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涛:中国政治民主化转型和刘晓波判决的意义

2009年12月25日,就在全世界都在庆祝圣诞节之际,中国政府宣判因《零八宪章》被羁押一年多的刘晓波11年徒刑。这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判决,立即激起全世界的强烈反响。中国当局始料不及的是,精心设计的节日宣判和重判不但没有达到对内威慑反对力量、对外消减国际压力的意图,反而成为中国的“后89”反对运动成军的最后推手。

对刘晓波的判决的最大的政治意义是,在“后89”民间运动走向有活动领域和形式、有骨干和社会基础、有政治纲领的新民主运动时,为这个运动制造了政治领袖,从而为即将到来的中国政治转型创造了一个好的政治条件。

尽管中国人自19世纪就开始要求民主运动,但中共在1949年后为实现自己的理念建立极权政治体制的8年中,彻底消灭了经典意义的民主运动的思想理念、社会基础、政治力量和领导人物。在随后20年中,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给中国和中国人都带来巨大灾难。70年代中期毛泽东辞世时,连许多当年追随他的资深共产党人都知道,共产党革命的理念和模式破产了;中国需要新的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鉴于毛泽东个人独裁的残酷和荒诞后果,锐意变革的朝野各种力量都意识到,新的模式中的政治制度应该包括民主、自由、法治和宪政的因素。整个80年代,中国各种力量围绕着要不要和如何建立这一政治制度展开了激烈的冲突和斗争。

80年代后期,自由民主力量在公共空间中占据压倒性优势。1989年,深受自由民主思想影响的大学生,在首都街头对旧的政治体制发起冲击,得到全国民众和中共党内的广泛支持,引发中共建政以来最大的政治危机。邓小平用现代武器镇压了民主运动后,在党政军和社会精英中对各界同情自由民主的力量进行了彻底清洗,采取监禁、控制和流放等手段将80年代的自由民主力量、也是各界的领军人物与中国社会隔离开来。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重续一度中断的中国经济改革,刺激了经济的新一轮高速发展,为各界社会精英提供个人发展机会,借机建立了一个威权政治体制。

当全世界经历第三波民主化大潮时,同样经历伟大转型的中国却建立了一个新的威权体制。中国并不是没有民主和自由的痛苦和代价;在这方面中国人的灾难是世界之最。中国也不是没有追求自由民主的运动,1989年民主运动也是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巅峰。90年代中国的政治思想领域被保守主义的思潮支配。多数精英在理解中国民主运动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时,提出关于民主的宏观历史条件,例如经济社会发展、社会结构、文化、国际条件、历史传统等。一些坚守民主理念的人们,在追问1989年及其后民主运动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时,苛责民运及领袖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我是带着这些问题到美国读书研究的。经过比较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政治转型和民主化,我知道国人关于中国没有建立民主和民运失败的解释是错误的。第三波民主化证明各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文化类型、社会结构和历史传统,都可以发生民主转型。那些宏观历史条件只能影响转型质量的概率,既不决定转型的发生,也不决定转型的成败。转型的发生与成败与否,是各种力量的理念、愿望、战略和互动决定的。人们对19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的所有批评,都是那些成功的民主运动中也存在的;从各种角度看,中国的运动都是最好的。导致中国痛失民主化机遇的是执政者的残暴。也就是说,不是中国的民运有什么别人没有的问题导致了失败,而是别的国家没有中国的邓小平;当别的国家面对逼宫政治风潮宁愿放弃权力也不镇压民众时,中国的邓小平动用现代军队屠杀和平民众从而保住了威权的政体;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当其他国家的统治者也选择残酷镇压时,他们也都失败了。同样,人们对中国民主运动的苛责的背后有对人性的一份不切实际的期待。中国民主运动所有的种种问题,也广泛存在于其他所有的运动中,这些问题既不比中国的运动更轻,也没有妨碍其政治成败。

中国民主化失败的原因很简单:在过去的中国的政治博弈中,自由民主力量失败了。这种由于统治者残酷镇压而导致的失败,在人类政治史上不是第一次,而是曾经反复重演的悲剧。然而,这种失败并不能阻止自由民主力量的卷土重来。尽管还没有令人信服的理论可以证明,民主化可以像不言而喻的定理一样会必然在所有国家中建立起来,但研究人类发展的专家都知道一个经验事实,当一个社会发展到一个阶段时,都会发生民主运动并建立宪政民主政体。中国也不会例外。人们一直期待着新的民主运动的到来。

1989年后的政治清洗,导致旧的自由民主力量失去了采取旧的方式进行有效动员的空间。随后的深刻、广泛和彻底的社会转型及伴随着现代化的世俗文化和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使得他们失去了旧的社会基础和政治支持。新的自由民主力量应该是在“后89”的发展中产生和形成的政治力量:围绕新的问题,立足新的社会基础,采取新的政治形式,在新的政治纲领下,形成新的政治领导。

21世纪,邓小平发展模式的问题日益严重和深化,引发人民的强烈反抗。最初,新进入社会改革的年轻力量并不认为解决中国的问题应该变革政治体制;他们的常识性政治智慧使得他们本能地避免政治危险,因为这些危险不仅会毁灭他们的正常机会,这不是常人可以承受的代价,而且由此导致的迫害使得他们失去解决问题的机会。因此,21世纪初期的各种民间运动,都是在各个领域中通过建设性专业活动,尝试解决问题。

新生的民间运动采取政治脱敏策略在现实中并没有使得他们获得成功;相反,他们深受腐败的地方政权的各种迫害。维权运动、地下教会运动、独立中文笔会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党内异议运动、宪政运动、底层抗暴运动和网络运动中的领军人物,都遭遇挫折。他们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职业规范乃至个人的尊严和安全都受到严重侵害。社会变革实践使得他们终于意识到,一个宪政民主框架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必要政治条件。2008年12月8日,《世界人权宣言》发布60周年前夕,303位各界中国民间运动的领军人物联合发布《零八宪章》,既是对自己的经历反思的政治理念的升华和总结,也是一个重要标志:中国新的自由民主力量已经形成,有社会基础,有利益诉求,有活动方式,有影响范围,有政治纲领。这样的运动已经不易镇压了。2009年一年中,中国政府与《零八宪章》进行了较量,但没有遏制成功,不仅最初的签名者没有一个退出,而且签名者持续增加,一年来突破万人。

中国政府对刘晓波的判决完成了新的自由民主力量成军的最后一个要素:领军人物。长期以来,中国自由民主力量的领军人物的影响都是由政治迫害建立的。这次对刘晓波的政治迫害,使得他成为联合政治纲领《零八宪章》的最大殉道者,在中国自由民主力量中建立了无可争辩的地位。

现在,中国已经在“后89”发展中产生新的自由民主力量。在执政者因腐败、历史包袱和现实利益无法把握中国政治发展契机的时候,这支力量将是中国政治转型的主要推手。

注:王军涛,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

【中国人权双周刊】2010.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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