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零八宪章》的起草人刘晓波被捕了，其罪名就是提出了“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犯了“煽动颠覆国家罪”，而且据说“所有签署者在事实上都犯下了叛国罪！需要严肃处理！”因此要严肃处理签名的人。我作为签名者之一，不得不自我表白一番。
在2008年即将过去的时候，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一个困惑了中国人百年的老大难问题。五十年前许多人就因为议论这个问题而打了右派。由于“零八”在我们的心头留下了太多太多难以抹去的阴影，雪灾，地震，瓮安、孟连、杨佳、奥运、三聚氰胺……简直是一把剪不断、理还乱的记忆。中国社会走到了三岔路口。我们摸着石头过河，风里雨里，水里浪里，摸爬滚打了三十年，路标在哪里？边走边找。“彼岸”在何处？总是叫人感到雾里看花，前路茫茫！
作为这么“一小撮”良知未曾泯灭的知识分子总是最先感受到社会的风雨阴晴，很自然地要提出某种推动社会前行的建言，作为一个共同讨论的基础。这就是我理解的《零八宪章》的由来，也是获得海内外众多人签名响应的原因。这个建言和执政党的方针肯定会有不同之处，甚至于相差不小，但是时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为什么还要搞“舆论一律”呢？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明年是中共建政六十年。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大过有力过，可谓撼山易，撼共产党难。对于“分子”，逮捕判刑直至处死，易于反掌，可是仍然有人前仆后继。民不怕死，奈何以死惧之？
作为执政党当然更有责任思考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方针政策。我们看到胡温诸位不断地频繁地高调发布政令性指令性的讲话指示，其公开发布的讲话指示，数量和频度可能远远超过以往诸位领导人。
但是，中国不但是七千万共产党员的中国，而且更是十三亿中国人的中国，因此，对于国家大事，大政方针，人人都有思考权发言权建言权表达权。不然怎么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呢？既然胡锦涛高调提倡解放思想，那么千万不要“叶公好龙”，一听到刺耳的话就沉不住气了。思想解放可不能画地为牢，设立禁区。建言献策，先要揣摩领导人希望说什么，允许说什么，不允许说什么，底线在哪里，不要越雷池一步，那就只有现在的某几位民主党派领导人足可称道。
中国的统一，主要是台湾和大陆的统一问题应该说是一个世纪性的难题。大陆吃掉台湾，做不到；台湾吃掉大陆，更做不到。香港模式也走不通。都是中国人，怎么办？好多年前就有人提出了联邦制或邦联制的方案。作为在野的知识分子，建言献策，重提这么一套方案，罪在何处？
笔者在网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8年前在美国探亲时，听一位美国工科教授、台湾人赖中生先生演讲“中国”的名称问题。这位赖教授，对于台湾和大陆的分离也是极为痛心。怎样使两岸“统一”呢？他钻研了中国古籍，从《诗经》《礼记》《中庸》《孟子》《史记》等等文献中找到大量的“中国”称呼，因此，他认为可以把《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视为“繁称”，“中国”视为“简称”，如此等等或可解决两岸名称上的分歧。古人云：名不正，言不顺。这样或许就名正言顺了。此事见我写的《遨遊中國文化長河—記中生教授》，网上可以查到。
由此可见，中国的前景，中国的统一，牵动了两岸赤子的耿耿孤心，可以说，大陆的十三亿人，台湾的两千三百万人，都有发言权。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不只是共产党一党的中国。知识分子当然不希望依靠飞弹解决两岸统一问题，因此苦心孤诣地寻求“和解”的文化心理途径。《零八宪章》提出的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或许是解决“统一”的一个可供选择的参照。外交上有一句口头禅：依靠智慧解决问题。当初，基辛格提出的“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就是公认的也是被周恩来赞赏的智慧。如今，解决台湾难题难道不需要集体的党外的民间的智慧吗？
就笔者本人而言，我是一个经历了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程的老人。1949年11月，我在上海新建中学入团，那是上海的第一批团员。1951年1月，我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参军。我是积极分子之一，在当时的《解放日报》《文汇报》《新闻日报》上，有8篇报道提到我的名字或讲话。当时，我还是一个16岁半的少年，那种革命的罗曼蒂克精神，促使一位比我稍大的纯情少女在我投笔从戎之际，赠送给我一份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的礼物，一本红色皮面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她在扉页上写下了这样的临别赠言：
“伙伴，走吧！安心地走吧！走上你们最光荣的岗位
同志，你想不想做一个光荣的布尔什维克？咱们用自己的努力来争取吧！看谁先得到这光荣的称呼？希望在我们再见面的时候，我们是双重意义的同志！
同志，在你要走的时候，我没别的东西送给你，就把这一本党章作为我送给你的纪念品，带到你光荣的岗位上去吧！
～～给，～～
昌玉同志 临别留念”
这种革命激情，浪漫激情，已经成了绝响。我们可以骄傲地自豪地说，我们都是为共和国贡献过青春与热血的老人。我们对得起历史和这个政权。我们唯一的遗憾就是漫长的黄金时代不是用于奉献社会，而是充当“反面教员”，由革命先进变成革命对象，予以专政。
如果往前推，1934年“五三五四”，日机轰炸重庆，我家被一颗燃烧弹命中，毁于灰烬。抗日战争时期，我经历了长沙第三次会战，衡阳保卫战。我见证了国统区由共产党发动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往后推，我见证了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自己也是受害者之一。因此，我对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几乎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早熟的观察与思考。中国向何处去？是我从少年时就思考的问题、面对的问题和实践的问题。如今，我行年七十有五，已经不是“少年不识愁滋味”，思考自然更为深沉。有好心好意的朋友建议我写了文章不妨存之电脑，等就木之后将来遗嘱儿子孙子发表，一举成名天下知。但古人云：文章合为时而作。我是一个肺癌患者，等到灯残油尽白骨成灰之后就来不及口吐箴言了，所以要说的话，赶快说，要放的屁，赶快放。抄家、监控、盯梢实在是吓唬人的最无能的手段。今年8月，我去秦皇岛儿子家避暑，前脚下车，市区两级的国保支队长、大队长后脚就光临舍下。我们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成了官家如此不遗余力关心的对象，真是叫人哭不得笑不得。既然我是中国人，当然要议论中国问题。中国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凭什么剥夺我们的表达权？
我对于这个国家这个执政党是很有感情的。尽管我打过右派，有幸苟活于世，但是我并不希望再来一次“天翻地覆慨而慷”的革命。那样，成本太高，人民付出的苦难太大，而依靠革命取得的“政权”，早晚仍然要弃旧图新。枪杆子取得的政权，没有不腐败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被历史验证了的真理。自由、民主、人权、宪政，是一条历史必由之路。至于“特色”，我想，未来中国的宪政，怎么也不会“克隆”美国或英国或法国的模式，总是会大同小异，同中有异，具有中国特色，但首先是宪政民主。
胡锦涛近日致信中国人权研究会说：“改革开放30年来，党和政府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庄严载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促进人权事业发展，使广大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权益得到切实保障，谱写了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新篇章。”既然这样，我想，网上传说的胡锦涛亲自下令逮捕刘晓波之事，其真实性已经有胡平置疑，我就不絮叨了。
我想，还是重复毛泽东说的那句话：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赶快释放刘晓波是上上策！
（2008-12-12于山东大学附中）
【观察】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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