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革”这一人类历史上的奇观，人们争论最多的还是成年人和红卫兵的种种作为，几乎很少有人涉足“文革”中孩子的生活。籍此文革三十年之际，我想从一个小学生的抽烟经历来审视这场运动，或许能为人们提供些许独特的资料和另一种视角——小学生抽烟，也充满着等级特权和阶级斗争哩……
孩子得以挣脱学校和家庭的束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端的一九六六年，正是我长达三十年的抽烟史的开始。我对烟的感情，始于好奇，中经冒险和叛逆，终成一个瘾君子。
那时我十一岁，小学四年级，还没有资格与大人们、哥哥们一样带上红袖标，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只是大辩论、大字报、批斗会、武斗、大串联、打砸抢的看客。两个哥哥去北京串联时，我的死乞白赖的请求被他们轻蔑地拒绝了。当时的我，只能悲叹自己晚出生了几年，没有赶上成熟的年龄，徒然错过了激动人心的大好时光。但是，不能轰轰烈烈的孩子并不能置身于阶级斗争的整体氛围之外，也会因一些小事而被卷入革命之中。学校停课，父母忙于革命或疲于被革命，很少有时间光顾我，这使我在一段时间内得以摆脱学校和家庭的双重束缚，充分伸展孩子的天性，沉浸于自己所创造的游戏之中。回首“文革”，记忆中充满了新奇、刺激、亢奋、野蛮、残酷和无拘无束。人的破坏性本能、虐待狂本能和陷害他人以求自保的本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能量长期被压抑的火山喷发了，吞没了一切，每个层次的人都有自己的革命对象。作为孩子，我所要反抗的就是老师（公共权威）和父母（私域权威）。而抽烟恰恰是此种反抗的发端。
人分三等，烟分三等
小学生抽烟在任何时代里都会被大人们视为劣迹，但是在“文革”中，孩子抽烟就不仅仅是品行不端，更是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结果，而我恰恰又是在“文革”开始时学会了抽烟。“文革”开始后不久，毛泽东号召停课闹革命，不仅大学和中学，就连小学也必须响应这一号召。我所就读的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宣布停课三个月，老师们革命，学生们放假。我第一次抽烟就是在学校停课的那天下午，抽的是众多的吸烟者望尘莫及的高级香烟“牡丹牌”。这种烟在当时仅次于“熊猫牌”和“中华牌”，属于高级香烟中的第三档次。据说，“熊猫牌”香烟是特制的，只供极为有限的几十个最高领导人享用，市场上根本见不到，也没有市场标价。“中华牌”香烟六角钱一包，供省部级领导人享用，要特供票才能买到，一般的商店里见不到这种烟，只有到特供商店才能买到。“牡丹牌”香烟五角一分钱一包，是供一般高级干部（中共规定行政十三级以上为高干）以及一些知名的专家、教授享用的。再次之的是“大前门”和“凤凰牌”，四角钱左右，也属于高级香烟之列。这些高级烟的显著标志是用银色闪亮的锡纸包装，都要凭票供应，一般的家庭只有在过节时才能买到一两包。在当时的长春市，中等偏上或中等家庭的人一般抽“大生产牌”或“迎春牌”，价钱在两角钱到三角五分钱之间；下等家庭的人抽一角四分钱的“握手牌”或一角五分钱的“代代红牌”；社会最低层的家庭或抽八分钱的“经济牌”或抽叶子烟。在我们这些抽烟的孩子中，烟的好坏决定着抽烟者在群体中的地位。“经济牌”当时被戏称为“八分损”，抽这种烟被别人瞧不起。从这种烟的分类档次上看，当时的中国已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了。这种等级观念也直接影响着孩子们对贵贱的意识。由于高级烟作为高等人或权势者的标志而极难买到，就自然要形成贩烟黑市，高级烟的奇缺和它的等级特性使之在黑市上的价格常常高出市价几倍。有些孩子就是为了在同学中显示其高人一等，竟不惜以非法手段弄钱到黑市上买高级烟。
将军的孩子有吸烟的特权
我抽的第一支烟是一个绰号叫“大胖”的同学给的。他爸是少将，属于高级干部之列，住在长春市同光路的一幢独门独院的小红楼里，上下两层，有七八个房间，院子里种有各种花草树木，有保姆洗衣做饭，有勤务兵清扫门庭和警卫。“大胖”倚仗他当将军的父亲，在班里经常胡作非为，老师和校方也奈何他不得。他惹出再大的事，只要他爸爸的小轿车一到，校方只能笑脸相迎。我和“大胖”同样抽烟，一起被同学告密，他安然无恙，而我却要在全班作检查。由此可见，中共之特权的滥用，绝非始于今日的改革开放。在五十、六十年代，特权阶层已经形成，一间学校根本惹不起将军之子。“刑不上大夫”不仅庇护着当权者本人，而且荫及子孙。
至今我仍然记忆犹新：宣布停课的那天下午，神色慌张而沮丧的班主任刚刚走出教室，“大胖”便跳上书桌，从兜里掏出印有牡丹花图案的红色烟盒在半空中挥舞。他的目光咄咄逼人，发问的口气不可一世，充满了挑战的意味：“谁敢抽烟？这是我偷我爸爸的。牡丹，五角多一包，高级烟。谁敢抽？老子白送。”大多数同学没有理他，收拾书包，离开教室，留下来的几个人都是平时的淘气包，我就是其中之一。“大胖”潇洒地分给我们每人一支，然后掏出打火机，给每个人点燃。我有些胆怯，非常谨慎地抽了一小口，除了觉得有点呛人外，并无其他乐趣。“大胖”见我们吸的窘状，便给我们作示范，怎样夹烟，怎样吸，怎样吐，怎样玩吐烟圈。“大胖”的烟圈吐得非常好，大而浓的烟圈可以一直滚到天花板，小而精巧的烟圈可以一个接一个地从嘴唇间弹出，不能不令我们这几个孩子惊奇、佩服。我学着“大胖”的动作，强压住咳嗽，尽量做得惟妙惟肖。从此以后，我就经常和几个小伙伴凑在一起抽烟，在厕所、在角落、在街旁、在野地，我学会了一口咽下所有的烟，学会了吐各种烟圈，学会了把一个烟头全部抽光，也学会了为抽烟而撒谎、骗父母的钱、偷爸爸的烟。
小学生抽烟——阶级斗争的表现
然而，在那个争做毛主席忠实的红小兵和优秀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革命时代，任何超出红色标准的行为、言论、思想和作风都被视为大逆不道，小学生抽烟自然被划归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即使不是彻底堕落，也是受了阶级敌人的腐蚀和利用。用当时的术语来说，就是被阶级敌人的糖衣炮弹打中了，已经走到了资产阶级泥坑的边缘，再不回头就会陷进去而无力自拔，成为不可救药的资产阶级的俘虏。的确，大凡抽烟的孩子都有几分流氓气，经常与旷课、打架、戏弄老师、抢军帽、抢纪念章、偷东西、拦女孩子等劣迹相关。这些行为至多属于品德败坏之类，无论如何与阶级斗争搭不上界。然而，当时上纲上线的思维方式扭曲了人们对生活的价值判断，一切都是用阶级斗争的尺度来衡量，小学生抽烟自然也是两个阶级争夺下一代的斗争之一。
我因抽烟而被批斗
无拘无束的自由时光随着“复课闹革命”的号召而结束。重新返校，顿觉一片壁垒森严的肃杀之气。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公检法被砸烂后，代之以，“无产阶级群众专政指挥部”（简称群专）。能够进入群专的人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出身好，革命觉悟高。“群专”的组织方式效仿解放军，分成连、排、班，统一吃住在学校，进行各种准军事训练，在“工宣队”的指挥下，负责对敌人的专政和维持纪律。“群专”在学校里的权力甚至比公安局还大，他们可以任意搜查、审问任何一个可疑的对象。同时，“少先队”也被“红小兵”所取代，红领巾换成了臂章。为了纯洁校风，我所在的小学，实行搜身制度。早晨上学时，“群专”的人站在校门口检查每个学生，不仅检查风纪（如衣扣一定要扣严，书包一定要斜挎肩上，穿夹克的要用别针把领口别严，帽子一定要戴正等等），而且要搜遍全身。一旦搜出小刀、弹弓、黄色书（小说之类）、香烟之类的物品就统统没收，送进学校开办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展览馆，和那些走资派和地富反右坏的变天账、毒草文章等赃物一并供人参观，教育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因为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每时每刻都在用香烟之类的糖衣炮弹腐蚀下一代。同时，被搜出赃物者，认错态度好的要写检查，在全班同学面前宣读，态度不好的要开批斗会。批斗会的规模视罪行的严重程度而定，大致分为四级：一级为班级批斗会，二级为年级批斗会，三级为全校批斗会，四级为几校联合批斗会。有犯罪者在批斗会要低头认罪，批判者要咬牙切齿，每个批判者发言完毕时都要高呼口号。这些程式的处理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那些屡教不改者就要实行专制，犯罪者被“群专”抓去拘留审查，关进“群专”监狱，每天叫家人送饭。关押时间的长短视被关押者认罪态度而定。被关押期间犯罪者不仅要忍受轮番轰炸式的审问，还要忍受体罚、毒打。因为一旦被定为拘留者，矛盾的性质就由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革命者不再视之为可挽救的犯罪者，而是视之为不可救药的阶级敌人，是罪犯。当他们认为犯人已完全认罪，下决心痛改前非之后，就以一个大型批斗会来结束犯人的拘留生涯。我已经记不清自己因抽烟、打架、旷课而做过多少次检查和被关过多少次批斗会了。
父母这样对待我的抽烟
如果说抽烟在学校里被视为阶级斗争的动向，那么在家庭中小孩子抽烟则被视为学坏的开始，父母对此非常警惕。我爸爸抽烟，但是他认为抽烟是成年人的当然权力，小孩子抽烟则是品行不端，一旦发现，必须及时纠正，将其扼杀在摇篮中。父母发现我偷着抽烟，很少和我讲阶级斗争之类的大道理，他们的方法简单粗暴，非打即骂。最难受的是他们要反复追问烟的来源。如果得不到满意的答复，这种连诱供带威胁的审问就会永无止境，直到问清楚为止。第一次被妈妈发现我抽烟，是她嗅出了我身上的烟味，接着又从我的文具盒里翻出了半截烟。妈妈当时的愤怒令我终身难忘。她先是声严色厉地盘问，见我不说，便抄起扫帚劈头就打，打了几下，我仍然沉默，她竟扔下扫帚，抄起钢筋作的炉勺子。情急之中，我奋力向妈妈一头撞去，她被撞倒后，我便夺门而出。那是冬天，我自知这下铸成大错，回家肯定要挨顿暴打，于是决定不回家。瑟瑟寒风中我四处游荡，直到天黑了，我冻得受不了了，才躲进储存过冬大白菜、土豆、萝卜的菜窖里。事后妈妈说，当她和爸爸在菜窖中找到我时，我像只小狗，蜷曲着身子，盖着草袋子，头枕一棵大白菜，睡得很死。从此以后，我每天放学回家，妈妈都要搜查我的衣兜和书包，让我张开口嗅我嘴里的气味。而我也自有应对的方法。回家前拼命漱口或吃几瓣大蒜，进家门前先把烟藏在某处。再后来，我插队成了知青，回家也可以公开抽烟，学校和家庭的双重束缚彻底摆脱了。当爸爸第一次给我抽烟时，我的心底里突兀地升起一种解放感，那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如此深切地感受到父爱。
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七日
（熊毅植字）
【争鸣】1996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