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作为个案，杨佳事件在任何社会都会发生。此案的重要性有二，一是杨佳所遭遇的不公正是中国社会的普遍问题；二是人们普遍地对杨佳的赞许。杨佳事件在西方国家也会发生，但仅是个别案例；而且人们普遍会谴责杨佳的暴力，起码来说，他过于残酷。这是因为西方国家司法公正，人权普遍有保障，人们支持政权。但是中国权力专横，司法不公正，人权普遍遭受侵犯，权力将人逼向暴力反抗，人们憎恨政权。
杨佳是好汉，有道理，值得同情，在中国传统中，他就是千古留名的英雄武松。人们的叫好，也有道理，因为权力暴虐，无法律、无公正。问题是，我们期待中国走向哪里？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如果，我们的意识停留于中国传统意识和伦理中，那么杨佳就值得肯定。他就是我们的榜样。但是，我们是否要回到皇帝、小民、包青天、武松的时代？或是让中国变成当代水泊梁山？但真实的水泊梁山会怎样呢？难道太平天国、井冈山、“新中国”不就是吗？如果当初中共革命完全没有合理性、没有对正义的追求，是不会有那么对人为之献身的，也不会鼓动起数百万的人民。显然，如果我们要走向现代宪政制度，实现法制，那么在杨佳就是不能肯定的，虽然我们同情他。如果我们用公民来要求杨佳，他则需要暂时忍耐屈辱，寻求法律诉讼；无果，可诉诸媒体，寻求社会公正；再无果，可进行个人非暴力抗争，静坐、游行等等；仍无果，而反遭受迫害，那就加入民间反对派，在政治上抵抗专制权力，以非暴力方式推动社会及制度的改革，乃至进行非暴力革命，直至结束极权制度，建立公正的宪政制度。杨佳案，让我们从各个角度，看到了中国与宪政制度的差距，而这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持续的主题：古老的中国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及中国的艰困转化。
中国的前景很危险，社会稳定所需的种种要素都不存在了，偌大国家仅仅凭借由上至下的权力单线维系，崩溃随时都可能发生。中国最大的危险是社会的无组织状态。极权不同于传统专制，传统专制制度，尽管政权是国家的统治者，垄断权力，但是顺应社会，尊重社会的自然组构形态——社会自治。中国传统农村宗族社会就是自然形态的自治社会，传统中国，官不下县。但是中共极权制度，则以暴力彻底摧毁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自治形态，代以权力直接控制。最主要的是土改，消灭乡绅阶级，摧毁宗族社会，建立党在农村的基层政权，土地归共，成立公社。在城市，则是没收私人资产，取缔党派、商会、行徽、文化团体的各种民间组织；并且，党还控制宗教、街道居民，甚至进入家庭。由此，中国社会生态被破坏，人直接受权力控制，人与人的共生依存关系消失，社会失去了应有的功能和意义，实际这是社会自然生态的死亡。这是中国社会无组织状态的根源，毛为中国准备了长久的灾难。还有，当今中国有数亿农民工，他们在农村无法生存，在城市不能定居，承受最艰辛的劳作，忍受最低下的生活，他们的状况属流民。尽管，中国社会的无组织状态很危险，但是为了垄断权力，中共则坚决禁止民间组织各种社团，从工会到宗教群体，实际这是扼制中国社会的正常生长。
任何国家都需要一个精英集团管理国家，承担国家之责任。糟糕的是，在中国，没有一个集团或阶层，对国家、社会、民族负责。中共夺取政权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垄断了所有的权力、财富和资源。毛后，共产意识崩溃，官员们转眼就将权力私人化，以各种方式盘剥、掠夺财富，中共已成为利益集团，官员们只对自己的官职和利益负责，即不顾及国家，也不顾及百姓，他们的贪污腐败、掠夺财富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甚至不考虑本统治集团的长远利益和未来，他们有末日之感，因此没有节制，能抢就抢，能夺就夺。这些官员，中共一旦发生问题，他们首先抛弃的就是中共，何论国家和民生。即使如此，中共依然是垄断权力，不容他人染指；谁关心社会和国家的民运，就打压谁，指控他们颠覆国家政权。一个国家，基层社会处于非组织状态；上层，没有精英集团承担社会、民生之责任，仅此两条，这个国家已近崩溃之末日；况且，中国的社会危机远过于此。
国家或社会，其意义是达至全体成员之共生；当成员共生利益大于分离的利益，国家、社会方可继续维持；否则就会瓦解，或崩溃。社会中的优势集团或阶层，享有更多的权力和利益，因此他们也就需要更多地承担国家和社会的责任，照顾弱势群体，使其也能安定地生活。但是，中国的官僚和权贵阶级，他们非但不担负这些责任，反而利用他们权力优势，无节制掠夺弱势民众，比如圈地、强迁、国企改制，而且将司法权力化，抽调了维持社会的最后一块木板，社会没有了公正裁决，只能走向黑化和崩溃。今天的中国，国家、社会已经没有了成员共生的功能。官员寄生、掠夺国家和百姓；而下层民众仇恨、敌视官吏、权贵和富人。社会的矛盾到达了敌对的程度。国家、社会没有共生功能，必然会走向瓦解和崩溃。
毛夺得政权后，为了控制人的意识，系统而有目的地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清洗知识阶级，强制灌输共产意识。毛后，共产意识破产，国人陷入精神和伦理道德的空白。也就是说，中国十数亿人没有共认的价值、意识和道德，而这些是人们共同生活，组织社会的必要条件，无此，社会就无法有机运作。所谓唱红打黑，无非说明了，中国社会普遍走向黑化，国人没有意识共识与伦理规范。唱红打黑体现了政权和社会的双重穷途末路。
毛的残酷杀戮，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全面破坏，加之30年以来，权贵阶级的对于国家资源和民众财产的欺压、掠夺，社会已经积蓄了足够多的仇恨和暴力。杨佳、邓玉姣事件、汕尾事件、瓮安事件、石首事件、新疆“7.5”事件……，都显示了凶兆。当然，中国政权有足够的军队对付各地“突发事件”，但这并不能保障中国不发生崩溃。再多的钢筋和铁丝，也无法绑住一座已经沙化的建筑。极权者最大的愚昧之处是，他们以为依靠暴力夺得了政权，也就可以依靠暴力强制永久地占有政权，统治下去。但实际上，社会是自然生成的有机体，需要有诸多因素共构，以保障族类或群体的共生和延续，权力仅仅是其中的一元；但权力无限扩张，以至将社会其它元素统统扼杀，社会本身也就解体和死亡；随之这个庞大的权力也将塌毁。六十年来，极权政权，早已将中国社会摧毁殆尽，在社会意义上，中国是一片废墟。
一个流民政权，持暴妄行，已将中国变成了一个流民的国家、民族。没有稳定，没有未来。官吏忙于腐败，小民积攒仇恨；穷人生无保障，权贵时刻准备逃跑；工人下岗，中下层市民几辈子也卖不起一套住房；数亿农民奔波在乡村和城市之间，两头不得安生。表面上，权力控制着国家；而内部社会已经解体。无产者无恒心，有产者亦无恒心；有知识者、无知识者着忙的都是当下的利益；没有谁能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负责。国人上上下下，内心均无安宁。中国今天的民族精神实是流氓精神，斗争哲学转为厚黑哲学。如果我们留心那些社会生活中的细节，就会清楚这不是夸张，而是真实。
坦率地说，中国的希望是很渺茫的。一方面，权力集团有了太大的利益，也欠有太多的血债，他们惧怕失去权力，因此不仅拒绝政治改革，而且要更加巩固其政权，将所有多权力的挑战消灭在萌芽状态，实质上这是强力制止社会健康的元素的生长，扼杀社会再生。另一方面，因为没有政治空间，民权不能正当地表达和健康生长，那么民众只能将他们所遭受的侵害和剥夺变为仇恨和暴力，如此每一个体的仇恨和暴力的蓄积，就成为社会蕴含的普遍仇恨和暴力。在现实上，中国民间的仇恨和暴力都在急剧增长，难以遏制，只等待适当时机的爆发。中国的极权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脆弱、僵硬、腐败、离心离德，近乎分崩离析。无论政治上，或经济上发生裂痕，甚至一个偶然事件，都可能导致连锁性崩溃，民间蕴含的仇恨与暴力将全面爆发，加之社会去组织，这将是非常血腥的。
刘晓波提出和平、理性、非暴力、渐进、朝野互动的政治变革，实是挽救中国免于灾难的道路。结束一党极权，实现民主宪政，不仅是道义问题，更迫于中国的政治现实，因为一党极权已经僵化，继续下去国家将崩溃，而一旦崩溃将是大规模的血腥灾难。天安门母亲们，也是预感到再次灾难，才作出巨大的妥协，提出“我们放弃了牙眼相报的偏狭，放弃了以恶抗恶的极端，决定以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克制来谋求六四问题的和平解决”，“以和平的方式在中华大地上结束传统的专制统治，以确立现代民主、宪政的权威……”。也正是基于这些，刘晓波所坚持的非仇恨、非敌意、非暴力的精神，于国家、民族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建设意义。精神是对现实的反制，是因为中国的现实中蕴含太多的敌意、仇恨、暴力，预示着灾难，所以才需要非敌意、非仇恨、非暴力之精神，其不是对某一部分人而言，而是对整个民族的呼吁。
逮捕刘晓波，判以重刑，表明中共为维护他们的政权，拒绝民心、良知、善意，决心牺牲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不惜将社会、众民抛入血腥之灾。最不济，高官们可以卷财举家外逃，但并不是所有中下层官员都有举家外逃的机会的，这就是说中共高层，为了他们的利益和权力，豪不在惜中下层官员及他们家人的命运和生命，可以将他们抛给复仇的民众。可以预测，权力分裂或经济危机，将导致社会崩溃，暴乱将全面发生，这将是血腥大难。进而各地方自保，军队镇压，由而建立地方军人政权，国家由此分裂。中央极权转为地方专制，中共也由此而完结。中共以暴力夺取政权，以暴力进行统治，而他们即使完结，也决心要留给国家和人民一场大规模的血腥灾难。的确，他们不愧是李自成、天平天国式的流民政权；但是悲惨的是国家和百姓，他们的苦难还没有到头，血和泪流得还不够多！
中国处在危险中，这需要聚合全民族的善意、意志、良知、智慧，将国家和民族带出困境，和平地完成政体变革，实现民主宪政，这其中也包括中共要求变革的进步力量。诚如《零八宪章》最后所说，“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这个期愿，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善意及理想。但坦率地说，它的实现是很渺茫的，我们的国家、社会、民族被破坏得太惨重、太彻底了，极权统治的时间也太长久了，六十年来，我们离宪政，离现代文明，不是更近，而是更远了，凡是健康和有希望的力量都被消灭和遏制了，最后的完结很可能是以恶报恶。但是，我们需要恪守良知，知不可为而为之。如果我们不能争取到和平地实现民主宪政，那么我们应该考虑，在崩溃来临时，我们将如何减少流血，维护民生，重建秩序，向民主宪政继续进发。
2010年2-3月于伊萨卡
【民主中国】2010.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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