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已经十五年了。
读丁子霖女士的《六四死难者寻访实录》（见《民主中国》2004年3月号、4月号），听蒋彦永大夫为六四正名的呼喊，我再次被震撼，难以摆脱的羞耻感咬嗜着灵魂。
每年都坚持为亡灵写点什么，与其说是展示自己的勇气，不如说是对亡灵的忏悔。每次坐在电脑前，坟墓的倾诉萦绕不去，耳边响起的是这样的警告：活人必须怀着足够的谦卑和敬畏，倾听来自坟墓的诉说，六四亡灵们才能教会幸存者什么是活着，什么是死去，什么是虽死犹生。
一、两个儿子和两位母亲
据我所知，在六四难属群体中，有两个死去儿子的家庭，曾经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名门。一个是人们比较熟悉的丁子霖女士的家庭，其叔父是中国最著名的地质学家、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丁文江；其子蒋捷连，中弹于北京市木樨地地铁站口附近，年仅17岁，正在人大附中读书，丁文江是蒋捷连的舅外公。
另一位死于六四屠杀的年轻人则比较陌生，他是周淑庄女士的儿子段昌隆，乃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军阀、北京临时政府执政段祺瑞的侄孙。段昌隆是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应届毕业生，6月4日凌晨遇难于北京民族宫附近，年仅24岁。
据丁子霖女士的难属寻访录《被害者段昌隆和他的母亲》一文介绍：“昌隆不是被乱枪打死的，也不是官方所称的‘误伤’，而是被戒严部队故意杀害的。他就倒在开枪者的跟前。”被害经过是：“昌隆是6月4日凌晨遇难的。他左侧心脏大动脉中弹，是由小口径手枪近距离射击致死的。据事后了解，那天晚上他出门去寻找他的妹妹和女友，当他推车至民族宫附近时，正遇上东进的戒严部队与民众形成对峙局面，群情激愤，情势紧张，一场杀戮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昌隆目睹这种局面，随即跑步前去劝解。他当时也许想，这样僵持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如果向双方说明道理可能会避免悲剧的发生。可是他没有想到，当他跑向戒严部队前排一位看来是指挥员的军官跟前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彻底粉碎了他的善良愿望。而这颗罪恶的子弹，就是从那个军官的手枪枪口射出的。”（见《民主中国》2004年4月号）
过于年轻的生命，消失于刽子手的屠戮，怎能不刺穿母亲的心！儿子昌隆遇难后，悲愤的母亲周淑庄变成了一位勇敢的母亲。她是最早敢于面对境外媒体说出屠杀真相的母亲之一，也是“天安门母亲”的骨干。她不倦地为那些无辜死难者及其难属奔走呼号，从不向强权的恐怖威慑低头。早在1993年，周淑庄就与丁子霖一起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披露了儿子段昌隆的被害经过，谴责六四大屠杀。1995年8月，丁子霖和蒋培坤夫妇在江苏无锡遭到非法关押，周淑庄通过海外媒体挺身而出，谴责当局对丁子霖夫妇的诽谤和迫害，用雄辩的事实和充分的道义维护了难属群体的名誉。1998年，北京市安全局命令中国银行无锡分行冻结了一笔来自德国的“六四”人道捐款，周淑庄和难友们向当局发出了强烈抗议，并一起前往国安部进行交涉。在“六四”十年祭的1999年，108位难属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了控告刽子手李鹏的起诉状。在这一法律维权行动中，周淑庄不顾体弱多病，多次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控诉刽子手的反人类罪行。不幸的是，她终因不堪重负而突发脑血栓，从此半身不遂，至今未愈。
两位名人之后都倒在共产党的枪口下，两位母亲共同站出来讨还公道。这，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但在敌视民意的制度下，又是必然：大屠杀的发生是必然，它是独裁强权实施恐怖统治的极端化；正如当年的周作人，在目睹了近现代中国的各类政府的一系列杀戮之后，近乎绝望地写道：“我觉得中国人特别有一种杀乱党的嗜好，无论是满清的杀革党，洪宪的杀民党，现在的杀共党，不管是非曲直，总之都是杀得很起劲，……把杀人当做目的，……尽量地满足……残酷贪淫的本性。”（参见张菊香编：《周作人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P170 ）只要独裁制度不灭亡，恐怖统治就不会消失，滥杀无辜的野蛮也不会根绝。
纵观中共的历史，其对内杀人并非始于“六四”，至少从肃AB团开始，中共就在制造大冤案，延安整风也制造了众多冤魂，掌权之后的阶级灭绝就更肆无忌惮，镇反、三五反、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一路镇压过来，直到用全副武装的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与平民。因为，暴力性的整肃和镇压是中共得以夺权、掌权、维权的秘诀之一。
与此同时，受难者讨还公正之路的漫长和艰辛也是必然，被凌辱遭迫害的国人的自发抗争已经持续了数代人，还将继续下去，直到恐怖政治被终止和人权至上被确立。
二、两大惨案和两个政府
在众多六四死难者中，我之所以单独挑选段昌隆来为文，绝非因为他是名门之后，而是他的受难让我想起中国现代史上的另一著名惨案，并通过类似事件的历史对比来凸现当下中国的现实。
1926年，也就是六四大屠杀的63年前，中国现代史上也发生过一次政府对学生的著名屠杀，史称“三一八惨案”。死于六四屠杀的段昌隆，他的叔祖父段祺瑞执政的北洋政府，曾在官邸前镇压徒手请愿的学生，打死47人，伤200多人，死难者中有一名女学生叫刘和珍，因鲁迅的沉痛悼文而名垂青史。
一个必须对屠杀负有责任的政权及其执政者，该如何面对这罪恶，不仅检验着政权本身的善恶，也检验着执政者本身的为政之德和人性之有无，更能突现出历史的进步与倒退。毫无疑问，两次屠杀皆是大罪恶，但两个时代的两个政府──军阀混战时代的北洋政府与和平建设时期的中共政权──对这罪恶的态度却迥然不同──今天的中共政权远不如当年北洋政府。
回到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尽管，当年的北洋政府是军阀政权，段其瑞本人也是著名军阀，其执政时期的独裁和乱相颇受病垢。然而，执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
中国知识份子和媒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良知，用同仇敌忾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刚刚动过手术、正在住院）、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著名知识份子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鲁迅先生更是激愤不已，为此而终止正常创作，就此惨案连续写了七篇檄文，名垂青史的悼文《纪念刘和珍君》便是其中之一。
当时，诸多媒体加入谴责屠杀暴行的行列，如《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地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三·一八惨案”真相，在惨案发生后的12天内，就连续发表了113篇有关“三·一八惨案”的消息、评论、通电，《京报·副刊》也发表了有关文章103篇。
惨案发生后，北京各高校和大学校长、教授也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的。时任北大校长的傅斯年在昆明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关麟征，傅斯年第一句话就是：“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1926年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他说到这里竟潸然涕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强大的民意压力也启动了半死的国会和司法，曾被讥为“花瓶”的国会也破天荒地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发表正式档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条之重大嫌疑。”由此可见，当时中国，还多少有些议会政治和司法独立。最后，执政府的国务院总辞职，执政段祺瑞颁布“抚恤令”。
尽管如此，也没有最终保住民心尽失的军阀政权。因为，对于一个政府来说，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学生与平民百姓开了枪，不仅践踏了为政之德的最低底线，也越过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界限。正如周作人在《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书》中所言：屠杀学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与期望之损失是无可估量，也无法挽救的”。所以，在屠杀发生后不到一个月，段祺瑞政府就在遍布全国上下的抗议声中于1926年4月倒台。而国民党北伐之所以迅速成功，除了军事上获得苏联的大量支持之外，国民党相对于军阀政权在政治道义的优势，也是其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段祺瑞军阀政权的合法性资源，已经因“三·一八惨案”而丧失殆尽。
总之，在发生“三。一八惨案”的1926年，中国虽然因军阀混战而乱相丛生，但那毕竟还是个有些许言论自由、议会政治和司法独立的时代，政府合法性的来源多少还有主权在民的影子，所以，践踏了最低的为政底线的政府暴行不可能畅通无阻，杀人者也不可能仍然大权在握且满世界招摇，并用“稳定”之类的理由来炫耀脸上的血污。
（以上史料，请参见：傅国涌《三·一八枪响之后》，摘自文化先锋网www.whxf.net；吴言《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三一八”惨案七十三周年祭》，载于《二十一世纪》1999年6月号；《“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江长仁编，北京出版社1985年出版）。
无论在当时还是在掌权之后，中共为了自我美化，也常拿“三·一八惨案”大做文章。毛泽东在把鲁迅塑造成革命文化的“偶像”的同时，鲁迅的名文《纪念刘和珍君》也被编进了中学课本。正因为鲁迅为“三·一八惨案”写就了这篇著名祷文，“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才变成民族记忆的一部分。
然而，丁子霖女士等人收集到的证词和难属群体长达十五年的抗争，蒋彦永大夫前不久给中共高层的公开信（截至3月19日，已经有上百篇赞扬蒋大夫的文章、近五千多个支援蒋大夫的签名），多份在互联网上流传的当年亲历者的回忆……已经见证：在六四惨案中，中共杀人更多、手段更残忍，不仅有枪击刀捅，还有坦克碾压。
而且，惨案发生后，中共政权又是如何对待六四大屠杀的呢？中国社会的自由度又是如何呢？中国的媒体和社会名流又有怎样的表现呢？
在政府方面，没有高官的认错悔罪，没有政府的“抚恤令”、没有国会追究责任者的决议，没有独立司法调查，没有惩罚任何刽子手，更没有内阁总辞职。而且，当大屠杀的罪恶已经昭然于天下之时，面对全国性的悲愤，也面对世界性的谴责和制裁，中共政权非但死不认账，反而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为大屠杀辩护，大搞全国性的人人过关的审查表态，并封锁还原历史真相的所有资讯，镇压所有谴责大屠杀的良知者，连失去亲人的难属也难逃压制；在官方的压制和封锁下，冤死的亡灵们及其难属，成为难见天日的黑暗中的词，天安门母亲们从事的“还原历史寻求公正”的人道救助运动成为极危险的事业，难属们无法公开祭奠亲人的亡灵，坚持公开为六四亡灵讨还公正，就要冒巨大的人身风险，甚至好心人给六四难属的人道捐款也被非法冻结和扣留。六四，这一当代中国的关键字，在大陆境内的所有媒体上皆被“遮蔽”，关于六四真相的言说很可能导致言说者被打入黑牢。
虽然，在国内外的压力之下，中共政权对八九运动的定性，经历了由“暴乱”、“动乱”到“政治风波”的转变，但直到十五年后的今天，中共仍然不肯认罪认错，非但从未见过现政权的任何首脑表示过丝毫忏悔，也从未有刽子手受到过应得的追究，如，负有主要罪责的高官李鹏在权力宝座上风光十三年，甚至在下了台的今天仍然逍遥法外，过着高层权贵的安逸生活。恰恰相反，中共的在职高官们一直强词夺理，以“稳定第一”的借口来为大屠杀进行辩护。最新的辩护出现在3月14日下午的人大记者会上，总理温家宝在回答美联社记者关于蒋彦永上书的提问时，尽管他含糊其词地绕过官方的六四定性问题，但他的说辞显然是早已准备好的老一套，无非是强调中国需要稳定，十五年的经济发展证明稳定的重要，没有稳定就什么都没有，作为总理他最关心稳定……云云。
然而，就在温家宝用稳定论为六四大屠杀辩护之前，人民大会堂里的2900多位代表，刚刚以2863票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草案”。前一刻是以根本大法的庄严形式承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后一刻却是为中共政权的反人权罪行做辩护，岂不是自打耳光！电视直播，使全世界都看到了这种荒谬的悖论，即便修宪了，承诺了，谁会相信中共有诚意落实“宪法”承诺！
段祺瑞政府和中共政权对屠杀的不同态度，虽有两个政权对社会控制力不同的原因，即军阀政权无力对社会实施全面的严格控制，而中共政权则牢牢控制着全社会的主要资源。但是，正常的为政逻辑应该是：越是能够控制社会全局的政府，就越不应该恐惧到丧失最低理智的疯狂尺度，越不应该采取极端野蛮的暴力手段对待自己的人民；在犯下罪行或错误之后，越有能力和自信面对自己的错误甚至罪恶。所以，六四大屠杀是独裁权力的疯狂之举，中共的死不认账就是罪上加罪，再次凸现了这个制度及邓小平、李鹏等人的邪恶、残忍和人性匮乏。换言之，这种从不知罪认错、从不道歉不忏悔的顽固态度，即便与当年的军阀政府相比，也是巨大的历史倒退。
在社会方面，与“三一八惨案”之后的媒体和知识界的表现相比，六四大屠杀后的中国，是个自由和良知双重匮乏的社会。没有媒体的公开呐喊，没有知识界的义愤表达，更无法为亡灵举行社会性公祭，而且是整整十五年的沉默。由此，六四血案，既是中国当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也是最耻辱的一页。这种黑暗和耻辱，不仅是独裁政权的野蛮屠杀和死不认账，更是媒体和知识界的万马齐喑，特别是有地位有影响的社会名流的普遍沉默。强权和懦弱的相互勾结不断地加深着这黑暗这耻辱。
在当时的国情下，即便媒体被官方操控，无法象当年的《京报》等报刊那样发出呐喊，知识界也可以通过境外媒体发出良知的声音，也可以不屈服于人人过关的大清查，用消极抵抗来拒绝与杀人者合作。然而，只有极少数社会名流敢于挺身而出，而绝大多数精英们，包括那些积极参与八九运动的精英们，大都被恐怖压弯的脊梁，要么逃亡和被捕，要么靠出卖良知过关，至多是保持沉默。被奉为中国知识界良心的巴金在哪里？那些曾经反对戒严的名流们在哪里？各大学的校长、教授们在哪里？
面对六四亡灵，这种人性的贫血，不仅是政府的死不认错，更是媒体和知识界的万马齐喑，是有地位有影响的社会名流的普遍沉默。恐怖的大屠杀和人人过关的大清查，拷问出中国精英们的“小”来，他们最缺少的，不是知识积累和社会名誉，也不是对醒目的常识性罪恶的判断混乱，而是在大恐怖面前的坚定的道义立场和良知勇气。
而极少数敢于继续质疑六四定性的著名知识人，象丁子霖、鲍彤、吴祖光、李慎之和蒋彦永等良知者所得到的同情和支援，大多是盗贼般的偷偷摸摸的耳语。而一个只要求虚伪的表态式效忠的政权，根本不在乎私人饭局上的和居家客厅中的骂娘。
六四后，从中国整体精神氛围上看，对民间的自发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伤害之惨烈，无过于在中共的野蛮大屠杀面前，社会的名流们和精英们的自私懦弱；无过于在随之而来的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的过程中，面对特权阶层对社会财富的肆无忌惮的掠夺，精英群体本身的媚权媚钱的倾向。正是由于精英阶层的整体性懦弱，致使杀人者在垄断权力和犬儒主义的庇护下，不但能够轻易地逃避承担罪责，而且可以继续在权贵私有化中一夜暴富。
三、该怎样安慰六四亡灵
如今，段昌隆的亡灵安葬在京郊的万安公墓，就座落在他叔祖父段祺瑞墓的旁边。祖孙两代人的墓碑，铭刻着中国人所经历的大半个世纪的苦难历程。我想，亲历过两次屠杀的祖孙两代的亡灵，也决不会安眠：叔祖父的亡灵，是否会反思军阀政治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是否至今还在忏悔当年的屠杀？而侄孙的亡灵，在封喉的制度下，已经等待了漫长的十五年之后，一定还在顽强地控诉着暴政的屠杀。在这种来自坟墓中的倾诉面前，刽子手必须知罪并接受法律的审判，六四大屠杀的幸存者理应打破沉默，用顽强的民间记忆来为亡灵申诉，直到历史真相得以还原、公正得以伸张。
现在，提起周作人，国人大都知道他是“汉奸”，但很少有人知道“三一八惨案”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他的悲愤和良知决不次于其兄鲁迅。惨案发生后的半个月里，周作人就写下过六篇谴责北洋政府的檄文，参加了多项要求惩办刽子手、为死者讨还公正和补偿的社会性活动。周作人还属于极少数对惨案难以释怀的知识份子，在惨案发生的两个月后，他又接连写下过《闲话四则》（5月24日）、《死法》（5月31日），百日祭文《六月二十八日》。在1928年国民党屠杀革命青年时，他又写下《“三一八”的死者》；在惨案过去了二十年后的1945年3月18日的日记里，他写下过揪心的回忆文字：“‘三一八’的第二天，下着小雪，铁狮子广场上还躺着好些尸体，身上盖着一层薄雪……。”当历史进入了毛泽东时代，就在另一场屠戮生命及人性的大悲剧──文革──即将开始的1966年3月18日，也就是距“三·一八惨案”的第四十个祭日里，周作人在日记里感叹道：“今日是‘三一八’纪念，倏忽已是四十年，现在记忆的人，已寥若晨星矣。”
而在当下中国的知识群体中，对已经过去了十五年的六四惨案，又有几人能够坚守类似周作人的记忆。
我们这代人，大都熟悉鲁迅的名句：“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澹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却陌生于鲁迅在评论罪恶时的另一句话：“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六四大屠杀，已经过去十五年了，难道我们这个民族亏欠亡灵的“利息”还不够大吗？难道我们真要让遗忘和冷漠毒化灵魂，让亏欠的“利息”继续成倍成倍地积累吗？
固然，大陆民间的力量还相对弱小，现在还无法改变独裁者的自私和冷血，但是，对政权而言，中共在用刺刀戳穿了年轻的身体的同时，刺刀尖也翻转地刺向政权合法性的心脏。野蛮镇压，仍然是中共政权不能不掩盖而又无法掩盖的致命伤，持续的阵发性抽搐令这个表面稳定的政权充满了“亡党”的恐惧；对民间而言，年轻的血，仍然是自下而上推动政治改革的最大道义资源。民间，特别是自称坚守民间立场的社会名流们，起码可以要求自律，坚守住做人的底线，象珍惜自己的名誉那样，珍惜用诸多年轻的生命换来的道义资源──民间向独裁抗争的仅有的资源。
中国人不会忘记，全世界也不会忘记，在天安门附近的长安街上，一位青年只身挡坦克的画面，它已经是广为人知的最具象征意义的六四形象。直到今天，这个画面还会不时地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媒体上和公益广告中。就在前不久，大陆央视5频道转播北美职业球赛时，画面上赫然出现这一六四形象：一边是碾过长安街的坦克钢铁长龙，激起世界性的人神共愤；一边是手无寸铁的青年拦截坦克的只身血肉，感动过整个世界的抗暴英雄。
以丁子霖女士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已经顽强抗争了十几年；蒋彦永大夫在不久前也勇敢地站出来，以他的亲历见证历史和呼唤正义。难道这些公开表达自己良知的行为，对那些珍惜社会声誉的精英们，还构不成一种道义压力吗？对沉默了十五年的大多数还构不成一种道义感召吗？面对一无所有的、甚至其所得只有负数的受难者，难道就不肯付出一点儿博爱之心、养成一种平等之怀和正义之气，为他们争取本来应该属于他们的公道吗？也为自己争得本应具有的做人尊严吗？！
六四后，说当代国人不知耻辱地苟且偷生，一点也不过分。十五年了，奔小康的热情已经消解掉耻辱感，未泯的良心也在过久的沉默中逐渐失血，还会想到六四亡灵的人，意识到良心亏欠的人，似乎越来越少。特别是精英们，在权力、金钱和知识的一体化结盟中，活得体面而滋润，肚皮的凸起和灵魂的干瘪，构成当代中国精英的标准形象。
当我们在夜深人静单独面对自己的灵魂时，还有没有来自内心深处的疼痛和道义上的负罪感？有没有发现自己的懦弱、自私、谎言和无耻。要是有，那么六四大悲剧还留下了点儿什么；要是没有，那就什么也没有了。
我承认，提起六四，大多数精英都有不同于官方定性的想法，也可以称之为良心未泯，然而，当未泯的良心得不到勇气的支持，也就只能以沉默来逃避，并自编出一套理由来为沉默辩护，以求得内心的安宁。社会名流们为沉默辩护的通常说辞是：“对中国的改革，不光要有激情，更要有理智。中国的事情急不得，欲速则不达，要等待时机，到时候我一定会说，但不是现在，现在还不是公开打出六四牌的时候，也就不是公开说话的最佳时机。”
悠久的士大夫传统中，那种“杀身成仁”的殉道勇气消失殆尽，而优雅潇洒的明哲保身却一代代发扬光大：遇明主逢盛世则显，而遇昏君遭乱世则隐。多么机智的计算，亡灵们的血变成了何时出手才最有利的政治王牌。
于是，在中共政权受到世界性强烈谴责时，也是大陆民间发出强大声音的最好时机，他们不说话，要等到最恐怖的逮捕、清查和审判过后，看看邓小平的进一步动作再说，一晃就是两年。等到92年南巡了，他们又说：只要邓在，说了也没用，要等邓小平死后再说，一等又是五年。等邓小平死了，中共第三代接班已成定局了，他们又说还要等等，看看第三代究竟想干什么再说；第三代接班后有半年小阳春，他们刚想开口呐喊，接下来是镇压民主党和法轮功的肃杀之秋，他们又赶紧收声，私下说第三代没戏，说了也没用，再等等，等到第三代下台再说，一等又是七年；等到第三代下台了，李鹏全退了，与六四毫无瓜葛的胡温上台了，他们又说六四的受益者江泽民还握有枪杆子，胡温仍然受到很大的制肘，胡温究竟想干什么、能干什么，目前还不明朗，还要再等等，等到江泽民彻底退休的17大再说……
就这样，在“等等、看看、再说”的延宕中，十五年已经过去了，无所作为的犬儒化生存，就在对最佳时机的等待中怡然自得。然而，就算至今仍然良心未泯，但如此观望的沉默何时是尽头？莫非要沉默到地老天荒，让良心在压抑中老死！莫非一定要等到搭便车的最好时机，才肯让未泯的良心重见天日！
正是精英们的勇气匮乏，才导致民间压力的匮乏，才成全了独裁政权的野蛮、谎言和稳定。
最后，我想重复自己在《让你的良知被人看到──有感于蒋彦永先生为六四正名》一文中的想法：放弃私下的窃窃耳语，而公开说出你的六四亲历和你对六四的内心评价。因为，对于只有经由公开讨论才能辨别是非善恶的重大公共事件来说，私人耳语并不比沉默更有价值，久而久之，还很容易堕入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犬儒人格。如果说，在事关法律正义的司法审判中，看得见的正义才是正义，那么，在事关重大公益的公共讨论中，看得见的良知才是良知。
对于六四，不能公开的祭奠无法安慰亡灵，偷偷摸摸的同情没有道义力量，因为刽子手从不怕私人饭局上的诅咒。公开你的良知，让坟墓的诉说通过公开良知公诸于世，亡灵们才能得到些许安慰。公开你的良知，让独裁者感到民间的勇气！让这个反人性制度淹没在民间良知的洪流中。
苦难，固然是荼毒生命和人性的刽子手，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讲，苦难也是一种资源，一个拒绝遗忘和肯于自省的个人或民族，就能够把苦难变成提升灵魂的财富。让我们这个充满苦难的民族，感到耻辱和负罪、感到痛加反省的必要；在反省中、忏悔中得到清明的理性和无畏的勇气，学会去平等地关心具体人和普通人的苦难，学会做一个有尊严有高贵人性的人，为根绝苦难的重演而愤起抗挣。
2004年3月22日于北京家中
【北京之春】
【议报】2004.05.03总第14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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