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特别需要警惕,中国具有深厚的暴力传统。进一步说,中国民族也有崇拜暴力的传统。龙图腾的崇拜,一半是崇拜暴力,一半是崇拜生殖。古文字“龙”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形,并延伸出暴力之神化。“仁”是中国文明的核心,但因为它是世俗精神,没有绝对性,因此当仁与暴力发生不对称的冲突时,人们更容易放弃前者,屈从后者,儒与帝王的依附关系说明了这点。而有神文明的教义来于上帝,具有绝对的价值,因而人们对之有更多的坚守。中国“仁”的精神固然伟大,但是逊于佛教的“慈悲”、基督教的“爱”,不如其博大广阔;前者是人性的,而后者是神性的;前者以人性为限,但后者有超越人性的动源和空间。由于中国文明是世俗文明,道义、规则、价值都没有绝对性,因此当于人力所不及时,便容易放弃,所以中国人的终极裁决是自然力裁决——顺其自然,而于人世争端便是暴力裁决;中国人的终极精神是不可知的自然法则——道,于人生便是虚无。中国皇权的取得:一是暴力角逐;二是父子相传,这和龙的崇拜是一致的。儒是“仁”的执掌者,但接受皇权的暴力角逐。而于民间,小民遭遇冤屈多是忍耐,否则就只有求青天大老爷,遇不到包青天,就暴力解决,由刺客列传到水泊梁山。相对儒家正统秩序,一部《水浒》(前一百二十回)体现了民间对于权力、道义、暴力、伦理、人情的另一套观念。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很清楚地表述了中国民族精神中的残酷性。对自然力——道的崇拜中,本身即包含着对自然中残酷性、野蛮性的认可。没有神的制约,对自然力(其中包括暴力)的崇拜,权力至尚,以及人如草芥的虚无价值,构造了中国民族残酷的一面。在中国人的意识中,生命没有神圣性,人为刍狗,杀戮多少,饿死多少,常常不以为然。统治者对小民的压榨到极限;小民一旦造反,也是血流漂杵。有关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那些残暴与残忍的事例,我不在这里列举了。我们需要正视中国民族残酷的一面,特别是对内的自相残杀,并对之警惕。在我们赞扬中国的伟大文明的同时,也别忘了它残酷和野蛮的一面。中国文明是古老的文明,在传统农业时代发展至此已经是很了不起了,但是在向现代文明的转型中就显出它有许多欠缺和弱点,这是我们必须清醒看到,加以改变的。

同是共产主义,但是在中国远比于东欧残酷,也残酷于苏俄。为什么呢?为什么共产主义在西欧就没有取得权力,而促进了资本制度的改善?为什么它到了苏俄就成了极权制度?进而,它到了中国就更愚昧更残酷更野蛮,于今天也更腐败?这除了共产制度的原因之外,还有个国家各民族自身的问题。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国家和政权。可以说毛和中共所犯罪恶是共产极权制度所致,但是毛和中共也正是中国民族性的某种体现,他们的罪恶也就是我们民族的罪恶,他们的残酷、偏执、狂乱、虚妄也中国民族的一部分。中国文明有孔子仁义道德的正统传统,但是中国民族也还有它的另一面——残酷与专制。中国民族有种种好的品质,但是也有流民性的劣根,残忍、狡诈、愚昧、贪婪、流氓性。中共的胜利就是流民的胜利,它消灭了中国文明的正值——仁与礼,将残酷和野蛮推到极致,以之立国,“教育”人民,整个民族受狼性“抚育”。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中国人,多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这部罪恶,包括我们自己,我们都曾经是其中的一员。这是不能双手一伸,将一切罪恶都推给毛和中共就了事的。今天,当我们把反共极端化、绝对化的时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自身曾参与了这部罪恶,对之恐惧。

我们需要清理、改变中共的极权制度;也需要清理、改变我们的民族——承继好的,扬弃坏的;还需要清理、改变我们自己。中国向民主制度转型的过程,同时也应该是中国民族——所有国人——文明进化的过程。我们不仅仅是要反抗中共极权,而且也是以文明抵抗野蛮。我们的抗争是为了建设,为了希望,而不是为了清算(尽管在一定范畴内追究罪责是必要的)和仇恨,否则就将会重复共产党的历史。存在决定本质,方式和过程决定结果。因此在其开始,国人就应该有提升自身文明程度的自觉,改造自己,与自身的暴力、仇恨、愚昧、偏狭、极端、自私、怯懦、流氓性斗争。只有所有国人成为负责任的公民,中国的民主制度才能有保障。说到底,我们与中共极权的斗争是善于恶、爱与恨、残暴与仁慈、偏执与宽容、愚昧与良知、邪恶与公正的斗争,也就是文明与反文明的斗争。我们的目的不是消灭共产党,而是为了结束极权制度,实现民主宪政。

由于现代科技和武器的发展,在民主运动中,民众实际已经没有暴力抗争的可能了,因此胡平说“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非暴力是唯一选项”。但是,现代社会的发展也使社会变得脆弱了(现代有现代的难处),某一环节发生故障,就让可能致使全社会瘫痪,这就给非暴力抗争提供了可能。比如八九运动,如果当时工人大规模罢工,结果就全然不同。于现代社会,非暴力抗争远比暴力反抗更有力量,也更有效。反之,号召暴力反抗除了让民众大规模流血,不可能有更好的结果。非暴力政治(政治斗争)是现代文明的成就,如同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一样,已为多数人所接受,虽然在国与国之间它还不能实现,但是在主要民主国家内部已生根,东欧的成功变革也证实了人类文明的这一趋势。如果我们接受民主宪政理念,也就需要接受非暴力的政治方式,民主制的目的之一就是改变政治上的暴力裁决。我们要看到,走向民主宪政,就是走向新的文明,其意义不只在于政治。近代以来,我们的重要教训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强国,但是它一个什么样的强国?怎样来强国?是不是要牺牲几代人的生命,将他们都变为“奉献”的奴隶,榨干他们,也不惜牺牲数千年积蓄的传统和文化?国以民为本,强国在于保民为民,使所有国民都能安全、自由、尊严、有意义地生活,提高他们的健康、教育、文明的程度,这是中国作为国家之目的,也就是它需要成为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

再,非暴力抗争不仅是基于现实的必要策略,也对我们的国家、民族、社会、精神文化的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由于我们的民族具有深厚的暴力传统,也积蓄了太多的仇恨,因此非暴力精神于国人也就尤其重要。中国民族需要接受非暴力精神的洗礼,洗刷——或说平衡我们的仇恨与暴力,特别是在政治领域。非暴力、非敌人、非仇恨,是非暴力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落实,我们需要为它呼吁。非暴力抗争是弱势的抵抗,不对称的弱势抗争自然不是武器的抗争,而他们的“武器”只能是道义、民心、精神信念。人类文明的核心价值,都是源于这种弱势的抵抗而建立的,如孔子的“仁”、基督的“爱”、佛陀的“慈悲”。非暴力抗争就是道义、民心、希望与权力暴力的抗争,社会、国家之在最终取决于民心。如果说,现在民间反对派还无法迫使政府低头,是因为我们争取得民心还不够,更多的人还没有走出恐惧站到道义的一边,道义在中国人意识中还没有恢复它应有的价值,这是长期极权统治的结果,我们需要促使这些尚欠缺的健康生长。

2008年,“天安门母亲”在她们的公开呼吁书中写道:“我们从血泪与苦难中逐渐明白:六四不仅是一家一户的不幸,而且是整个民族的不幸。这种不幸的发生,源于人与人之间的猜忌与敌对,源于国人对生命和人的价值的漠视,源于我们这片土地上文明与法制的缺位。因而,其救赎之道,既不能靠中国历史上屡屡发生过的以暴易暴和阶级拼杀,也不能靠今天执政者反复宣示的所谓三个代表或亲民路线,而是要以和平的方式在中华大地上结束传统的专制统治,以确立现代民主、宪政的权威,要使每一个公民摆脱皇权时代遗留下来的依附性格和历史的惰性,在观念上确立人类普世价值的地位。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放弃了牙眼相报的偏狭,放弃了以恶抗恶的极端,决定以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克制来谋求六四问题的和平解决。对于我们这些受难亲属来说,作出这样的选择是艰难的,也是痛苦的,但为了避免矛盾的激化,社会的动荡,我们作出了这个理智的选择。”这个不幸的群体,她们的亲人无辜地死于独裁者的枪下,而今她们都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二十年椎心沥血的奋争,她们求什么呢?她们用血泪、苦难、两代人的生命来呼吁道义,也呼吁爱,呼吁放弃仇恨、终止残杀,实现宪政。她们所做的就是中国民族走向新文明的血祭。我们应该倾听她们。

“我没有敌人”,这句话本不该引起这么大的争论,在全文中,它表述的意思是清楚的;就算表达得不清楚,文字需要润色,但是在他二十年来的写作中,他的“非敌意、非仇恨”政治理念也是一贯的,明朗的。就算他的《最后的陈述》不完美,有欠缺,哪怕是他内心还有几分软弱,对于一个判处重刑的人——即使是异议领袖,能有这份担当,且把话说这个份上,也是做到了家。当一个道义担当者受难之时,不该对他进行如此的道德挑剔、乃至揣测其动机,这是常理,我们需要有起码的人情。在这个当口,过分的挑剔指责,而且有些言辞激烈,这是不正常的,超乎情理。但是,一句话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非常反弹呢?显然这不是因为刘晓波个人,而是触及了一个中心情结:对中共的仇恨。批评者实在不能接受不敌视中共,以至愤怒了。

这种仇恨,是可以理解,也是自然的,有其合理性和道义性。中共杀了那么多人,那么放肆地掠夺,霸占国家,迫害异己,凭什么不仇恨?不把他们当作敌人?凭什么要对他们宽容、以德报怨?中共罪孽深重,罄竹难书,必须彻底清算,不惜以暴抗暴。从人性、从情感、从道义,他们都有权利这样想和要求。但关键的是,政治运动、社会的变革、一种新制度的建立,异常复杂艰困,远不能仅从情感、道义一向来考虑,这些只是要进行变革的原因;更重要的是需要考虑社会、政治、经济之现实、各种力量的对比;还需要考虑偿付的代价和结果,以求更有益于民生、社会和国家;以及还要考虑国家的趋向和未来。

为此,政治必须克制情感,基于理性,并且还需要在利益和道义上做出退让和妥协。政治不能面向过去;而是为了改变现实,建设未来,因此它是现实的和前瞻的。有关中共的罪恶:一个层面上,可以将之交给思想、文化去进行道义审判;在另一个层面上,可以交给法律来去“清算”;但政治不能在这上纠缠,而要目的清楚:实现宪政。为此,要有充分的民间力量和压力,也要有充分的妥协和宽容,还需要充分的智慧、容纳和创造性。中国的反对派抗争,主要是民间力量不够,尚不能构成足够的压力;而非暴力、非敌意、非仇恨抗争则有益于多数民众起来参加抗争。如胡平所说,民众参与抗争会考虑风险,如果风险太高,超出他们可承担的范畴,就会远离。当初,甘地发起非暴力抗争,除了信仰之外,也有他的政治智慧。当时,国大党的策略是暴力抗争,各处组织暗杀、起义,但是应者寥寥,民众惧而远之;自国大党接受了甘地的非暴力抗争,放弃了暴力抵抗,印度的独立运动才成为民众运动,风起云涌。

中共革命实质是流民起义,和太平天国、李自成、黄巾军一致;不同的是苏俄为之提供了马列主义——宗教、极权主义的组织系统和政治制度。流民性是中国民族肌体中最糟粕的东西,最具破坏力。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很大困难,就是中共为恶太多,将事情做绝了,将中国社会和传统摧毁得太彻底,好的健康的东西被消灭殆尽,社会体制失去了弹性和转换的余地,没有了再生机能。中共给国家和民族留下的祸害将是长久的,有些会进入民族文化基因,流传下去。

中国是血缘性社会,崇尚亲情,加之缺少宗教——精神抚慰和化解,中国民族比较容易仇恨,也更易记仇。报恩与复仇是中国传统伦理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特别是在民间。中共的革命方式就是煽动、乃至制造仇恨、敌意,以聚集暴力,夺取政权;没有仇恨与敌意,其暴力革命就没有动源。中共夺取政权后,为巩固权力,进行了大规模的杀戮和迫害,除了数百万人惨遭杀戮之外,也大规模地种植了仇恨,为中国的未来准备了新的血腥。有朋友预测,中共制度的完结,将是非常血腥的,将伴随普遍的暴乱和杀戮。我们希望这仅仅是“猜测”,但是事实上这并非没有可能。在当今中国,我们常常可以嗅到这种血腥气,当然罪根是中共,但这对国家、民族,特别是普通百姓,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还要注意,中共夺取政权后,摧毁了中国传统文明,中断了“仁”的道统,对全民进行系统的长期的“阶级斗争”的强制教育,也就是仇恨与敌意的教育,红卫兵就是其果实。仇恨与敌意的意识方式已经进入中国文化记忆,渗入我们的潜意识。我们还需要深问,为什么中共能煽动起如此大规模的仇恨、敌意和暴力呢?其中没有中国民族本身的问题吗?我们需要从反面向中共学习,无论历史如何,现实如何,我们都不能鼓励仇恨与残杀。

在极权制度下,受害者有仇恨的权利,要求清算的权利,这是他们个人的意志与权利。但是,作为政治运动则不能鼓励仇恨,特别是把仇恨作为政治的动源——利用人们的仇恨达到政治目的;对于整个国家和民族,政治家应该倡导理性,倡导宽容,消解仇恨,制约暴力,力求和平地将中国转入宪政制度,即使清算,也需要通过法律来实行,而不能以政治的方式直接实行,特别是不能鼓励民众自己进行清算。

现实地看,毛一代早已不在了;邓一代也走光了;六四开枪的一拨,也来日无多;就是红卫兵一代如今也六十多了;而中国要完成民主制度的建立尚有很长的路。也就是说,待中国实现民主的时候,那些满手鲜血的共产党人都已经不在了。九十年代后,中共恶行主要是经济掠夺,这和毛时代大规模的杀戮迫害,毕竟不一样了。如果说我们仇恨的是极权制度,那么结束极权,实现宪政,也就达到了目的。应该想一想,我们将留给后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六四”之后出生的后人,是否需要承继前代人的仇恨和敌意。记忆是确立道义,汲取文明的经验与教训,但不是为了仇恨——人对人的仇恨。我们需要将记忆留给后人,但是不要将仇恨留给后人。肯定地说,未来国人需要有非仇恨的教育。从这点说,非暴力、非敌人、非仇抗争有长远意义,有益于国家、民族文明之未来。

天安门母亲群体反复呼吁:“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泪流得已经太多,仇恨已积蓄得太久,我们有责任以自己的努力来结束这不幸的历史。”“仇恨入心要发芽,这是人之常情。但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仇恨对仇恨,却不能被视为常理。这是整个人类的演化告诉我们的历史真谛。”她们是为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为这样说。

(待续)

【民主中国】2010.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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