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献给十七岁的祭诗
1991年春节前，我走出秦城监狱后，就听说丁子霖老师的儿子死于六四屠杀。当年三月份从大连回到北京，我一直想去看望二位先生，既作为学生，更作为身背负罪感的晚辈。
当年6月3日，我这个八九年的风云人物和幸存者，怀着惶恐悔罪的心情，带着一束鲜花和一首祭诗，去看望丁子霖和蒋培坤二位先生。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到捷连遗像前，鞠躬、默哀、献上鲜花和祭诗。
遗像上的17岁，正走在八九运动的行列中，头缠红布条，双手举红旗，一张年轻的脸，棱角分明，朝气勃勃，把我拉回到英姿焕发的八九高潮。虽说，蒋捷连还只是高中生，但他那充满正义感和自豪感的神态，与我接触过的无数大学生毫无二致。后来，听蒋老师说起才知道，捷连参加学潮并非始于八九，他也参加过八六学潮。
我的眼睛湿润了，开始哽咽着朗诵献给捷连的祭诗：
《给十七岁》——六四二周年祭
题记：你不听母亲的含泪劝阻，从家中厕所的小窗跳出；你擎着旗帜倒下时，仅十七岁。我却活下来，已经三十六岁。面对你的亡灵，活下来就是犯罪，给你写诗更是一种耻辱。活人必须闭嘴，听坟墓诉说。给你写诗，我不配。你的十七岁超越所有的语言和人工的造物。
我活着
还有个不大不小的臭名
我没有勇气和资格
捧着一束鲜花和一首诗
走到十七岁的微笑前
尽管我知道
十七岁没有任何抱怨
十七岁的年龄告诉我
生命朴素无华
如同一望无际的沙漠
不需要树不需要水
不需要花的点缀
就能承受太阳的肆虐
十七岁倒在道路上
道路从此消失
泥土中长眠的十七岁
象书一样安详
十七岁来到世界上
什么也不依恋
除了洁白无瑕的年龄
十七岁停止呼吸时
奇迹般地没有绝望
子弹射穿了山脉
痉挛逼疯了海水
当所有的花
只有一种颜色的时刻
十七岁没有绝望
不会绝望
你把未完成的爱
交给满头白发的母亲
那位曾经把你
反锁在家中的母亲
那位在五星红旗下
割断了家族血缘的母亲
被你临终的眼神唤醒
她带着你的遗嘱
重新迈开沉重的脚步
往来于无辜者的坟墓之间
每一次她就要倒下时
你都会用虽死犹生的气息
把她扶住
送她上路
超越了年龄
超越了死亡
十七岁
已经永恒
1991年6月1日深夜于北京
我想在十七岁的亡灵前朗诵完这首诗，但刚刚读了一段，就被蒋老师制止了。蒋老师握着我的手在颤抖，躺在床上的丁老师在流泪。我这才感到自己的莽撞，为自己的冲动而懊悔：在这样敏感的时刻，即便我心怀最真诚的善意，朗诵这样的祭诗，也无疑于往伤口上撒盐。二位老师还没有从丧子的刻骨之痛中恢复过来，特别是丁老师，身心都很虚弱，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
真不该刺激二位老师。我停止朗诵，默默地把祭诗的手稿放在捷连的遗像前。
说起来，我与二位老师的交往还是始于八十年代，主要是与蒋老师的来往。我熟悉蒋老师的第一机缘，是因为我与他在专业上的相通。八十年代的大陆出现过持续时间不短的美学热，朱光潜先生和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旧著重见天日，成为我们这批大学生抢读的精神食粮；李泽厚先生和高尔泰先生的美学新论风靡于文化界和高校，两人之间的论战也引来众多参与和旁观；美学研究也成为大学里的显学，上海复旦的蒋孔阳先生、山东大学的周来祥先生、人民大学的蒋培坤先生、北京大学的乐黛云先生等，是八十年代身为大学教授的知名美学家。
在我的记忆中，蒋老师之所以在当时的美学热中占据一席位置，来自他对马克思的《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有着独树一帜的解读。蒋老师将马克思美学解释为“人的解放”之学，并因此而饮誉当时的中国美学界，被称为“人本主义美学派”。我当时在北师大读文艺学专业的研究生，不仅对西方美学、中国古典美学用力甚勤，而且对当时中国的各派美学论著也皆有涉猎，自然要读到蒋老师的著述。正因为蒋老师在当时美学界的声望，我的导师才决定聘请他出任我的博士论文《审美和人的自由》答辩委员会的九位委员之一。按照当时中国学位答辩的有关规定，每个博士生的答辩委员会都要推举两位正式评议人。在我的答辩中，蒋老师与王元化先生被答辩委员会推举为正式评议人。
记忆中，蒋先生给我论文的评价还不错，着重强调“美与人的自由”之间的关系。比如蒋老师在论文评语中说：“把艺术和审美看作实现人的自由的一种方式，或者看作人的自由生命表现本身，即从人类本体论的角度去探索艺术审美的价值，应该说较之以外在功利为价值指南的传统艺术观念更贴近人类艺术的真谛。”“自由，如果不是像通常那样仅仅从认识论意义上去理解，而是从人本学的意义上去理解，那么它无疑是人类追求终极价值目标，也是艺术和审美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而且，从现实性上说，人类也许只有在艺术和审美中才能使这种自由付之实现，尽管这种实现在形式上是虚幻的，但在本质上却是现实的。”
当时，我曾在八七年的反自由化运动中被中共教委点过名，在何东昌为首的教委看来，我这样的“自由化分子”根本不配读博士学位。然而，我的导师黄药眠先生和童庆炳先生顶住了教委的压力，加之不久后反自由化运动在赵紫阳的干预下半途而废，使朱厚泽（胡耀邦时代的中宣部长）提出的“三宽”气氛得以恢复，才使我得以最后走上答辩席。答辩时，教委还专门派人去旁听，似乎害怕我在答辩中大放厥词。答辩委员会丝毫没受教委来人的影响，基本肯定了我的论文和答辩，使我这个“问题博士生”的论文得以顺利通过，并于当年7月拿到博士学位证书。
这一切，我这个学生当然会铭记终生。
1988年春天，我拜访丁、蒋二位老师的家，主要是为了听取蒋老师对我的博士论文的意见。由于谈话投机，与蒋老师交往日渐增多。但也应该承认，那时的拜访和尊称丁、蒋二位为老师，还主要是出于一般的师生礼节，或者说是礼节多于情谊，谈话大都局限于美学领域。而且，我去见蒋老师，显然与拿博士学位的功利性目的高度相关。然而，经历过六四大屠杀之后，我被开除教职，丁、蒋二位老师被勒令提前退休，再次前去拜访，我和二位老师的关系就不只是师生情谊，而是被六四鲜血凝结在一起的患难与共，相互来往也就自然多了起来，相互了解也逐渐加深。
蒋老师每次谈起八十年代都很动情，他曾对我说：“我们一家三口都是八十年代的受惠者。我的美学研究受益于那个时代的思想解放，也结交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象高尔泰，在八十年代，因为共同参加你的博士论文的答辩，我俩一见如故，从此结成至交。六四过后，高尔泰来北京看我和丁老师，我们两个中年男人居然抱头痛哭。我无锡老家的客厅里，还挂着高尔泰送的画作‘钟馗打鬼图’。再如象你的导师童庆炳，六四后十五年来，老童是与我俩保持密切关系的少数老朋友之一，在我俩最悲痛的时刻带来可贵的安慰。”
蒋老师还说：“我们全家也是在八十年代重温丁文江的，小连也开始对他的二外公有所了解。八十年代初，亲戚去海外，从胡适的儿子处带回胡适所著的《丁文江传》，还有一本翻译过来的美国人写的《丁文江——中国新文化》，小连都看了。连儿死的真惨，但也死的骄傲，他接续上丁家的自由主义传统。他只是高中生，却积极参与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学生运动，他不光参与了八九运动，八六学潮也参与了。小连的这些作为，肯定与八十年代的自由风气、与他对丁文江的了解密切相关。从思想启蒙角度看，小连也是八十年代思想启蒙的受益者。”
1999年10月，我再次走出中共的监狱，从大连回到北京。接近年底，全世界盼望新千年降临的气氛日见浓烈。那几天，不断有朋友打电话来，约我共度除夕夜，但我和妻子刘霞想把这个新千年之夜留给“六四”的亡灵们，决定和丁、蒋二位老师一起为亡灵守夜。
12月31日的夜晚，我和妻子去了丁老师家，吃了简单的晚饭之后，守夜的气氛一直很沉重，沉默多于谈话。在小连的遗像前，我不知道如何安慰二位老师，平时的口若悬河也变得沉默寡言。临走前，丁老师反复叮嘱我好好待刘霞，决不能再卤莽行事，把刘霞一个人留在有形监狱外的“心牢”里。我很感动，这才是对我们两口子的真正关心，做政治犯的妻子之难，一点也不次于政治犯本身，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当时想，丁老师之所以关心刘霞胜过关心我，肯定来自她这些年的亲历，她太了解失去最亲爱者的遗属们的艰难：残暴制度的迫害和良知匮乏的社会，使独裁制度的反抗者的亲人们承受着巨大压力，不仅是随时可能与亲人被迫分离的焦虑，还是被监视的恐惧、失去隐私的烦恼，更有官方刻意洗脑所造成的遗忘和冷漠。好在，有难属群体之间的相互扶持，也有国内外善良人的同情和支持，为这些六四受难者带来温暖的安慰和抗争的勇气。
告别时，丁、蒋二位老师把他们历尽磨难编成的难属证词送给我俩，并再一次叮嘱我好好待刘霞。
第一次读到为纪念六四十周年而出版的《见证屠杀寻找正义》，那是155位死者、65位伤残者的名单和27位六四难属的证词。阅读时的经历和感受，我都写进了《来自坟墓的震撼》这篇六四十一周年的祭文中。请允许我在此引用一些段落：
“一进家门，连口水都没顾得上喝，就迫不急待地翻开《见证屠杀寻找正义》读起来，从读第一页开始，我的眼睛就湿了。我是在泪水中念给刘霞听的，几乎每读一小段都要因哽咽而中断，我已记不清中断了多少次，每一次中断时的沉默都有死一样的寂静，都能听到亡灵们在地下发出的冤哭，那么微弱、那么无助、那么撕心裂肺。二位老师，由衷地感谢你们，使我和妻子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渡过了这个人人都在附庸风雅的2000年之夜。与离我家不远处（那时，我家在世纪坛附近）正在举行的盛大而华丽的仪式相比，今晚和亡灵们在一起，我们的内心才有安慰，才感到踏实。我和妻子都感到这才是最有意义的千年之夜。现在，当我坐在电脑前写这些纪念‘六四’的文字时，耳边仍然能够听到亡灵们无声的呼唤。”
“二十一世纪开始的那一刻，执政者们执意要学中国的历代帝王们，进行一次祭坛的表演。北京为几朝古都，遗物遍地皆是，特别容易使人产生帝制时代的联想。这里早已有了皇帝们主持祭天地的天坛、地坛，今天，为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到来，又修了一个‘中华世纪坛’，又一个劳民伤财、好大喜功的总书记兼主席工程，为了满足当权者的虚荣，还没有完工就匆匆启用（近半年过去了，世纪坛仍然在进行全封闭的施工），连出租汽车司机都看出了这是一种帝制时代显示皇权至上的仪式。”
“对于这样一个无耻到骨髓里的民族，无论流过多少血，记忆仍然一片苍白。用‘遗忘症’、‘亵渎痞’、‘无灵魂’……等词汇来描述，我以为都是一种抬举和浪费，都是对无辜亡灵的大不敬。搜遍我的词汇库，实在找不到恰当的词，我也只能在无奈之际，用鲁迅所讽刺过的‘国骂’，大喊一声‘他妈的’！”
现在，丁、蒋二位先生之于我而言，不仅是知识上的老师，更是人格上的老师。我乞求地下的亡灵和二位老师，请接受一个甚至没有资格做你们学生的学生的尊敬——一种灵魂被震撼的谦卑和敬畏。正如王怡和余杰发表的《抗议拘捕丁子霖等六四难属的声明》中所说：“三位被拘捕的母亲，以及其它六四死难者的寡母与遗孀，在大陆知识界和市民社会的沉默和旁观中渡过了一生最艰辛的十五年。在官方的谎言和打压下挣扎了一生最沉重的十五年。在我们心中，她们不仅是死难者的母亲，她们也是天安门前整整一代人的母亲，是在六四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母亲，是这个在政治罪孽中沉沦的民族的母亲。我们愿意在此庄重的宣称—我们是每一位‘天安门母亲’的儿子。我们为自己曾经的沉默和袖手而羞愧，我们愿以眼泪、笔墨、肉身和良知，永不停歇的抗议这个政府对每一位母亲的摧残。”
二、相互扶持中的抗争和艰辛
现在，距新千年之夜又过了四年，六四亡灵仍然无法瞑目，敢于公开站出来的难属们仍然在恐怖高压下抗争着，更多的难属仍然在无奈的沉默中忍受煎熬。为了纪念六四十五周年，丁子霖老师、张先玲女士等难属纷纷撰文，为当年的屠杀提供更详细的见证。与1999年为纪念六四十周年提供的证词相比，今年发表于《民主中国》上的这25篇《寻访实录》，是迄今为止出自难属群体的最详尽的记述，不仅记述了当年的亲人之死的悲壮和冤屈、大屠杀的残暴和血腥、寻找亲人的艰难和屈辱等等细节，而且记述了难属们是如何度过这十五年磨难的：最初在突失亲人的打击下和官方高压下的生不如死，渐渐走出绝望的阴影后，独裁政府决不认错的无情，决不次于大屠杀的残忍；社会日渐冷漠的麻木，也决不次于鲁迅笔下的阿Q时代；生活的艰辛一言难尽，灵魂的炼狱无以表达，高压下的沉默是那么无奈，觉醒后的抗争又是险象环生，而民间的同情和难属之间的温暖，又是如何支撑起“天安门母亲”的傲然挺立。
前不久，中共安全机关逮捕三位难属，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的关注和义愤，中共在强大的压力下不得不放人。也许，在某些人的眼中，这些六四难属已经不属于中国的弱势群体，因为，现在的“天安门母亲”举世闻名，得到了众多海内外的人道救助。然而，当你认真读过难属们的证词，有机会深入了解这个群体十几年的经历，你就不能不承认：
第一，在中国，六四难属群体是特殊的弱势群体，将这一群体联系在一起的核心纽带，不是家庭出身、文化教养、社会地位或经济收入，而是共同命运所激发出的母爱和抗争的精神。十五年来，这一群体所经历的苦难和艰辛是外人难以想象的，不仅是失去亲人后的心灵地狱和生活困顿，更是野蛮打压下的恐怖生活。特别是寻访实录中的农民难属，本来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大学生，给全家带来了改变既定命运的希望，而亲子却死于大屠杀，也就等于毁掉这个家庭的全部希望。
大学生程仁兴来自农村，他死于屠杀后，其母自杀未遂，现在已经无法劳动；其父不堪承受丧子之痛，在贫病交加中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死者周德平也是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周死后，全家的唯一指望落空，其母患上了神经性面瘫，其父哮喘病加重，失去劳动能力。周家现在住的两间平房是全村最破旧的，年久失修，门窗掉落，仅有的几张板凳也已破烂不堪。加之98年大水灾，周家颗粒无收，房子也被冲坏了，要是没有微薄的人道捐款，这家人就再无任何生活来源。然而，令人震惊的邪恶在于：就在大灾之中，北京寄给两位风烛残年的难属的人道捐款，居然被一位村支书冒领。后来是在丁老师的严厉抗议下，才被迫归还给两位老人。之后，村干部为了报复，居然带着警察、开着吉普来到村里，五、六个人闯进周家，胁迫两位老人交代接受北京汇款的情况，他们声称：如果再要发现有北京汇款就立即扣下。他们还用昔日管制“黑五类分子”的野蛮方式命令两位老人：不得擅自离村，出门要事先请假，回来还要汇报，如有外人来访，也要立时报告。
在中国，这种劫匪般的野蛮行为，不止是基层官吏所为，更是更高层的政府所为，1998年，中共政权无理查德扣和冻结国际社会捐给六四难属群体的德国马克，至今仍未解冻；1999年，中共当局采取卑劣的手段，在上海扣住了全美学自联的陆文禾，堵截了海外给“六四”难属的人道主义捐款。上海安全部门还卑鄙地抄走了陆文禾父母家的房产证，以此要挟陆文禾交出捐款。
难属方桂珍是个农妇，其夫雷广太在六四屠杀中失踪，至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她从1989年8月起，就怀里抱着刚刚1岁的女儿一次次进城去找北京市有关部门，要求政府交还她的丈夫、给她一个说法，帮她解决丈夫失踪后的家庭困难。但直到现在，她什么也没有得到，就连当时乡里答应的每月22元补助费也是泡影。相反，丈夫失踪后，她受到了各种各样歧视，她家的电曾被村里停过好一段，每年的“六四”前后，派出所的警察都会“光顾”她家。现在，她身上穿的黄大褂是捡破烂捡来的。
戴伟之死使他的母亲刘秀臣一度精神失常，其妹的工作和出国都受到负面影响。刘秀臣所在单位曾派出了“六人工作组”，以所谓“照顾”为名把她看管起来。她身体稍好以后，只要求上半天班，却遭到了野蛮的拒绝，理由是：“对你家的事还没有定呢！说不定还是反革命家属呢！”后来，公安人员还追查她与丁子霖、张先玲的联系，威胁说：你们违法成立集团了！
严文的父亲因儿子之死而精神分裂，现在已神志不清，瘫痪在床。
死者孙辉的家人成了当地派出所的“管制分子”，其父母家曾被当地公安非法查抄过6次，甚至孙辉的姐姐的毕业分配都被地方当局严控：只能回原籍，不准进机关、不准重用，不准调离。
死者吴国锋，其父被当地的镇党委书记告知“吴国峰是暴徒”，一家人从此陷入困境，爷爷奶奶因想念孙子而变成半疯；其父肢体麻木，几乎瘫痪；其母亲得知儿子遇难后跌倒在地，头部留下严重创伤，落下脑痛和视力严重下降的后遗症，失去了劳动能力。
难属袁淑敏夫妇和亲孙女租的三间小北房，已有一多半坍塌，地上堆满了灰渣瓦砾。
……
以上难属的生活和遭遇，仅仅是六四难属的冰山一角。
第二，现在难属群体所赢得的世界性声誉和人道援助，首先是靠她们自己的杰出作为，其次才是善良人们的同情心和正义感。如若没有难属们自己首先公开站出来，决不会有今天的“天安门母亲”，国内外的良知之士对难属的同情和支持，也很难在国内找到坚实的着力点。而且，这一群体之所以能够从单独的个人发展为上百人，并具有非常强的内部凝聚力，既来自其勇敢的坚韧的抗争，也来自难属之间的宽容和理解，更来自难属们在处理捐款上的公正和干净。
这个由伤残者和失去亲人的父母、妻儿所组成的群体，尽管在六四血案中付出了最为惨重的代价，却在极为艰难和充满人身风险的情况下，为六四受难者及其家属争取国内外的人道捐款，收集六四死难者的证据证词，始终如一地坚持着见证历史和寻求正义的诉求。毫无疑问，六四后的十五年来，在敦促中共纠正罪错、调查历史真相和还公道于民的民间维权运动中，六四难属群体做得最为出色。
从丁、蒋二位老师六四后的行迹中，我目睹了难属群体的十几年如一日的抗争，知道了丁老师、张先玲女士等人为寻访六四难属所遭遇的困难，为人道救助所作的大量的琐碎的事务，难属们在六四后遭遇的种种不公正的对待；我也眼看着难属群体的一天天壮大、成熟，陆续读到了逐渐增多的难属群体的证词……特别是，在中国海内外的民间反对运动的内部钩心斗角不断的情况下，六四难属作为一个特殊的民间维权群体，之所以具有内在的凝聚力且不断壮大，不仅在于丁子霖、张先玲等先觉者的勇敢，更在于弥漫于难属中间的那种可贵的宽容精神。有勇气率先站出来的难属，决不会因为自己先走一步而盛气凌人，而是心心相印的沟通和一视同仁的平等。先觉者们不仅给其它难属以生活上的救助和精神上的安慰，更重要的是理解她们不愿意公开站出来的苦衷，从来不会对其它难属提出过分的要求，更不会对心有余悸的难属们作任何指责。先觉者们只是身体力行地关心、同情、帮助和鼓励其它难属，在人道救助款的分配上一视同仁。
丁子霖、张先玲等人对那些暂时还不愿公开站出来的难属、对一些有过反复的难属，既抱有充分的理解，也对母爱和人性善良抱有信心，所以，她们处理难属是否加入公开签名的原则是：1，一切皆靠自觉自愿，决不强人所难；2，不论是否公开站出来，在分配人道救助款时，决不允许出现厚此薄彼的区别对待；3，耐心等待她们的觉醒，相信总有一天，她们“会用自己的手解开束缚在自己身上的绳索。”（丁子霖语）正是在难属中的先觉者的示范感召和宽容理解的带动下，五年、八年、十年、十五年，越来越多的难属逐渐加入到公开站出来的行列中。
失去孩子的母亲们仍然在流泪，只要孩子们的冤屈得不到伸张，她们的泪就流不完。但是，觉醒后的哭泣，不再只是伤心和悲痛，不再是软弱和无奈，而是面对高压的勇敢、坚强和希望——对刽子手的控诉，对独裁政府的抗议，对所有良知者的呼吁。这些失去亲人的遗属们，最知道残暴的极权制度的迫害和毫无心肝的社会的冷漠、遗忘，如若没有这样一个在相互扶持中度过那些最艰难的时刻的群体，真不知道这个群体中的每个个体，将在孤立无援中如何承受！整整十五年了，在中共警察的传唤、监视、跟踪、软禁等威逼之下，在社会的冷漠和遗忘之中，正是这一个个奔波于六四亡灵之间的母亲，以坚韧的爱和不屈良知，揭露着谎言，拷问着冷血的社会，安慰着地下的亡灵和地上的遗属，使起初分散的心怀恐惧的遗属们，逐渐凝聚成一个不断向极权高压挑战的坚强群体：一个母亲、两个母亲、三个母亲、一群母亲……在泪水中相互搀扶着、关怀着、鼓励着，一个由母亲为主体的人道主义群体在恐怖高压下坚强地站起来！
从1991年丁子霖老师和张先玲女士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到2004年124位难属毅然站出来向中共当局提出抗议；从1993年丁老师一人向联合国人权大会提出证词，到2004年记载着六位难属证词的光盘出现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从1995年难属们向中共当局公开提出合理合法的三项诉求，到每年两会皆有给中共当局的公开信，至今已经坚持九年。1999年，六四十周年，105名难属群体开始走上法律维权的道路，向中国最高检察院起诉李鹏，也引发出海外起诉实施人权迫害的中共高官的浪潮。同时，在《见证屠杀 寻求正义》一书中，记载了155名死者和65名伤者的名单及27位难属的证词。在新纪元来临的2000年，一个世界性的“天安门母亲”诞生了。今年，寻访到的死难者名单已经增加到182人，敢于站出来的难属们，也全都签名支持蒋彦永大夫向中共现政权提出的为六四正名的要求。
难属们也获得了持续而广泛的国际支持。国际上的人道主义捐款，从她们公开站出来后就从未中断过，斯诺夫人也曾想与丁老师见面，捐上一点钱，但因几十个警察围追堵截而未果，只能通过苏冰娴老师转交；每年六四忌日，世界各地都要举行悼念活动。以丁子霖老师为代表的难属群体，荣获了一系列的“人权奖”。丁子霖老师获得如下奖项：1994年获美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杰出民主人士奖，1995年获格利莱兹曼公民成就奖和纽约科学院的科学家人权奖，1996年获万人杰新闻文化奖，同年获法兰西自由基金会的记忆奖，1998年获瑞士自由与人权基金会奖，1999年丁子霖夫妇获意大利亚历山大兰格基金会奖。新世纪来临的2000年，第二届世界民主大会在巴西圣保罗召开，颁发给“天安门母亲”民主勇敢奖。近几年，“天安门母亲”每年都被提名角逐诺贝尔和平奖。
尤其令我感叹的是，在处理无数笔境内外善款的问题上，这个群体能够做到基本公正，也从来没有出过资金上的差错，每一笔捐款，哪怕只是100元人民币，甚至7元加币，都有明晰的账目，力争人道捐款的受惠人都能开出收据，并最终送到每个捐款者的手中，即便通过中间人转交的那些善款也不例外。这不能说不是个奇迹。
正是这一切，使丁、蒋二位先生和张先玲、苏冰娴、周淑庄、徐钰等六四难属，越来越赢得我发自生命深处的敬重。在我看来，在大屠杀之后的中国，这个主要由母亲们组成的难属群体，堪称最具凝聚力和感召力的道义象征：以爱心融化恩怨，以理性约束愤怒，以善意化解恶意，以和解缩小鸿沟，以勇气呼唤良知，以坚韧赢得尊敬。他们从未采取过激进的行动，从未提出过激的要求，也从未使用过咬牙切齿的言词。相反，他们所做的一切和始终坚持的要求，皆合法合理合情。这种高贵之爱、这种清明之理性，这种持之以恒的韧性和勇气，实为践行社会良知的楷模，是中国民间社会中最可宝贵的道义资源，是中国转型得以和平有序进行的健康力量之一。
三、大恐怖下平凡生命的人性光辉
读难属们的记忆，让我通过具体的细节看到了刽子手的残忍，更看到了大恐怖之中的人性光辉。
六四刚刚结束后，官方曾利用垄断的媒体混淆黑白，反复宣传所谓的“暴徒”对戒严士兵的残忍，而对戒严部队屠杀平民的残忍则全力隐瞒。然而，即便在严格的信息封锁之下，大屠杀中戒严部队的残忍，也已经见之于各类零散的记忆文章中，比如，在西单附近，戒严部队用坦克追碾学生和市民的最残忍一幕，早已出现在亲眼目睹者的回忆文章中。现在，难属们又为这残忍提供了活生生的见证。
通过寻访实录，人们可以看到：戒严部队是如何向四周盲目扫射，致使大量无辜平民死亡。六月三日晚约十一时，戒严部队先遣步行方队自西向东行进，一跨过木樨地桥，就一声令下，士兵卧倒，中间一军官取单膝跪姿，举起冲锋枪向马路中间及两侧盲目扫射，许多人应声倒在血泊中，人群四处惊散。试图上前阻止这种盲目屠杀的大学生却被射杀。6月3日夜间约10点左右，从西向东开来的军车，竟毫无人性地朝胡同里的居民开枪扫射。
正是这种盲目扫射，导致许多人死于家中。在已经寻访到的182位六四死者中，有些人既没有参与八九运动，也没有在戒严后去堵军车，甚至没有去看热闹，但他们却死在罪恶的枪口下。有人在自己家里死于流弹，比如，退伍女军人马承芬是坐在楼下台阶上和邻居聊天时被射杀。66岁的老工人张福元在亲戚家的院子里被戒严部队射杀。在木樨地22楼某位部长家里当保姆的一位来自四川万县的老妇人，只是从第十四层的阳台上往楼下张望了一下，就被戒严部队的子弹夺去了生命。住在同一栋楼里的一位副检察长的女婿也是在自家厨房里被射杀。
最令人震惊的是，有人走在街上恰巧撞见戒严部队，就被杀红了眼的士兵追杀致死。杨子平、王争胜、安基三人，就是在南礼士路附近，死于戒严部队的疯狂追杀。当时，他们五男两女共七个人，戒严部队的追杀造成三死两伤。
人们还能看到：戒严部队残忍到不许救助死伤的程度。张先玲女士提供了这种细节：当戒严部队开枪时，有一个小青年冲出去照相，中弹倒下；目睹了这一幕的民众想冲上去抢救，但戒严部队不许任何人接近受伤倒下的人；有一位老太太甚至跪在地上乞求军人：“那是个孩子，求求你让大家去救他吧！”士兵凶狠地用枪口指着老人说：“他是暴徒，谁敢上前一步，我就毙了谁。”而且，当两辆救护车开来救人时，也被戒严部队拦截，随车医生下车交涉也不放行，只能原路返回。杀了人还不准抢救，这是残忍中的残忍！
人们也能看到刽子手企图掩盖罪恶的可耻行为：毁尸灭证。六四大屠杀中有许多失踪者，至今仍然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张先玲的儿子王楠被射杀后，就被戒严部队埋在天安门前28中学（现改为长安中学）门前草坪里，只因王楠身穿军服，系了一根正规的武装带，被戒严部队误以为是军人，才把王楠的尸体送到医院。当张先玲女士找到儿子的尸体后，开始时戒严部队还不准家属把尸体抬走，他们非常蛮横地说：“不准抬出去，你们也快走，否则都抓起来。”后来，张先玲辗转打听到，那个坑里共有三具无名尸，其它两具尸体都作为无名尸送去火化了。张先玲说：“在我们以后的寻访中，就找到十几户人家的亲人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失踪者。他们很可能就属于被火化的无名尸。”
读“寻访实录”，最让我撕心裂肺和深感愧疚的是：那些被刽子手轻易地剥夺了生命的人，从66多岁的老人到年仅9岁孩子，从30、40岁的壮年到17的少年、二十几岁的青年，其中没有一个所谓的精英，更不是如我一样的当年风云人物，而都是普通的学生和平民百姓。原本，他们只想过普通人的生活，得到平凡的世俗幸福，然而，在那个血雨腥风之夜，他们中的许多人听从了同情心和正义感的感召，毅然离开安全的家而投身于危险之中。
有人是八九运动的参与者，在广场上坚持到最后一刻，直到被罪恶的子弹射杀。比如：
25岁的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程仁兴，就在准备撤离广场之前，死于戒严士兵的乱枪扫射，他倒在了广场上正对着天安门的旗杆下。
27岁的北京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戴金平，在89年6月3日晚11时左右，被射杀于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纪念堂附近。
天津师大中文系学生李浩成，随同该校五千余名师生前往北京声援，6月4日凌晨戒严部队进入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李正好在广场东南角的一个地方拍摄现场照片，当闪光灯亮起的时候，他遭到了戒严部队士兵的射杀。
一直参加八九运动的21岁的大学生吴向东，生前还为家人留下一份遗书，他以年轻的生命践行自己的诺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就是死了也在所不惜！……。”
有人为了与广场的大学生们共度危险时刻，承担一份做人的责任，在大屠杀已经开始之后，毅然奔向最危险的地方。比如：
年仅十七岁的高中生蒋捷连，在1989年6月3日那个大屠杀的夜晚，不顾母亲的含泪劝阻和反锁房门，居然从厕所的窗子跳出，奔向血雨腥风的西长安街，加入到劝阻戒严部队的行列中，然而，他非但没能劝阻住戒严部队，反而被罪恶的子弹射杀。
年仅十九岁的高中生王楠，基于“要把历史镜头真实地记录下来”的愿望，带着相机直奔天安门，然而，他还没有来得及用相机为历史留下见证，却用自己年轻的生命见证了野蛮的屠杀。
23岁的北大学生严文与同学一起携带一架摄像机去了木樨地，他们是想把当时现场的情况拍摄下来，作为一个历史的记录。然而，一颗子弹射中了严文的大腿，致使主动脉破裂，流血过多，抢救无效，很快就停止了呼吸。
更有人在危险中关心别人和救死扶伤。比如：
30岁的杨燕声，出于人道义举在1989年六月四日早晨七时抢救伤员，却被罪恶的炸子射入肝部，在体内炸开，不治身亡。
24岁的工人杜光学，作为一个热血青年，常去天安门广场。6月3日晚12点多，他听说天安门广场死了人，就想前去为大学生们做点什么，然而，当他骑车行至新华门附近时中弹身亡。
25岁的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硕士研究生周德平，在1989年6月3日那个大屠杀的夜晚，自愿接受其它同学的委托去广场看望本校的同学，他独自一人骑车向天安门广场驶去，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学校。
年仅19岁的北京大学化学系大学生孙辉，他主动接受同学们的委托，去寻找从天安门广场撤出而未见归来的班长和几位同学，他骑车行至复兴门立交桥附近时中弹身亡。
实录中，还有三位死者最为感人，他们在当时的作为，如果能够被摄像机记录下来，那么，六四英雄的象征性画面就不只是一个人挡坦克的青年了。
24岁的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应届毕业生段昌隆，在那个枪声四起、噩耗不断的危险时刻，白天去急救中心帮助抢救伤员，晚上在民族宫附近劝解戒严部队，可他没有想到，当他跑向一位看上去是指挥员的军官时，一颗罪恶的子弹从那个军官的手枪枪口射出。
25岁的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即将任职于人民医院妇产科年轻女大夫王卫萍，自告奋勇地加入了抢救伤员的行列。据目击者说，她很勇敢，子弹从身边飞过、四周迸发着火光，她都毫无惧色，抢救着血泊中的一个又一个伤员。然而，正当她在包扎一位伤员的伤口时，略一抬头，一颗子弹击中了她的颈部，她倒下了，连一句话都没有留下。
29岁、就职于机械电子工业部自动化研究所的袁力，在戒严部队向四周盲目扫射时，他不忍再看到无辜市民的死亡，便挺身而出，高举右臂，大声向那些乱开枪的士兵们喊道：“我是清华研究生…”，但话音未落，一声枪响，他的生命就消失在黑暗之中。
除此之外，我所知道的六四政治犯中，被判十年以上重刑的大都是普通人。北京广播学院的大学生王毅因参与堵军车而被判十一年；青岛的小伙子陈兰涛，只因在大屠杀开始后做了一次抗议屠杀的公开演讲，就被判了十八年重刑；与四川诗人廖亦武一起坐牢的政治犯中，就有多人因六四而被判十年以上的重刑……在全国，这样的无名六四政治犯还有很多，至今仍然在狱中。
然而，当年那些自视甚高、瞧不起市井小民的风云人物，无一人死于六四大屠杀或受伤，也很少有人被判十年以上的重刑。他们都是屠刀下的幸存者，无论流亡海外还是在国内被捕坐牢，也都混了个或大或小的名声，得到过或多或少的关注。有名的“六四黑手”中，只有王军涛和陈子明被判刑十三年，并于90年代中期先后获得保外就医。从1989年6月开始，我这个六四黑手，尽管已经三进三出，但是所有失去自由的时间，加在一起还不到六年。
说这些，我没有任何提倡“牺牲竞赛”的意思，而只是想提醒自己这样的风云人物：“六四”的历史真相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以大学生和知识精英为主的八九运动，当惨案发生时，死于屠杀的人、挺身而出救助死伤的人、被判重刑的人，大都是普通人？为什么付出最大的生命代价的人们，大都默默无闻、无权讲述历史，而那些作为幸存者的精英们却有权喋喋不休？为什么“六四”后，这些普通人的血还要被用来滋养大大小小的投机者，供一些无耻之徒角逐于所谓“民运”的名利场？十五年了，“六四”的血，除了供养了惯于吃人血馒头的风云人物在国内外一味“英雄”之外，就几乎再没有让我们这个冷血的民族得到更大的长进。
什么是苦难和牺牲？什么是生命和鲜血的代价？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幸福的分配早已有天壤之别。难道大屠杀制造的苦难作为一种具有道义正当性的资源，其分配也注定要有天壤之别吗？难道真如鲁迅所言：“时间永是流驶，都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这个民族的所谓精英们，真的毫无长进，至今仍然很少有耻辱感和负罪感，也没有学会从苦难中汲取精神资源，做一个有尊严的人，去平等地关心具体人和普通人的苦难。
象我这样在八十年代自封为精英的文化人，象我这样的八九风云人物，又为亡灵们做过些什么？！这十五年来，我时时被负罪感所困扰。在秦城监狱，我写了悔罪书，在出卖了个人尊严的同时，也出卖了六四亡灵的血。出狱后，我还有个不大不小的臭名，得到过多方的关怀。而那些普通的死难者呢？那些已经失去生活能力的伤残者？那些至今仍在牢狱之中的无名者呢？他们得到过什么？因写作长诗《屠杀》和《安魂》而入狱四年的四川诗人廖亦武，在诗的结尾自问自答道：“谁是幸存者？幸存者都是狗崽子！”而面对“实录”中所记载的这些普通人的遭遇，我觉得自己连“幸存者”的资格都没有！尽管我是最后一批撤出广场的人之一，但我没有在大屠杀后的血腥恐怖中挺身而出，以行动表示自己仅存的人性。离开广场后，我没有回到母校北师大去看看那些从广场撤出的学生，更没有走上街头去救助那些死伤者，而是由天安门广场逃向了相对安全的外交公寓。无怪乎那些亲历了六四血腥的普通人会问：当屠杀的大恐怖正在笼罩北京城时，你们这些“黑手”在哪？
六四过去了十五年，虽然还不能改变大屠杀制造者的冷血，但起码可以质问那些胸前挂满了受难勋章的风云人物们：面对一无所有的、甚至其所得只有负数的受难者，你们没有自责和内疚吗？难道不应该坚守住做人的底线，象珍惜自由那样，珍惜无数人用生命换来的道义资源——我们向极权抗争的仅有的资源！面对坚持为死难者讨还公正的母亲们，当年的幸存精英，难道就不肯付出一点儿博爱之心、养成一种平等之怀和正义之气，为那些受难更深的人们争取本来应该属于他们的公道吗？！
感谢难属们，为中国留下了大屠杀中的普通人的形象。
可喜的是，一些当年参与过八九运动的大学生，现在开始注意到六四灾难中那些被遗忘的普通民众，以忏悔的心情写出了对普通人的敬意和关注。比如，曾深深卷入八九运动的政法大学学生浦志强，现在已经是大陆的知名维权律师之一，他为纪念六四十五周年写了《不该被忘却的“暴徒”群体》一文，沉痛地说：
“在这个痛苦记忆不断唤醒遗忘的煎熬中，还有一个不该被忘却的群体，一个被‘合法’地处决、监禁、流放以及领受了酷刑的‘暴徒’群体。我们甚至没有想过，你们都是些什么人？你们的家人怎么样了？你们出狱后都在干什么？”“我想起来了，在我们游行的时候，是你们用自行车挡住军警，给我们闪出一条路；在我们疲惫的时候，是你们用三轮车拉着走不动路的同学走下去；在我们饿了的时候，是你们端来汽水、可乐、小米粥和大饼，嘴里还在喊着‘大学生万岁’；在我们绝食静坐的时候，是你们支好帐篷为我们遮阳挡雨，听我们讲话给我们捧场；在兵临城下的危情时刻，是你们挡住军车前进的脚步，苦口婆心地劝阻不明真相的士兵；当冲突开始后，是你们在大街小巷用棍棒、石块等冷兵器面对坦克冲锋枪倾泻的弹雨。你们只是没想到人民军队真的会把枪口对准人民，你们想到的可能只是广场上还有我们。当时你们把我们当成了自己的兄弟姐妹，但十五年来，我们竟然把你们忘了，我们竟然可耻的忘却了你们！”
“你们没有死在街上成为遇难者，却在事后死在刑场上或者领受了重刑。你们所有的罪过，可能不过是情急之下扔了几块石头、烧了个把军车、抢到过若干武器，甚至是象被判刑十年的萧斌那样不过传了几句闲话而已！我们都清楚，在那样一场骚乱中，你们的行为可能仅仅是一个正常人的条件反射，根本不应算是犯罪。跟加沙街头暴烈的巴勒斯坦青年相比，你们并没有多做些什么，但你们却落得了如此下场！”
文章的结尾是对所有当年的风云人物的良心拷问：“与哲人相比，你们不习惯记忆；与文人相比，你们不擅长表达。你们的家人十五年来所能做的，只能是把屈辱和悲痛埋在心底，甚至强迫自己也遗忘你们。但有谁敢说，你们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你们就没有鸣冤叫屈的权利！”（见《动向》2004年4月号）
浦志强律师，在你的忏悔和拷问面前，我也是在吃人血馒头，我至多是这个反人性的制度反面的点缀和装饰，抓了又放，放了又抓，我自己也不知道这种游戏何时能有个结局，更不知道我究竟为亡灵和其它无辜受难者做过些什么，可以让自己想起来问心无愧。
中国的精英，大多失去了记忆和时间，在小康时代的利益收买中活得像个体面的中产阶级，然而，他们在精神上活得麻木不仁，从零开始到零结束，无穷无尽的恶性循环。这样的生存质量，与那些平凡的牺牲者、与浦律师提到的那些“暴徒”所付出的鲜血相比，连沙漠都不如，沙漠还有广漠和荒凉，八九年的风云人物们还剩下什么？！
四、见证灾难历史的意义
人类经历过多次大灾难，仅就二十世纪而言，就有二战中的种族灭绝和共产极权下的阶级灭绝。对前者的历史见证，有二战后世界范围内的对纳粹的种族灭绝罪行的清理，代表人物是美国历史学家埃利。威赛尔，他是种族灭绝中的犹太幸存者，其母亲和妹妹都死于纳粹集中营。二战后，他致力于见证“奥斯维辛”式的种族大屠杀，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发表了无数次演讲，获得了198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对阶级灭绝的历史见证，有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对共产极权的揭露，代表人物是索尔忍尼琴，他的《古拉格群岛》见证了共产极权铁幕后的阶级灭绝罪行，他也因此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现在，“奥斯维辛”和“古拉格”这两个名词，已经成为纳粹极权下的种族迫害和共产极权下的阶级迫害的代名词。
见证历史，不仅需要对大事件的宏观复述和解析，更需要对局部细节的微观挖掘，需要将罪恶还原为一个个刽子手的罪责，将灾难还原为一个个受害者的悲剧，需要细节化具体化个体化的生动言说。因为，宏观历史叙述，往往会忽略掉普通人的命运和细节化的个体灾难。如果对大灾难的记述仅仅局限于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的死亡数字，即便再宏观也是抽象的，无法为悲剧时代和后代留下鲜活记忆。所以，见证历史需要尽可能多的细节积累和个体追寻，将历史罪恶细节化为一个个暴行，把一个个消失于暴政下的鲜活个体凸现在世界面前，才是对生命的敬重，才能激起后人对灾难的认真反省。威赛尔和索尔忍尼琴的见证，之所以引起世界性关注，就在于两人见证的细节化和个体化。美国的9.11周年祭，之所以要花费很长时间一个个地宣读死者的名字，就在于从关注具体个体的角度来表达对生命的敬重和对灾难的记忆。
在共产极权的暴政下，当代中国人所遭遇的灾难可谓史无前例、举世无双，毛泽东时代的阶级灭绝，从建政之初的“镇压反革命”一直延续到“文革”，邓小平时代也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六四大屠杀”，江泽民时代又制造了灭绝民间自发信仰的“法轮功大冤案”。然而，中共政权非但不认罪不忏悔，反而在严厉压制民间的历史见证的同时，又在不断地制造新的罪恶，“六四”成为当代中国道德最大禁脔，即便在网民已高达八千万人的互联网时代，“六四”也被中共设置的政治防火墙所屏蔽。所以，民间的自发见证只能在充满恐怖的秘密状态中进行，见证的资料也无法在大陆媒体上公开，而只能通过出口转内销的途径出现在被严加防范的民间网站上。更可悲哀的是，无论是三反五反、大跃进、反右，还是史无前例的大劫难文革，民间的历史见证大都是分散的、隐讳的、欲言又止的、拐弯抹角的，从来没有形成过有群体性的、直率的、畅所欲言的、持续不断的见证，而只有六四后的难属群体，这些平凡的母亲，在专制高压之下，坚持着由不断增加的个体言说汇集成的群体见证——直率而持续的见证。在此意义上，六四难属群体的见证历史，无论与威赛尔、索尔忍尼琴相比，还是与国内民间对历次灾难的分散见证相比，无疑都是更悲壮、也伟大的事业。
每年的清明和六四，在悼念亲人时，六四难属们仍然会聚在一起流泪，然而，经过十多年的思念和抗争，她们的悲痛和愤怒，已经由哭泣和呐喊变成冷静的见证。她们既具有面对恐怖的勇气、与独裁政府周旋的智能，更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与威吓、监控、跟踪、拘留、查扣人道捐款……相抗争。最可贵的是，她们在还原历史真相的过程中，从不放过每一点线索，从不畏惧寻访的艰辛，一个个寻访，一点点积累，让血的事实变成活生生的具体细节，让血淋淋的细节变成人们的记忆，见证八九运动，见证六四大屠杀，见证这个社会的灵魂，见证这十五年来中共政权的种种倒行逆施。
这事实的见证，对还原历史和伸张正义来说，比泪水、比愤怒、比呐喊，更加有力。“事实胜于雄辩”，难属证词之谓也！正是这群平凡母亲，戳穿了中共政权编造的谎言，让全世界知道了一个个死于六四大屠杀的个体，了解到难属群体十五年里所遭遇的迫害和磨难。六四难属的见证之于当代中国的启示意义还在于：民间维权运动由自发走向自觉，由分散的个体记忆走向群体性抗争，由既得利益的诉求走向持之以恒的权利争取，才是未来的自由中国的希望之所在。
遗憾的是，在六四后的十五年里，只有难属群体才是持续的扩展和深入的民间维权运动，而在此前，除了四五运动和八九运动的短暂悲壮之外，大陆民间已经浪费了太多的良机。
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一方面，大规模的清算历史罪恶和平反冤假错案，皆是在官方主导下进行的，主要受益者也是那些在毛时代的内部权争中失败的中共权贵。文革后掌权的高官大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他们还可以用“两条路线斗争”的老套来解释毛时代的历史罪恶，抛出几个替罪羊来承担体制性罪责，因而，政权合法性还未受到来自民间的强有力的质疑和挑战。另一方面，除了短暂的“西单民主墙运动”对现政权的合法性提出置疑和挑战之外，挑战中共政权合法性的自发性民间群体维权几乎没有。相反，大多数受害者，包括那些曾受到过长期迫害的精英们，他们在平反之后，大都专注于为改革开放鼓与呼，陷于等待“青天再世”和“谢主龙恩”的臣民迷思之中。受难最深重的民间，却把见证历史罪恶的权利无条件地交给了制造这些罪恶的政权，任其歪曲、阉割、遮掩、篡改和装扮中国当代史；把讨还正义的道义正当性让渡给践踏正义的独裁党，把获得“昭雪”皆归功于那些曾经参与制造罪恶的新独裁者们，任其垄断历史见证和讨还正义的权利——在封锁主要罪恶的同时，也把全部“政绩”据为己有。
由此，改革开放之初的平反大潮呈现出中国特有的荒谬悖论：作为罪恶的主要根源的独裁体制本身，却得以轻易逃脱被追究，而且新的独裁者们还得到万众拥戴。比如，毛时代的绝大多数罪恶还未清理之时，“小平您好”的由衷拥戴已经出现，而被拥戴者依然是个独裁寡头。事实上，毛泽东时代的罪恶之产生，不止是“四人帮”和“三种人”，甚至不止是暴君毛泽东个人，而是制度性的政府性的犯罪，是中共统治集团的共谋，所以，讨还正义的道义正当性理应在民间、特别是应该在无数普通的受害者之中。然而，在当时的中国，罪恶的制度及其犯罪的权贵，并没有出面承担应得的罪责，制度及其政权本身的邪恶性质也毫无改变，而只做出统治策略的权宜性调整，居然就把绝大多数的正义资源轻易地收入自己的囊中。
试想，如果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平反大潮中，在官方主持的恩赐性的平反冤假错案之外，还有来自民间的持续的群体性维权运动，只要那些死难者的亲属中有十分之一的人肯站出来，象现在的六四难属或法轮功群体这样，从民间立场出发来见证历史和寻求正义，大陆民间起码能够形成“三反五反难属”、“胡风案难属”、“反右难属”、“大跃进难属”、“文革难属”……，那将形成怎样的民间维权洪流！国人对历史罪恶的清算就将远远超出官方的钦定定调，也将把独裁者自上而下的恩赐性平反变成自下而上的民间维权运动，中国当代史就将全部重写，邓小平模式的跛足改革也将无以为继，改革开放的历史和中国的未来必将重写。
也就是说，与以往历次大灾难留给当代国人的遗产相比，八九运动和六四屠杀对未来中国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它所留下的正面遗产：
1，独裁政权合法性的危机至今犹在，而且，只要政权的独裁性质一天不改变，其合法性危机就一天无法消除。这种危机，既表现为民间对中共政权的口是心非，民众对政治权威的自愿效忠的丧失，也表现为官方本身的内在虚弱和权力恐惧的难以摆脱，官方对六四定性的越来越模糊，高官们回答有关六四的提问时也越来越圆滑，当年参与镇压决策的高官及其亲属，也大都想撇清与六四镇压的干系，至少是减轻罪责，把全部的或主要罪责推到已经作古的邓小平一个人身上。最近，据境外媒体透露，连李鹏这样的六四罪人，也想出书澄清当年的决策过程。
2，民间人权意识的觉醒。表现为民间越来越摆脱逆来顺受的生存状态，特别是借助于互联网提供的方便，越来越多的人敢于置疑和批评官方决策，挑战政权及其政要的权威，六四话题在民间被反复提起，更表现为民间维权运动的公开化和持之以恒，弱势群体争取自身权益的请愿、游行、示威、甚至自焚，知识界争取言论自由和推动宪政民主的言论维权，工商界争取私产保护和平等竞争权的财产维权……这其中，最具道义感召力和人权救助实效的群体维权，非“天安门母亲”莫属！
天安门母亲的事业，开始于突失亲子的绝望，她们这些年所关心、帮助和鼓励的，都是一个个具体的人。这种朴素而实在、有血有肉的正义事业，充满了土地的温暖和激励，决非从天空俯视芸芸众生的自由说教所能给予。从丁老师等难属寻访“六四”遗属的脚印中，我看到了所剩无几的良知、坚韧和爱。我甚至极端地以为，这是“六四”后仅存的记忆和最有成效也最有意义的事业。如果所有的幸存者都能象她们那样，不必高声呐喊，而只为无辜的亡灵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刽子手也不至于杀了人后还那么肆无忌惮，“六四”亡灵的坟墓更不至于如此荒凉。现在，蒋彦永大夫为六四正名的勇气，又为民间提供了新的良知示范，赢得了海内外的广泛支持。
如果说，见证灾难和清算罪恶，不止是为了汲取教训和当下改革，更是为了避免未来的重蹈覆辙，为了在人性上恢复良心平静、道德自信和做人尊严，那么，一个掩饰灾难和压制见证的政权，就只能在延续灾难和制造新的罪恶中越陷越深，也就等于把整个国家的未来置于随时可能再现“六四”灾难的恐惧之中，继续把人性逼进不得不做驯顺的奴隶和阴暗的犬儒的死地。也就是说，十五年来，中共当局的所作所为，正是在以死不认罪和打压见证的方式延续着六四的罪恶，用恐怖政治把国人逼成反人道的猪哲学信奉者，把中华民族钉在大屠杀的道德耻辱柱上，是对每个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未来的持续戕害。
所以，在中国的当下制度中，对于恢复民族的真实记忆来说，致力于民间见证就几乎是唯一途径。也正是在这种只能寄希望于民间见证的背景下，难属群体的顽强存在和不断扩大，就显得尤为重要。她们的见证，在呼唤着、激励着中国民间的良知力量的同时，也在正告现政权的独裁寡头们：在当今世界，灭绝人性的暴行决不能畅通无阻。尽管，在当今中国，独裁者们握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主要的社会资源和制度化的暴力手段，而六四难属仅仅是无权无势的弱势群体，然而，她们仅仅靠亲人们鲜血的滋养，靠她们自身的母爱、良知、勇气，就为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保存了走向敬重生命和自由民主的希望。
如果说，八九运动和六四大屠杀需要纪念馆，无辜亡灵们需要纪念碑，那么，在还不允许建立纪念馆和树立纪念碑的当下大陆，天安门母亲们的见证，就是在为纪念馆和纪念碑的最终落成奠基。
2004年5月15日于北京家中
【民主中国】2004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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