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020年10月8日，是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获奖10周年。这里，我再来谈谈我对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这句话的理解。
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这句话，引起两极化的反应，一方面是广泛的赞扬，另一方面是猛烈的批评。有批评很正常，只不过有些批评是基于对事实的无知或漠视，基于对刘晓波这句话的误解乃至扭曲，因此有必要予以澄清。
（一）“我没有敌人”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敌人”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敌人”可以是指“以敌意待我之人”，也可以是指“被我以敌意相待之人”。在很多情况下，敌人是相互的，敌人就是彼此为敌：你把我当敌人，我也把你当敌人；你以敌意对待我，我也以敌意对待你；你恨我，我也恨你。但也有这种情况，即：你把我当敌人，我不把你当敌人；你以敌意对待我，我不以敌意对待你；你恨我，我不恨你。
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显然属于后者。刘晓波在《最后的陈述》里说：“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所有监控过我，捉捕过我、审讯过我的警察，起诉过我的检察官，判决过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敌人。”“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刘晓波的意思很清楚，那就是：中共当局把我（刘晓波）当敌人，以敌意对待我，恨我，而我不把中共当局当敌人，我不以敌意对待他们，我不恨他们。
《圣经》里有句名言“爱你的敌人”。严格说来，“爱你的敌人”和“没有敌人”，这两句话的意思还是有区别的。“没有敌人”只是说你不把对方当敌人，也就是说你不恨对方；但“不恨”并不等于“爱”。如果把人的感情比作光谱，那么，爱和恨分别位于光谱的两端，在它们中间还有一系列其他感情状态。马丁·路德·金说：非暴力行动的核心原则是爱。但是，非暴力政治学专家基恩·夏普（Gene Sharp）认为这种说法未免极端。恐怕大多数人都不适合。基恩·夏普强调的是，在非暴力抗争中，参加者们在坚持抗争的同时，应当努力克制自己对对方人员的敌意和仇恨，增加自己对对方人员的善意。这对于大多数人应该是可以做到的。换句话，“没有敌人”这种态度可以出自大仁大爱的精神，也可以出自非暴力抗争的自我克制与宽恕。
（二）“我没有敌人”不是向暴政献媚
有人批评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是向暴政献媚，是懦弱是软骨头。这种批评是不成立的。
首先需要提醒的是，并不是在2009年12月被审判时的《最后的陈述》里，刘晓波才讲出“我没有敌人”，早在20年前的1989年《六二绝食宣言》里，刘晓波就讲出“我没有敌人”了。那些批评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是屈膝投降、是软骨头的人根本没弄清状况。
让我们看一看《六二绝食宣言》的有关文字。
《六二绝食宣言》第一句是：“我们绝食！我们抗议！我们呼吁！我们忏悔！”
在“绝食的目的”一节中，刘晓波写到：“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充满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及至近代，敌人意识成为中国人的遗传；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更把传统的仇恨心理、敌人意识和以暴易暴推向了极端，此次军管也是‘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的体现。为此，我们绝食，呼吁中国人从现在开始逐渐废弃和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因为仇恨只能产生暴力和专制。我们必须以一种民主式的宽容精神和协作意识来开始中国的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宽容、相互妥协基础上的协商、讨论和表决。李鹏作为总理犯有重大失误，应该按照民主程序引咎辞职。但是，李鹏不是我们的敌人，即使他下台，仍然具有一个公民应享有的权利，甚至可以拥有坚持错误主张的权利。我们呼吁，从政府到每一位普通公民，放弃旧的政治文化，开始新政治文化。我们要求政府立即结束军管，并呼吁学生和政府双方重新以和平谈判、协商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双方的对立。”
在“我们的基本口号”一节里，刘晓波写出的第一个口号就是：“我们没有敌人！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从《六二绝食宣言》里，我们无论如何也读不出“我没有敌人”有“向暴政献媚”的意味。
（三）有很多坚持一线抗争、英勇不屈的异议人士都讲过“我没有敌人”
“我没有敌人”并非只是出自刘晓波一个人之口，还有不少中国的异议人士也说过同样的话。例如：
秦永敏，这位资深民运人士，两年前被当局以“颠覆罪”重判13年。自1979年民主墙运动至今41年中，秦永敏先后四次被判刑和劳教，失去自由时间累计超过31年，人称“坐牢王”，是文革结束40多年来已知坐牢时间最长的异议作家和政治犯。秦永敏说：“民主人权事业没有敌人，从七十年代从事民主人权活动以来，我们就坚持这种看法。”
著名的异议人士兼维权活动家郭飞雄也讲过“无敌人”。他说：“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象太石村模式昭示的那样，在中国大陆推动法治下的政治改革，渐进、有序地实施宪政民主。我们的手段也非常明确：”非暴力、无敌人、不流血“地扩张公民权利运动。”
八九民运参与者、自由作家刘水在2006年发表了一篇纪念六四17周年的文章，题目就是“我没有敌人”。
2017年刘宾雁良知奖得主谭作人宣称：“没有敌人和仇恨。”
海外民运人士王策在1998年10月闯关回国，在杭州被当局逮捕。审问他的一个国安对王策声色俱厉地说，你是海外“敌对组织”的头子，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就是针对你们这些人的！王策平静地回答说：“在我的心中已经没有了‘敌对’的观念，我们也没有把你们当作‘敌人’，我这次回来是要同你们沟通对话的。”
1999年5月，浙江民主党人吴义龙杭州市收容遣送站里起草《中国民主党行动四原则》时，写下“我们的口号是：我们没有敌人”。
2009年3月，在北京的中国民主党人查建国起草了一篇《非暴力讲真话呼吁书》，签署者有胡石根、刘贤斌等23名从监狱里走出来的政治犯思想犯，他们的刑期加起来超过160年。呼吁书提出“我们没有敌人，我们没有仇恨”。
有这么多在国内第一线直面暴政，坚持抗争，甘付代价、百折不挠的异议人士都宣称“没有敌人，没有仇恨”，谁敢说他们都是言不由衷，是虚假，是懦弱，是献媚是软骨头？
（四）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受到广泛的赞扬
原香港政论刊物《开放》杂志的蔡詠梅女士说：在香港的朋友交谈中、网络言论和公开讲话中，我还没有看到有人对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持批评的立场，相反在香港民主派中，这种表述还获得很大敬意，他们认为这种“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是人类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一位后半生在监狱和监视中，在政治迫害中度过的人，一个最有资格去仇恨的人，可以达到此境界，是非常了不起。香港一个常用激进抗争手段的民主派政党“社民联”的一位活跃成员唐婉青（长毛梁国雄的助理）有次聚会时碰见她身穿印有晓波头像和“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文字的T恤。她对我说，刘晓波没有敌人的精神真是太伟大了。香港一位天主教神父在刘晓波追思会上甚至说刘晓波是上帝派来的圣者。
在前年7月15日纽约举行的刘晓波追思会上，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华人事务负责人贡嘎扎西先生发言，高度评价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他说：“慈悲没有敌人。”贡嘎扎西特地讲到一个例子，一位在中共劳改农场被关18年的南捷寺僧人，当他来到印度的达兰萨拉后，被问到在劳改期间最担心的是什么，他说：“在劳改农场，我最担心的是，我怕对汉人產生嗔恨，而失去对他们的慈悲心。”
在西方，人们普遍肯定和赞扬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在2010年12月挪威奥斯陆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上，著名挪威女演员朗诵的就是刘晓波那篇最后的陈述“我没有敌人”。哈佛大学出版的英译本刘晓波文选，书名就叫《没有仇恨没有敌人》。别说这都是“白左”。美国国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就不是白左。史密斯是共和党，是天主教徒，是标准的右派、保守派。他在讲到刘晓波时，也是高度肯定他的“我没有敌人”，并且把这句话和刘晓波的和平抗争联系在一起。
（五）关于宽恕
前面讲到，“没有敌人”，意味着对敌人予以宽恕。关于宽恕，有必要多讲几句。
著名香港记者程翔，被中共当局以“间谍罪”拘押监禁，2008年2月5日假释回港。程翔把他这段经历和感受写成了一本书，书名是《千日无悔——我的心路历程》。
程翔本来是唯物论者、无神论者。早年，程翔就读于教会学校，但并没有因此而成为基督徒。程翔不信主，但照样活得很积极、很正派、很理想主义。2005年4 月，程翔被中共当局诱捕于深圳，后以莫须有的“间谍罪”判处5年徒刑。在囚禁中，程翔精神一度濒于崩溃，他原有的精神资源不足以支撑，其后通过《易经》卜卦和阅读佛、道、儒三家学说而走出低谷，但仍不能消除心中的戚戚然之感。最后，通过重读《圣经》，触动灵魂，感极而泣，于是皈依基督，由此解除心结，放下仇恨，恢复自信，化消极为积极，并学会了在苦难中经常保持喜悦的心态。
按照程翔的记述，读《圣经》，最难理解和接受的莫过于要蒙受冤屈的自己放下仇恨，宽恕和善待伤害过自己的人。
平常我们说的宽恕，是有条件的宽恕，是对方认错道歉之后我们才表示宽恕，而基督教倡导的却是无条件的宽恕；另外，一般人说宽恕，暗含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拥有报复对方的能力。我们有能力报复而自愿选择不报复，那才谈得上宽恕。像程翔那样，身陷囹圄，对施害者无能为力，而施害者非但没有认错道歉，而且还在继续对自己施害，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谈得上宽恕，怎么能宽恕呢？
正是基于这层道理，尼采对基督教很不以为然，对基督教大加抨击。
尼采把基督教道德称作奴隶道德。按照尼采的分析，基督教道德实际产生于怨恨精神。受压迫者由于没有能力反抗，故而心生怨恨，然而借助于一种迂回的、狡诈的方式，他们由怨恨创造出一种新的价值，发明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从而使得怯懦屈从一跃而成为善良与宽恕。
尼采挖苦道：“不报复的无能应被称为善良”，“无能报复被称为不愿报复，甚至还可能称为宽恕（‘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干的是什么，只有我们才知道他们干的是什么！’）他们还在议论‘爱自己的敌人’——而且边说边淌汗。”
不过，尼采后来对宽恕的看法有些改变。他注意到宽恕有助于克服怨恨，在生理上是有益的。
说来也是，当你的正当权益受到侵犯，而你确实又没有力量去惩罚对方，你就必然心生怨恨，你就只好隐忍。“忍字心上一把刀”——这把刀本来是应该刺伤对方的，但因为你把它插在心上，它首先刺伤的就是你自己，使你的心不断流血。
尼采说：“没有什么东西能比怨恨的情感更快地耗尽一个人的精力。”
宽恕的好处是，它可以使你从怨恨中解脱出来，不再为无法释放的情感耗尽自己。无条件宽恕是对怨恨的克服与超越。
程翔在他的书里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程翔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悟出了道理。程翔说：放下仇恨，学会宽恕是非常重要的。“第一，这是一个人遭遇冤情后实行心理自疗的一个关键步骤，如果这个包袱放不下来，心理自疗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自己的心境终究不能得到真正的平静。第二，这是一个人能否面对未来人生的一个重要问题。假如终日受自己的冤情影响，从而影响自己的正常思维和判断，则等于自己仍然是生活在过去的痛苦之中，仍然生活在冤情的黑影之下。”
程翔写道：学会以宽恕化解仇恨，以善意化解敌意；如《圣经》所说，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我觉得，这种态度使我人生能够更加积极，做人能够更快乐”。程翔说：“《圣经》还教导我，要把眼前的灾难看成试炼，并欣然接受这种磨练，以成就更大的荣誉。”
需要指出的是，程翔之所以能放下仇恨，学会宽恕，更积极更快乐地坚持善，坚持公义，并把受苦看作试炼看作光荣，那又是和他信了“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一点分不开的，也就是说，那是和他相信有全能的上帝主持公道分不开的。因为信主使他获得了自信、平静以及坚持理想的勇气。
其实，不一定非信主不可。在中国，有很多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像程翔一样遭受到严酷的迫害，他们并没有选择皈依基督教，但仍然表现出巨大的勇气，保持了内在的平和与积极的心态。
例如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宣称的“快乐维权”。冯正虎由于维权而长期遭受打压，多次被软禁，被抄家，被绑架，甚至被警车撞击，正常生活屡次被粗暴地中断。换成一般人，气也给气死了，怎么还平和得下去，怎么还快乐得起来呢？
参照程翔的记述，事情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本来，一个人受到他人无理的侵犯，尤其是当你为自由为正义而抗争时受到专制政府的迫害，产生愤慨，乃至产生仇恨，都是自然的、正常的、正当的。这种愤慨和仇恨并不是自私的情感，而是尊严意识的体现，是正义感的体现。但是，长期地深陷于这种情感首先对自己的身体不利，会对自己的心理和生理造成严重的伤害。因此你需要学会调整心态，需要学会放下那些强烈的负面情绪。
当然，如果你选择屈服，选择放弃，你也不难放下愤慨和仇恨。“六四”枪响，举国愤慨。可是很多人由于恐惧，随后选择了放弃；而既然他们放弃了抗争，因而也就避开了迫害，那么不要多久，原来的愤慨也就日益淡化，以致消失了。如果一个人远离苦难，放弃抗争，而奢谈没有仇恨，没有敌人，奢谈宽恕，奢谈快乐，那自然是很容易的，但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如果一个人拒绝放弃，决心坚持，那么，他就不得不面对苦难承受压力，这就需要有更强大的精神支撑，才能使自己克服种种负面情绪。程翔靠的是宗教。那些不信宗教的人靠的是历史（对于中国人，历史是我们的宗教）。两者都坚信：自己是站在正确的一方，也是必将赢得最后胜利的一方；而对方则是站在错误的一方，也是最终必将失败的一方。这样，他们就可以把自己的受苦看作是考验，看作是争取正义获胜所必须付出的牺牲，从而以此为荣。凭着这样的道义优越感，他们就可以居高临下地看待那些施害于他们的人，根本不和对方一般见识，于是也就不再心怀怨气和仇恨。
在2008年12月初被捕入狱前的一段视频中，刘晓波平静地说道：“在独裁国家从事反对运动，那么面对警察，坐监狱，就是你职业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就该理解了，为什么有那么多始终坚持一线抗争，把坐牢当作生活常态的志士仁人们会不约而同地说出“没有敌人，没有仇恨”。
（六）自我克制与宽恕，乃非暴力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
非暴力政治学专家基恩·夏普一再强调，在非暴力抗争中，参加者们在坚持抗争的同时，应当努力克制自己对对方人员的敌意和仇恨，增加自己对对方人员的善意。“没有敌人”这种态度体现了非暴力抗争的自我克制与宽恕。
据说在1989年“六四”期间，中共元老陈云在一次内部讲话里说：我们不能退让，因为我们过去杀人太多，人民不会原谅我们。陈云讲话表明，面对民众的和平抗争，如果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员都认为，一旦他们今天作出退让，明天就会被抓去受审判坐监狱；那么他们就很可能拒绝退让而做困兽之斗，用武力镇压抗议者。
要专制者在和平抗争面前作出有实质意义的退让，取决于很多因素，例如抗议的规模声势，其他民众对抗争的态度，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军警究竟对谁效忠，国际社会的压力，等等；其中还有一条是不可少的，那就是专制统治者相信，虽然他们此前没少干过镇压人民的暴行，但只要他们现在放弃了武力镇压，转而接受抗议者的民主改革要求，民众就不会对他们先前的暴行再进行追究。
反过来，这也就是说，当民众以和平的方式反专制争民主，他们需要让对方知道，他们要求的是改变制度，而不是惩办具体的人；他们要制止罪恶，但不是要制裁罪恶的执行者；他们愿意宽恕那些原先干过坏事的人。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可以说他们没有敌人。记得在1987年“中国民联”的一次会议上，王炳章就提出了要作“第一次宽恕”的倡议，就是说在中国实现民主转型后，不再清算在专制时期那些执政者对人民犯下的罪行，以“第一次宽恕”来结束“斗争—复仇—斗争”的恶性循环，以宽恕来取代报复。
这并不是说民众就会对先前的暴行置之不理了。该清算的还是要清算的。不过在这里，清算的只是罪恶，例如：要宣布先前的暴行是错的，是违法的，要给受害者平反昭雪，经济赔偿等等，但是不清算罪恶的执行者。
在《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一书中，安德鲁瑞格比指出：在非暴力抗争的理论和实践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把罪恶和罪恶的执行者区分开来。是的，罪恶都是人干出来的，制止罪恶而又不制裁罪恶的执行者，这看上去不符合恶有恶报的正义原则。然而在非暴力抗争中，你必须做出这样的区分。如果我们对专制者说：“放下屠刀，你不能杀我们，等我们接过刀来杀你。”那还搞得成吗？
由此可见，自我克制与宽恕，乃是非暴力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只要你参加非暴力抗争，你就必须坚持自我克制与宽恕。综观数十年来以和平方式实现民主转型的地方，不论是南韩、台湾、南非和印尼，还是苏联与东欧，都没有对原先的专制统治者再进行政治清算。是的，有的专制者后来又被起诉甚至被判刑，但那是因为他们的经济问题，贪污腐败问题，而不是先前的政治迫害问题。也有个别人因为先前的政治迫害罪行而受到追究，但很快就被赦免了。饱受专制压迫之苦的民众对专制者心怀愤恨是很正常的，也是很正当的。只是，非暴力抗争要求我们克制自己并宽恕敌人。
再说，面对民众的非暴力抗争，专制统治者放下屠刀，接受和平转型，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赎罪了。即便在暴力革命（如辛亥革命）中，当对方放下武器，愿意并接受和谈，也就既往不咎了，更何况用非暴力方式争取和平的民主转型。
【光传媒】202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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