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两种自由概念》，再看关于当代自由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以赛亚·柏林的纪念专集，西方人夸起死人来也挺肉麻，只不过他们的语言更个性化，不同于中国的程序化夸人，用我的话说，一旦开始夸，想叫他停下来都不可能，他必欲按这套固定的程序完成预定的演说，往死里夸。巧了，电视中正在播出一期文化视点栏目的清明节专集，夸的是冰心，那种令人作呕的赞美，即使是冰心的亡灵也不会接受，这样夸她，她的天堂就再无安宁。
其实，每个人的生活都经不起用显微镜一寸一寸地观察和审视。冰清玉洁之人是神话，是特定时代的需要。这种信念来自某种先验的幻觉，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的产物。有人言之凿凿地声称知道完美的人格和完美的生活是什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都知道，而康德和波谱尔不知道，现在的我也不知道。当然，把死者的生活细节拿出来示众也是不公正的，但要有起码的自知。人类为塑造完美的偶像所付出的代价太惨烈了。中外哲学史上充满了这类箴言，而实际上这些名人名言等于什么也没有说的语言游戏，只是因为它太玄虚太神圣而代代流传。人类对自己智力和道德的迷恋，即使在后现代的时尚中，仍然顽强地表现着自己。中国及东方的专制主义就是一种制度性幻觉。
想学哲学，或研究哲学，最好别去碰黑格尔，他是中世纪的巫士，躲在一个见不到底的黑洞中，以神秘主义的咒语引诱众人，一旦踏进去，就再无返回的可能。黑格尔的思想（如果还算思想的话）是最剧烈的毒药，表面上的那层糖衣却眩人眼目。哲学史会接受黑格尔这样的巫师和骗子，实在是对人类智慧和良知的嘲弄。黑格尔是思想史上的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他进行了一场至今还在进行的思想史的种族灭绝。
还是谈谈伯林的自由主义理论吧。按照伯林的理解，自由的真义是由英美传统的消极自由提供的，当然也包括德国、法国的与英美传统相近的思想家，如康德的个人主义自由观、贡斯当的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之分，托克维尔对美国式民主的推崇。而另一种来自大陆传统的自由，则是积极自由。积极自由的滥用，不仅导致了雅各宾专制，亦导致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现代极权。积极自由的提倡者说：如果你们服从具有理性的人，就等于服从你们自己，使你们摆脱无知、本能和情欲的摆弄，所以你们必须服从理性的权威——执政者及法律或公意。正像卢梭所说：“我把我自己奉献给所有的人，等于没有把我奉献给任何人一样。”
柏林认为，正是卢梭的这种“积极自由”，使暴政、强权和奴役具有了迷人的意识形态说辞。与此不同的是，消极自由意味着：“如果我要保障我的自由，我就不能仅发表这样的声明，就算了事。我必须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自由具有某种疆界，任何人都不能逾越这个疆界，来侵犯到我的自由。我们可以用各种不同的名称或性质，来称呼决定这种疆界的规则，我们可以称这些规则为‘天赋人权’（natural right）、‘上帝圣渝’（the word of God）、‘自然法则’、‘功利要求’或‘人类的永久利益’等。我可以认为这些规则，都是‘先验地’（apriori）有效，或主张它们本是我自己的终极目的，或是我的社会或文化的目的。其实，这些规则所共同具有的特点是：它们已经广为众人接受，而且在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一直深植在人的实际本性之中。现在看来，它们恰构成了我们所谓‘一个正常人’的基本部分。”自由意味着界限，特别是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界限，这界限首先是约束公共权力的，其次才是约束个人行为的。对于公共权力而言，这界限要求它不能以任何理由、特别是不能以公益或整体利益（国家、民族、政党、阶级、多数……）来强制个人偏离自己的目标；对于个人而言，这界限要求任何人不得以实现自身的自由来干预或强迫他人的生活。换言之，我的自由与他人的自由互不干涉、和平共处、共享共荣。
积极自由的传统所强调的天赋人权、主权在民、人人平等等观念，是人类基本自由的积极价值，但是，必须以消极自由的原则加以约束，任何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实现都有一条明确的界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亦不可强制地施于人。正如康德所言：“人类最大的问题，是建立一个普遍依循法律而运用权利的文明社会。人类的本性，迫使人类必须解决此—问题。惟有在一个拥有最大自由的社会中，惟有以严格的决心与界限之保证，来限制个人自由，使它能够和别人的自由共存共荣，大自然的最高目的，即大自然全部能力之发展，才能在人类社会中实现。”一个人的自由只有在与他人的自由“共存共荣”之时，才可称之为自由。任何人不能以任何名义强迫他人改变自己的选择（只要这选择未触犯法律），即便是以给予幸福的名义也不行，甚至以至善、正义、自由的名义也不行。只有始终保持一块任何权力以任何名义都不能侵犯的私人领地，自由才有了切实的保障。
康德曾说：“家长保护主义是人类所能想象的最大专制。”这种保护主义之所以是最大的专制，不是由于它的赤裸的、残酷的暴政更具有压迫性所致，亦不是由于它忽视的每个人都具有的理性，而是由于它对人的自主和尊严构成了侮辱：我作为一个人，有权利和能力选择我自己喜欢的生活，我有自己的生活目的，无需他人指导。也许我的目的未必高尚、未必合理、未必有益，但它毕竟是我自己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别人应该尊重和承认我有如此生活的权利。所谓“人的尊严”，即是这种独立自主的人格之不被强迫，因而也就不受辱。我不希望强迫，哪怕是那种用为我好的名义施加的强迫。真正的自由只有在此种意义上才是可能的。正如柏林所说：“一个社会，除非至少遵循由下列两个互有关连的原则，否则，绝对无法获得自由，这两个原则是：第一，惟有‘权利’（rights）能成为绝对的东西，除了权利以外，任何‘权力’（power）都不能被视为绝对；惟有如此，所有的人才能具有绝对的权利，去拒绝从事非人的行为，而不论他们是被什么权力所统治。第二，人类在某些界限以内，是不容侵犯的，这些界限不是人为划定的，这些界限之形成，是因为它们所包含的规则，长久以来，就广为众人所接受，而人们也认为：要做一个‘正常人’，就必须遵守这些规则；同时，人们认为如果违犯这些规则，就是不人道、或不正常的行为；对于这些规则而言，如果我们认为它们可以由某个法庭、或统治团体，用某种正式的程序，予以废止，是荒谬的想法。当我说某一个人是个‘正常人’的时候，我所指的意思中，也包含了‘他不可能破坏以上这些规则，而丝毫不感到嫌恶、或不安’。”
共产主义就是一种家长式的保护主义，中国几千年历史和政治皆如此，所谓“父母官”就是最形象的概括。父母官式的保护主义最具欺骗性的借口是：大众是愚昧的缺德的，不知道什么才是对自己而言最好的生活，这就需要有智慧的有道德的人加以指导，给他们提供最好生活的答案或标准。又由于大众的愚昧使之很难说服，即便是对他们只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教诲也难以自觉接受，所以就必须给予聪明的有德者以强制性的独裁权力，以便在劝诱失灵之后，靠权力强制大众接受最好的生活方式。独裁者的堂皇统治逻辑是：“当你不知道什么是好的生活时，你就必须听我的指导。我的所作所为皆是为你好，所以你必须服从我的决定。”赤裸而残虐的暴政容易引起反抗，而家长式的保护主义因其目的的高尚而具有其欺骗性。
换言之，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政府在价值上保持中立，它相信每个人的能力，让人们进行自由的自我选择。而一个独裁主义的政府在价值上坚持偏好，把统治者的个人偏好作为唯一正确唯一好的普遍价值，并且用强制性权力（暴力）强迫人们接受这种偏好。在道德上的自我选择和替你选择，标志着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安排。
当独裁者所承诺的乌托邦破产之后，专制制度便暴露出它内在的野蛮本性，它会不惜采取赤裸裸的强制奴役的手段，让被奴役者宣称自己是自由的。而被奴役者一旦屈从了这种强制，违心地宣称自己是自由的，专制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且是一种决不次于意识形态说教具有充分效力时的成功。
1997年5月1日
【议报】2001.11.10-总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