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走过六十年,当局做了两件耸动世人的事,作为对它的隆重“献礼”。一是坦克重上长安街,显示军队对于中共的效忠与强大;二是正式逮捕刘晓波,显示警察、法院、监狱等专政机器的效能与威慑。难道这就是对过去六十年的一个总结吗?

有人说:没有一支中共领导下的军队,就没有中国的一切。这是无耻的谎言。没有“共军”的时候,中国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六十多年前,“国军”(实际上是国民党领导下的另一支“党军”)与美军、英军、苏军协同作战,打败了日本“皇军”,收复了台湾和“满洲国”,在越南受降,把国旗插上了南海诸岛,差一点就派出了驻扎日本的中国占领军。中国由此跻身“世界四大警察”、“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这其中,有“共军”的多少功劳?又有“共军”的多少干扰(拟议中的中国占领军先遣队已经抵达日本,其本部却在内战中被新四军歼灭)?1949年以后,正是由于执行毛泽东的外交路线和国家安全战略,中国才在中缅边境、中印边境、东海和南海丢失了大量领土和领海,而且至今没能建成一支强大的海军和一支攻守兼备的空军。

有人说,没有“共军”,中国就没有“两弹一星”,就不可能在三八线上与美军打成平手。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些都没有什么可以特别骄傲的。印度没有“共军”,照样有“两弹一星”。朝鲜区区几千万人口,也能有“两弹一星”。越南军队不仅与“共军”打成平手,还把美国佬赶回了太平洋彼岸。这又怎么样了呢?朝鲜和越南就成了世界大国?中国的大国地位是祖宗留下来的,不是“共军”打下来的。“共军”真有本事,到钓鱼岛和南沙群岛去显示啊。可是深深留在国人(包括有良心的军人)记忆中的,却是二十年前坦克在长安街上横冲直闯,滥杀无辜。

有人说,当局不镇压像刘晓波这样的知识分子,就不能保障社会稳定,而没有“稳定压倒一切”,就没有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没有希望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同样是无耻的谰言。根据麦迪森的研究,中国经济长期处于世界第一的位置,是在1895年割让台湾后,才落到美国的后面。除了文革期间被日本短期超越外,中国在20世纪一直保持世界第二的位置。以中国的人口、国土和资源基数,以及灿烂悠久的文明传统(包括文官政府、高素质的民间精英、民众的理性平和与刻苦耐劳),在中国周边国家都在快速发展时,中国不发展才是怪事。这完全是毛泽东的反城市化政策一手造成的。毛泽东把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整整压制了二十年,一旦解放了几亿“国家奴隶”,允许农民进城务工,中国想要不快速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当中国达到了当今日本、韩国、台湾的城市化水平,仍能保持每年8-10%的经济增长率,那时候才有可能总结所谓“中国模式”或者“北京共识”。

“六四”以前的十年,曾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逮捕政治犯最少的十年,但是经济同样保持高速增长;而且由于中共党内外民主力量的存在,产业工人阶级(孙立平所谓“类中产阶级”)的存在,学术界与舆论界的相对独立,由于所有这些所形成的社会制约机制,农民和工薪阶层的收入增加,以及城乡差异的减少,均优于“六四”以后的二十年。现在,正是从国强民富转向民富国强,以刺激内需增长来带动经济增长的转型关头,当务之急是提升民众对未来的信心,在这个时候逮捕刘晓波,有助于重建社会信任吗?

1902年,梁启超曾在《新中国未来记》中设想过六十年后的“维新五十年大祝典”的种种场面:

“其时正值万国太平会议新成,各国全权大臣在南京,已经将太平条约画押。因尚有万国协盟专件,由我国政府及各国代表人提出者凡数十桩,皆未议妥,因此各全权尚驻节中国。”这意味着新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占据领导地位,具有倡议和发起国际条约与国际组织的能力。而现实是中国外交代表至今仍在国际组织中扮演跑龙套的角色。

“恰好遇着我国举行祝典,诸友邦皆特派兵舰来庆贺,英国皇帝、皇后,日本皇帝、皇后,俄国大统领及夫人,菲律宾大统领及夫人,匈加利大统领及夫人,皆亲临致祝。其余列强,皆有头等钦差代一国表贺意,都齐集南京,好不匆忙,好不热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实行“一面倒”的外交路线,参加国庆典礼的只有“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首脑;到了1960年代,由于全面“反对帝修反”,参加国庆典礼的更只剩下几个非洲小国的领导人;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干脆取消了对外国人参加国庆典礼的邀请。要实现孔子所说的“近者说(悦),远者来”,不能只靠飞机大炮的“硬实力”,更要靠“软实力”,中国现在有吗?

“那时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这博览会却不同寻常,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单表内中一个团体,却是我国京师大学校文学科内之史学部。因欲将我中国历史的特质发表出来,一则激厉本国人民的爱国心,一则令外国人都知道我黄帝子孙变迁发达之迹,因此在博览会场中央占了一个大大讲座,公举博士三十余人分类讲演。也有讲中国政治史的,也有讲中国哲学史、宗教史、生计史、财政史、风俗史、文学史的,亦不能尽表。”上海国际博览会将于2010年举行,总算实现了梁启超的遗愿。但是请问,当局有魄力届时举办有数万人自由参加的演讲会吗?当局有雅量届时邀请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研讨“大跃进”、“文革”和“六四”的历史吗?

在《新中国未来记》书中,一位“曲阜先生”在演讲中说:“我们今日得拥这般的国势,享这般的光荣,有三件事是必要致谢的。第一件是外国侵凌压迫已甚,唤起人民的爱国心。第二件是民间志士为国忘身,百折不回,卒成大业。第三件是前皇英明,能审时势,排群议,让权与民。……三件里头,那第二件却是全书主脑。你道我们新中国的基础在那一件事呢?其中远因、近因、总因、分因虽有许多,但就我看来,前六十年所创的‘立宪期成同盟党’算是一桩最重大的了。”“再说维新以后,国中三大政党,所谓‘国权党’,所谓‘爱国自治党’,所谓‘自由党’,常握一国政治上之权力,以迄今日。……一个主张中央政府的势力,一个主张地方自治的权利,一个主张民间个人的幸福,其宗旨各有不同,常常互相反对,激烈辩争。”通过民间志士百折不回的努力,形成立宪体制与多党政治格局,乃是新中国获得举世尊重和仰慕的“软实力”的必由之路。

请问执政诸公,当你们看到中国仁人志士在百年前的理想至今遥不可期,你们只能以逮捕刘晓波的决断来庆贺和总结六十年的时候,你们可曾心中有愧?

2009.6.26

【民主中国】2009.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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