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异见人士刘晓波被当局控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令中国人权再一次受到国内外关注。据过去的经验判断,刘晓波将被判重刑,但笔者同时可以推断,此举只会进一步激起老百姓尤其是知识界的不满,群起反对的声音和行动也会增加。这是中国人绝对不想看到的结果,也是对中国发展不利但却是自己掘出来的鸿沟,能不令人感到可悲、可叹、可哀吗?

其实,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取得相当可观的成绩。经济不断起飞,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正是循序渐进、稳步进行政治改革的好时机,这也是很多国家由弱到强的经验。但由于思维不同,中国官方再次放慢了政改的步伐,有时还走“跳探戈舞”,前进两步,后退一步,此乃中国经常出现的“内耗”也。

“动”刘晓波相信有三大原因

谈到中国的政治改革,笔者没有脱离中国的国情,不会操之过急。但国情怎样判断和理解,就有不同的角度、认知和利害关系的考量了。如从官方的角度看,在这时候“动”刘晓波,相信有三大原因。

一,他们认为政府已努力建设国家,不宜也不容出现大的阻力,而刘晓波则“冥顽不灵,搞乱思维,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化为行动”,令官方有如利针刺眼。

二,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维权运动”日烈,令官方感到形势不稳;去年的“维权事件”超过10万宗,远高于1992年首次有类似统计时的8000多宗。如果这类社会、民生维权事件所引起的不稳定与知识界的思潮不稳定结合起来,将对官方带来更大的冲击。加上东欧曾出现集体签署“宪章”而引致政权下台的例子,而今年又是政治敏感年,中国官方自然更认为要採取行动。

三,过去中国对美国和欧洲在人权问题上的指摘,仍然有所避忌,但如今“列强渐弱”,连美国也跑来要求中国在经济上多加协助,所以内地有一种声音认为,不需再顾忌外国尤其是美国的压力了,因而更理直气壮地箝制内地的异见行为。

不过,上述3个原因和官方的处理方法,正犯了管治思维和策略上的大忌,因而效果适得其反。第一,官方认为异见声音“搞乱形势和思想”,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异见其实可以作为官方的参考、解决和改善问题的方法,巩固管治基础。当年港英政府管治香港时,不断研究左派的攻击内容,并逐步改善民生,同时让这些声音存在,结果令市民对港英政府增加好感,而左派的攻势则愈来愈弱了。

这是“吸纳”的方法,而不是因人废言。这种方法不是外国发明的,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列侯吸纳诸子百家(包括把不同意见者纳入自己阵营),唐皇使用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都不是完全听他们的话,只听其有利于自己的部分。即时的效果就是,减少了敌对和批评,并在兼听之下强化了自己的管治能力。当年的政治家做得到,为何今天却不能呢?

第二,社会和思想不稳定,历来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生活极度贫困,官逼民反;二是经济水平提高,人民要求更高层次的民主自由。目前,中国社会和民生的不稳定,与思想的不稳定也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关键在于如何处理,而不在于分而治之,更不在于加强打压力度。

事实上,当经济起飞后,其他诉求也会陆续出现,这也是世界的趋势。联合国多个调查发现,当一个地方每年的人均收入超过1000美元时,这个地方的公民意识将会提高,维护个人权益的行动自然出现;当一个地方的人均收入超过3000美元时,这个地方的政治意识和诉求也会提高。中央党校的公开研究也认同了这个全球的主流趋势。如今,中国的人均收入已超过2000美元,是公民意识上升线的一倍,而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的人均收入更是四五千美元,政治诉求也会冒升,这是人类发展的自然规律。

刘晓波等提政治诉求是与生俱来

所以,刘晓波等人提出的政治诉求,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是中国人自发的,与外国没有直接关系。追溯上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也提过同类的要求,也发表过几乎一样的声明。撇开政权和政治利益来看,打压是难以服众的。

第三,对于外国在背后插手的行动,我从来都不排除,但也不会看成是主要危险。外国政府打“人权牌”,并非真的关注中国人权,而是为了他们的对华策略和利益。中国政府理应努力减少授之以柄的机会,而不是不断为外国制造机会。但很可惜,中国却错误地运用策略,从开放改革以来制造了大量“异见人士”,并变成送给外国回赠中国的“子弹”。

一些外国人士曾对我说:西方国家使用的正是“灵魂附体”之法。他们明白民主、人权、自由、平等、法治,是人类的普遍要求,不以国界而分,西方世界只是走快一点而已。所以,当中国人民提出民主要求时,外国马上“灵魂附体”,只需偶尔发出支持的声音,中国政府就马上气恼了,这就把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对立起来,令中国政府违背老百姓的意愿。

中国政府认为,反对外国干预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并清楚表明矛头是针对外国,殊不知在老百姓心中,矛头虽然针对外国,但拳头却打在中国人身上,这样算得上理智吗?

我每次想到这些问题,都心如刀绞。1986年我长驻北京採访时,写过一首诗,中有“劝天莫让寒士志,徘徊古道伴昏鸦”之句。如今稍作改动,却应了眼前光景:“老天强逼寒士志,徘徊古道伴昏鸦。”我诚心祝愿,中国早日走出这个怪圈。

【明报】2009.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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