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刘晓波在《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中说：“二十年过去了，六四冤魂还未瞑目，被六四情结引向持不同政见者之路的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监狱之后，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国公开发言的权利，而只能通过境外媒体发言，并因此而被长年监控，被监视居住（1995年5月-1996年1月），被劳动教养（1996年10月-1999年10月），现在又再次被政权的敌人意识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对这个剥夺我自由的政权说，我坚守着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绝食宣言》中所表达的信念——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这段话，让许多人感动，但也招致误解和批评。
胡平写了一篇文章《从刘晓波“我没有敌人”这句话谈起》，很清楚地解释了刘晓波所说的“我没有敌人”。胡平说：“‘敌人’一词，不是指一种性质，而是指一种关系。……孤立的一个人无所谓敌人不敌人。‘敌人’这个词，逻辑上必然还包含着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它指的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敌人’可以是指‘以敌意待我之人’，也可以是指‘被我以敌意相待之人’。在文章里刘晓波写有这样一句话：‘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他明确讲到‘政权的敌意’……在‘敌人’就是以敌意待我之人这一意义上，刘晓波就是说政权是他的敌人。……他说他‘以最大的善意’也把这种意思表达得很清楚。其实，象‘以我之善意对政权之敌意’这种话，刘晓波以前就讲过很多次……”。如果不嫌啰嗦，刘晓波“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这句话的完整意思就是“我不以敌意、仇恨，而以善意对待我的敌人”。
“没有敌人”是刘晓波的一贯政治理念，并非是他一时之言。要理解他这句话，需要完整地理解他的非暴力、非敌人、非仇恨的政治理念，“我没有敌人”是“三非”理念的简练表达。1989年，他在《六二绝食宣言》中说“我们主张以和平的方式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但是，我们不畏强暴，我们要以和平的方式来显示民间的民主力量的坚韧，以粉碎靠刺刀和谎言来维系的不民主的秩序！”“我们没有敌人！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能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2008年，他在《天安门母亲的启示──六四十九年祭》中说：“从天安门母亲们坚持十九年的努力中，我看到的不仅是不畏强权的勇气和持之以恒的坚韧，更是苦难所磨砺出的超越自身苦难、克服自家丧子仇恨的公益心──由母爱、宽容、理性、耐心、坚韧熔铸成的责任伦理。一方面，每个生命都具有至上价值，为冤魂伸冤具有天然正当性，每个亡灵都应该得到迟到正义的慰藉。另一方面，‘六四’问题的复杂性和波及面，并不是个人伸冤或复仇所能包容的，而是关系到中国转型全局的问题，远远超过了每个受害者本身的遭遇。它涉及到每个受害者和加害者，也就涉及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它关系到中国转型路径的选择和国家的未来。……所以，她们才会反复强调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的重要性。”2009年，他在评述杨佳事件的文章中说：“面对制度性暴虐和野蛮的专政工具，反独裁、争民权的持之以恒，已经很不容易了；无论遭遇怎样的暴虐对待，依然持之以恒地坚持非暴力抗争，就更不容易。这，不仅要求反抗者坚守清晰而不妥协的道义伦理，更要求反抗者坚守理性而韧性的责任伦理。当民间反对者必须面对被强加的暴政及其苦难之时，作为反抗的一方，应该具有一种超常坚韧的非暴力反抗能力，那是一种直面暴虐的超常勇气，一种忍受痛苦和屈辱的超常能力，用仁爱面对仇恨，以尊严面对羞辱，以宽容面对偏见，以谦卑面对傲慢，以理性面对狂暴，最终逼迫加害者回到理性和平的规则中来，从而超越‘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
二十年来，刘晓波以坚韧的勇气，对中共极权制度和政权批判从未停止，从其历史到“六四”屠杀、镇压法论功、迫害高智晟，以至权贵资本、抢地、强迁、黑窑……。他的数百万文字，直指中共政权的独裁、野蛮、血腥、暴虐、祸国殃民的本性，可以说在当代中国大陆，对中共的批判还没有人能做到如此彻底、深刻、系统、公开、富有勇气。但是，面对暴虐的政权，他始终倡导和平转型，坚持理性、非暴力；他寄希望于民间，但是告诫反对派面对暴虐，要有超常的勇气，要承担磨难，要仁爱、尊严、宽容。此次他被捕判刑，就是他这一信念的践行，“我没有敌人”是他面临暴虐权力施加的重刑，对他二十年来所坚持的信念的再次表达。
刘晓波主张和平、渐进、有序、朝野互动的变革，这是他选择的政治道路。对之，激进者可以不接受乃至反对，自可坚持激进路线，推动非暴力革命。这是政治见解与道路之不同，但目的都是实现民主宪政。只要坚持非暴力，二者可以共存互容，也可以互相批评、反对。渐进也好、革命也好，如果我们的目的是实现宪政、建立公民社会；如果我们接受非暴力的政治方式，那么坚持非敌意、非仇恨就是必然的。非暴力、非敌意、非仇恨，三者一体。敌意、仇恨是暴力的动能，直接通向暴力；而我们在内心克制了敌意与仇恨，也就自觉地抑制了暴力。甘地领导的非暴力独立运动，是民众运动，是非暴力革命，但他也将非敌人、非仇恨的精神推到了极致。于东欧的变革，化解敌意、消解仇恨也是其成功的经验。“非敌人，非仇恨”是非暴力主义的基本精神；如果我们坚持非暴力精神，就需要放弃敌意与仇恨。刘晓波面对11年的重刑，表示坚守二十年前的信念“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应该说这句话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
但有些人没有从正面去理解刘晓波的政治信念，而纠缠于字面表述，挑剔指责。固然，他们对于中共罪恶的痛恨是可以理解的，但也说明，仇恨会扭曲意识，使人缺乏宽容。在长久的极权统治下，国人已经习惯了凡事多从负面来理解，极权培养了国人多憎恨、猜疑、挑剔、斗争，而缺少善意、信任、宽容与建设。要看到，我们已经成为了一个否定性、极端性的民族，正是由于缺少文明的正值与建设，没有了肯定，厚黑便疯狂地生长。在西方民主国家，非敌人、非仇恨是大多数人的常态意识和心境，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因为他们生活于自由民主的制度中；但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想，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先人克制了敌意、仇恨，才得以建立民主制度；是由于他们能自觉克制敌意与仇恨，其民主制度才得以坚持和不断进步。一部“新中国”史，并非只是统治者的，人民也不仅仅是受害者，也是构筑它的砖瓦，我们都曾接受过阶级斗争的教育。敌意、仇恨、极端是极权主义的根源，以此心态和方式即使推翻中共，其建立的也将是新的极权制度。中国走向文明政治路途遥远，而这第一步恰恰该是我们敌意、仇恨、极端之心态的纠正。
二
甘地为非暴力反抗提了三个要求“1.非暴力反抗者不应当在心里憎恨其对手；2.问题必须是真实和实质性的；3.非暴力反抗者必须准备受苦到底。”他还明确地说“在非暴力反抗的字典里没有敌人。”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个梦想》中，告诫他的黑人兄弟：“对于等候在正义之宫门口的心急如焚的人们，有些话我是必须说的。在争取合法地位的过程中，我们不要采取错误的做法。我们不要为了满足对自由的渴望而抱着敌对和仇恨之杯痛饮。我们斗争时必须永远举止得体，纪律严明。我们不能容许我们的具有崭新内容的抗议蜕变为暴力行动。我们要不断地升华到以精神力量对付物质力量的崇高境界中去。”在波兰的剧烈变革中，米奇尼克告诫人民：焦点不是权力，而是建立公民社会；要避免暴力，不要敌意和仇恨。哈维尔说：“前政权有系统地动员了人类最坏的品质，例如自私、嫉妒和仇恨。……（而我们）担负着更高的责任，……发掘社会中最好的东西，发展和加强它们。”“在我们的社会中，仍然有着巨大的沉睡的善意。……政治家有责任去唤醒这种沉睡的潜力，给它提供方向，打开通道，鼓励它和为它提供空间，或赋予其希望。……政治家来选择释放哪些社会力量和抑制什么，由他们来选择依靠每个公民的善还是他们的恶。”他提醒：“暴力孕育更多暴力。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革命堕落为吞食自己子女的独裁统治，造就了一批酝酿新的暴力的革命家，而不知道他们是在自掘坟墓，促使社会回到致命的‘革命——反革命’走马灯式的循环。”（《政治、道德和教养》）
在当代中国民主运动中，有幸许多志士都表达过“非暴力、非敌人、非仇恨”的政治理念，并在民间反对派中为多数人所接受，这表示中国人开始真正走出极权主义，而且八九运动就是非暴力抗争的典范。这是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希望。郭飞雄说：“中国大陆维权力量正走上了一条模拟血酬、受难兴起的道路，……这一代自由民主的信仰者将仿效基督徒征服罗马帝国的经验，去征服中华极权帝国。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渐进、有序地实施宪政民主。我们的手段也非常明确：‘非暴力、无敌人、不流血’地扩张公民权利运动。”查建国在《坚持非暴力原则的四点理由》中说：“非暴力原则中的核心价值是——博爱。”“我们要用博爱这种大爱来分化对手，来感化对手，来改变对手，化敌为友。博爱不是懦弱，而恰是这种发自内心的爱，大大地增加了我们自我牺牲的勇气。”“我们斗争的目标是改变那不合理的制度、不平等的游戏规则，而不是具体的游戏人。在我们对立面的游戏参与者也需要因我们的爱而移除疑惑、紧张、不安与恐惧之感，而我们也因此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我们想要打败的是邪恶，而不是那些成为邪恶牺牲品的人们’（马丁·路德·金语）。”许志永在：《公民维权的非暴力原则》中写道“今天我们重提非暴力，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有着太多的暴力，房屋拆迁，土地征用，甚至连上访、基层选举也都会遭遇暴力。”“为了让我们的国家和平实现现代文明的转型，为了让我们的人民享受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时候付出最小的代价，我们必须强调非暴力。”“非暴力的核心在于以德报怨。”“利用人性恶的一面争相施展暴力和阴谋是一个平台，这是野蛮的平台，我们不可能在这个平台上赢得胜利。利用人性善的一面争相施展诚实善良美德，我们只能在这个平台上赢得胜利。”胡平、杨建利对非暴力抗争也都有系统的阐述，这里我们不赘述。
在2001年，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表了《天安门母亲的话》，她们说“我们已不再是愚昧、麻木的一群，也不再是怨天尤人的哭泣者。我们既然已经站起，就绝不再躺下。我们蒙受深重的苦难，但这苦难沉积在我们心底的已不再是牙眼相报的偏狭与仇恨，而是对道义与责任的一种承担。”“今天，我们将把这种爱视为一种责任，希望以此来呼唤人们的良知，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和仇恨，来改变至今仍遗留在我们头脑里的对生命及人的价值的漠视。我们相信，这种来自生命源头的爱是伟大的；她作为一种责任，将使我们变得更坚强、更智慧，也将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理智、更富有人性，从而更有效地制止暴行与杀戮。”“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泪流得已经太多，仇恨已积蓄得太久，我们有责任以自己的努力来结束这不幸的历史。今天，尽管我们所处的环境仍然是那样的严峻，但我们没有理由悲观，更没有理由绝望，因为我们坚信正义、真实和爱的力量足以最终战胜强权，谎言和暴政。”
“非敌意，非仇恨”是非暴力精神落脚中国的主要特点，或者说这是非暴力主义在中国特别需要强调的，并需要明确倡导。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共政治的核心是“阶级斗争”，其实质是鼓动仇恨与敌意，以赤裸的暴力消灭异己。这是中国当代灾难的恶根，彻底摧毁了中国的文明与社会。改变中国的极权制度，需要改变中国的政治方式，而改变政治方式需要改变敌意与仇恨的意识与心理。刘晓波提出“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即就此而言，非暴力、非敌人、非仇恨是针对中共暴力、敌意、仇恨政治的反动。《六二绝食宣言》明确指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充满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及至近代，敌人意识成为中国人的遗传；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更把传统的仇恨心理、敌人意识和以暴易暴推向了极端，此次军管也是‘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的体现。为此，我们绝食，呼吁中国人从现在开始逐渐废弃和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因为仇恨只能产生暴力和专制。我们必须以一种民主式的宽容精神和协作意识来开始中国的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宽容、相互妥协基础上的协商、讨论和表决。”在以牙还牙、以暴易暴的历史循环中，必须有一个断点，终止恶向循环，为中国开启新的文明的道路。
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是我们的国家最黑暗、最野蛮、最残酷的部分，是中国近代灾难的罪魁祸首，其带来的祸害远过于外敌入侵，特别是中共。胡平以“砍人头”和“数人头”形象地比喻中国所需要的政治改变。中国需要改变砍人头的政治制度——专制、极权的制度；也需要改变砍人头的政治方式——仇恨的、暴力的、你死我活的敌人政治；也就是中国需要以文明的政治取代野蛮的政治。刘晓波在《最后的陈述》中说：“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他是深思熟虑的，也是有远见的。
“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在本社会内），这句话和“我没有敌人”是一个思路，即在体制内民主制度不以敌意、仇恨待人，包括对民主制度抱有敌意的人。民主制度法律至尚，法律裁决只分罪与非罪，其针对的是人的行为，而不是人本身。这是民主制度的宽容所在，因为他知道在同一国家和社会内，不能提倡仇恨和敌意，即使放过敌人，也不能滋长恐怖气氛。民主制度中，人可以持有任何政见、思想、信仰、情感，那怕是对国家、民主制度抱有敌意，只要不犯罪，都受法律保护，享有平等权利，不被歧视。比如，在美国有各种人、组织、宗教敌视民主，甚至敌视美国，但是只要遵守法律，国家就保障他们的公民权利，而不加以歧视和迫害；但是如果他们将敌意付诸行为，触犯法律，国家就将对之依法审判。上世纪四十年代，麦卡锡主义给美国带来严重伤害，195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谴责麦卡锡主义。一个国家，不能在其内部鼓励仇恨、敌意，将一部分人视为敌人，逾越法律，对之歧视迫害，于此，共产制度留给了我们深重教训。
极权制度将仇恨、敌意、暴力、强制与迫害推倒了极端，我们需要结束这种制度，也需要结束这种政治方式。非暴力、非敌人、非仇恨抗争就是结束此二者的道路，它在反抗的同时就在建设，在中国创造适于普世价值的文明的政治方式，彻底告别仇恨、敌意、残杀的野蛮政治。中国近代的仇恨、敌意、杀戮的政治是民族灾难的根源，中国欲改变自己，建设文明的国家，必须、也只能从政治的文明开始，而这个希望在民间。的确，血肉抵挡不了坦克车队，但是文明对野蛮的对抗也就在这里，“六四”之夜，王维林举起的手臂就是象征。要知道，举起这只手臂，远比烧毁一辆坦克更有力，无论是就现场效果，还是于国家未来之意义。王维林举起的手臂，代表了八九运动，是“六四”之血升起的精神，是中国走向政治文明的象征，也是中国走向现代新文明的界标，国民需要继承和光大这一正义、勇气与保护生命之精神，它是中国的希望。
（待续）
【民主中国】2010.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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