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二十一国APEC会议在悉尼歌剧院举行，法轮功、自由中国和各民运团体租用纽省议会大厦召开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民主人权、中国前途的研讨会，包括九月五日下午两点半亚太民主基金会的颁奖典礼，表彰在捍卫人权和精神自由方面有卓越贡献的人士。
这次几个大会顺利召开，有一个令人开怀大笑的插曲。
中共使馆曾多次照会澳洲有关官员取消提供纽省议会大厦的场地（它的惯用伎俩），尽管一再遭到拒绝，它碰鼻子不拐弯，开颁奖会的头一天还在纠缠。基督教民主党澳洲纽省上议员格尔顿·莫利斯提及此事时说，六百年来，这里就是自由讲话的地方，中国大使馆不可能阻止我们在这里讲话，今天，直到永远。这就是自由！
正如一首流行歌曲唱的，“你（中共）不知道我（自由世界）的心”。
基金会共设立良知勇气奖、人性光辉奖、“六四”抗暴英雄奖、新闻自由奖、正义守护奖、公民维权抗暴奖、丹心汉青奖、民主英雄奖等八个奖项。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获良知勇气奖，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获人性光辉奖。
亚太民主基金会第一次把奖颁发给两个外国人，加拿大前移民官及人权律师DavidKilgour和DavidMatas合得正义守护奖。他俩先后在墨尔本、堪培拉、悉尼等地作了几场报告，当然是亲自到会领奖。其余居住中国的的受奖人，不是正在坐牢（师涛、孑木、胡石根、朱更生、杨春林等），就是不发护照、不准出国（刘晓波、丁子霖等），只得由国外来宾代领。更有甚者，获丹心汉青奖的吉林省法轮功学员刘成军，五年前因在长春有线电视台插播40多分钟法轮功受迫害的电视被关押判刑，九个月后被折磨致死。死者不能复生，刘成军的奖由格尔顿·莫利斯颁发，张而平代领。
刘晓波不能亲自前来澳洲，我作为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代他领奖，会员阿木和老戴维也为此前往悉尼，大家深感代刘晓波领奖不仅是我们的一种光荣，也是对我们的鞭策。
作为一个六四前从美国跑回中国参加民主运动的人，作为那场惊心动魄六四屠杀的目击者，作为拒绝中共“给护照就不准回国”屈辱条件的硬骨头，刘晓波等一批人“要像钉子一样钉在那块土地上”为民请命，在北京城里在阎王眼皮下公开抗争……坚持至今十八年，只有良知没有勇气是万难办到的，只有勇气而无良知也不知会走到什么路上去，刘晓波获良知勇气奖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亚太民主基金会主席潘晴在颁奖时对刘晓波作了如下评论：
1989年6月4日的中国民主运动和6月4日的屠杀，不仅是当代中国政治史的一个转折性事件，而且是一批中国公民的人生转折点。一些公民从此走上在专制高压和犬儒主义泛滥的情势下，艰难地追寻正义和维护良知的不归路。现任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先生是一位杰出的代表。
刘晓波原本是独立的作家和评论家，1989年民主运动兴起后，毅然回国，参加民主运动。因此被关押20月。1989年后，为消除政治动乱的根源，中国的执政者在中国整肃知识界，以高压和收买两种方式，摧残和腐蚀知识界的良心和独立精神。刘晓波是为数不多的最早站出来公开对抗这一手段的作家。1995年，刘晓波因为策划和组织公民上书请愿被软禁八个月；1996年，刘晓波又因为组织和联合其他公民对中国的重大政治问题发表政治声明而入狱三年。出狱后，刘晓波以自己尖锐和犀利的笔，分析时局，揭露问题，批评执政者，维护中国被侮辱和被欺凌的公民的权益，坚守人类社会共识的良知。2003年10月，刘晓波担任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建立起一个对抗压迫和腐蚀的独立知识分子和作家团队。近年来，笔会在捍卫写作自由、鼓励自由写作、救援狱中作家、促进国内外写作者的交流等方面，作出了一些扎扎实实的努力。由于他和其他作家的共同努力，全球华语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对抗大陆暴政和腐蚀的中文作家群体。
亚太人权基金会认为，中华民族在一党专制的腐败的权钱交易的畸形市场化的浪潮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都与执政者系统地摧毁社会的良心有关。此时，存续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需要中国公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坚守正义，对抗强权。为鼓励在中华民族精神史的黑暗时期坚韧抗争的知识分子，鉴于刘晓波表现出的勇气和精神，亚太人权基金会决定授予现任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长刘晓波2007年度良知勇气奖。
颁奖会上，我一字不拉地朗读了刘晓波的“勇气并不必然代表良知”的答谢词。
他首先感谢“亚太人权基金会”授予的“良知勇气奖”。
他说，“在我理解，良知包含着勇气和责任。作为反抗独裁行列中的一员，个人责任没有替代品。六四十八年来，我一直在反抗中共独裁。作为屠刀下的幸存者之一，天安门广场的血腥黎明，既让我体验到面临大恐怖时生命的脆弱和光辉，也让我懂得了反抗独裁的责任伦理。只有以谦卑之心仰望在天之灵，我才知道活下来的责任之厚重；只有坚韧地抗拒恐怖、谎言和收买，才能多少承担起幸存者的责任。
今天，当我接受这个以‘良知勇气’命名的奖项，与其说倍感荣耀，不如说深感内疚。愧对那些至今仍然无法明目的六四亡灵，特别愧对那些因舍己救人而献身的亡灵。所以，如果这个奖代表着一种荣誉，那么这个荣誉也仅仅是通过我而敬献给亡灵的祭奠。“
刘晓波提醒，“反抗独裁并不意味着反抗者就自动变成圣人，抵制邪恶也并不总是正义对抗邪恶，有时很可能就是以恶抗恶”，“独裁政权的反抗者都不缺少勇气，但勇气并不能等同责任，正如道义伦理并不能代替责任伦理一样。换言之，良知的践行，不仅需要敢于反抗的勇气，更需要公共参与的理性和责任。”“作为独裁末世大屠杀的幸存者，我深知，中国迈向自由国家的进程，将是一个极为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坚韧和清醒，理性和责任，信心和乐观，远比一时的热血沸腾更加珍贵。”
他强调，“民间反对派，不仅需要直面强权的勇气，也应该具有面对民间反对派内部的种种缺陷的勇气，不能让反抗官权的道义正确遮盖了民间自省的视野，使我们失去了对民间生态的种种弱点的警惕；特别是要警惕反抗者‘天然正义’的错觉。如果民间反对派缺少足够的自省意识，不愿意进行自我反思和不断改善，就很容易自我膨胀为‘一览众山小’的道德傲慢，中国政治转型的希望就将更为渺茫。在此意义上，民间反对运动的建设性良知，在致力于提升反抗勇气的同时，更要培育出健康的责任伦理。”
和刘晓波一样，天安门母亲丁子霖也是有脚无路不能亲自来悉尼，她的人性光辉奖由澳洲民主党参议员凯利·纳塔维颁发，王军涛代领。
王军涛全文朗读了丁子霖感人肺腑的答谢词。
她以个人名义并代表中国天安门母亲向亚太人权基金会表示诚挚的谢意。丁子霖说，“对于我们群体中的每一个人来说，能够获得这样一种基于人性的肯定，不能不说是一种最大的荣幸。”“今天被记录在那份‘六四’死难者名册里的很多人，在十八年前那个血腥的黑色周末，当他们面对着装备精良的杀人机器时，当他们面对喷射着火焰的机枪和疯狂地碾压过来的坦克时，他们毅然地作出了一种人性的选择”，“十八年过去了，当年正值盛年的父亲和母亲，如今大都步入了古稀之年，但是，这些痛失亲人的父亲、母亲和妻子们，至今仍无法忘怀当初所作出的艰难抉择。面对大屠杀后的恐怖与肃杀，面对整个社会死一般的沉寂和冷漠，她（他）们义无反顾地向茫茫的黑夜跨出了第一步，决然地向世界发出了第一声呼喊。她（他）们作出如此艰难的选择，同样是听从了人性的召唤。”
“‘六四’，应该是一个旧时代的终结，更应该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需要有一种新的制度安排。这种新的制度应保证人性不再任意被蔑视，人权不再任意被践踏，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得到人道的关怀。”“今天，我们愿意更明确地向世界宣布：凡历史真相都必须还原，凡历史罪恶都必须追究，凡历史欠账都必须清偿，凡历史不公都必须纠正。但是，我们不主张复仇，不主张暴力，不主张以恶对抗恶；我们主张用理性来对待分歧，用爱来化解仇恨，用对话来换取互信，用宽容和克制来求得全民族的和解。”
会后，有人对我说，刘晓波答谢词的后半段内容在这种场合不合适。王军涛也在一旁，他回答：“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他可以讲他想讲的话。”
看来，奶油蛋糕巧克力比较好吃，哪怕“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
笔会会员简昭惠因故不能前去悉尼，她读了刘晓波的发言稿后作了评价，这个评价代表了大多数墨尔本笔会会员的看法，我以此作为本文结尾：
“我很喜欢刘晓波的致辞。很喜欢一个‘能够透视英雄迷思的英雄’。的确，‘革命’除了勇气之外，更需要重视责任与伦理。我一直不相信有人能用卑鄙的手段追求正当的目的……我是一个相信真理的寻觅者，但不信那些宣称已经找到真理的人。‘革命’不是追求‘英雄的舞台’，更不是为了替自己累积威望和权力。在成熟的公民社会，其实是并不需要‘意见领袖’和‘革命领导人’的”。
【独立中文笔会】2007.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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