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先生是我一直很尊敬的一位师长，是华人世界中极少数的在美国政治学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和共和党人。这些年来，他对盘踞欧美的大学和传媒中的西方左派的凌厉批判，对根深蒂固的中国的大一统思维模式的解构，在华人文化圈中堪称空谷回音。我十分敬重这位真正的“右派”，我的《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和《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两本著作，都曾经请曹长青先生为之作序。但是，最近我读到曹长青先生的《刘晓波的谏言路走得通吗？》一文，却无法认同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故而撰文与之商榷。古语云，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当然，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说自己完全掌握真理，我们只是努力向真理接近。
刘晓波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中离“谏臣”身份最远的一个人。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撰文批评李泽厚一举成名之后，他始终是一名独立不羁、坚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像是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孙悟空一样，其人格形态迥异于彬彬有礼、乡愿虚伪的中国文人士大夫，即便在八十年代的改革派知识分子群体当中也让人侧目。最近，李劼发表了一篇文章，生动地回忆了在八十年代文学会议上刘晓波的表现。当时，身为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刘再复，是少数与高层有联系的开明派文化人，以显赫的官方身份自诩，主持会议时免不了要打官腔。刘晓波不能忍受此种官场文化对文化学术界的侵蚀，遂抢占话筒而滔滔不绝地发言，让“文艺沙皇”虽然尴尬却无计可施。由此细节可见，刘晓波的处世方式绝非中国人习惯的温良恭谦让，早在那个时代便显得如此惊世骇俗、特立独行。
八十年代，在胡耀邦和赵紫阳主政期间，知识界的诸多名流都与高层有着良好的互动关系。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纷纷加入体制当中，试图推动体制内的政治改革。其中，尤其以赵紫阳时代的体改所为代表。即便是曹长青先生，当时也供职于朝气蓬勃的《深圳青年报》，在经济改革前沿的深圳，利用相对宽松的新闻控制，在官方媒体上为改革鼓与吹。所以，在那个时代与体制有种种联系，并非道德上的瑕疵。有时，在体制内反倒能起到体制外起不到的作用。然而，即便在那个时代，刘晓波与体制亦保持相当之距离。他从不忌讳发表那些遥遥领先于时代的言论，比如中国应做三百年殖民地等等，根本就堵死了通往仕途的道路。可见，除了拥有北师大讲师的身份之外，他对任何体制内的地位都没有太大的兴趣。
八九之后二十年，刘晓波更是与体制决裂，成为像一根鱼刺一样让中共难受的、坚持生活在国内的“持自己政见者”。他相信，那个鲁迅所说的“活的中国”、“带着血的蒸汽的中国”，不在庙堂，而在江湖；不在已经被“六四”屠杀吓破胆的知识精英当中，而在自由意识逐渐觉醒、奋起争取有尊严的生活方式的民间社会之中。五年前，刘晓波在劳改基金会出版的《未来自由中国在民间》一书，便是对这一立场最为完整的阐述。他与日渐强大的民间社会一直保持着血肉般的联系。与之相反，这些年来，在海外流亡者群体中，仍然有不少人试图重新获得当年的帝王师和谏臣的身份，常常以“有某种特别渠道”与高层保持联系为荣，甚至中共使馆的官员请吃一顿饭也成为显摆的谈资。当胡温上台之时，不少人为“胡温新政”抱有美好的憧憬，甚至撰文吹捧之。刘晓波却从不向权力低头，他是最早撰文指出胡温新政是色彩斑斓的肥皂泡的政治评论家之一。我记得，当时包遵信先生因为太厌恶江泽民了，对胡温的“改革计划”抱有一线之希望，建议我们暂时不要撰文批评胡温。我们在一家餐厅吃饭的时候，刘晓波还专门与包老师争论此问题。虽然他一直都很尊重包老师，但在对胡温的看法上，他却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他对胡温从来没有过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
二十年来，刘晓波参与和组织了多次签名活动。他既是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第一政论家”，也是一名人权活动家和组织者。他自己写作的文章，常常毫不畏惧地点名批评毛、邓、江、胡，正如此次判决书中引用的那些文字，无不对中共的本质有入木三分的评述。刘晓波虽然生活在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却像哈维尔所说的那样，“假装”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以自由人的心态和精神展开思考和写作。与个人写作有一定的差别，刘晓波从事群体性的人权活动，比如起草或组织签名信，则尽可能地让观点和语气变得温和、平实，以争取更多人士的支持与参与。因此，他在不违背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尽量作一定程度的妥协和退让。这两种有差异的角色如此完美地融合在刘晓波的身上，而这“两个”刘晓波在今天的中国所起的作用都是独一无二的。尤其是后一身份，更是非刘晓波莫属：能够与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和各类活动人士都有良好的互动和密切的联系的，除了刘晓波之外，偌大的中国还真找不出第二个人选来。我想，这也是当局如此害怕刘晓波，一定要将他逮捕入狱并判处十一年重刑的根本原因所在。当年，中共的刽子手们宣称，六四的大屠杀可以换取二十年的稳定；如今，他们则自以为是地相信，囚禁刘晓波，便可以获得未来十一年为所欲为的资本。
如果在这样的背景下看待《零八宪章》的文本，就不至于像曹长青先生那样过于苛刻了。刘晓波不是《零八宪章》的最早的起草者，当他介入此事件的时候，该文件已经有了一个初稿。刘晓波为此文稿提供了一些个人的意见，更为重要的是，他将这份文件传播给若干有识之士，向他们征求意见。徐友渔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当初刘晓波就曾向他征求意见，他也细致地给出许多意见来，这些意见大都被刘晓波吸取了。所以，我相信，刘晓波本人并非完全认同《零八宪章》中的条文，比如他对西藏、新疆和台湾问题的看法，就比宪章最后的定稿要“激进”（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正确”）得多。但这份文本为了争取更多人的签名支持，只能取一个最大的“交集”。曹长青先生在文章中论及的“修宪”不如重新“立宪”的看法，其实我与刘晓波、王怡等人早就讨论过。我们看到了现行宪法本身的致命缺陷，认为与其在这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伪宪法”的基础上修修补补，还不如推倒重来，为未来之民主中国起草一部崭新的宪法。但是，这一思路最终并未得到更多朋友的认同与支持，我们只好暂时放弃之。再比如，刘晓波与我一样，都是英美式的保守主义的支持者，反对欧陆的大政府和福利制度，但我们无法在宪章中完全贯彻这方面的立场，宪章中对福利制度的憧憬是我们不能完全认同的。这样的结果，不是我们对自己的立场坚持不够，而是为了完成一份公共性的、历史性的文献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份相对平庸的《零八宪章》——《零八宪章》毕竟不是先知式的宣告，而是显示这个时代中国独立知识分子和追求民主自由的民众的平均水准的“大锅菜”。
所以，《零八宪章》中提出“修宪”的建议，而不是“立宪”的宣言，并不表明这份文献是一份向当局的“谏言”。曹长青在文章中批评说：“‘谏言’这种思维方式和做法，别说中国封建统治几千年，共产党专制六十年，六四的鲜血淋淋还没有把连下跪谏言都遭砍头的事实说明白吗？难道还需要刘晓波再做十一牢才明白共产党的本性吗？”这一批评并不符合亲身经历六四屠杀、痛定思痛的刘晓波在这二十年来一贯的言行，也不符合《零八宪章》的宗旨与愿景。刘晓波并不像帝国时代写折子的大臣或中共时代写内参的“文胆”那样，心中有一个潜在的读者，那就是“今上”。他从来就没有设想过要让胡温及其他中共高级官员接触到《零八宪章》并作出正面回应，甚至为了有这样的结果而不惜让宪章的文本投合胡温的胃口。相反，他早已对参与和组织宪章活动的严峻后果有清醒的评估：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很认真地对妻子刘霞说，我万一出事，你又要自己照顾自己了。由此可见，在刘晓波心目中，《零八宪章》的读者，乃是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签名活动超越了此前所有签名最大的共同点——即局限于精英知识分子阶层之中，这次签名活动深入到了各种不同的阶层和人群之中，比如有大量的上访者、经租房业主、工人、商人和大学生等，都毫不畏惧地在这份卑之无甚高论的文件上签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如果这份文件是“谏言”，他们一定不会签名的。
我个人认为，曹长青先生对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的看法出现一定的误差，是因为他长期离开中国大陆，对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社会的变化和现实的复杂性有所隔膜。这才使得他在评论美国的政治和文化的时候游刃有余，而在论述中国本土的问题的时候不免显得粗糙与单一。国内外都有少数鼓吹暴力而自己从不亲身实践的“革命家”，一直在恶意攻击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的“反革命本质”，他们的所作所为对中国的民主化有害无益。而曹长青先生与他们根本不一样，他对刘晓波和《零八宪章》所持之“异议”，乃是思想与学术范畴的真诚讨论，与追求臆想中的“权力”和争名夺利毫无关系。所以，我愿意撰文进一步阐明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的基本立场，以便让曹长青先生和更多的朋友能够与我们求同存异，站在各自的位置上为中国的民主化尽一份心力。
二零一零年二月十四日，农历大年初一
四川成都
附录：
【民主中国】2010.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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