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蒙人间出版公司的信任，请我为力雄的新著《与达赖喇嘛的对话》写篇书评，使我有幸在此书正式出版之前，读到了书中最重要的篇章，即力雄在美国与达赖喇嘛的四次面对面的交谈。在力雄的记载中，他对四次见面过程的详尽描述，在为读者提供了平易亲切而又睿智高贵的达赖喇嘛的个人形象之外，更令我感动的是力雄那种始终如一的韧性、发自内心的对西藏文化的热爱、良知闪烁的忧患意识和提供可操作解决方案的智能。
正像力雄行文的一贯诚实一样，他尽量忠实而详尽地记载这四次见面过程，同时又省略了那些达赖喇嘛在无数场合一再重复的谈话。他也描述了在越来越世俗化的世界上，达赖喇嘛作为政治明星的无奈和尴尬，并以“追星族”自嘲。力雄在内心深处很讨厌把达赖喇嘛作为“明星”来炒作，对层层设岗的严密保安措施很不以为然，所以他描述这类场面的行文多带讥讽：一位气质高贵的宗教精神领袖不得不经常遭遇这类的明星式炒作，不免有些滑稽，也实在是现代社会的悲哀。
其实，我没有资格评论此书，因为与十几次去西藏并专门研究如何解决西藏问题的力雄相比，我只能算个观光客和听众。我的关于西藏的知识大都来自书本，来自从网上看到的一些流亡藏人的言论。而我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一知半解，大都来自力雄关于西藏问题的研究着作和幻想性小说，还有聊天时他谈到的一些想法。力雄曾把一本汇集达赖喇嘛的一些演讲的书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位在西藏人心中最敬畏的宗教领袖，这位在世界上享有崇高声望的政治家和精神导师，在被迫流亡的困境中，面对西藏的文化和人权的双重灾难，他作为被迫害民族的领袖对迫害者所怀有的，不是咬牙切齿的仇恨和号召自己的人民进行以牙还牙的报复，而是仍然坚持平和、宽容的中间路线。这样博大的胸怀，也常常在他对中国民间民主运动的一贯支持中得以展现。因为中国的持不同政见人士中的许多人，在西藏和台湾问题上，仍然抱有强烈的大汉族主义。
最近，我还看到达赖喇嘛的一篇支持天安门母亲角逐诺贝尔和平奖的短文，他说：“我懂得，天安门母亲已经卓有成效地凝聚于她们抗争的中心，与此同时，她们互相之间提供了实际援助和道义支持。我乐于支持她们，并且鼓励他人以其任何可能的方式给予支持。我祈愿，天安门母亲的努力将带来成功的喜悦，将为中国和周边地区的每一个人创造一个机缘，使他们生活在更大的和平与尊严之中。”每每读到达赖喇嘛的言论，心中都会产生莫名的感动和敬仰。与对达赖喇嘛的温和呼吁置之不理的僵硬的中共政权相比，与对“大中国情结”近乎狂热的中国精英们相比，与那些以受害者的处境和圣战为借口而煽动民族仇恨、制造恐怖屠杀的原教旨主义者相比，达赖喇嘛的宽容姿态、非暴力立场和高尚的道义情怀，便显得更为难能可贵，其精神上的高贵确实具有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
我在1993年去过一次西藏，最深的记忆有三。一是西藏的大自然：天，蓝得透明高远；山，石头裸露得峥嵘；山顶上终年不化的积雪，在太阳下白得刺眼；山间的溪水，清澈得冷透骨髓。二是普通藏人：他们可以随地大小便，可以在极为简单的物质生活中获得丰盈的精神幸福，可以把一年挣到的辛苦钱一咕脑地捐给大昭寺，磕一串长头后回家睡个好觉。三是宗教精英：我见过西服革履的活佛，坐着进口的皇冠轿车，去歌厅唱卡拉OK；在几个寺庙里见过年幼的出家人手捧英语读本，口中念念有词；还见过8岁时的葛玛巴，他有一群侍奉于左右的喇嘛和一个来自美国的英语教师，他还有一大堆电动玩具。当时，对这位小活佛的感觉有些怪异，他来内地受到规格极高的接待，江泽民亲自出面会见了还是孩子的葛玛巴，而后来他的自愿出走投奔达赖喇嘛，才使我对这个记忆中的孩子产生了面对活佛的敬意。
力雄爱西藏，二十几岁时就孤身一人进藏并攀登珠峰。走进他的家，从视觉到听觉，到处都是西藏氛围，我的妻子刘霞过生日，力雄带来的礼物是CD《喜马拉雅》，因为他知道我的妻子也爱西藏。力雄常把刚刚写就的关于西藏的文字传给我，除了《天葬》之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关达赖喇嘛的一个幻想小说提纲和另一个小说的片断》和《达赖喇嘛：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均见《与达赖喇嘛对话》一书）。写就这些文章时，力雄还没有见过达赖喇嘛，但是，从他个人的角度讲，他对达赖喇嘛的敬慕已经渗透在他的所有文字中和言谈里，西藏在地理上的顶峰是喜马拉雅，而达赖喇嘛就是西藏人精神上的喜马拉雅。力雄甚至认为，如果中共政权能够接受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使西藏问题得以和平解决，那么汉人也应该能够接受达赖喇嘛作为整个中国的领袖，哪怕仅仅是作为象征性的精神领袖，乃是汉人和藏人的天赐福音。因为就当前中国的政治精英而言，在智慧、良知、学识、经历、国际威望和个人魅力的综合素质上，还没有什么人能望达赖喇嘛的项背。从解决西藏问题进而解决中国的问题的角度讲，力雄认为，既然达赖喇嘛明确承诺不谋求独立而只要求高度自治，那么代价最小而收益最大的方式，就是趁着达赖喇嘛在世之日，尽早开始双边的和平谈判。
正如力雄喜欢孤身一人的探险旅行一样，足迹遍及中国那些人迹罕至的角落，他在精神领域也是个喜欢冒险的痴情探索者。他发表于《今天》上的早期小说《永动机患者》就是他的自画像。只有他，能在十几年前就写出至今仍然畅销的政治幻想小说，使“黄祸”成为常用的政治词汇而进入人们的日常用语之中；只有他，能从整个中国和藏汉两个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构想出让达赖喇嘛作为未来中国的精神领袖；只有他，能够形成“逐级递选制”的方法论假设，并坚持不懈地探索、完善，二十多年如一日。
他那么痴迷地把解决中国社会转型的最佳方式寄托在精英阶层对“逐级递选制”的接受上，他着专文谈怎样把“逐级递选制”应用于西藏问题的解决，他还希望象当年的梁漱溟搞乡村建设运动那样，说服一个地方官允许他先做小范围的“逐级递选制”的操作试验。为此，他还冒着政治风险开办了“递进民主”的个人网站，供社会各界讨论未来中国的远景和当下转型的最佳方式。这一切，在在证明了力雄在骨子里是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
然而，在怎样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和怎样保证中国社会的平稳转型的事关全局的问题上，力雄又具有现实主义的眼光。无论是何种解决方案，其道义底线只能是藏汉两个民族的人民的未来幸福。力雄是极少数没有大汉族偏见的知识精英。他对解决西藏问题的长期研究，他与藏人的交流，以及此书记载的他与可尊敬的达赖喇嘛的见面，皆是基于兼顾道义底线和现实困境的立场。在力雄看来，从道义上讲，无论是选择独立还是选择高度自治，西藏人自主选择自己的未来归属的权利，乃为天经地义，具有充分的道义合法性。
但是，从现实的角度讲，现在的西藏毕竟在中国版图之内，中共统治西藏毕竟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汉人中的绝大多数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与执政党基本相同（正如在台湾问题上一样），现在的利益至上的汉族世俗化浪潮对西藏的大城市和上层精英的冲击越来越大，就现实的力量对比来说，藏族对汉族的弱势是极为悬殊的。即便从民族认同的角度讲，近年来汉人的大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结之强烈决不亚于藏人要求独立的情绪。所以，藏人选择独立，尽管在道义上理由充足，但是全无任何现实上的可能性。即便在中国成为民主制政体之后，民选的政府和大多数汉人也不会同意西藏从中国的版图内分离出去。如果藏人不顾现实而执意要独立，其结果很可能是两败俱伤的双输。而力雄所探索的解决之道是为了得到双赢的结局。
正是基于这种现实和道义之间的乖谬，力雄才要把这种严酷的现实困境坦率地告诉藏人，让藏人面对现实，寻求和平解决之道。他甚至把自己在西藏收集到的文革照片送给达赖喇嘛，这些历史见证非常珍贵，只有深得藏人信任的汉人才能得到。照片记载了那些在批斗场合被戴高帽画花脸的西藏贵族，其中还有达赖喇嘛很熟悉的人。红卫兵扛着大幅的宣传画在八廓街游行，宣传画上的“翻身农奴”拿着大扫帚横扫两个被小丑化的人：达赖和班禅。其实，力雄通过这些照片最想告诉达赖喇嘛的是：在文革中，大量的藏人参与造反，藏人批斗自己的活佛、亲手砸毁了自己供奉了千百年的寺庙。虽然发动造反运动的是汉人，文革中西藏宗教的大破坏主要责任在毛泽东，但是西藏文革的历史真相也并不像在流亡藏人中普遍相信的那样，破坏西藏宗教的主力是汉人红卫兵。
力雄赞同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但是关键在于怎样说服中共高层相信达赖喇嘛不谋求独立是真诚的。他向达赖喇嘛建议：不能让“中间道路”只停留在口号上，因为中共拒绝与流亡政府谈判的借口之一，就是“中间道路”只是停留在抽象空洞的口号上。所以，必须使之具体化细节化，要让中共看到道义与现实兼顾的可操作的具体方案。有了详尽的方案，中共就没有借口指责“中间道路”缺乏诚意。在不放弃高度自治这一最后底线的前提下，现在最关键的工作是：一要改变目前中共不见不谈的僵硬态度，无论以何种方式，只要中共开始和达赖喇嘛坐在一起谈了，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就有希望。二要通过尊重历史事实和西藏现状的研究，让中国的精英阶层了解西藏问题的真实面貌，改变他们的大汉族主义的倾向，减少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对中共政权的压力。为此，力雄提出办一份中立的能够让大陆精英们读到的民间刊物，刊名就叫《中间道路》。
同时，对中共政权和中国的精英阶层，力雄也是从兼顾道义和现实的立场出发。他从道义上为藏人所应该具有的自治权利辩护，批评中共政权对西藏的强权统治，批判中共通过的世俗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双管齐下对藏族的宗教文化的汉化。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力雄对中国精英阶层的大汉族主义和西藏文化在中共执政后的衰落，深感忧虑，对那些靠炒卖表皮的西藏之奇风异俗的商业化更是深恶痛绝。
从现实的角度讲，王力雄想告诉中共政权和汉人精英，西藏问题在今天的困境之根源，首先是中共政权破坏了“十七条协议”的承诺，不尊重藏人的自治权利和文化传统，强行在西藏进行所谓的“民主改革”造成的，特别是文革对西藏文化的破坏，在藏人心中留下的伤痕很深很深。其次是中共采取收买和高压的两手政策的失败之结果。对于一个以信仰为生命核心的民族来说，无论是高官厚禄还是累积高达400多亿的无偿财政优惠，无论是强制灌输世俗意识形态还是禁令、监狱、军队等政治高压，都无法收买藏人对达赖喇嘛的敬仰和忠诚，都无法使虔诚的信徒低下仰视神灵的头。噶玛巴放弃中共政权给予的丰厚优惠而出走印度，无数藏民冒着巨大人身风险而投奔达兰萨拉，坚守在西藏的信徒进行的一次次示威游行……在在明示着一个难以被物质利益同化、更难以向强权镇压屈服的宗教民族的灵魂，这种来自信仰的高贵将使任何世俗手段失效。
如果中共政权还不面对现实，如果汉人精英还不扪心自问，西藏问题非但无法和平解决，反而可能随着中共政权控制力的日益消弱和民族仇恨的愈演愈烈，而酿成两败俱伤的暴力冲突。更为具体的现实是，如果达赖喇嘛遭遇不幸，以他为代表的温和路线将难以为继，坚决主张暴力反抗的激进年轻一代就会成为西藏流亡政府的主流，以中共执政后在西藏制造的文化灾难和人权灾难之深重，激进派不愁找不到煽动民族仇恨和暴力反抗的资源。
现在，趁着中共还能控制局面，趁着主张非暴力的中间路线的达赖喇嘛还健在，尽早进行江泽民和达赖喇嘛的直接对话、谈判，经过双方各让一步的妥协，达成双赢结果的概率极高。首先，只要签署了协议，以达赖喇嘛在西藏的神圣地位和一言九鼎的崇高权威，他完全能够说服藏人接受留在中国之内实行高度自治的方案，使坚决主张独立的激进派边缘化。其次，可以大大改善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形象，而且以达赖在国际上的广泛威望，也完全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他可以成为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的最佳使者。第三，以达赖的中间路线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核心，可以为解决台湾问题以及其它民族问题提供示范，免除将来极有可能出现的由于民族矛盾的激化而爆发大规模分裂运动的危险。第四，达赖喇嘛构想的高度自治的西藏，将是一个政教分离的民主西藏，这种民主试验已经在流亡政府的辖区内进行。而且，在达赖喇嘛的有生之年，以他的智慧和威望自上而下地进行民主试验的成功率极高，如同当年蒋经国在台湾所做的一样。这对于整个中国的政治转型将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第五，西藏问题的解决，在根本上有赖于整个中国的政治体制问题的解决，中共开始与达赖喇嘛谈判之日，也将是中国的政治改革真正启动之时。
对于西藏问题的久拖未决，力雄有紧迫感和忧患意识，因为他对西藏文化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他还具有一种多元化的开阔的文化视野。他说：“不能认为西藏问题迟早有一天会解决就可以安慰自己，而是要在西藏还是真正的西藏时，还是保留着传统文化的西藏时，就能够解决西藏问题，那才是有意义的解决。”换言之，如果等到西藏的文化传统已经荡然无存之时，西藏问题解决了，但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西藏却消失了。那就不仅是藏人和汉人的双重失败，也是世界的一大损失。
我很为力雄庆幸，他对西藏的热爱和对解决西藏问题的关注，终于得到了藏人的重视，得到了达赖喇嘛的肯定：流亡藏人主动提议力雄与达赖的见面，安排和一直陪同力雄见达赖喇嘛的WA，在四次见面结束后总结了几个“第一次”──第一次看见达赖喇嘛在现场给人签字时写那么多话；第一次看见达赖喇嘛听他翻译时露出那种让他害怕的严肃神情；达赖喇嘛第一次在如此紧张的出访日程中连续四次接见同一个人。
力雄得到藏人的信任和尊重的亲身经历、他笔下记载的达赖喇嘛的形象，都在告诉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汉人：达赖喇嘛的高贵质量，来自对神的虔诚和谦卑、对人的尊重和慈悲，对对手的宽容和平和。那么，作为强势民族的汉人，也应该持有类似的情怀：对西藏宗教文化的谦卑和尊重，对藏人的平等和友善，对达赖喇嘛的信任和敬重。
既然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西藏问题又是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和政治体制问题的钥匙，那么借力雄的新书给我的机会，我也向达赖喇嘛表达一个汉人的谦卑敬重，并为达赖喇嘛和西藏文化的长寿而祈祷。
2002年4月23日于北京家中
【博讯】2008.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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