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市场化和官权控制力的减弱，除了少数直属于各级宣传部门的报刊之外，其它报刊自发地走上市场化、民间化、独立化之路，过去看党权脸色，现在看读者脸色。大陆媒体走向市场化，最初主要局限于娱乐领域。但经过多年的发展，当娱乐化的媒体市场近于饱和状态之后，一些有良知的新闻人开始寻求时政新闻的突破，由南方报业集团示范，相对开明的报刊和电视专题节目逐渐增加，在重大时政新闻和社会事件上打擦边球，已经成为中国媒体的通例。特别是互联网逐渐普及，网络上的信息供给和民意表达对传统媒体形成巨大的竞争压力，逼迫传统媒体在时政新闻上寻求突破，以便跟上网络的脚步。
然而，自2004年以来，胡温政权非但不鼓励媒体的市场化、民间化和独立化的趋势，反而企图把所有媒体重新置于“喉舌地位”，为此不惜加大严控舆论、整肃民间网站和开明媒体的力度，致使媒体禁声、互联网自律和民间网站死亡。
仅在报刊领域，张德江主政的广东率先整肃南方报业集团的多家开明媒体，《南方周末》和《南风窗》的高层大换血，《南方都市报》的三位优秀新闻人遭到阴险的司法构陷。接着政治严寒开始侵袭北京，京城最开明的两家报纸先后遭到整肃，《新京报》高层换血，《中国青年报》下属《冰点周刊》被停刊。其它报刊《经济观察报》、《河南商报》、《深圳法制报》、《百姓杂志》、《公益时报》等，也都遭到不同程度的压力和整肃，要么改刊或停刊，要么辞职或换主编。
由于中青报作为团中央机关报的特殊地位，也由于中青报的优秀新闻人一直在反抗“喉舌”角色，所以，《冰点》被停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冰点》发表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袁文在总结中国百年现代化的历史教训时说：中国之所以遭受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三大灾难，其根源就在于“我们是吃狼奶长大。”
中宣部当然不喜欢袁教授的“狼奶论”，更不喜欢团中央机关报的独立化倾向，它的“阅评小组”对《冰点》进行严厉指责，并召集团中央和中青报的负责人开会。1月24日，中青报的社长和总编向《冰点》主编李大同宣布停刊决定，决定由团中央宣传部作出：袁文极力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罪行翻案，严重违背历史事实，严重违背新闻宣传纪律，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严重损害《中国青年报》的形象，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其实，意识形态衙门利用袁伟时的文章引起较大争议整肃《冰点》，仅仅是卑鄙的借口而已，因为中宣部和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对《冰点》的痛恨由来已久。2004年5月，赵勇前往中青报训话，大耍小官僚的蛮横，呵斥中青报人要当好“喉舌”，但赵勇的小官僚作派和喉舌论遭遇资深新闻人卢跃刚的公开挑战；2005年8月，新任总编李而亮制定的官本位考核条例，遭到李大同等优秀新闻人的强烈抵制；之后，中宣部“阅评小组”就屡屡对《冰点》鸡蛋里挑骨头，纪念抗日战争六十周年的文章是“美化国民党，贬低共产党”，龙应台客观介绍台湾的文章被指责为“处处针对共产党”，胡启立纪念胡耀邦的文章被指责为违反了“没有自选动作”的规定，更有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揭露学术腐败的文章被封杀。
此次对《冰点》痛下狠手，再次证明胡温上台以来政治上的肃杀之气，也证明了现政权及其中宣部是喝足了狼奶的机构，中宣部的主要官员仍然是“狼的后代”，每一次伸出魔爪，必有优秀新闻人及其报刊被扼杀。
中宣部忌讳袁教授的“狼奶论”，如同鲁迅笔下的阿Q，头上长癞，秃了一块，便忌讳所有与“光”相关的字眼。事实上，中共独裁教育的确充满“狼性”，中小学孩子们必然要“吃狼奶”；中宣部更是狼性最足的衙门之一，它专门灌输敌人意识和整肃媒体，就是狼性屡屡发作的典型表现。
同时，在当下中国愈演愈烈的好战民族主义狂潮中，经常能听到好战、嗜血的叫嚣，小说《狼图腾》的持续畅销，由此引发出图书市场和互联网上的狼烟滚滚，大有用“狼图腾”取代“龙图腾”的趋势，都印证了袁文的“狼奶论”仍然是有的放矢。
一面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口号，一面是“狼性”屡屡发作的整肃，显然与现政权的大幅度左转高度相关。而现在的中共高层在政治上的倒退，又根植于他们的成长背景。
众所周知，大学时代乃一个人价值观形成的最关键时期。在废除科举制度以来的中国百年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人的大学时代大致可分为三大时期：民国时期、毛泽东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相对而言，三个时期的大学教育的最大差别之一就在于：民国时期和改革时期的大学校园，还多多少少有些自由气息，教师和学生还能够接触到多元化的价值观念，走上社会后也感受不到那么浓重的阶级斗争气息。
1949年中共掌权，胡风激动地写下著名的诗篇《时间开始了》，似乎在此之前的中国没有时间，自然也没有历史。然而，这样的开始，仅仅是毛泽东极权时间的开始，也是全面窜改、伪造历史的开始。无论是古代史还是近现代史的编写和教学，完全是党权甚至党魁个人的权力意识的脚注：几千年历史变成阶级斗争的历史，历代王朝和帝王变成了在黑暗中摸索的盲人，而只有毛泽东及其中共才具有慧眼，找到了带领中国走向光明的途径。毛泽东一登上天安门，历史书上的真龙天子便随之诞生，他的所有决策都是伟光正的，所有的功劳也都归到毛泽东和中共的名下，甚至敢于把中共还未诞生之前发生的“五四运动”，也算作中共的丰功伟绩之一。同时，1949年后的历史教科书中，充满了仇恨灌输和暴力煽动，历代帝王、西方列强、蒋介石及国民党、新中国的阶级敌人、国际上的美帝和苏修、封资修的文化遗产，统统被列入必须砸碎之列。
所以，在毛泽东时代读大学的青年人，身处最封闭、最单一的校园之中，接受的全是领袖崇拜、暴力革命、仇恨灌输和斗争哲学的教育；他们走向社会后，马上进入了“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火药桶之中，他们所参与的公共活动，是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大批判和整人是他们的必修课。
换言之，那是只有“狼奶”而再无其它滋养的时代，到处都是革命鼓噪，满耳是斗争呐喊和仇恨宣泄，满眼是钢铁般的嗜血狰狞，人对人的关系甚至比狼对狼的关系还残暴、还险恶。为了政治上的进步，不择手段地整人和自保，已经变成全民性的生存之道。除了毛泽东本人之外，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刚刚出生的婴儿，几乎无人能够躲过无产阶级专政的狼牙和群众运动的狼爪。
民国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读大学的年轻人，虽然两代人也都经历过毛泽东时代，但他们接受大学教育时期的共同特点在于，二者毕竟都赶上了新旧交替、价值多元的时代。特别是民国时期的大学生，他们毕竟碰上了中国历史上最自由的时期，尽管战乱不断和国民党独裁，但知识界和媒体还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还可以公开叫骂蒋介石和国民党。所以，在校园内，那代大学生能够感受到“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气氛；走上社会，面对的也是相对自由的外在环境；国民政府还无法有效地控制言论，遂使他们可以汲取多元化的价值观念的滋养，多少养成了一种相对平和宽容的精神气质。
改革开放以来，即便中共的正统教育仍然占据大学课堂的主流，但民间自发的思想探索、官方提倡的思想解放与外来思想价值大量涌进的合力，逐渐瓦解了毛时代的单一性、封闭性和暴力性的意识形态，社会上相对开放的观念市场有力地冲击着大学校园，一大批思想开明的知识分子重返大学校园，多样性、开放性和人道性开始在大学生中流行；同时，八十年代毕业大学生也把校园中的多元观念带给社会。所以，改革开放时代的大学生得以再次幸运地接受到多元化的、人道主义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的滋养。
我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一代大学生，我的大学感受也能印证三代大学生之间的差别。
我1977年考上吉林大学中文系，经历了校园中最初的思想启蒙和自由空气，康德哲学动摇了唯物主义灌输，《今天》诗歌的个体性表达颠覆了贺敬之式的革命抒情，邓丽君软绵绵的情歌唱垮了狼奶教育灌输的钢铁观念，日本电影《追捕》中女主人公那飘飞的长发改变了李铁梅式的视觉形象；我1982年考上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黄药眠先生的研究生，整个中国洋溢着明亮的改革激情，我一面大量汲取西方现当代的人文思想，一面对中国现实进行批判性思考，亲身参与了当时的文化大论战，也体验到“清污”和“反自由化”的倒行逆施。
回想起自己读大学和读研究生的时期对老师们的感觉，年龄差异的大小，并不是决定代与代之间的亲疏关系的主要因素，反而是隔代人之间更亲密，而上下代之间更隔膜。也就是说，我们这代大学生与民国时期大学毕业的老一代之间，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和精神沟通，而与年龄更为接近的毕业于毛泽东时代的中年一代之间，却更少共同语言和精神共鸣。哪怕是与那些从延安出来的老一代知识分子相处，其心灵的接近程度也要超过那些中年教师。比如，我读大学本科时的公木先生，读研究生时的黄药眠先生，两位老延安对我们这代大学生皆能尽到了保护之责。
读大学本科时，校园社团极为活跃，我们吉林大学中文系七七级也有个“赤子心”诗社，共七个人，我是其中之一。著名诗人公木先生当时是吉大副校长兼中文系主任，还兼任吉林省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吉林分会主席等职务，他与年轻人的交往很频繁，以他的资历来支持和保护勇于出新的年轻人。他不但全力支持校园诗社的自发创作活动，而且在我们毕业之后，当我们诗社的徐敬亚因发表《崛起的诗群》而在清污中遭到整肃之时，公木先生也曾出面保护过他。
在北京师范大学，我读黄药眠先生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一边教书，一边读在职博士学位，导师还是黄先生。1986年，我连续发表了几篇尖锐批判新时期文学的评论和批评李泽厚先生的长文，在文化界引起较大争论，被称为“文坛黑马”。1987年“反自由化”时期，我遭到当时的教委头头何东昌的点名批评，并想让北师大校方取缔我的博士生资格，也不准校方批准我晋级为讲师。但黄先生作为1957年的六大右派教授，他在恢复名誉后变成北师大颇受尊重的名教授，还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所以，教委要整肃他的博士生必须征得他的认可。于是，教育部派人来找黄先生，黄先生对教委来人的回答大致是：我看刘晓波的文章属于学术争鸣，北师大的学术气氛很沉闷，我的学生刘晓波在文学界引起反响，活跃学术气氛，有利于百家争鸣和文艺繁荣。正是在黄药眠先生和童庆炳先生的保护下，我才没有受到教委的进一步迫害，并于1988年7月获得文艺学博士学位。
回头再看现今的中共政治局成员的履历，他们都是在50－60年代接受大学教育，可谓“在红旗下”读大学、经过“阶级斗争大风大浪中锤炼”的一代。他们的青年时期正值“红太阳”炽热得让全中国人眩晕的时代，是唱着“咬住仇，咬住恨，仇恨入心要发芽”的一代，是立志象《红灯记》中的李铁梅一样高举着闪亮红灯向敌人复仇的一代。
也就是说，他们既不同于民国时代读大学的那代人，也不同于改革开放后读大学的“八十年代的新一代”，而是属于在思想观念上根正苗红的一代，所以，他们更在意维护中共的“纯正性”，而更难以接受现代的自由民主观念。用我的朋友的话说：根正苗红就是喝狼奶最多且消化最好的一代。
唯其如此，他们在进入今日的最高权力层后，为了巩固刚刚到手的权力，其统治方式才能急遽左转，一方面继承毛泽东民粹主义，以亲民路线和关注公正问题来收买底层民众；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全神贯注于反和平演变和防止颜色革命，投入巨资大搞马克思主义工程和网络长城；大幅度提高外国网络大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政治门槛，实质上是就是变相的经济讹诈，致使雅虎、微软、古狗等美国大公司俯首称臣，民间网站和个人博客也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对电视、报刊和网络实施空前严厉的控制，把正在走上市场化、民间化和独立化的媒体重新逼入喉舌牢笼，使刚刚有点起色的时政新闻和舆论监督再次衰落；对自由知识界、开明媒体、政治异见和民间维权的打击更是决不手软，许多曾经活跃在时政评论界的自由知识人失去了发言平台，更多的持不同政见人士身陷文字狱，民间维权也屡屡付出鲜血的代价，所有开明媒体皆遭到不同程度的整肃，甚至不惜对团中央的机关报《中国青年报》这样的党报痛下狠手。
与前任江泽民比起来，胡锦涛似乎更关注两级分化与社会不公的问题，也把缓解底层不满作为其巩固政权的重心之一。但他开除的药方不是改变独裁体制和跛足改革，也不是为民间的利益表达拓宽平台和提供合法的渠道，而是到毛泽东的遗产中去寻找出路，企图用自上而下的恩赐来缓解政权危机。所以，胡锦涛上台伊始，就前去中共圣地西柏坡朝拜，要求全党发扬和继承西柏坡精神，紧接着在全国开展“保先运动”和大搞马克思主义重建工程。2006年春节，胡锦涛专门挑选去延安来显示亲民姿态，他与老区百姓共渡节日，又扭秧歌，又包饺子，又送红包。更重要的是，延安作为中共最具象征意义的圣地，可以凸现胡温体制的正统性，并号召全党全国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而“延安精神”的核心来自毛泽东发动的“延安整风”，那是毛泽东为确立党内绝对权力而发动的第一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运动。“整风运动”和“抢救运动”所涉及到的人员，仅延安地区就有三万多党政军干部卷入其中，整个延安处于人人自危和怨声载道的恐怖之下。
然而，世界不再是冷战时代的世界，中国也不再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无论摆出怎样的明主仁君的架势，改革以来的任何中共党魁也不可能再有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底层民众对社会公正的强烈渴望，也不再是可怜的温饱要求，更不是独裁化平均主义，而是追求各类基本人权上的公平对待。所以，只要胡温现政权还抓住野蛮而陈旧的“延安精神”不放，他们提倡的“和谐社会”就只能是空洞的口号，而实质上仍然是依靠专政暴力的统治；他们标举“和平崛起”也只能是欺骗国际社会的舆论，而实质上仍然是煽动反美反日反西方价值的民族仇恨。
更重要的是，今日中国的民智不再愚昧盲目，民间维权的勇气也在不断增长，官权对人权的任何一次迫害，民间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反抗，仅就中青报优秀新闻人与意识形态衙门及其恶吏的较力而言，中青报同仁的公开维权从2004年6月13日的卢跃刚公开信开始，一直延续到2006年1月24日的李大同公开信，他们的公开反抗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声援。
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直接质问胡锦涛的公开信产生巨大反响，海内外的声援和报道《冰点》的文章高达上百篇，支持李大同公开信的网络签名已有460人。
开明元老们的声援由个人发言发展为十三人的联合声明，江平、朱厚泽、李锐、李普、何家栋、何方、邵燕祥、张思之、吴象、钟沛璋、胡绩伟、彭迪、戴煌，这些德高望众的老一代联合发声，还是近年来的第一次。
道义在民间与权力在官府是今日中国不争的事实，中共独裁的道义合法性已经脆弱到这样的程度：除了谎言之外，再无其它资本为自身辩护。它在要求人们表示效忠时，甚至是体谅民意的，不再奢求人们真诚地相信它和赞美它，而只要求人们的犬儒态度——违心的认同和歌颂。所以，在不许自由言说的禁忌中大胆地争取言论自由的权利，只要敢于公开说真话的个体持续增多，仅靠自由言说，就足以淹没任何独裁政权。
2006年2月13日于北京家中
【人与人权】2006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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