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八九”后，刘晓波面对“六四”鲜血和亡灵作了深入的自我反省，他从一个狂傲、尽出风头的个人主义者，转为一个社会道义的担当者，这是一番锥心刺骨的过程，他忏悔了他的狂妄、自我神化，以及头次被捕后的软弱。他的许多思想是由此而产生的。
他说：“民众的同情心、正义感和牺牲精神，是八九运动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遗产，长安街上只身挡坦克的年轻身影，就是这种高贵人性的伟大象征，值得永远铭记。”“然而，像我这样在八十年代自封为精英的文化人，……八九风云人物，时时被负罪感所困扰。尽管，我是与那些坚持到最后的学生和市民的‘黑手’之一，然而我毕竟是幸存者，我没有在大屠杀后的血腥恐怖中挺身而出，以行动表示自己仅存的人性。离开广场后，我没有回到母校北师大去看看那些从广场撤出的学生，更没有走上街头去救死扶伤，而是逃向了相对安全的外交公寓。”（《八九运动中普通民众的高贵》）正是基于此，他批评“我们被我们的正义所压垮”，这话是他对广场上的风云精英和自己说的。他反省说：“良知的践行，不仅需要敢于反抗的勇气，更需要公共参与的理性和责任。”“个人责任没有替代品。……天安门广场的血腥黎明，既让我体验到面临大恐怖时生命的脆弱和光辉，也让我懂得了反抗独裁的责任伦理。只有以谦卑之心仰望在天之灵，我才知道活下来的责任之厚重；只有坚韧地抗拒恐怖、谎言和收买，才能多少承担起幸存者的责任。”“那种反抗者必定真理在握和绝对正义的自傲，实质上是一种病态的自我神圣。反抗者的‘天然正义’和毛时代遗传的烈士情结，很容易把反抗者恶捧到不胜寒的高处，既高估自身，也低估对手，以至于陷入这样的误区：只要是反独裁，就可以不择手段；无论怎么反，都是英雄好汉”。
他的这些思考是非常有益的。自民主墙以来，作为思想，我们并不缺少对极权主义的认识与批判，但是反对派却缺少对自身的思考与建设。刘晓波告诫：“民间反对派，不仅需要直面强权的勇气，也应该具有面对民间反对派内部的种种缺陷的勇气，不能让反抗官权的道义正确遮盖了民间自省的视野，使我们失去了对民间生态的种种弱点的警惕；特别是要警惕反抗者‘天然正义’的错觉。如果民间反对派缺少足够的自省意识，不愿意进行自我反思和不断改善，就很容易自我膨胀为‘一览众山小’的道德傲慢，中国政治转型的希望就将更为渺茫。”他提醒“我们反抗的起点是在共产极权造成的人性废墟上，反抗者们也都是‘喝著狼奶长大’的，时而自我犬儒，时而自我神化。而反抗独裁并不意味著反抗者就自动变成圣人，抵制邪恶也并不总是正义对抗邪恶，有时很可能就是以恶抗恶。”
“六四”给刘晓波带来最重要的变化是谦卑，对牺牲者的谦卑，对正义与真理的谦卑。正是由于这种谦卑，而克制了自我膨胀与个人风头，有了对社会道义与责任的担当。反抗极权是正义的事业，但是这不意味我们就是正义、代表正义，反抗者也可能是以恶抗恶；需要为正义服务、而战，但不可以正义自居；需要有对自我的怀疑和反省，避免自我膨胀，乃至自我神化。由此，他提出责任伦理。反对派不仅要秉持正义，更要有责任感，对社会、民生、国家具体责任的承担。更具体一点，政治领袖在反对运动中，要充分考虑民众所能承受的风险和代价，争取以最小的代价换的最大的成果，而保护民众生命是首先需要考虑的。比如“六四”，面对开来的坦克，学生领袖是应该带领学生撤退呢？还是持守广场呢？此时，最高的道义是保护数万学生的生命，组织学生撤退，而不是空洞的高调——勇敢地捍卫真理，不向独裁者屈服。这场血难，即使是从学生的一面，也是有可能避免的，假如学生提早退出广场；但为了“正义”，一些学生领袖拒绝撤退。之后，刘晓波反省这段历史，并为之忏悔，他说“我们被我们的正义所压倒”。他这里所批评的“正义”就是放弃责任的正义，这种高调正义除了义愤之情，热血理想，天真幼稚，也还有不那么光彩东西，即自我的膨胀和神化，特别是对他人生命的冷酷——血流成河才能唤起民众，但流谁的血呢？这种正义，是需要警惕和怀疑的，不负责任的正义是残酷的正义。
在反抗极权制度下，我们与这个制度与中共共在，我们需要时时从反面向学习他们的历史，警惕重复他们。当初，许多共产党人也是满怀理想，为真理为正义前仆后继。正义、真理都是终极、绝对性词语，近乎神圣，但它们同时也是危险的，如同宗教，如果没有制约，没有人类经验的积蓄，没有恰当的方式、规范和程序，没有常识性道德和价值的坚持，就会走向反面。正义是人类存在的基石，真理是人类的希望，但是人类历史上大规模的杀戮、灾难也常以正义和真理的名义而实行的——并不仅仅是旗号，也包括确信。
正义、真理作为终极道德和价值，对常规（下位）戒律、道德有取代的作用。人不可杀人是常识，但以正义之名，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去杀。红色高棉知如此残暴，原因之一是他们确信他们代表正义，为了实现伟大而高尚的目的。文革红卫兵也是借正义之名，合法犯罪，释放人性中的野蛮、残忍。列宁说“革命是人民的节日”，其中就包括犯罪的解放。因此，正义也是需要制约的，不可逾越常识性道德和规范，不能因为正义之目的，而不择方式和手段。在我们为正义而战的时候，需要考虑他人的生命、事情的结果，并对之负责；我们也需要遵守信义、程序，持守人类常规道德和行为规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刘晓波强调责任伦理、程序正义，即对此而言。
奥古斯丁认为正义是上帝的意志：“是一个永恒的标准，先于国家存在而存在”。作为绝对精神，正义不可能在人世全然实现，它只能是一个至高指向，有限地在人世实行，其间有很大的落差。正义在人世的施行是律法。正义在中国的实现就是建立宪政，健全法制。凡人所及都是有限的，宪政、法制亦然，其不可能消灭所有的不公正，也不能保障没有腐败和贫困，但它是正义于人世最大限度的实现。民主宪政不是一片光明，而黑白相混善恶交织的灰色，我们需要确知它的有限而去建立它，神化民主是有害的，我们特别不能从中来神化自己。
在波兰的变革中，教皇保罗二世告诫米奇尼克，在正义之前是仁慈。教皇的告诫体现了正义的目的，爱是正义的起点，也是其归宿，正义的目的是维护人的生命和尊严。正义是重要的，但也是困难而危险的。在人性中，在血缘之外，仇恨远大于爱，而仇恨是趋向极端的情感。再，正义本身没有确指，人的立场、经验、参照、观念不同，对正义的判断既不同。在美国，许多善良、有理想的普通人，为伊拉克战争争执不休，有些人认为是义战，有些人则认为是非义战。以色列、巴勒斯坦为各自的正义打得你死我活。远些说，于基督教，十字军东征曾是正义；于伊斯兰教，哈里发的扩张也是正义。还有，正义没有尺度，正义与非正义也常常混杂在一起，假如民主胜利，要清算中共的罪恶，但是要清算到哪一级哪一步为合适呢？魏京生曾经是联动，要不要清算呢？因为正义是困惑的危险的，因此它需要有一个最终的落点，那就是上帝的爱。正义可以从仁慈出发，也可以从仇恨出发；正义可以面对过去，也可以迎向未来。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广阔地看，正义不能依靠处罚和恐惧来维持，怯于处罚，人可以不去犯罪，但是正义却不能生于人心，人只是恐惧而已。社会有正义，在于人心有正义，而人心有正义，在于人向善，生活得有自信、有权利、有尊严。因此，仅仅正义是不够的，正义必需来于对所有生命的仁慈，正义之目的也在于保障所有人的自由而尊严地生活。正义之前是仁慈，也就是正义之前不能是仇恨；要出于对众生的仁慈去求正义；不是出于施害者的仇恨求正义，而仇恨可以是正义的动源，并且是合理的。因此，人们在争取正义的时候需要有克制和宽容，不是针对谁宽容，而是要有宽容之精神。总之，是爱的正义，还是恨的正义？是宽容的正义，还是铁血的正义？
甘地的印度独立运动、马丁·路德·金的美国黑人运动、东欧的和平变革中，他们的背面都有其丰富的精神资源，即他们各自的宗教与传统。而中国则处于更糟糕的处境，除了严酷的极权统治之外，还有我们还面临人类文明传统的中断。这就是刘晓波所说，我们对于极权制度的反抗，起于文化与人性的废墟，缺少充分的精神养分的滋润与支撑。为什么“八九”一场壮阔的自由民主运动，在关键的时候为什么达不成一致，做不出简单而正确的决断？为什么“八九”之后，二十年人们没有走出恐惧的阴影？为什么这样一场血难，倒是由一群死难者的母亲们来承担道义的责任？应有的良知和道义的担当者哪里去了？为什么“八九”中国青年如此热情，富有理想，而今中国大学生却不问政治，成为世界上最少理想的青年？这说明，中国缺少健康生长的精神资源，“八九”是一场理想的热情，后面却没有精神信念的支撑。这些悲剧都说明中国文明传统的中断。
在争取中国走向宪政进程中，我们需要恢复和汲取人类文明的养分，比如对于中国传统“仁”和佛教的“慈悲”的恢复，对于基督教“爱”的汲取，对于文艺复兴人文精神的继承，对于西方宪政、法律制度的理性学习等等。中国的极权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是一定要完结的，问题是它怎么完结？完结之后，中国将怎样建设？其一，我们应争取不流血地完成，国家、民族不再经受一场血难之灾；其二，对于未来中国的民主宪政的建设，我们的民族准备尚不足，需要充分的学习和准备。
（待续）
【民主中国】2010.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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