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非敌意、非仇恨、非暴力与中国之危险——有感刘晓波《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之四)

作为个案,杨佳事件在任何社会都会发生。此案的重要性有二,一是杨佳所遭遇的不公正是中国社会的普遍问题;二是人们普遍地对杨佳的赞许。杨佳事件在西方国家也会发生,但仅是个别案例;而且人们普遍会谴责杨佳的暴力,起码来说,他过于残酷。这是因为西方国家司法公正,人权普遍有保障,人们支持政权。但是中国权力专横,司法不公正,人权普遍遭受侵犯,权力将人逼向暴力反抗,人们憎恨政权。

杨佳是好汉,有道理,值得同情,在中国传统中,他就是千古留名的英雄武松。人们的叫好,也有道理,因为权力暴虐,无法律、无公正。问题是,我们期待中国走向哪里?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如果,我们的意识停留于中国传统意识和伦理中,那么杨佳就值得肯定。他就是我们的榜样。但是,我们是否要回到皇帝、小民、包青天、武松的时代?或是让中国变成当代水泊梁山?但真实的水泊梁山会怎样呢?难道太平天国、井冈山、“新中国”不就是吗?如果当初中共革命完全没有合理性、没有对正义的追求,是不会有那么对人为之献身的,也不会鼓动起数百万的人民。显然,如果我们要走向现代宪政制度,实现法制,那么在杨佳就是不能肯定的,虽然我们同情他。如果我们用公民来要求杨佳,他则需要暂时忍耐屈辱,寻求法律诉讼;无果,可诉诸媒体,寻求社会公正;再无果,可进行个人非暴力抗争,静坐、游行等等;仍无果,而反遭受迫害,那就加入民间反对派,在政治上抵抗专制权力,以非暴力方式推动社会及制度的改革,乃至进行非暴力革命,直至结束极权制度,建立公正的宪政制度。杨佳案,让我们从各个角度,看到了中国与宪政制度的差距,而这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持续的主题:古老的中国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及中国的艰困转化。

中国的前景很危险,社会稳定所需的种种要素都不存在了,偌大国家仅仅凭借由上至下的权力单线维系,崩溃随时都可能发生。中国最大的危险是社会的无组织状态。极权不同于传统专制,传统专制制度,尽管政权是国家的统治者,垄断权力,但是顺应社会,尊重社会的自然组构形态——社会自治。中国传统农村宗族社会就是自然形态的自治社会,传统中国,官不下县。但是中共极权制度,则以暴力彻底摧毁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自治形态,代以权力直接控制。最主要的是土改,消灭乡绅阶级,摧毁宗族社会,建立党在农村的基层政权,土地归共,成立公社。在城市,则是没收私人资产,取缔党派、商会、行徽、文化团体的各种民间组织;并且,党还控制宗教、街道居民,甚至进入家庭。由此,中国社会生态被破坏,人直接受权力控制,人与人的共生依存关系消失,社会失去了应有的功能和意义,实际这是社会自然生态的死亡。这是中国社会无组织状态的根源,毛为中国准备了长久的灾难。还有,当今中国有数亿农民工,他们在农村无法生存,在城市不能定居,承受最艰辛的劳作,忍受最低下的生活,他们的状况属流民。尽管,中国社会的无组织状态很危险,但是为了垄断权力,中共则坚决禁止民间组织各种社团,从工会到宗教群体,实际这是扼制中国社会的正常生长。

任何国家都需要一个精英集团管理国家,承担国家之责任。糟糕的是,在中国,没有一个集团或阶层,对国家、社会、民族负责。中共夺取政权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垄断了所有的权力、财富和资源。毛后,共产意识崩溃,官员们转眼就将权力私人化,以各种方式盘剥、掠夺财富,中共已成为利益集团,官员们只对自己的官职和利益负责,即不顾及国家,也不顾及百姓,他们的贪污腐败、掠夺财富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甚至不考虑本统治集团的长远利益和未来,他们有末日之感,因此没有节制,能抢就抢,能夺就夺。这些官员,中共一旦发生问题,他们首先抛弃的就是中共,何论国家和民生。即使如此,中共依然是垄断权力,不容他人染指;谁关心社会和国家的民运,就打压谁,指控他们颠覆国家政权。一个国家,基层社会处于非组织状态;上层,没有精英集团承担社会、民生之责任,仅此两条,这个国家已近崩溃之末日;况且,中国的社会危机远过于此。

国家或社会,其意义是达至全体成员之共生;当成员共生利益大于分离的利益,国家、社会方可继续维持;否则就会瓦解,或崩溃。社会中的优势集团或阶层,享有更多的权力和利益,因此他们也就需要更多地承担国家和社会的责任,照顾弱势群体,使其也能安定地生活。但是,中国的官僚和权贵阶级,他们非但不担负这些责任,反而利用他们权力优势,无节制掠夺弱势民众,比如圈地、强迁、国企改制,而且将司法权力化,抽调了维持社会的最后一块木板,社会没有了公正裁决,只能走向黑化和崩溃。今天的中国,国家、社会已经没有了成员共生的功能。官员寄生、掠夺国家和百姓;而下层民众仇恨、敌视官吏、权贵和富人。社会的矛盾到达了敌对的程度。国家、社会没有共生功能,必然会走向瓦解和崩溃。

毛夺得政权后,为了控制人的意识,系统而有目的地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清洗知识阶级,强制灌输共产意识。毛后,共产意识破产,国人陷入精神和伦理道德的空白。也就是说,中国十数亿人没有共认的价值、意识和道德,而这些是人们共同生活,组织社会的必要条件,无此,社会就无法有机运作。所谓唱红打黑,无非说明了,中国社会普遍走向黑化,国人没有意识共识与伦理规范。唱红打黑体现了政权和社会的双重穷途末路。

毛的残酷杀戮,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全面破坏,加之30年以来,权贵阶级的对于国家资源和民众财产的欺压、掠夺,社会已经积蓄了足够多的仇恨和暴力。杨佳、邓玉姣事件、汕尾事件、瓮安事件、石首事件、新疆“7.5”事件……,都显示了凶兆。当然,中国政权有足够的军队对付各地“突发事件”,但这并不能保障中国不发生崩溃。再多的钢筋和铁丝,也无法绑住一座已经沙化的建筑。极权者最大的愚昧之处是,他们以为依靠暴力夺得了政权,也就可以依靠暴力强制永久地占有政权,统治下去。但实际上,社会是自然生成的有机体,需要有诸多因素共构,以保障族类或群体的共生和延续,权力仅仅是其中的一元;但权力无限扩张,以至将社会其它元素统统扼杀,社会本身也就解体和死亡;随之这个庞大的权力也将塌毁。六十年来,极权政权,早已将中国社会摧毁殆尽,在社会意义上,中国是一片废墟。

一个流民政权,持暴妄行,已将中国变成了一个流民的国家、民族。没有稳定,没有未来。官吏忙于腐败,小民积攒仇恨;穷人生无保障,权贵时刻准备逃跑;工人下岗,中下层市民几辈子也卖不起一套住房;数亿农民奔波在乡村和城市之间,两头不得安生。表面上,权力控制着国家;而内部社会已经解体。无产者无恒心,有产者亦无恒心;有知识者、无知识者着忙的都是当下的利益;没有谁能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负责。国人上上下下,内心均无安宁。中国今天的民族精神实是流氓精神,斗争哲学转为厚黑哲学。如果我们留心那些社会生活中的细节,就会清楚这不是夸张,而是真实。

坦率地说,中国的希望是很渺茫的。一方面,权力集团有了太大的利益,也欠有太多的血债,他们惧怕失去权力,因此不仅拒绝政治改革,而且要更加巩固其政权,将所有多权力的挑战消灭在萌芽状态,实质上这是强力制止社会健康的元素的生长,扼杀社会再生。另一方面,因为没有政治空间,民权不能正当地表达和健康生长,那么民众只能将他们所遭受的侵害和剥夺变为仇恨和暴力,如此每一个体的仇恨和暴力的蓄积,就成为社会蕴含的普遍仇恨和暴力。在现实上,中国民间的仇恨和暴力都在急剧增长,难以遏制,只等待适当时机的爆发。中国的极权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脆弱、僵硬、腐败、离心离德,近乎分崩离析。无论政治上,或经济上发生裂痕,甚至一个偶然事件,都可能导致连锁性崩溃,民间蕴含的仇恨与暴力将全面爆发,加之社会去组织,这将是非常血腥的。

刘晓波提出和平、理性、非暴力、渐进、朝野互动的政治变革,实是挽救中国免于灾难的道路。结束一党极权,实现民主宪政,不仅是道义问题,更迫于中国的政治现实,因为一党极权已经僵化,继续下去国家将崩溃,而一旦崩溃将是大规模的血腥灾难。天安门母亲们,也是预感到再次灾难,才作出巨大的妥协,提出“我们放弃了牙眼相报的偏狭,放弃了以恶抗恶的极端,决定以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克制来谋求六四问题的和平解决”,“以和平的方式在中华大地上结束传统的专制统治,以确立现代民主、宪政的权威……”。也正是基于这些,刘晓波所坚持的非仇恨、非敌意、非暴力的精神,于国家、民族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建设意义。精神是对现实的反制,是因为中国的现实中蕴含太多的敌意、仇恨、暴力,预示着灾难,所以才需要非敌意、非仇恨、非暴力之精神,其不是对某一部分人而言,而是对整个民族的呼吁。

逮捕刘晓波,判以重刑,表明中共为维护他们的政权,拒绝民心、良知、善意,决心牺牲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不惜将社会、众民抛入血腥之灾。最不济,高官们可以卷财举家外逃,但并不是所有中下层官员都有举家外逃的机会的,这就是说中共高层,为了他们的利益和权力,豪不在惜中下层官员及他们家人的命运和生命,可以将他们抛给复仇的民众。可以预测,权力分裂或经济危机,将导致社会崩溃,暴乱将全面发生,这将是血腥大难。进而各地方自保,军队镇压,由而建立地方军人政权,国家由此分裂。中央极权转为地方专制,中共也由此而完结。中共以暴力夺取政权,以暴力进行统治,而他们即使完结,也决心要留给国家和人民一场大规模的血腥灾难。的确,他们不愧是李自成、天平天国式的流民政权;但是悲惨的是国家和百姓,他们的苦难还没有到头,血和泪流得还不够多!

中国处在危险中,这需要聚合全民族的善意、意志、良知、智慧,将国家和民族带出困境,和平地完成政体变革,实现民主宪政,这其中也包括中共要求变革的进步力量。诚如《零八宪章》最后所说,“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这个期愿,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善意及理想。但坦率地说,它的实现是很渺茫的,我们的国家、社会、民族被破坏得太惨重、太彻底了,极权统治的时间也太长久了,六十年来,我们离宪政,离现代文明,不是更近,而是更远了,凡是健康和有希望的力量都被消灭和遏制了,最后的完结很可能是以恶报恶。但是,我们需要恪守良知,知不可为而为之。如果我们不能争取到和平地实现民主宪政,那么我们应该考虑,在崩溃来临时,我们将如何减少流血,维护民生,重建秩序,向民主宪政继续进发。

2010年2-3月于伊萨卡

【民主中国】2010.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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