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由缺席的地方，政治即是命运。——厄文·豪
韩国前总统、民主运动的先驱金大中逝世之后，韩国政府决定为其举行国葬，这是韩国历史上首次为卸任总统举行的国葬。此前自杀身亡的前总统卢武铉，所举行的是次一级的国民葬。可见，金大中在国民心目中地位之高无人可及，他为国民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并没有被民众忘却。韩国最权威的媒体《朝鲜日报》发表社论指出：“金大中开始进行民主化运动时，整个国家都在权威主义体制下瑟瑟发抖。那个时候，人们不能按照事实去写东西，也不能坦诚地说话……金大中先后两次度过了6年的牢狱生活，有过十年的软禁经历，还险些葬身大海，甚至在军事审判中被判处死刑。我们今天享受的民主主义和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金大中的这种牺牲和不向困难屈服的勇气。”在此意义上，虽然在金大中对北韩推行的“阳光政策”无疾而终，但他努力造就的稳定的民主制度与繁荣的经济成就，足以让他安息了。
中国的许多媒体都以相当大的篇幅报道金大中的生平及身后的哀荣，关注度超过了不久前去世的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夫人。金大中追求民主、上下求索、虽九死而不悔的一生，他身上所凝聚的道义力量和人格魅力，他推动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民主化进程的伟大贡献，放眼当今世界，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只有曼德拉、哈维尔、昂山素姬、达赖喇嘛等少数几名伟人。金大中与曼德拉、哈维尔等人一样，亲手终结了专制政体，并在民主体制下经过竞选成为国家元首，进而成为社会和平转型的枢纽人物；而昂山素姬和达赖喇嘛都还在“路上”，或被幽禁，或无法归家，他们的人民要过上自由而有尊严的生活，尚且“路漫漫而修远兮”。
在阅读关于韩国政府为金大中举行国葬的消息时，我很自然地想起了尚在狱中的中国独立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人权活动家刘晓波。将刘晓波形容为“中国的金大中”，这是一个过于粗陋的类比——刘晓波就是刘晓波，他谁也不是。不过，今日刘晓波的遭遇，正是30年前金大中的遭遇；两人的年龄相差30年左右，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也正好比韩国晚30年左右。昔日，金大中被军政权妖魔化为“叛乱分子”和“卖国贼”，在军事法庭上入罪为“内乱阴谋”；而后，金大中成为民主先驱乃至深受爱戴的国家元首。如今，长期被官方妖魔化为“反动分子”、“美帝走狗”的刘晓波，也被冠以“危害国家安全”的重罪，面临重刑。那么，在未来的民主中国，刘晓波必将在同胞心目中拥有重要之地位，而那些今天加害过他的官僚和军警将被惩罚。这就是谁人也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
金大中三十多岁即投身民主事业。其实，他一开始的职业选择是商业，而他的性格中更有学者的一面，政治只是他在看到国民的苦难之后不得已的选择。此后正如妻子李姬镐所说：“黑影子跟踪、窃听、玩弄阴谋、耍手腕、软禁、拘留等，苦难接踵而至。”在一次当局蓄意制造的“车祸”中，金大中的坐骑被迎面开来的一辆大卡车撞飞，同行的3名支持者当即死亡。金大中虽幸免于难，但股关节被重创，从此步履蹒跚、终身残疾。1973年8月8日，韩国中央情报部的特工闯入日本东京的大皇宫酒店，将居住在其中的金大中绑架，装入麻袋，塞进一艘货船，计划驶入公海之后将其沉海杀害。幸亏美国及时获得消息，派遣直升机拦截该货船，将金大中救出。那是金大中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而刘晓波也是三十多岁即投身民主事业。其实，他最喜爱的职业是教师和学者，而不是一个“政治中人”，他不到三十岁便因挑战权威而在学术界声名鹊起。1989年民主运动风起云涌，他放弃了在文学和哲学领域的前程，放弃了在美国安宁的访问学者生涯，回国投入民主运动。在1989年6月3日晚上的天安门广场，他冒着生命危险与军方谈判，终于为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争取到一个撤离的缺口，避免了更大规模的屠杀的发生。此后正如妻子刘霞在诗歌中所说：“我曾幻想与你为伴，可应该有怎样的家园，才能容纳你，墙壁会令你窒息。”二十年来，是一次又一次的入狱，一次又一次的审讯，虽然没有像金大中那样遭遇暗杀，但二十年来不断发生的判刑、劳教、软禁、监视、骚扰，需要怎样的坚忍与勇锐，才能承受过来啊。那么多当年的“战友”纷纷改旗易帜，“以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唯有刘晓波二十年如一日地与专制者“死磕”。
1976年3月，金大中因与尹潽善等人联署《民主救国宣言》，被投入监狱，两年后获释，再度投身政治运动，不久即被软禁在家中。1980年5月17日，韩国独裁者朴正熙遇刺，继而发生军事政变。当日半夜，军人闯入金大中家中将其抓走，其过程如李姬镐事后回忆的那样：那天正值扩大非常戒严令宣布前期。晚上11点40分，当我一无所知地呆在家里的时候，丈夫突然跑进屋来对我说：“他们来抓我了，你别怕。”“为什么？怎么回事？”我慌忙问。这时，丈夫已经整理好衣服。我冲出客厅，只见三十多个军人正将枪口对准丈夫的头。我不禁失声大叫：“我们都是同路人，为什么要开枪？”而丈夫此时在枪口的包围下非常镇定地穿上鞋，走出房间。我望着远去的丈夫大喊：“上帝保佑你！”
金大中的被捕，成为光州事件的诱因之一。军政权残酷屠杀光州民众之后，金大中作为“主谋”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在法庭上作最后陈述时，他平静地说：“我虽死，但我相信人民的力量会使民主主义之花开放。”1982年1月，在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的压力之下，被改判无期徒刑。在狱中服刑期间，他被单独关押，以读书和种菊花磨砺精神与身体。李姬镐回忆说：“他每月只能寄出一枚密封明信片。他的信对我们家人无比珍贵，简直成了丈夫的存在本身。每当读到以‘我亲爱的和尊敬的’为开头的信时，我和家人一边祈祷感谢，一边禁不住心中的悲哀。他用芝麻粒大小的字写信，为的是在有限的纸片上尽量多写几个字。他虽然身处那样黑暗郁闷的环境，但还是没忘向家人问候，坦率谈论自己的人生观和对政治、哲学、宗教等问题的见解；有时还写下中国古典作品等孩子们必读的书目。”这些书简，包括李姬镐给丈夫的回信，后来被整理成《黎明前的祈祷》一书。此书之中文版，200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李姬镐在《写给中国读者》一文中含蓄地说：“我真诚地希望此书的出版能给那些由于种种原因遇到困难的中国读者一些安慰。”
我将这本书送给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希望正如李姬镐所说，这本书能给她带来一些安慰。刘晓波四度入狱，20年来，刘霞始终不离不弃，这是怎样的一种可歌可泣的爱情啊。刘晓波被关押在大连的4年，刘霞每月从北京奔赴大连探监。前半段光阴，由于他们没有正式结婚，她不能与刘晓波见面，只能将送去的衣物、食品和书籍等留下；后半段时间，他们办理了正式的结婚证书之后，她才能与刘晓波每月见上一次面。38次的探监，有18次没有见到人。当年，他们的婚礼是在大连的劳教所中以一餐简单的饭菜代替的，而他们的“结婚权”，是司法部与公安部联合办公，专门下文件“特批”的。那天，有关部门专门安排了一名摄影师到监狱为他们拍摄结婚照。诡异的是，那台从来没有出过毛病的专业照相机，偏偏遭遇到从所未有的故障，无论如何都拍不出照片来。于是，在制作结婚证时，只好使用刘霞事先备用的一张两人的黑白合影。我想，那份特殊的“准予结婚”的红头文件，以及他们那张使用黑白照片的结婚证，以后一定要存入中国民主纪念馆。
此次刘晓波因起草和组织《零八宪章》被捕，虽然中国当局没有像当年韩国的军政权那样，直接派遣全副武装的军人上门，但十多名警察在抓走刘晓波之后，通宵在他们家中搜查，将电脑、手机、手稿及许多书籍搜走，装满了几个巨大的箱子。如果他们的家不是在楼上，这些警察必定会掘地三尺。对于此次入狱，刘晓波早有心理准备，他如同关汉卿笔下的一颗“铜豌豆”，早已刀枪不入、水火不畏了。他惟一感到愧疚的是让妻子刘霞承担太多、付出太多，正像当年金大中也对妻子李姬镐充满愧疚一样。但妻子们甚至比丈夫们还要坚强：李姬镐在给丈夫的信中说：“越痛苦，越苦难，就应该怀有更大的希望。”而刘霞在给晓波的诗中说：“要记住，我们/被剥夺的阳光。”可以说，没有李姬镐，必定没有金大中；同样，没有刘霞，也必定没有刘晓波。
金大中的国葬和刘晓波的入狱，这是两个错位的场景：一边是民主国家的一位英雄的谢幕，一边是独裁国家的一位勇士的受苦。但是，我有信心说，韩国的民主制度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在金大中总统就职典礼上的感人至深的一幕：金大中不计前嫌地邀请三名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金泳三一同出席典礼，并主动上前与三人握手致意。卢泰愚、金泳三乃是金大中多年的政敌，以合纵连横的权谋运作让他在竞选中屡屡败北，直至73岁高龄方才当选总统；而军政权的首脑全斗焕，便是那个直接命令军事法庭对其做出死刑判决的人。金大中邀请三名宿敌出席其就职典礼，绝对不是一出刻意安排的政治秀，而是心灵深处的宽恕与释放，也是向全体国民发出的一个强烈的信号：连全斗焕都可以被宽恕，还有谁比全斗焕更加“十恶不赦”呢？
金大中在狱中的时候，在给被军警刑求而留下暗疾的二儿子弘业的信中说过：“拒绝宽恕和爱就不可能实现人类社会的真正和平和解……祈求上帝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宽恕和爱我们的敌人。”当他日后成为国家元首的时候，他正是这样亲自践行的。如此美好的一幕，我多么希望在未来的中国能够发生啊。当然，我知道，刘晓波对自我的定位并非政治家，日后他也不会步入政坛，中国实现民主化之后，他的角色很可能是继续批评政府的民间社会的舆论领袖。那时，如果有机会与失去权力的胡锦涛会面，刘晓波肯定会先向胡锦涛这个曾经下令加害他的人伸出手去。刘晓波当然有这样的胸襟与气魄。而如今高高在上的胡锦涛，如果想在日后避免千夫所指的处境、避免在历史上成为负面人物的结局，就应当在此时此刻释放刘晓波，并率先向刘晓波鞠躬道歉，向一切被中共政权伤害过的国民鞠躬道歉——这才是他走向正义的开端。
【中国人权双周刊】2009.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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