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玉: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横议《零八宪章》和刘晓波被捕

听说《零八宪章》的起草人刘晓波被捕了,其罪名就是提出了“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犯了“煽动颠覆国家罪”,而且据说“所有签署者在事实上都犯下了叛国罪!需要严肃处理!”因此要严肃处理签名的人。我作为签名者之一,不得不自我表白一番。

在2008年即将过去的时候,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一个困惑了中国人百年的老大难问题。五十年前许多人就因为议论这个问题而打了右派。由于“零八”在我们的心头留下了太多太多难以抹去的阴影,雪灾,地震,瓮安、孟连、杨佳、奥运、三聚氰胺……简直是一把剪不断、理还乱的记忆。中国社会走到了三岔路口。我们摸着石头过河,风里雨里,水里浪里,摸爬滚打了三十年,路标在哪里?边走边找。“彼岸”在何处?总是叫人感到雾里看花,前路茫茫!

作为这么“一小撮”良知未曾泯灭的知识分子总是最先感受到社会的风雨阴晴,很自然地要提出某种推动社会前行的建言,作为一个共同讨论的基础。这就是我理解的《零八宪章》的由来,也是获得海内外众多人签名响应的原因。这个建言和执政党的方针肯定会有不同之处,甚至于相差不小,但是时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为什么还要搞“舆论一律”呢?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明年是中共建政六十年。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大过有力过,可谓撼山易,撼共产党难。对于“分子”,逮捕判刑直至处死,易于反掌,可是仍然有人前仆后继。民不怕死,奈何以死惧之?

作为执政党当然更有责任思考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方针政策。我们看到胡温诸位不断地频繁地高调发布政令性指令性的讲话指示,其公开发布的讲话指示,数量和频度可能远远超过以往诸位领导人。

但是,中国不但是七千万共产党员的中国,而且更是十三亿中国人的中国,因此,对于国家大事,大政方针,人人都有思考权发言权建言权表达权。不然怎么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呢?既然胡锦涛高调提倡解放思想,那么千万不要“叶公好龙”,一听到刺耳的话就沉不住气了。思想解放可不能画地为牢,设立禁区。建言献策,先要揣摩领导人希望说什么,允许说什么,不允许说什么,底线在哪里,不要越雷池一步,那就只有现在的某几位民主党派领导人足可称道。

中国的统一,主要是台湾和大陆的统一问题应该说是一个世纪性的难题。大陆吃掉台湾,做不到;台湾吃掉大陆,更做不到。香港模式也走不通。都是中国人,怎么办?好多年前就有人提出了联邦制或邦联制的方案。作为在野的知识分子,建言献策,重提这么一套方案,罪在何处?

笔者在网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8年前在美国探亲时,听一位美国工科教授、台湾人赖中生先生演讲“中国”的名称问题。这位赖教授,对于台湾和大陆的分离也是极为痛心。怎样使两岸“统一”呢?他钻研了中国古籍,从《诗经》《礼记》《中庸》《孟子》《史记》等等文献中找到大量的“中国”称呼,因此,他认为可以把《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视为“繁称”,“中国”视为“简称”,如此等等或可解决两岸名称上的分歧。古人云:名不正,言不顺。这样或许就名正言顺了。此事见我写的《遨遊中國文化長河—記中生教授》,网上可以查到。

由此可见,中国的前景,中国的统一,牵动了两岸赤子的耿耿孤心,可以说,大陆的十三亿人,台湾的两千三百万人,都有发言权。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不只是共产党一党的中国。知识分子当然不希望依靠飞弹解决两岸统一问题,因此苦心孤诣地寻求“和解”的文化心理途径。《零八宪章》提出的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或许是解决“统一”的一个可供选择的参照。外交上有一句口头禅:依靠智慧解决问题。当初,基辛格提出的“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就是公认的也是被周恩来赞赏的智慧。如今,解决台湾难题难道不需要集体的党外的民间的智慧吗?

就笔者本人而言,我是一个经历了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程的老人。1949年11月,我在上海新建中学入团,那是上海的第一批团员。1951年1月,我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参军。我是积极分子之一,在当时的《解放日报》《文汇报》《新闻日报》上,有8篇报道提到我的名字或讲话。当时,我还是一个16岁半的少年,那种革命的罗曼蒂克精神,促使一位比我稍大的纯情少女在我投笔从戎之际,赠送给我一份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的礼物,一本红色皮面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她在扉页上写下了这样的临别赠言:

“伙伴,走吧!安心地走吧!走上你们最光荣的岗位

同志,你想不想做一个光荣的布尔什维克?咱们用自己的努力来争取吧!看谁先得到这光荣的称呼?希望在我们再见面的时候,我们是双重意义的同志!

同志,在你要走的时候,我没别的东西送给你,就把这一本党章作为我送给你的纪念品,带到你光荣的岗位上去吧!

~~给,~~

昌玉同志 临别留念”

这种革命激情,浪漫激情,已经成了绝响。我们可以骄傲地自豪地说,我们都是为共和国贡献过青春与热血的老人。我们对得起历史和这个政权。我们唯一的遗憾就是漫长的黄金时代不是用于奉献社会,而是充当“反面教员”,由革命先进变成革命对象,予以专政。

如果往前推,1934年“五三五四”,日机轰炸重庆,我家被一颗燃烧弹命中,毁于灰烬。抗日战争时期,我经历了长沙第三次会战,衡阳保卫战。我见证了国统区由共产党发动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往后推,我见证了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自己也是受害者之一。因此,我对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几乎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早熟的观察与思考。中国向何处去?是我从少年时就思考的问题、面对的问题和实践的问题。如今,我行年七十有五,已经不是“少年不识愁滋味”,思考自然更为深沉。有好心好意的朋友建议我写了文章不妨存之电脑,等就木之后将来遗嘱儿子孙子发表,一举成名天下知。但古人云:文章合为时而作。我是一个肺癌患者,等到灯残油尽白骨成灰之后就来不及口吐箴言了,所以要说的话,赶快说,要放的屁,赶快放。抄家、监控、盯梢实在是吓唬人的最无能的手段。今年8月,我去秦皇岛儿子家避暑,前脚下车,市区两级的国保支队长、大队长后脚就光临舍下。我们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成了官家如此不遗余力关心的对象,真是叫人哭不得笑不得。既然我是中国人,当然要议论中国问题。中国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凭什么剥夺我们的表达权?

我对于这个国家这个执政党是很有感情的。尽管我打过右派,有幸苟活于世,但是我并不希望再来一次“天翻地覆慨而慷”的革命。那样,成本太高,人民付出的苦难太大,而依靠革命取得的“政权”,早晚仍然要弃旧图新。枪杆子取得的政权,没有不腐败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被历史验证了的真理。自由、民主、人权、宪政,是一条历史必由之路。至于“特色”,我想,未来中国的宪政,怎么也不会“克隆”美国或英国或法国的模式,总是会大同小异,同中有异,具有中国特色,但首先是宪政民主。

胡锦涛近日致信中国人权研究会说:“改革开放30年来,党和政府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庄严载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促进人权事业发展,使广大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权益得到切实保障,谱写了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新篇章。”既然这样,我想,网上传说的胡锦涛亲自下令逮捕刘晓波之事,其真实性已经有胡平置疑,我就不絮叨了。

我想,还是重复毛泽东说的那句话: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赶快释放刘晓波是上上策!

(2008-12-12于山东大学附中)

【观察】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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