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后回首《零八宪章》,这份政治纲领的出现可谓正当其时。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2008年,宪章对十字路口的中国发出了一声响 亮的提醒:经济迅猛发展的中国究竟应该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个提醒也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中国的未来。此后的十年,一方面中国经济继续迅猛增长,另一方面中国的政治体制却不断倒退,花样翻新的极权统治让世界为之侧目。这正应验了宪章的历史价值。可以预测的是,《零八宪章》将不会被历史湮没,它所牵系的中国各阶层公民,或将凭借宪章,继续诘问极权的铁幕。
《零八宪章》联署者之一以及英文版翻译者、汉学家林培瑞说:现在回过头来看“零八宪章”的结局是一件痛苦的事情。2009年12月,中国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零八宪章”的核心人物刘晓波11年徒刑。残酷的判刑带来唯一令人欣慰的结果是:2010年刘晓波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多年来,诺贝尔奖委员会一直希能望支持以非暴力方式提倡人权的中国人,2010年,有一位诺奖委员会的成员说他们“觉得时机到了”。)但是在中国国内,宪章的结局却相当令人沮丧。“零八宪章”被全网删除,警察请连署签名的几百人“喝茶”,说不放弃署名“后果自负”。2017年,刘晓波在监狱中肝病没有得到医治,导致肝癌死亡。同时,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专制,与“零八宪章”期望的变革正好相反。中央政府变得更加集权,更任意专断,更咄咄逼人,对人权和法治更不关注。2018年3月,习近平发起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理论上他想要统治多久就统治多久。不错,“零八宪章”提过“修宪”的要求,但这样的修宪吗?! 与“零八宪章” 背道而驰。
《零八宪章》首批签署者、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秘书鲍彤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我想至少说明两个意义:一个意义是,要求改革的中国人曾经提出过哪一些改革的意见。《零八宪章》里面提出的是要求中国成为一个宪政国家,成为一个民主国家,要求保障公民的权利,要求中国有真的选举,要求中国公民的权利都能够得到国家政府的保障、维护,特别是里面还提到要求军队国家化,要求所有的政党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以内活动。像这样的事情,能够在10年以前提出来,又在10年以前非常短暂的时间里面得到1000个人的联署。——其实,在当时情况下,因为中国网络的封锁,知道《零八宪章》的人并不多,但是呢,知识分子知道得比较多,而且都是在中国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们集中了当时最有名的教授、律师、新闻记者、社会工作者。他们要求中国能够出现一个法治的国家,宪政的国家,能够出现一个公民社会,但是所有这些要求被看成是颠覆现政权,被看成是犯了刑事罪。
香港支联会周六(8日)在葵涌地铁站外摆设街站,趁《零八宪章》发表十年,要求大陆当局实践宪章的理念,尊重公民权利及建设民主中国。口号:释放所有异见人士!释放所有良心犯!延续宪章精神!建设民主中国!
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民主党、中国民联、《北京之春》月刊等组织,8日举办《零八宪章》10周年纪念活动,邀请首批参与连署及相关各界人士发表看法,为刘晓波等10年来逝世的12名连署者默哀,并派代表宣读《零八宪章》。
▲自由亚洲电台(RFA)12月4日报道:十年诘问:回首《零八宪章》
《零八宪章》发表已经十年。宪章的首批签署者之一、中国著名公共知识分子徐友渔谈起十年前的这份宣言仍然充满热情。
徐友渔:“我还是在基本精神上坚持这个(宪章的)看法,除了走非暴力的反抗,和平理性的渐进的道路以外,要用共产党的方式来推翻共产党,这条我仍然是不主张的。”
然而,这十年,很多事情已经发生了改变。《零八宪章》的主要发起人刘晓波已经于2017年在中国的监狱中被迫害致死,宪章的主要起草者张祖桦也很久没有在公众面前出现。宪章的签署者虽然仍在增加,但谈起08宪章的人越来越少,包括国际媒体也鲜有报道。
世界瞩目
但在2008年,这份敢言的政治纲领却引起了世界的瞩目。当年12月8日,在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前夕,这份由303位各界人士首批签署的宣言在网上正式发表。
宪章开宗明义,反对中国政府的威权统治,主张修改现行宪法,实行宪政民主,保障自由人权,并号召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以公民运动去推动中国政治体制的变革。
舆论普遍认为,《零八宪章》具有温和、理性和改良的特征,并无推翻现政权的意图。但宪章出台后,却遭到中国政 府严厉的镇压。宪章发表的当天,刘晓波就被中国警方拘留,2009年,他被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逮捕,随后被重判11年有期徒刑。同时,在宪章的第一批303位签署者中,有70多人被警方的传唤和审问,而中国媒体则对《零八宪章》只字不提。
虽然如此,宪章在中国民间引来热烈的回响。宪章发表不到两个月,社会各界签署者已超过8000人,甚至有不少签署者来自执政者内部。中共退休高干主办的刊物《炎黄春秋》,于2009年初发表文章《宪政:中国民族复兴的要求》,与《零八宪章》遥相呼应。
国际社会同样对宪章予以了紧密的关注。宪章出台后仅一周,由美国顶尖的中国问题学者林培瑞亲自操刀的宪章英文版本就张贴到了《纽约书评》和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委员会的网站上。英国《经济学家》期刊很快发文说,宪章是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对中国政府最大胆的挑战。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文章则宣称,宪章代表中国草根的反叛。
美国政府和欧盟也强烈谴责了中国政府对宪章签署运动的打压;余英时、胡平等知识界精英则在海外发言支持,推动宪章的签署;台湾、香港等地的民众也发起连署运动,声援刘晓波等人。2010年10月,刘晓波因长期从事推动《零八宪章》等非暴力斗争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历史背景
要理解世人对《零八宪章》投来的目光,我们必须回到它产生的历史背景。2008年是中国立宪百年。早在1908年,清王朝就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1911年中国通过民主革命创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但经过百年血泪交织的奋斗,2008年的中国社会仍处于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之下。
当时的中国已历经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虽然放宽了经济和社会活动的空间,但政治体制改革的难题仍然徘徊不前,国家仍处于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的制度环境下。
与此同时,中国普通公民对宪法权利却愈加渴求。以2003年“孙志刚案”等事件为标志,中国社会的维权运动蓬勃兴起。著名维权律师滕彪认为,维权运动的发展很快形成了街头化、组织化和政治化的趋势。但中国政府对维权运动的打压却从未停止,维权律师、地下教会、意见领袖等维权力量被看做是国家的敌人,抓人、关人、打人成为打压的主要手段。
在另一面,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在89六四事件之后,有大批自由派知识分子转向了对“宪政、民主和法治”的研讨和传播,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使之逐渐成为知识界的主流话语。
徐友渔:“这种宪政民主的思想确实要经过六四之后艰苦的探索,才能达到《零八宪章》的结论。89之后,从那种抽象、朦胧的人道主义、人性论,和一般的民主和自由的抽象观念里面,走向了最重要的结论就是,要走宪政民主的道路,这是人类文明已经证明了的道路。”
《零八宪章》不但表达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民主诉求,也呼应了公民维权运动,甚至得到了部分执政者内部残余改革派的同情,具有相对广泛的社会基础。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零八宪章》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表达无权者的声音,无权者的力量。语言就是无权者的权利。”
纽约明镜集团总编辑、宪政学者则陈小平认为:“《零八宪章》在起草过程中,它观点的形成、它的运作过程,是尽量多包括一些人的观点,让更多的人所接受;文字、条目等等,尽量地去听别人不同的意见。”
阻碍重重
包容的心态、扎实的努力,使得《零八宪章》在发表后短时间里得到了广泛的响应。但它所面对的依然是一个共识断裂的社会。著名公共知识分子、原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敏锐地指出,一些改革的得利者迷恋他们已经获得的权力及其带来的财富,不希望民主。极左派则抨击说,宪章吹响了“颜色革命”的号角,并认为宪章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的主张是犯了叛国罪。改革的受损者则有反改革情绪,希望实行暴风骤雨似的文革式民主。还有海外的异议者批评说,宪章只是跪着造反,温和到了软弱、投降的地步。除此之外,更多的人选择了沉默。当时改革开放三十年催生的一大批中产阶级,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不愿或不敢触及公民基本权利的话题,更别说参与到推动体制改革的运动中。这些因素都妨碍了宪章运动的进一步开展。
但《零八宪章》最大的阻碍仍然是来自于当政者。宪章呼吁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推动“宪政民主”,不但使分裂的自由派力量形成了广泛的联盟,也使中国社会被剥夺与被损害的弱势群体开始集结;而宪章所倡导的政体类型对现存体制显然是替代性的,因而使它具有了革命性。这些都使得中共执政者感到愤怒和恐慌。自《零八宪章》公布的十年中,中国政府从未停止、改变对宪章运动的绞杀。
陈小平:“整个的公民社会面临绞杀,何况处于反对立场的零八宪章运动?所以它进入低潮和寒潮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下一步怎么样呢?我觉得还需要人们把《零八宪章》提出的问题去宣传,这样才能出现一个新的高潮。”
当权者的打压持续了十年,宪章运动也持续了十年。今年6月4日,来自海内外的《零八宪章》第三十八批签名在网络上公布。
继续诘问
十年后回首《零八宪章》,这份政治纲领的出现可谓正当其时。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2008年,宪章对十字路口的中国发出了一声响 亮的提醒:经济迅猛发展的中国究竟应该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个提醒也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中国的未来。此后的十年,一方面中国经济继续迅猛增长,另一方面中国的政治体制却不断倒退,花样翻新的极权统治让世界为之侧目。这正应验了宪章的历史价值。可以预测的是,《零八宪章》将不会被历史湮没,它所牵系的中国各阶层公民,或将凭借宪章,继续诘问极权的铁幕。
▲自由亚洲电台(RFA)粤语部12月8日报道:《零八宪章》发表十年 支联会促建设民主中国
2018年12月8日,市民到支联会的街站写圣诞卡,希望大陆当局停止打压异见人士。(刘少风 摄)
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起草的《零八宪章》已经发表十年,香港支联会发起纪念活动,要求大陆当局实践宪章的理念,停止迫害异见人士,落实“建设民主中国”。(刘少风 报道)
支联会周六(8日)在葵涌地铁站外摆设街站,趁《零八宪章》发表十年,要求大陆当局实践宪章的理念,尊重公民权利及建设民主中国。
口号:释放所有异见人士!释放所有良心犯!延续宪章精神!建设民主中国!
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表示,《零八宪章》对中国民主发展有重要的意义,他们今次特别关注当年签署宪章的异见人士,包括刘贤斌、陈西、陈卫、维权律师江天勇及唐荆陵、维权网站“民生观察”创办人刘飞跃等。何俊仁指,他们为公义发声,但被当局以各种理由关押监狱。
何俊仁说:签署的知识分子,我相信是代表着广大中国人民的民心,是希望中国能够实现到《国际人权公约》,里面很多人权的原则。刘晓波当他颁布《零八宪章》的时候,我深信他知道,这个宪章是代表着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就是中国人民是会锲而不舍去追求国家人民真正得到解放,自由、民主、法治是真正能够在国家实现。
何俊仁接受本台访问时指,在过去十年,尤其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社会、人民思想的管控愈来愈严重,例如当局在新疆设“再教育营”大规模关押很多维吾尔族人,人权情况令国际社会担心,认为中国如果再不作出改革,将会面临其他国家的围堵。
何俊仁说:更加使我们(支联会)担心的,就是社会的控制、人民思想的控制,我们见到是有集中营的出现,而且不断透过运(行)动打击一些它(当局)要打击的敌人,这些令人觉得走向另一个文革的开始,不单止中国人担心,亦使西方社会担心,如果中国不去走向一个真正的改革,让人觉得你(中国)是走向文明的话,我相信今次贸易战所带来的,就是持久的冷战,及对中国的围堵。
支联会呼吁市民写圣诞卡,寄给身处内地监狱的维权人士,以及表达对《零八宪章》的支持。有市民陈小姐认为,刘晓波是为了民主运动而牺牲,至今仍然会纪念他,批评大陆当局打压异见人士的行为。
陈小姐说:总之是争取民主的,中国就会封杀你,把别人(刘晓波)关押到拜拜(逝世),又不让人出去拿(诺贝尔和平)奖,(中国)根本就没有人权,根本就是封建的一个国家,现在香港也没有民主了。
《零八宪章》由大陆宪政学者张祖桦、刘晓波等人起草,提出民主治国,保护人权等主张,先后共逾万人联署。宪章于 2008 年 12 月 10 日公开发表,刘晓波于发表前两日的12 月 8 日在北京被捕,到2009年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并判入狱11年,当年的刑事判决书多次提及《零八宪章》。
刘晓波在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未能亲身到挪威领奖,在当年的颁奖礼上,只是放了一张空椅。去年7月,刘晓波因肝癌引发多重器官衰竭逝世,终年61岁。今年刘晓波忌日前夕,遗孀刘霞获准前去德国,但她弟弟刘晖未能同行,被外界视为当局继续控制和威胁刘霞的筹码。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2月8日报道:何俊仁:中国落实《零八宪章》便不会被西方围堵
中国首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虽已逝世一年多,但他当年发起以推动中国宪政民主的《零八宪章》,并未随着他入狱和死亡而告终,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在宪章发表十周年的日子发布短片,让人毋忘宪章精神,主席何俊仁指出,现时中国面对的冷战格局,乃是因为国家主席习近平实行个人崇拜体制,令人忧虑法西斯大国重现所致,只要中国落实《宪章》的宪制改革,实行真正的自由化,自然可以与西方达成真正的协议,亦不会被围堵。
同步在支联会脸书发布的短片(https://www.facebook.com/177770798924026/posts/2189136384454114/),分别由立法会议员梁耀忠、朱凯迪、区诺轩及尹兆坚;前议员刘慧卿、梁国雄及何秀兰;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和蔡耀昌,以及郑宇硕教授等十位宪章联署者诵读《零八宪章》中有关人权民主、宪政、转型正义的相关要点,以表达港人与联署者一样,不会放弃对中港两地对民主、自由、人权和公义的追求。
《零八宪章》累计的联署者有一万多人,当中不少中国内地联署者备受中国打压,甚至入狱,支联会在今(8日)天下午的纪念街站,介绍他们的抗争和《宪章》精神,该会主席何俊仁在记者会上指出,刘晓波虽已逝世,但他倡导的宪章精神不灭,洋溢民间,并借着维权人士的抗争和工作彰显出来。
十周年的声明更指出,中国拒绝宪章建议的宪政改革,十年以来,在习近平管治下,政治、人权及社会开放均面临严重大倒退,专制独裁加剧,文革式管治手法重临,影响所及,香港亦受累,呼吁港人“站出来说不!”
何俊仁更补充,中国拒绝宪政改革,令个人崇拜体制在中国重现,并利用自由贸易之便而令中国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又实行专制,令人恐惧一个新的法西斯统治将会兴起,故被西方自由社会围堵,只要中国实行宪政改革,落实包括社会自由的真正自由化,他相信,中国将可与西方达致真的协议,不会被人围堵。
声明亦促请习近平建设符合普世价值的民主新时代,正视社会的矛盾冲突,尊重人权,开放党禁和网禁,落实新闻言论自由,以及尊重法治人权。
以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为基本理念的《零八宪章》,由刘晓波于2008年与302人联署,并拟于当年12月8日发表,但他在当日被带走,不少联署者亦被扣查和问话。其后,刘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重判11年,狱方在他患癌末期才把他转往医院“就医”,最终于去年7月13日逝世,骨灰被当局撒入大海。刘的遗孀被软禁多年后,今年7月,在刘晓波逝世一周年前获得保外就医。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2月8日报道:零八宪章10周年 零八宪章与刘晓波均是高度敏感词
图为网络零八宪章图片网络照片
由中国作家刘晓波及宪政学者张祖桦等人起草的“零八宪章”,于2008年12月10日公开发表,呼吁以自由、人权、平等普世价值,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宪政体制,未料刘晓波为此付出生命代价。10年前的今天,中国当局展开强力镇压,刘晓波、张祖桦二人遭到逮捕,签署人士陆续被带走审讯。至此零八宪章与刘晓波均是高度敏感词。“零八宪章”至今仍在网路连署中,根据零八宪章网站,目前连署人数超过1.3万人。
据中央社今天报道,“零八宪章”原拟于2008年12月10日当天举行论坛对外发表,首波参与签署来自中国各领域共303人,包括于浩成、鲍彤、茅于轼、张思之、贺卫方、丁子霖、戴晴、浦志强等异议人士。
但在发表前两天(12月8日),中共展开强力镇压,刘晓波、张祖桦二人遭到逮捕,签署人士陆续被带走审讯。
“零八宪章”(全文见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1707130413.aspx )在10日透过海外网站发表后,震惊全世界,西方民主国家纷纷表达支持并谴责中共打压。
“零八宪章”分为“前言”、“我们的基本理念”、“我们的基本主张”和“结语”等4部分。
“前言”批评中共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主张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我们的基本理念”阐述自由、人权、平等、民主、共和、宪政6大理念,强调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我们的基本主张”列举19点具体主张,包括“修改宪法”、“分权制衡”、“立法民主”、“司法独立”、“公器公用”、“人权保障”、“公职选举”、“城乡平等”、“结社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公民教育”、“财产保护”、“财税改革”、“社会保障”、“环境保护”、“联邦共和”、“转型正义”。
报道指其中针对两岸问题,主张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结语”强调,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呼吁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分,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
报道说,参与“零八宪章”起草、签署的人士,当年陆续遭到当局镇压,许多人至今仍遭监视、监听、软禁与多种形式的打压迫害,包括后续加入签署的大陆境内人士,但只有刘晓波一人因本案遭判刑入狱。
2008年12月8日,刘晓波在家中被捕,被秘密关押在北京郊外,从此失去自由。
2009年6月23日,刘晓波被依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
2009年12月26日,刘晓波被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判决书指刘晓波在境外网站发表6篇造谣诽谤文章,又起草及签署“零八宪章”,煽动推翻中国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
另一位起草人张祖桦,没有被起诉,在本案被列为证人。根据判决书,张祖桦供称,他与刘晓波共同制作完成了“零八宪章”,他也征集了签名,后刘晓波将“零八宪章”发表在境外网站。
2010年2月11日,北京市高级法院驳回刘晓波的上诉,维持原判。
2010年10月8日,诺贝尔评选委员会宣布将和平奖颁给尚在狱中的刘晓波,“表彰他为争取和维护中国基本人权所进行的长期的、非暴力的努力”。
2017年7月13日,刘晓波因肝癌并发多重器官衰竭,保外就医期间于沈阳病逝,享年61岁。
“零八宪章”至今仍在网路连署中,根据零八宪章网站,目前连署人数超过1.3万人。
▲中央通讯社12月8日报道:零八宪章10周年 老战友吁继承刘晓波精神
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等人发起的“零八宪章”问世满10年,中国民主党等组织在纽约举办纪念活动,与会人士为刘晓波等10年来逝世的12名连署者默哀。中央社记者尹俊杰纽约摄 107年12月9日
(中央社记者尹俊杰纽约8日专电)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等人发起的“零八宪章”问世满10年,多位当年参与连署的异议人士今天齐聚纽约,中国作家胡平呼吁继承刘晓波精神,实现民主、宪政等理念。
“零八宪章”呼吁以自由、人权、平等普世价值,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宪政体制,刘晓波等300多位连署人士原定2008年12月10日举办论坛发表,遭北京当局禁止;当月8日,“零八宪章”在网路发表后不久,刘晓波和共同起草的张祖桦遭到逮捕。
2009年12月,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刘晓波遭判处11年徒刑。2010年10月,刘晓波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在北京阻挠下,刘晓波与家属未能出席领奖。去年7月13日,刘晓波因肝癌引发多重器官衰竭辞世,享年61岁.
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民主党、中国民联、“北京之春”月刊等组织,今天举办“零八宪章”10周年纪念活动,邀请首批参与连署及相关各界人士发表看法,为刘晓波等10年来逝世的12名连署者默哀,并派代表宣读“零八宪章”。
现任独立中文笔会荣誉理事的胡平说,刘晓波发起“零八宪章”时,没有预料到会被逮捕且入狱,但刘晓波遗孀刘霞当时就警告,北京当局肯定会抓人,而且会锁定刘晓波。
胡平表示,北京当局早就打定主意要抓刘晓波,因为逮捕证上没有填写任何理由,说明当局认定刘晓波是中国民运领袖人物,“首先就要把你给除掉”。刘晓波后来被判刑11年,胡平认为,当局意图是逼刘晓波像民运人士王丹、魏京生那样流亡海外。
胡平说,刘晓波当时意识到,太多有资格成为道义典范的人都流亡海外,中国需要有“殉道者”承受苦难,既然命运如此,就要承担,因此刘晓波坚持服刑,可惜在可望获释前两年病逝,令人悲痛。
他说:“我们要继承刘晓波先生的精神,完成刘晓波先生及其他民主先烈的遗愿,推动实现“零八宪章”理念,这需要我们每个人不懈努力。”
中国人权律师滕彪也是“零八宪章”首批连署者之一。谈到当年社会背景,滕彪说,中国经济发展使统治者获得庞大利益,但伴随经济发展,自由思想传播、民众观念变化、社会空间扩大、反抗意识增强,中共控制的市场经济不断制造社会矛盾和怨气,扩大民间抗争基础.
10年后的今天,滕彪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高举“高科技集权主义”,还鼓动个人崇拜,毛泽东主义色彩愈来愈浓,完全违背“零八宪章”要求的自由宪政逻辑。
中国政治评论家陈破空以“手无寸铁的书生”形容在场人士,强调建立文明民主国家的决心坚定,“有民主中国的话,刘晓波铜像一定会矗立在天安门广场”。
他表示,中国虽然已成全球第2大经济体,也是军事强权国,但国家声誉在全球排在后段班,远不如台湾,显示中国不受国际尊重。中国若要改变形象,只有从文明角度着手,遵循“零八宪章”和刘晓波主张,建设民主、人权、自由的国家。(编辑:施燕飞)1071209
▲德国之声(DW)12月9日文章:客座评论:零八宪章十周年 起点还是高峰?
2008年的中国,大事件接连不断。与藏区骚乱、汶川地震、北京奥运相比,《零八宪章》无论在媒体关注度,还是传播广泛性而言,都略逊一筹。即便如此,中国政府对于宪章的封锁及联署者的打压,却丝毫没有放松,令其成为载入史册的重大事件。刘晓波便是其中最为知名的例子。十年过后,这份文本为中国留下了什么?《零八宪章》联署者之一以及英文版翻译者、汉学家林培瑞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德国之声中文网)十年前的12月,在中国学界、法律界、民营部门和工人农民中,303名不同凡响的人士签署“零八宪章”,这是一份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和法治的宣言。几天之内,几千名中国人在网上签名连署支持这份文件。
现在回过头来看“零八宪章”的结局是一件痛苦的事情。2009年12月,中国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零八宪章”的核心人物刘晓波11年徒刑。残酷的判刑带来唯一令人欣慰的结果是:2010年刘晓波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多年来,诺贝尔奖委员会一直希能望支持以非暴力方式提倡人权的中国人,2010年,有一位诺奖委员会的成员说他们“觉得时机到了”。)但是在中国国内,宪章的结局却相当令人沮丧。“零八宪章”被全网删除,警察请连署签名的几百人“喝茶”,说不放弃署名“后果自负”。2017年,刘晓波在监狱中肝病没有得到医治,导致肝癌死亡。
同时,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专制,与“零八宪章”期望的变革正好相反。中央政府变得更加集权,更任意专断,更咄咄逼人,对人权和法治更不关注。2018年3月,习近平发起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理论上他想要统治多久就统治多久。不错,“零八宪章”提过“修宪”的要求,但这样的修宪吗?! 与“零八宪章” 背道而驰。
最近,我问过几位十年前参加过创制“零八宪章” 的朋友,请他们谈谈今天的感受。没有一个人认为宪章达到了目的。有几位失落到不想加以评论的地步。有人说,如果早知道宪章会被打压得那么厉害,刘晓波会判11年,当初就不会签名。有的认为宪章可能太“激进”,中国当时还没具备条件。另外有人却不同意这种悲观,认为鲜花被碾压不等于本来不是鲜花。“当初我们以为它是起点”,一位当初是年轻人,如今年届中年的连署人说,“今天回顾,它不是起点,是高峰,但我宁愿有一个高峰,比什么都没有要强。”
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零八宪章”应该算是后毛时代四十年来中国人挣脱专制枷锁的努力的组成部分。“我们的生活能够由自己支配吗?还是由他人从某个高度始终监控?” 这个问题1979年在民主墙上提出,接着“个体户”(当时是被允许的唯一的非国营经济形式)在大街上开始展现他们的答案。政府强制关闭了民主墙,但是民间的努力仍在继续发酵。直到1989年的北京(以及各大省会城市)的街头上,挤满了要求威权政府松绑的人群,结果当局用坦克车和机关枪“平息”抗议。到了2003年的维权运动,理想主义的年轻律师们极大地运用了互联网,普及了人人有自己权利的概念。普通工人甚至偏远乡村的农民开始要求自己的“权利”。同时,一些知识分子开始酝酿“我们的要求”的不同文本,有“十条要求”的,也有二十、三十条要求的,最终都呈现在“零八宪章”的文本中。 这些“要求”不仅涉及政治架构,也涉及教育自由、军队国家化、民族关系平等、环境保护等其他议题。2009年打压“零八宪章”,2015年拘捕维权律师群,一而再、再而三地显示了当权者对民间的一贯应对方式。
每次这些来自民间努力都有其不同的焦点,但大目标是一致的。还是那句:“我们是否能够支配自己的生活?”。有一位“零八宪章”的资深参与者跟我说他遇见了一位年轻人,对追求自由有兴趣但对历史并不清楚,居然问,“先生,不知道……您是89的还是08的?”
宣言,而非“请愿”
起草宪章的人怎么看待宪章,认为是一篇什么样的东西? 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宪章不是“请愿”,不是要求当局居高临下“允许”怎么怎么样,而更像“宣言”:是我们认为对国家有利,并且希望别人读了以后能赞同的一些概念。起草者把自己看作精英,为那些不太会表达的普通人们表达立场。普通人并没有投票选他们做代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不是民主代表。但普通人也从来没有选过当朝人物做代表,所以用民主标准衡量,“零八宪章”与政府有相平行的地方。宪章签署者没有提出要取代政府,只是希望像在民主制度之内忠诚的反对派那样运作,与政府互动——辩论和交换看法,提供监督制衡等等,也许哪天变成类似于民主制度里的国民议会。这就是为何“零八宪章”包含了那么多政府也许可以接受甚至已经写在纸上的内容。“零八宪章”的精神是“大家退一步冷静想吧,这些民主措施不是为我们国家更好吗?”
2008年12月到2009年12月这一年,支持“零八宪章”的人还可能觉得没有失败。是的,刘晓波被带走了,可是别人至多一两天就回家,而且一般推测晓波的刑期大概是三到五年。有人甚至觉得他只会被训诫一番再放回家去。许多人被喝过茶,但是还可以希望政府能够接受一点真诚的对话。
一直到刀把子落下来。判刘晓波的11年刑期以及随后对宪章的冰封的意思很清楚:“不行,绝对不行。” 当局从未明确指出“零八宪章”里什么内容最为惹恼了他们,但关键很可能是侵犯了党的权力垄断的问题。宪章里包括这句话:“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况且,比个别字眼还要大的,大概是宪章的“身份”问题。要是真的成为“互动力量”,那就意味着共产党在历史上第一次承认它不能直接或间接控制的社会团体有合法性。说到底,“互动”是“权力分享”。这可不行。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分享过权力。
2010年,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狱中的刘晓波。由于家人也无法代为领奖,在2010年12月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的颁奖典礼上,人们为刘晓波放置了一把空椅子,并将获奖证书和奖章放在椅子上。
在中共高层当时看,2008年已经是值得骄傲的一年,“零八宪章”相比之下是很小的事情。 他们看到北京奥运会是一次巨大的成功,让他们的国际声誉飙升。同时,世界上的主要对手——美国和西欧——正在经历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相对地提升了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相比而言,打压“零八宪章”是小事情,打扫自家房间而已。邓小平晚年告诫中国要“韬光养晦”,到了2008年这告诫显得有些过时了。1989年屠杀之后,中共一直推销一套说词,即民主需要很长时间,中国太大,国民的文化素质低,因此世界要耐心点儿。这套说词的前提是: 终极目标还是民主政治。但2008年以后,这个前提消失了。现在中国统治者提供了他们自己的威权制度,由精英能人来掌权,他们能办事效率高,这个被拿来作为世界的新模式,不像民主制度那样老拖慢发展等等。 “零八宪章”的出台,正好撞在中共转换思维的节骨眼上,这是宪章的不幸。
2012年习近平上位以后,这个模式日趋可怕。其中一些改变是从毛的保留剧目中借来的:权力集中在最高领导的手里,大大收紧对媒体和学校的思想控制,开展“反腐”运动来清除竞争对手并恐吓官僚集团,甚至搞个人崇拜(或“无个性崇拜”——借用白洁明对平庸的习近平的恰当观察)。但其他的一些方法倒是新的,是毛时代科技还没发明的,毛没有,而作家奥维尔(George Orwell)早已想象过的:能够在全国范围内面部识别任何人的“天眼”系统;能够将每个人,尤其是少数民族的DNA存储到一台中央电脑里;以及一套“社会信用”体系,用根据公民的“政治可靠”程度来支配生活里的各种大小的好处和方便, 从买火车票到选孩子上哪个学校。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人们极为需要清醒地面对这个进展中的新局面。近来,好几十万维吾尔族穆斯林被送到中国西北的“再教育营”;想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教授以“国家安全”的理由在机场被阻止;课堂上的情报员随时向当局揭发教室里的“错误言论”,以及其他更多类似的现象。这种方法也已经开始传到海外。西方大学里的中国学生在上课时回避所谓“敏感”问题,因为不知道班上哪一位同学会打小报告。海外人权组织的人想举办与中国人权有关的工作坊, 哪怕是在西方国家的领土上,也会受到人身威胁和攻击。“零八宪章”?遥远得很。
诸如此类的措施虽然可怕,但同时也说明这个制度内部十分虚弱。假如统治者心里真的有把握和信心,那何必向社会推行那么多、这么细的措施?为什么要花巨量的时间和资源去监视每一个教室,给大街上所有的人拍照,每天请上千思想稍微出轨的人“喝茶”警告?在当今的社会氛围中,普通人们不在社会中言与行,只能减缩为追求狭隘的个人利益。把社会黏合在一起的不是共同的理念,而每个人只是考虑如何配合一个整齐划一的外表,来获得自身利益最大化。“忠诚”只有在达成利益交换才能释放。地方政府像黑社会的小王国,对上级要求的是保护伞,而上级对下级要求的只是把民众的不满压制住不至于沸反盈天。两边互相利用而已。
中共特殊的“生存能力”
这种内在不稳定的制度能够持续下去吗?多久? 这些是好问题,但很难有个精准的答案。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最像中共的两次暴烈朝代是秦朝(公元前221-206)和隋朝(公元581-618),两个都是较为短命的。中华文明此后再度复兴。
但是,毛之后的中共有其特殊的生存能力。有三次它面临严重挑战,在国内外的观察者看来,它的丧钟已经敲响,但每次它找到有效对应而活了过来。第一次是1989年的六四屠杀,一夜之间摧垮了中共的声望,令一些观察家纷纷预测这个政权的垮台;第二次是市场经济的成长,许多人(包括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前英国首相布莱尔)预言会导致中产阶级的诞生,而中产阶级则会进而要求民主改革;第三次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似乎会瓦解甚至废除中共控制语言和思维的能力。目前我们还不能说这三个挑战的最终结果是什么,但至少可以说中共回应的措施是比原先估计的更有效。中共的第一优先向来是维持自己的权力。日子久了,它内行到位。
中共的耐力对中国普通百姓(刨除意识形态的胡言乱语,他们从来不是被放在第一位的)又是一个问题。2007年,刘晓波写道:“假如中共把中国再次引上一条导致灾难的错误历史道路,结果自然是对中国人的再一次大灾难。”刘提到的“再次”是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毛时代的两次大祸害。文革以后,许多中国人发誓类似的事情绝不会再发生。刘的意思是:不一定。未来的灾难不会是跟毛泽东所炮制的完全一样, 因为许多客观的历史条件是不同的。但今天习近平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控制和好战态度的有毒混合物,可能会证明刘晓波的警告是对的。“再次引上错误的历史道路”已经看得出来苗头了。
有人指出,习近平向毛时代回归,背叛了邓小平的精神,邓是八十年代推动“改革开放”的强势领导人。这样的说法有些道理,但是也不尽然。邓的主要贡献是“经济改革可行,政治改革不行”的模式,邓以后的继任者,包括习近平,都保留了这样的僵硬模式。中国想要融进现代国家行列,政治也必需改革。“零八宪章”的目标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文本。十年前,当这篇温和的、有社会各界支持的“零八宪章”出台的时候,有希望能够导致好效果。可是今天,在习近平的中国-一个充满了法西斯征兆可是又不稳定的中国——拥有这样观念的前景更加黯淡。
2017年11月,台湾人权人士李明哲在中国大陆被岳阳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5年监禁。李明哲曾举办网络政治讲座,并为中国系狱异议人士的家属提供帮助。
希望能够乐观是人性的一个特点。现在有没有办法乐观? 长久地看,还是有的。秦朝和隋朝过去了,共产党的朝代也会过去。但是短期是另一回事。关键的问题是:习近平能否建立一个新的法西斯社会?如果能,那对中国人及全球的人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如果不行呢?万一中共崩溃了? 在短期内也是可怕的事情,因为会带来一个混乱时期。中共统治了70年,消灭了所有可能取代它(哪怕现在很小,可是有可能发展到将来能取代它)的社会力量。1949年后遗留下来的“八个民主党派”很快就变成不独立的花瓶。1998年成立的人数极少的中国民主党,因为宣布不受中共控制,没几天就被镇压。中国有许多任务会和学生会,但都在中共的“领导”之下。甚至连诸如中国象棋协会这样的组织(以及几千个类似的协会)都是在中共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政府控制的“爱国”教堂是可以去的。去地下教堂呢?要么教堂跟中共达成某种默契,否则信徒就得活在恐惧之中。中共要是一夜之间倒台,留下的一个真空般的社会,人们就得在你死我活的丛林状态里挣扎,等待正常社会恢复。近几年来,中共把自己的“不可替代”说成优点,实际上是它巨大罪恶的结果。
短期内混乱的代价值得付吗? 如果这个代价是建立一个长期的、健康的后共产主义中国的唯一途径,那恐怕只好说是值得付的。但短期内呢? 有没有乐观的可能性?我看没有。观看当下的中国,乐观与理性无法同时成立。
作者感谢苏晓康及长平对本文部分观点的贡献。
林培瑞(Perry Link):美国汉学家,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曾担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研究讲师,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校长特聘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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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DW)12月9日专访: 零八宪章、改革已死与刘晓波的个人代价
10年前,以自由、民主、宪政为理念,以分权制衡、人权保障等为主张,呼吁国人参与到公民运动中的《零八宪章》问世。起草人之一刘晓波被捕,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被判11年监禁。首批签署者303人中,也包括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
《零八宪章》起草人之一刘晓波
德国之声:10年后的今天,回顾《零八宪章》,它的意义何在?
鲍彤:现在北京正在开一个展览会,叫作改革开放40周年展览会。我不知道这个展览里面有没有《零八宪章》。如果有,那很好;如果没有,那我就觉得很遗憾。因为《零八宪章》里并没有改革以外的事情。
它本身就是一项重大的改革,由许许多多的老百姓、特别是知识分子在10年前提出了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就是改革,并不是改革以外的东西。但这次改革是被压下去了。
逮捕刘晓波,把刘晓波抓到监狱里面去,——就是把《零八宪章》抓到监狱里面去了。刘晓波最后是死在监狱里面的,因此实际上呢,这个改革、《零八宪章》也就死了,被判了死刑了。被领导改革的中国共产党判了死刑了。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改革,《零八宪章》的提出说明中国人在改革当中有什么要求。而把《零八宪章》主要的起草者抓起来、判刑,这就说明领导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对这一项改革采取了什么态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德国之声:如果说《零八宪章》随着它的起草者之一刘晓波一同死了,被压下去了,那么,它还有怎样的意义呢?
鲍彤:我想至少说明两个意义:一个意义是,要求改革的中国人曾经提出过哪一些改革的意见。《零八宪章》里面提出的是要求中国成为一个宪政国家,成为一个民主国家,要求保障公民的权利,要求中国有真的选举,要求中国公民的权利都能够得到国家政府的保障、维护,特别是里面还提到要求军队国家化,要求所有的政党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以内活动。像这样的事情,能够在10年以前提出来,又在10年以前非常短暂的时间里面得到1000个人的联署。——其实,在当时情况下,因为中国网络的封锁,知道《零八宪章》的人并不多,但是呢,知识分子知道得比较多,而且都是在中国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们集中了当时最有名的教授、律师、新闻记者、社会工作者。他们要求中国能够出现一个法治的国家,宪政的国家,能够出现一个公民社会,但是所有这些要求被看成是颠覆现政权,被看成是犯了刑事罪。
这个就说明了中国改革的一个实际情况。那个展览里面讲,这个40年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的40年,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出来,公民是提出什么样的诉求的,而领导改革的中国共产党对这个事情是采取了一个什么态度。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发人深省的。
鲍彤
德国之声:《零八宪章》中多处提到公民:公民权利、公民精神、公民运动。1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的公民意识是进一步觉醒了,还是受到抑制?
鲍彤:我想,10年以前,毕竟还可以提出这么一个事情来,还可以提出一个《零八宪章》来。现在还能够提出《零八宪章》来吗?如果10年以前是能够提出来的,现在是不能提出来的,那么说明这10年中国走的不是一条改革的路,而是一条反改革的路,镇压改革的路。我看这个10年本身,——10年以前能够提得出来,几乎在一天之内就得到1000人的联署,说明10年以前的气候。今天呢,连提都不提了;而且不提,都没有人作为一个问题来提出来。这就看出今天的状况。把这两件事情一比,我们就知道这10年我们是在改革,还是在反改革,镇压改革。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是很清楚的。
德国之声:刘晓波在《零八宪章》后被捕入狱,去年病逝。他与他的家人都付出巨大的代价。您认为,从个人角度看,刘晓波为《零八宪章》付出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吗?
鲍彤:我想,刘晓波他本身这个10年当中在监狱里所受到的遭遇,也就是改革者的遭遇,也就是改革者的命运。而领导改革的中国共产党在这个10年里面对刘晓波所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对一切改革者所做的事情。
刘晓波去世,这是非常值得惋惜的事情。但是刘晓波去世本身,又可以唤醒更多的人,让大家进一步地思考,什么叫改革;进一步思考,我们现在领导一切的党,是在怎么样对待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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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DW)12月9日报道:零八宪章10周年,意义何在?
10年前的12月10日,《零八宪章》公布,首批有303名签署者。10年后的今天,其起草人之一刘晓波已在关押中病逝。这份文件究竟意义何在?
(德国之声中文网)2008年12月10日,也就是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纪念日前夕,中国数百名公民签署了一份名为《零八宪章》的文件,呼吁政府认同普世价值,推进人权法治。当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进入第三十个年头。
《零八宪章》公布后不久,主要参与者及众多签署人便遭到官方问话、骚扰或拘捕。被视为主要起草人之一的刘晓波12月8日遭到警方逮捕。
2009年12月25日,刘晓波被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1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2年。判决书中提到“2008年9月至12月间,被告人刘晓波还伙同他人起草、炮制了《零八宪章》,提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等多项主张,试图煽动颠覆现政权。”
2017年7月13日,医院宣布,刘晓波因肝癌晚期、多脏器功能衰竭去世,时年61岁。
“要求改革”、“挣脱枷锁”
曾参与《零八宪章》首批联署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认为,这份宪章的意义之一在于,从中看出要求改革的中国人曾经提出过哪一些改革意见:“里面提出的是要求中国成为一个宪政国家,成为一个民主国家,要求保障公民的权利,要求中国有真的选举,要求中国公民的权利都能够得到国家政府的保障、维护,特别是里面还提到要求军队国家化,要求所有的政党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以内活动。”
另一位联署者及英文版的翻译者林裴瑞(Perry Link)表示,“零八宪章”应该算是后毛时代四十年来中国人挣脱专制枷锁的努力的组成部分。
基本理念与具体主张
《零八宪章》的名称显然受到了前捷克斯洛伐克《七七宪章》启发。1977年公布的这份宪章由当时的反对派领袖人物哈维尔等人主导,呼吁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尊重人权和公民权,“促进每个捷克斯洛伐克公民作为自由人生活和工作的可能性的实现。”
而在刘晓波和张祖桦等人起草的《零八宪章》中,前言便明确表示,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零八宪章》提出的中心问题便在于:“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在此后篇幅中,《零八宪章》签署者们重申六大基本理念: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为实现这些基本理念,《零八宪章》也提出了19条具体主张,其主要内容包括:
根据六大基本理念修改宪法;
建立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
各级立法机构直选产生;
司法独立,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
实现军队国家化,政党组织退出军队;
切实保障人权,设立人权委员会;
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
废除现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保障公民自由迁徙权;
保障公民结社自由权,开放党禁;
保障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的权利;
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知情权和监督权;
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实现政教分离;
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公民教育;
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
建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权利;
健体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
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
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实行转型正义,寻求社会和解。
在最后结语中,《零八宪章》的作者们指出,“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民主中国】2018.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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