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是梦想家,却不敢用行动抗争。一些人勇于为追名逐利而作战,却没有超越的梦想指引。刘晓波却同时是梦想家和战士,这真是罕见的结合。

刘晓波在1955年出生,在1986年,他只是一个研究生已在中国文坛引起“黑马”震荡,1988年6月他获北师大中文系博士,同年到美国进修。然而刘晓波在1989年4月27日从美国回到北京,投身在学运的熊熊烈火中,刘宾雁说:“他这次回去,明明是飞蛾扑火!”果然他在6月13日被捕。他的好朋友陈军说:

“这次刘晓波回北京参加学运……承受道德的和其他的压力。当时很多人都很激动……但临阵都不敢回去……晓波说,我不回去,将来有什么资格谈民运?……当时,半个月内的飞机票都没有了,只有第二天一张票,他不想给自己留退路,买了票就走了。”(刘晓波,《悲剧.审美.自由》,台北:风云时代,1989,页80-81)

这种英勇的气概,对民族命运的承担,都令人敬佩。

然而刘晓波的厄运没完没了,因为他坚持民主运动,所以他经历长期的折磨和数次监禁。他发起《零八宪章》,再次惹祸,在2009年圣诞日被判入狱11年。他在博士论文写道:

“人应该在正视人生的残酷和血腥的前提下投入现世生活,每个人都要在充满苦难的抗争中,完成自己独特的一生……人是注定要死亡的……但是即使?灭,也要在死亡的抗拒之中?灭。”

刘晓波坐言起行的气魄特别令人动容,在89年6月1日的绝食演讲中,他说:“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次行动,结束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只动口不动手的软骨症!”

对专制的批判

刘晓波勇于对不平事尖锐批判,他1996年在狱中这样写道:

“20世纪是一个大邪恶造成大苦难的世纪……极权主义对人类精神的扼杀。无视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反人性嗜好及其制度的盛行,是20世纪最醒目的标志。”(〈在传统的真理观和人类的苦难之间〉,《北京之春》总第90期,2000年11月,页43)

他在1988年撰文〈混世魔王毛泽东〉,我年轻时看到这题目已感震撼!如刘晓波所言:“中国人都没有公开鞭屍的勇气,在对他(毛泽东)否定时,一副羞答答的样子。”然而刘晓波却绝不羞答答,直斥毛泽东:“没有人比他更心狠手辣……更没有人能够把自己装扮得像红太阳一样光辉灿烂。”毛“把中国传统的专制政体、把中国人的愚昧和软弱推向了前无古人的极端……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毛泽东不啻千古罪人”。

我去年到访一个中国农民家庭,在大厅仍然看到一张这千古罪人的红太阳海报,实在令人唏嘘。

刘晓波清晰指出我们追寻的应该是一种制度和文化上的彻底改革,不能“只反昏君、贪官而不反专制……寻找‘明主’、‘清官’是中国人做了几千年,至今仍然在做的梦……不是昏君、贪官使专制政体腐败,而是专制政体的先天性产生昏君、贪官。如果没有民主政治的保证,任何人在专制政府中都将成为昏君、贪官……没有制度的保证,任何掌权者都将走向独裁。”所以他的结论是:“最重要的不是否定作为个人、作为昏君的毛泽东,而是否定作为整个专制政体的总代表的毛泽东。”(《悲剧.审美.自由》,页35-45)

真的是一矢中的!

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有些人说刘晓波是全盘西化派,就他对西方自由人权的拥抱而言是对的,但他也对西方的“自由”社会有强烈的批判(主要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他认同要“对大众文化持一种激进的批判态度……大众文化所培养的受众是一群趣味相同、粗糙、低劣的同质人。换言之,资本主义制度自发地利用大众文化进行一体化的操纵”。这并不能产生真自由。

“他们的世俗欲望使现代的消费社会患上了致命的癌症——一种喜气洋洋的灾难。富裕的生活、充分的享受、趣味的平均化、影视图像和大众明星添满了人们的闲暇……这一切都在窒息人们的反思能力、怀疑精神和反抗的冲动,使人的精神世界普遍地苍白化。不愿意独立思考,不愿意选择冒险的生活,对时尚和流行的盲目顺从,把现代社会变成了由可口可乐、流行音乐和肥皂剧组成的广场……人类失去了提升自己的生命质量、追求超越价值的冲动,失去了以怀疑和批判为起点的创造力和想像力。”他慨叹:“我们没有了幻想,而只有得到一台法拉利跑车的渺小心愿;我们不再被神的灵光照耀,只想仰望麦当娜漂亮的脸蛋和修长的大腿。”(以上引句见〈在传统的真理观和人类的苦难之间〉)

这些评语同样可应用到香港社会,只是要把麦当娜换成周秀娜。

有些人认为为了追寻制度上的自由,精神上的庸俗化(甚或堕落)是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有些人更以自由人权之名歌颂这种趋势。然而刘晓波一方面对自由民主制度的追寻毫不含糊,但同时却指出自由社会仍然需要精神的提升和超越价值的指引,这样才能避免大众文化的“一体化操纵”。

结论

我绝不是说刘晓波的思想都对,这里只想让更多人明白他那种充满热情的批判性思考。他洞悉现实和人性的黑暗,但仍希冀最超然的价值和理想,无论是专制和“自由”主义都不能叫他满意,那他如何能不悲观?然而刘晓波说:“我对整个人类都是悲观的,但我的悲观主义并不逃避,即使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又一个的悲剧,我也要挣扎,也要对抗。”当然,这样做是有代价的,刘晓波完全明白:“立志于成为一个人的国人,必须有付出巨大代价的心理准备,别指望在自己短短的一生能过上人的生活。”(〈启蒙的悲剧——五四运动批判〉,《明报月刊》,1989年5月号,页45)

作者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副教授

【明报】2010.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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