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注定是我难忘的一年。这一年的最后两个月,对于我来说,于私于公分别发生了一喜一忧两件事。于私,喜是我终于结束了36年多的单身生涯;忧,则是年仅59岁的父亲被诊断患晚期癌症并同时做了两个大手术。于公,喜是《零八宪章》终于得以问世;忧,则是刘晓波先生第四次失去自由。

虽然此前我已听说过宪章,但我没有在上面签名的打算。我知道,是我的懦弱让我选择了逃避。我自己的承受能力太低。我家在农村,父母身体欠佳,收入微薄。我经历过九死一生的牢狱之灾。我的个人问题还是未知数。我的经济承受能力是零。我不想再折腾了,我折腾不起了。所以两年多来,我没参加任何签名。

11月30日,一位长者打来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在《零八宪章》上签名。我说,我现在正在老家的医院,陪父亲做手术。依照此前的决定,我没有参加签名。

但是,我振奋。尽管我没看到宪章的最终文本,但我一下子想到了一个问题:中国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不管是30年前民主墙运动肇始的传统民运,还是5年前崛起的维权运动,抑或体制内外各种自由派力量、反对派力量,从此有了一个统一的名字——宪章运动。多年来,我和众多朋友苦思冥想终不得解的一个问题——民间力量如何形成更大的合力,更加有效地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或许能够因此迎刃而解。

但很快我得知,刘晓波因《零八宪章》入狱了。

刘晓波的名字,我在“六四”后《人民日报》的批判文章中第一次听说。作为懵懂少年,深受80年代文化热影响、刚刚手抄一遍《河殇》解说词的我,一下子被“300年殖民地”这句话吸引住了。19年后,当刘晓波请我们几个年轻人吃饭时提起“300年殖民地”,一个比我稍大几岁的朋友和我不约而同脱口而出:“当年我就是被这句话吸引的。”

一个人的一句话对我影响至深,这样的人数算起来没有几个,而刘晓波就是其中之一。当然,这样的一句话,肯定被我反复咀嚼过多次,最终肯定已不仅仅是字面上那层简单的意义,而是蕴含了诸多的深层含义。

后来我很自然地参加了民运。在杭州一位朋友家里,我看到了刘晓波的照片。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真实的照片。当时,他还在狱中,第三次坐牢。几个月后刘晓波出狱,莽撞的我给他打去电话表示问候。不过,我的“问候”显得有些轻率,毕竟,他对我不了解,民运界也没几个人知道我。又过了一年,我根据杭州朋友提供的地址,冒昧给他在北京翠微路的家寄去我的一篇短文请他批评。但遗憾的是,不久我给他打电话问他是否收到,他说没有。

刘晓波这是第四次失去自由了。他不是没有机会出国。“六四”前他本来就在国外,却在屠城前回国飞蛾扑火。第一次出狱后他出国半年,警方本来希望他留在海外,但他却悄悄返回故土,警方不解地问他怎么回来了,不留在外面?此后的十几年间,他再未踏出国门一步,一直坚守民间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对官权持批评的立场。这种坚守,没有几个人能做到,因为,刘晓波的思想穿透力、对信念的执着和担当的勇气,几乎无人能望其项背。

今年年初,我跟刘晓波接触较多。有时候在网上语音,我能清晰地听到他喘息和抽烟的声音,我甚至怀疑他因抽烟过多而有呼吸系统方面的疾病。在饭桌上,我习惯于倾听他的述说,间或向他提个问题,他多是宽厚地笑笑,然后立即作出解答。欧阳小戎说,“你对他说话,他就张嘴竖起耳朵,同时微微伸头够出脖子望着你,摆出呆头呆脑的样子,仿佛是费了很大力气,才明白你在说什么。轮到他接嘴时,偶尔还要结巴一会。”杨宽兴说,“他没有很好的耐心,如果你当着他的面谈些罗嗦和无趣的话题,他会毫不掩饰地扭头去做其它事。在所有问题上,他都活得自然坦率,不做作。”他俩说得都不错,我都亲身领教过。比如有一两次他就没有理睬我的啰里啰唆的解释,而是转头跟别人谈起别的话题。我想,这是他之所以容易得罪人的原因之一吧。但是,跟他交往时间长了,哪怕是80后的年轻人,也可以跟他随便开玩笑。因为,刘晓波是个没有城府的人。在社会上,“没有城府”意味着成不了“事”,是个贬义词。但在我们这些人眼里,“没有城府”却是个褒义词。甚至,我能发现刘晓波时而掩抑不住的憨厚本性。

以刘晓波的资历和名望之高,对我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后来者,虽然表现出过不耐烦,却从未表现出过傲慢和居高临下。据很多人说,晓波年轻时非常“狂妄”。也许,刘晓波至今保留了当年“狂妄”的一些痕迹,但是,在跟我打交道时,他从未表现出哪怕一点点。尽管,这也许是因我俩不够熟悉,也许是因他看出我的性格不习惯。这给了我这样一个印象:刘晓波能够善解人意。最起码,当我后来不得不减少跟他的接触时,他不仅没有埋怨我,而且没有忘记对我的关心,并想方设法帮我。

尽管我也认为《零八宪章》并非十全十美,比如我认为中国现在并非威权主义而是极权主义后期,但这并不妨碍我对其总体上持肯定态度,以至于我认为我应该在上面签名。只是,迫于承受能力的压力,我选择了逃避。现在,刘晓波再次蒙难。我还要继续逃避下去吗?

我的亲人需要我。我父母劳累了一辈子。母亲3年前撞断腿,今年冬天刚刚能够骑自行车。父亲现在一个月能发接近两千块钱工资,马上就将正式退休,却不料老天无眼,让他患上了癌症!我刚刚有了女友,在给父亲做手术前一天领到结婚证,也包含了给父亲安慰的意义。前不久我找到一份新工作,尚未上班,又被迫拖了下来。

已有那么多的签署人受到株连了。除了失去自由的刘晓波和取保候审的张祖桦老师,全国各地,到处都有签署人被传唤、约谈、喝茶……如果我签了,会受到哪种待遇呢?父亲会不会受到刺激而病情加重?我岂不是要做一个彻头彻尾的不孝之子?我在监狱里给父母的每一封信都落款“不孝儿波”,正是因为我觉得我欠父母的要远远多于一般人对父母所欠的。

翻来覆去,优柔寡断。我不能作出决断:签,还是不签?

一个好友说,“刘晓波还有那么多的朋友,这些愿意和他一起承担的朋友,当这么多可交的朋友都站出来说话的时候,不说话如何能够面对他们?如果我只知一味躲闪,我就会成为他的朋友中唯一不可交的人。”我曾经不敢把自己当成刘晓波的朋友。因为,“朋友”不仅意味着志同道合,还意味着交谊深厚。而我,跟刘晓波显然谈不上“交谊深厚”。但是,对我们这些因理想主义而联结在一起的人来说,似乎没有另外一个词汇比“朋友”更能恰当地描述这种人际关系了。于是,以刘晓波的“朋友”自居,我也就感到释然了。

既然是“朋友”,我觉得“一味躲闪”也不符合我的本性。那么,如何才能对得起这个称谓?

7年前入狱后,我曾对警方说:“我明知你们已经知道了一些事,但是别想从我的嘴里说出来。”7年后,我仍对警方明白地表示了我的上述立场。如果我因为在《零八宪章》上签名而被警方传唤、约谈、喝茶或采取其他行动,我会继续这么做。

也许,今后一段时间我仍几乎不参加签名。但这次,我决定破例签上我的名字——为了《零八宪章》及其开启的新时代,为了即将迎来第7个狱中生日的刘晓波。

2008年12月27日,晓波53周岁生日前夕

【零八宪章月刊】2013.01.01

见:王金波:我是《零八宪章》签署人——兼记我参加签名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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