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8日，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中国民运人士、异见作家刘晓波。石破天惊，激起千层浪。
13亿人的民主追求，获得国际承认
在此之前，许多年里，多名中国异见人士被提名。好几次，呼声高入云霄，几乎胜券在握。然而，年年希望，年年失望。中国人，诺贝尔和平奖，两者似乎遥不可及。实际上，早该得了，迟早会得，终于得了。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标志著，这个13亿人口的民族，对民主与自由的追求，终于得到世界的承认。
诺贝尔和平奖，这一至高无上的桂冠，“具有上帝般的权威”，不仅是授予刘晓波本人，而且是授予整个中国民运群体，包括“六四”死难者和天安门母亲们。中国民主运动的国际能见度，从此被大大提升，达到一个更高更新的层次。之于中国人权进步与民主进程，其重大影响和深远意义，非言辞所能估量。
刘晓波获此殊荣，首先在于他对民主事业的杰出贡献，以及他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先后三次牢狱之灾（另有一次监禁）。刘晓波获奖，令中共当局尴尬万状、恼羞成怒。然而，给刘晓波戴上这一至高无上的人类桂冠，首席推手，莫过于中共本身。
至高无上的桂冠，中共是推手
正如诺贝尔奖委员会颁布的授奖辞指出：“刘晓波十几年来致力于在中国尊重人权。他参与了1989年天安门的抗议活动，是《零八宪章》的主要撰稿人……（中共对刘）严厉的判刑，使刘成为中国人权运动的象征性人物。”
刘晓波参与起草《零八宪章》，并发起公民签名，论述理性，语调温和，姿态谦卑，对当局充满劝导色彩。竟遭中共下狱、并悍然判处重刑11年。中共的抓狂，令海内外舆论，包括反对派阵营，都大感诧异而难以置信。
究中南海背后动机，其中之一，是故意示凶相于国际社会，尤其西方国家。俨然警告：中共已然崛起，强大无比，从此无畏国际人权压力，无需再与西方展开“人质外交”。关起门来，折腾自己的国民，随心所欲，喜怒由己。
而中南海收获的报应，就是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巨大光环，降临于中共肆意迫害的子民。这正如，中共多年穷兵黩武，近年，更发展到在国际上耀武扬威，逞强耍横的结果，是遭到周边国家、乃至于整个国际社会的全面军事围堵。
犹记得今年初，笔者在日本演讲时，就《零八宪章》和刘晓波下狱，提示：“最温和的呼声，换来最严厉的惩罚。这是权力傲慢，不折不扣的权力傲慢，中南海的权力傲慢。”这番话，激起与会日本人中，对刘晓波的巨大同情和对中共的强烈反感。诺奖授刘，是国际社会对狂妄中共的直接回敬。
文明的训斥，令中共抓狂
中共的回应，又是一场抓狂。中共抗议挪威政府，仿佛挪威像中国一样，如诺奖委员会这样的民间机构都由政府控制；中共中断中挪官方与民间交流，仿佛一个生气的小孩子，动辄扬言“我不跟你玩了”；中共威胁取消合同，限制挪威产品进口，仿佛一个小脚女人，红颜一怒，恨物及乌，恨不得把所有家当都要砸个稀巴烂。
为了阻止外国记者采访，中共悍然软禁刘晓波妻子刘霞。这里，中共又自我违规犯法两条：将对刘晓波的人权迫害延伸到刘妻子身上；违背自2007年起让外国媒体和记者在中国境内自由采访的国际承诺。
中共声称，诺奖，是对“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侵犯”。而众所周知，司法独立，主权在民，才是文明规范。而在当今中国，所谓司法，不过就是中共一党的家法、帮规，连中共本身，都无意遵守而恣意妄为。中共又歪称，颁诺奖给刘晓波，“无异于在中国境内鼓励违法犯罪”，然而，犯罪的，恰恰是共产党，侵犯人权，戕害同胞，共产党每天都在中国境内犯罪，犯的就是，践踏人权罪，反人类罪。
中共发言人和官方媒体，搬出大量文革语言，咒骂挪威及诺贝尔奖委员会，并咒骂刘晓波本人。其中一句，咒骂刘晓波“竭力想帮助西方主子维护西方霸权，让中国沦为西方的附庸。”且不说当年，中共起家，借用的就是西方理论——马克思主义；背靠的就是其外国主子——苏联。就说如今，威胁中国的，哪里是什么“西方霸权”，明明是共产党霸权；让中国或中国人民沦为附庸的，哪里是什么西方，明明是中共利益集团。刘晓波们追求和奋斗的，是改善中国人权和实现中国民主化，这首先是中国的利益，然后是人类的利益。至于西方或任何其他国家的利益，自然也在其中——一个文明的中国，对世界和平的加持。
中共当局的言不由衷和信口开河，连它自己都不会相信。古语“狂犬吠日”，正是这等情形。重创之下的抓狂，反而使人们看到，诺贝尔和平奖，这一道强光，令中南海惊恐万状。诺贝尔奖委员会授奖于刘晓波，其实就是当头一棒，对不可一世的中共集团，一顿文明的训斥。
围绕刘晓波获奖的争议
海内外华人中，围绕刘晓波获奖，也出现一些争议。争议的声音，甚至来自中国反对派阵营的内部。这本身是民主与多元化的表现，倒不足为奇。反对派阵营中，对刘晓波的批评与否定，大抵有三类：其一，以刘初出道时（比如1988年）的个别言论，来否定刘；其二，以刘第一次入狱时，曾有软弱表现而否定刘；其三，以刘对中共的“温和”姿态，而否定刘。
毋庸讳言，受中共长期高压和影响，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初示啼声，可能以“愤青”面目出现，从八十年代到今天，这一现象，都并不鲜见，关键在于，他（她）日后是否成熟；在美国或西方，国人或军人被敌营俘虏，即便有软弱表现，回归后，一样被视作英雄，其中蕴含了包容人性弱点的西方人道主义；至于“温和”与否，反对派人士应该明白，鉴于体制内与体制外、国内与国外的环境条件差别，抗共人士，必然采取不同策略，或刚性出击，或柔性抵抗，只要对极权专制构成有效瓦解，都是大同之道。古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西谚：条条道路通罗马。说的都是这个理。一味认定只有自己的方式正确，恐于无形间，助长新专制思维的萌芽。
有人紧紧揪住刘晓波1988年的个别言论不放，使人联想到，有人紧紧揪住柴玲的1989年个别言论不放，穷追猛打，而无视刘或柴奋斗的大方向。不允许人家进步？莫非如鲁迅笔下的假洋鬼子，“不准（人家）革命”。
自“六四”以降，二十余年，刘晓波的成长与成熟，有目共睹。思想更深邃，精神更平和，姿态更谦卑。不可否认，刘尚有言行的不周与漏洞，如在《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中，仅因个人际遇，就说“看到了（中共）监管上的进步”、“人性化管理”，以点带面，不计其余。这一段，的确是令人遗憾的败笔。
然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重点在于，刘晓波坚守信念，始终如一，为推动中国民主化，冲锋不止，奋斗不息。诺贝尔奖委员会，有它自己的“和平”理念，该委员会看到，纵然经历无数波折和磨难，但刘晓波始终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则，始终不渝地推动中国和平转型。“人权与和平之间有一个紧密的关联，而人权正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遗嘱中所写到的‘民族之间友爱’的前提……”对刘的授奖辞如是道。
面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艰难不易，我们更没有理由对刘晓波苛责。来自反对派阵营的部分批评，其尖利程度，无形间，已经置刘于双向受敌的境地。否定之否定，到达另一种肯定。中共对刘晓波的否定，部分人士对中共否定的刘晓波的否定，不经意地，反倒构成对中共的助力——至少有助于中共在这一事件上转移视线，局部脱困。相信部分反对派人士的初衷并非如此，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效果，不幸就是如此。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0年11月号）作者供稿
【新世纪】2019.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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