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今年6月，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曾把第八届汉语贡献奖授予刘晓波先生，以表彰其持续的、创造性的公民言说，对当下汉语思想所贡献的精辟思考。时值汶川国难，举国同悲。此颁奖辞曾于“国家哀悼日”之后的6月3日，由余世存先生对外发布过简本。今刘晓波先生落难，遭刑拘已逾3天，仍不见朗报传出。特刊发旧文全本，以声援这位杰出的人权、民主斗士。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决定把2008年度汉语贡献奖授予刘晓波先生，以表彰他对中国的自由民主进程所做的富于洞见的建设性言说。
刘晓波，1955年出生于吉林长春，198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后考取北京师范大学黄药眠教授的研究生，1984年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8年获博士学位。
作为80年代即以“黑马”姿态跃入文坛，在短短一两年内即暴得大名的青年文艺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刘晓波既是80年代波澜壮阔的文化启蒙运动的受益者，同时也是酿造其氛围，推动其做大的“始作俑者”之一。许多35岁以上的人，至今对刊载其系列文化批判檄文的《深圳青年报》、《中国》等彼时新锐报刊纸贵洛阳及其在京城高校激情演讲的火爆场面记忆犹新。1988年6月，其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答辩会，甚至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文化事件：以不久前刚刚辞世、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著名思想家王元化教授为首的论文答辩委员会，囊括了北大的谢冕教授、川师大的高尔泰教授、复旦的蒋孔阳教授、人大的蒋培坤教授及人文出版社的牛汉等9位文艺理论界的顶尖学者，可谓“牛鬼蛇神，一网打尽”。原定的会议室容纳不下，破例临时改在主楼一间可容纳400人的大厅举行，里面挤满了中外人士，气氛热烈。刘晓波引经据典，侃侃而谈，给观众献上了一席关于“审美”的思辨盛宴，答辩委员会一致通过授予其博士资格。但尽管如此，刘晓波好像并不买账：他事后在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痛陈“中国通过教育把人变成奴隶的技巧和一整套程序”，如何“达到世界上最成熟和登峰造极的地步”：“大学毕业生有95%的废物，硕士毕业生有97%，博士毕业生有98%、99%的废物。”
“行高于众，众必非之。”语不惊人死不休到如此份上，被芸芸众生看作哗众取宠、装腔作势、卖弄才情，或者拿其理论主张说事，说刘即他所主张的“非理性”的典型，是“狂人”、“疯狗”（殊不知，在刘自己看来，“非理性”恰恰是最高的终极理性，正如他在一次演讲时所说，“最高的智慧，不是清醒，而是困惑。”），似乎也是没办法的事，但知者却不这样看。刘的同事兼副导师童庆炳教授对他曾有一段评语：“我敢说，刘晓波完完全全是一个真实的人。他不懂什么叫哗众取宠，什么叫装腔作势。他做学问如同生活。他怎么想，就怎么说。直来直去，直到不讲写作技巧，直到不讲语法逻辑，直到不知道保护自己。他的心永远是不设防的。……他的深刻、惊人之论和片面、偏颇之词……就如同一个镍币的两面。……古今中外成大气候的学问家，有哪一个不是在深刻之中带几分偏颇与片面呢！但刘晓波能不能成’大气候’，这就要看他今后的路如何走了！”对其性格表示高度理解的同时，也隐隐表达了某种担忧，可谓知言。
后来的事实表明，刘果然“走叉”了路——从“黑马”堕落为“黑手”。且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一面更加走火入魔，乃至其后来在海外放言的“三百年殖民地”说和“混世魔王毛泽东”成为中共诟病其“卖国主义”，以民族主义的道德义愤将其钉上“耻辱柱”的话柄。但刘晓波的的确确是真诚的，其对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传统的憎恶已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尽管如此，刘并没有回避传统中的个人的责任：“我绝不认为中国的落伍是几个昏君造成的，而是每个人造成的……所以我非常不同意李泽厚的那句话，他说不能反传统，否则就会反到自己身上。我说恰好相反，反传统就要从个人开始。”可以说，在整个80年代，刘一直是反传统的最极端、最决绝的代表。多年后，暮年破门成为中国自由主义旗帜的李慎之老人明言，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专制文化。
89运动是刘晓波精英道路的转折，也是他从“黑马”而“黑手”的拐点。1989年4月26日，他中止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访学活动，以单程机票回到北京，旋即卷入学潮，成为在背后“插手学潮”的“精英”一分子。与卷入那场运动的其他“精英”不同的是，刘从不讳言自己是“黑手”，甚至以此为荣。所以，从决定回国参加运动的那一刻起，他根本就没想藏着掖着，而是把自己的脸坦坦地贴到了靶心上。也正因此，很快便成了学潮的核心存在，乃至越到后期，越成了广场学生心目中的某种道义象征。笔者至今记得刘在50万人的集会上，呼吁罢免何东昌教委主任的激情演说的场景。如此一贯反传统，反爱国、民族主义，视群众如乌合之众的叛逆者，居然发出了这样的呼声：“大学生们正在为我们古老的民族受难，任何有正义感、有同情心的中国人都不应该冷眼旁观。……如果我们每个人承担起自己应付的政治责任，中华民族就将开始一个新的时代。”完全判若两人，乃至连他自己都不禁自我怀疑起来：“我第一次怀疑自己对中华民族的绝望是否理由充足，第一次失去了藐视公众的信念，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公众的觉醒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力量。个人置于身其中就像台风中的一片树叶，顷刻被卷走。”从这里，除了那种站在台上麦克风前，望着眼前黑压压一片人群时油然而生的“一言兴邦”式的自我陶醉外，似乎也约略可以看出为后来的精英转型所做的某种铺垫。
后来发生的悲剧有目共睹，已经深深刻进历史。它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此后国家的发展道路，而且注定对未来的发展走向也将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就这一层而言，曾几何时，反传统之彻底如刘晓波者，其实骨子里依然难脱传统知识分子“士”的一面，“家国”情结已深入骨髓。
此后近20年，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刘晓波彻底退出了中国的精英话语圈。于1989年9月出版的恶名昭著的小册子《刘晓波其人其事》（郑旺、季蒯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将其定位为“狂人”、“黑手”、“流氓”，这个80年代叱咤风云的文学评论家甚至成了中共政治宣传话语中的“社会渣滓”。不仅如此，他还被剥夺了出国旅行和在大陆发表文章、出版著作的公民权。但如此险恶甚至无望的生存，也促成了刘晓波生命中真正深刻的、脱胎换骨的转型。与80年代知识精英多入主流、多享功名、多人阔变脸的“转型”所不同的是，刘晓波的转型，借用时下流行的话语来形容的话，是从学院知识分子向“公共知识分子”的转型，是从学者、思想家向政论家的转型，是从作家向持不同政见、持自己意见的中国公民的转型。
作为亲历并见证了整个80年代由精英主导的社会启蒙运动及80年代末的民族悲剧，并为之付出了惨痛代价的知识分子，刘晓波的转型，无疑具有标本意义，可谓意味深长。对此，一些海外华人学者敏锐地捕捉到了其转型的轨迹：陈奎德先生指出，“粗略地说，在西方思想资源的侧重点方面，是从德法式脉络走向英美式脉络；在思想倾向上，是从感性浪漫主义走向理性经验主义；在学术取向上，是从审美判断走向伦理判断；在对超验性的思考上，是从尼采走向基督；在为人为文的姿态上，则是从狂傲走向谦卑”；胡平先生将这种转型评价为“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而旅美学人程映虹则把刘前后判若两人般的“华丽转身”定义成“两个刘晓波”。
89之后，从恢复“自由”之身开始近18年的时间里，刘晓波在海外华文媒体及互联网上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文字，内容涉及当代中国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经济民生、公共外交、文化艺术及道德人心等方方面面，出手之快、涵盖之广、开掘之深，鲜有出其右者，堪称华文世界“第一健笔”。正如其每篇文章最后约定俗成的落款（“××年×月×日于北京家中”）所彰显的那样，刘晓波虽然身处京城，但纵笔天下，激扬文字，畅所欲言，已完全超越了“尺度”、新闻检查等桎梏本土知识分子的藩篱，仿佛已提前置身于“自由王国”之域。
但难能可贵的是，这种“超然”，并没有毒化他的心态，使其外化于中国社会政治现实之外，或被本土主流知识社会、民间社会的变革力量边缘化。相反，早年的知识储备和学术修练，加上其对社会转型进程中知识分子角色变化的自觉，使其始终保持了敏锐的问题意识，他不懈地思考着转型的方案，乃至转型后的方向，为“后改革”的软着陆提供了一个打通知识界与民间社会的、弥足珍贵的独特视角。
这种富于前瞻性、建设性的思考，甚至改变了刘晓波“为人为文的姿态”：早年那种天马行空、个性张扬到极致，有时甚至不无霸气的诗意、率性的表达少了，代之以温和、悲悯、内敛、坚韧的风格。“风格即人”，文字是思想的外壳，其文风的流变，无疑是人格转型的外在表现。在从思想上走向被认为是“温吞水”的英美自由主义之后，刘晓波显然已超越了“斗士”、“反体制作家”、“异见知识分子”等符号性存在，开始着眼于社会转型过程中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的现实格局，从实际的社会效果出发，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以法律、行政程序和社会舆论为武器，探求民间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出路；以对公民个人权利的执著，来推动社会一点一滴的进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其基于近数年来公民维权运动中出现的一些矛盾，指出诸如“维权伦理”等听上去比较刺耳的问题，对某些“人权斗士”型维权律师的激进姿态提出了批评，同时也给自己招来了批判。
但无论如何，刘晓波从来都没有改变纯粹的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和“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的信念。如果说前者使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向社会发言时，还多少保持了某种与权力对决的“斗士”姿态的话，那么对后者的信仰则超越这种突兀的战斗姿态，指向建设一个公民社会时所需要的日常、平凡、谦卑而韧性的努力，尤其强调了在社会转型之际，知识分子个体转型的意义和重要性。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感谢刘晓波先生持久性的中国公民言说。我们认为，刘晓波先生对转型期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度关照、对转型方向的逻辑推演和预期及其融自由主义学理于温暖、踏实的评述之中，在学术表达与现代传媒性表达之间左右逢源而不失平衡的文字，是21世纪汉语思想可以超越“精英”思维而存续的明证。
2008年5月19日，汶川国难“头七”、国家哀悼日第一天初稿
6月2日，国难“三七”定稿于北京
【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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