他的女友相伴为生，同进同出，两人并未结婚，但是人们都很尊敬这位高雅亲和的夏德女士，明里暗里视她为国母。
歌手比尔曼出生于西德汉堡，他父亲曾是抵抗纳粹的义士，战后这位满脑子理想主义的青年摒弃资本主义的西德，投到社会主义东德的怀抱，很快就遭遇到理想的幻灭，发觉社会主义全是骗人的口号，这是个没有自由，人权被剥夺的地方，他写诗，写歌来讽刺专制政权，结果被封口，被禁止演出。到了1976年当局决心摆脱这个麻烦的傢伙，批准他到西德科隆举办演唱会，演出完毕就禁止他返回国门，比尔曼因此就“流亡”西德，落叶归根，其实如鱼得水。传奇的比尔曼是个很可爱率性的性情中人，他写的诗和歌既抒情写意又讥讽刻薄。对刘霞的获得释放，他义不容辞从幕后尽力，直接向默克尔夫人写信求助。纪念会上他唱了一首有相关意义的歌，是他为纪念以前的难友福克斯（Jürgen Fuchs）的歌，这位难友48岁时死于东德的狱中，据后来证实是被当局秘密照射伽马线催死的。这令人联想到晓波的骤死，原因何在？
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穆勒女士是徳裔罗马尼亚人，也是个性格率真，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人。她多年来就已移居柏林，由于自己有过在社会主义国家生活的经验，她特别同情被专制政权打压的异议分子，曾亲自通过帮助，翻译了刘霞的部分诗歌，为了晓波夫妇的自由，她没少出力。毕竟是诗人，她在纪念会上诠释和朗读刘霞的两首给晓波的诗“无题”和“大雪”时，话锋带着感情，感人至深。说来也是巧合，这三位嘉宾都有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验，因此他们对晓波的勇气和人格充满敬意，他们的出席和演出为纪念会平添了色彩和份量。
晓波的英年离世是中国的损失，也是世界的遗憾。但愿晓波的殉道能在冷漠的中国社会播种“记忆文化”的种子，这株幼苗是许多勇敢的仁人志士用鲜血灌溉的，也是二十世纪后半叶无辜惨死在暴政之下的中国人的亡灵所祐护的。当这棵“记忆文化”的树抽枝发叶时，集体记忆和真实的历史认知也会重返人们的脑际，只有这样，中国才会放弃好大喜功，四处撒币，争夺世界霸主的野心，关怀照顾本国贫困的“低端人口”，失学的留守儿童，和睦对待少数族裔和邻邦，放手香港、台湾的独立自主和自决，成为世界和平中的一支力量。
（栏目：欧洲之声）
【民报】2018.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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