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共现政权仍然竭力封锁赵紫阳的亡灵，但国人决不会忘记这位中共总书记中的异类——良知与睿智兼备的政治家，不会忘记与赵紫阳的政治命运息息相关的六四悲剧，更不会忘记那些死于大屠杀的冤魂。
真的要感谢已经八十七岁高龄的宗凤鸣老先生，没有他不顾政治风险的勇气和执着，软禁中的赵紫阳晚年也许是历史空白，许多珍贵的史料和思想也将消失在黑洞中。就在赵紫阳仙逝二周年之际，宗老先生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以下简称《谈话》），冲破中共当局的百般刁难而得以面世，为我们留下了赵紫阳执政时期的重大时刻，留下了他在软禁中的喜怒哀乐和音容笑貌，留下了他的思想轨迹和人格光辉。
赵紫阳，这位在关键时刻能够为义舍利的中共前总理和前总书记，尽管身处软禁至死的逆境之中，但他仍然毫无悔意、坦然面对自己的处境，特别是他对自己的历史和中国当代史有着清醒透视，凸现了他的真诚、豁达、乐观、情义和睿智；他对重大历史问题的回顾和对众多中共高层人物的评价，对老人政治的巨大危害的陈述，对一些传言的澄清，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他对邓小平跛足改革的弃绝和对中国转型的思考，让我们看到他的局限和思想转变；他对后邓时代中国转型的方向和步骤的建言，对独裁式的市场化私有化及特殊利益集团的警觉和厌恶，对江朱体制的批判和失望，对所谓“胡温新政”的冷静观察，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已经完全站在自由民主立场的政治家。
对中国式民主化之路，赵紫阳基于国情民意和从政经验的考虑，坚决主张渐进改革。在具体道路的选择上，他更倾向稳定前提下的“先人权后民主”，即，先走“有自由而无民主”的香港模式：“自由比民主重要，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没有民主，但有自由，任何人可以批评港督。司法又是独立的，不受政府控制，然后再允许结社，这样来启发民智，提高人民的民主意识。”也就是说，在中国搞政治改革，必须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的承受力，一步一步地渐进。
在国际关系中，赵紫阳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煽动，而致力于融入以美国为首的主流文明，主张用和平民主的方式达成两岸统一；在国内改革上，经济上致力于法治下的市场化私有化，充分发挥民间的经济创造力，让国企在市场竞争完成产权改革和优胜劣汰；政治上，他不赞成一步到位的多党制和普选，而主张先搞好两个方面改革：一是开放报禁、实行言论自由；二是加强法治建设，实行司法独立。与此同时，致力于执政党内的民主化改造和政治决策公开化，致力于公民权利意识和自治民间社会的培育；文化上，通过思想解放和观念启蒙，致力于消解中国传统的独裁文化和普及源于西方的自由文化，营造出自由、宽容、多元的社会气氛。在此基础上，再开启西方式议会民主之路。
在中共的历任党魁中，只有两位在晚年完全放弃党天下而转变为自由主义者的总书记，一位是陈独秀，一位是赵紫阳。而我以为，赵紫阳先生的转变更为可贵。因为，陈独秀的转变是在中共没有掌权前完成的，所以他还没有经历过手中握至高统治权的考验；而赵紫阳的转变是在中共掌权之后完成的，他经历了手握至高统治权的考验。特别是在八九运动的大是大非的抉择中，只要他放弃道义立场而屈从于老人政治的淫威，他就可以保住总书记的高位以及相关的巨大既得利益。但紫阳先生宁愿放弃党魁官位及其巨大的既得利益而坚守为政之德和做人良知。
难能可贵的是，大凡独裁制度下的党魁都是冷血动物，为了权位可以不择手段和牺牲一切，不仅无视对国家和民众的政治责任，而且不顾对家庭、亲人、朋友的人伦。然而，作为中共党魁的赵紫阳先生，不仅是一位对国家命运和百姓生命高度负责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位顾及家庭责任和朋友情义的君子。在他决定放弃总书记位置的抉择中，他知道这种放弃将为他的家庭带来的风险和麻烦。所以，他郑重地召开家庭会议，听取亲人们的意见。而他的家人毫不犹豫地站在他的一边，一致支持他的选择。在他自己也失去人身自由的处境中，他多次为身陷囹圄的鲍彤先生抱不平，显示出这位领导和长者的无价情义。
在我看来，在直接关系到权力之争、社会公益和个人及家庭得失的重大政治抉择中，赵紫阳先生既能够做到三者兼顾又坚持政治操守，这在中共掌权史上是唯一的。
六四后，海内外都有人援引“责任伦理”，对赵紫阳不肯向邓小平低头做出负面评价。他们认为，赵紫阳作为手握重权的总书记，不应该仅仅为了个人道义形象而放弃政治责任，他在戒严问题上的坚持己见，起码是一种政治不成熟的表现。这种评价的主观假设是：如果赵向邓妥协、保住总书记的官位，即便他无法避免戒严，也许可以避免血案；即便无法避免血案，但起码可以减弱六四后的镇压、逮捕和清洗，中国的政治改革也不至于停滞十八年。
说赵紫阳在戒严问题上坚持己见是政治幼稚的表现，是为个人形象而放弃政治责任，我是无论如何不能苟同的。因为，是否同意军事戒严，绝非如何应对社会危机的策略之争，而是事关政治善恶的大是大非之争。如果在这样的大是大非、大善大恶的问题上还要韬晦，赵紫阳也就不再是中共高官中的异数了，而与独裁制度中的其他机会主义政客一样——为了保住权力及其既得利益而放弃原则、不择手段。
如此，赵紫阳也就变成老人政治的可怜附庸，变成在党政军大会上宣布戒严令的李鹏，变成针对平民进行大屠杀的前台刽子手之一。而一个唯老人意志是从且双手沾满无辜者鲜血的机会主义政客，六四后怎么可能具有改变邓小平的跛足改革模式的勇气？
如此，在机会主义政客多如牛毛的中共官场上，不过是再多一个根牛毛而已。当我们回顾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时，在那份长长的中国政治人物的谱系中，我们就会缺少了一位罕见的具有高贵政治人格的政治家，而增添了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平庸政客。
从政治人物的责任伦理的角度讲，八九期间的赵紫阳为了以和平的方式控制局面和平息学潮，已经竭尽全力了，他的开明也是中共历任党魁中的极限了。据《谈话》中赵紫阳的叙述，八九期间，中共决策层起码错过了三次和平平息学潮的机会。
第一次机会，胡耀邦追悼会结束后，学潮已经开始缓和，赵紫阳提出三条建议：1，追悼活动已经结束，应该劝学生复课；2，组织协商对话，解决学生提出的种种要求，力求缓和矛盾，不可扩大矛盾；3，必须避免流血，只要不发生打砸抢烧，就不应该采取强制手段。如果按照赵紫阳去朝鲜前确定的三点应对方针，学潮就会在短时间内平息。而李鹏等人乘赵紫阳访朝而背后捣鬼，故意夸大学潮并向邓小平谎报军情，导致将学潮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的“4.26社论”的出台，刺激学生发动“4.27大游行”。
第二次机会，赵紫阳访朝归来，先后发表“五四讲话”和“亚银会议讲话”，提出官民双方在冷静、理智、克制、秩序的气氛中，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有些学校已经复课。但在各大学党委书记会议上，何东昌等人故意散布“赵紫阳的讲话与4.26社论精神不一致，加上学生方面在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采取激进的集体绝食，致使运动进一步升级。
第三次机会，学生绝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改变“4.26社论”的定性。有鉴于此，戈尔巴乔夫走后，赵紫阳在5月16日的常委会上提出，官方在“4.26社论”的立场上退一步，给学生个台阶，学潮即可平息。他还承诺退一步的责任由他来承担。然而，李鹏等人坚持“4.26社论”的定性，坚决反对向学生让步，致使最后一次和平解决问题的机会再次丧失。
如果抓住三次机会的任何一次，都不至于导致军管及大屠杀。没有军管及大屠杀，也就没有十八年来政治改革的停滞和深层社会危机的持续积累。而每一次错过都与李鹏的故意夸大学潮、谎报军情和激化事态高度有关。可以说，李鹏在八九时期的“关键”作用在于：他既是把邓小平一步步引向军管决策的第一推手，也是激化矛盾、执行军管、下令屠杀的前台刽子手。而赵紫阳在与李鹏的之所以败下阵来，关键在于邓小平的顽固的独裁意识和保权心态。
如果按照赵紫阳的和平对话和民主法治的思路应对民间诉求，中国非但不会陷入邓小平害怕的“动乱”，反而会从此逐渐走上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因为，当时中国的内外环境，非常有利于进行“可控制的大规模社会变革”，八九运动的发生本身正是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非但不能证明发生了“动乱”，反而证明了民意对腐败的强烈不满和对政治改革的巨大支持。
首先，改革的巨大感召力和民众的普遍受益，使政府仍然具有很高的权威和很强的控制力，特别是体制内有身居要职的开明派，提出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官民冲突的新模式，不但有支持政治改革的自由知识界及工商人士，而且有自发动员起来的巨大民意支持。其次，八九运动要求政治改革和反腐败等口号与官方的改革诉求基本相同，学潮本身也是遵守“理性、和平、有序”的原则，即便群体大绝食以后，北京城仍然秩序井然，并没有出现所谓“暴力动乱”。再次，当时的国际环境极为友善，西方主流国家全力支持中国的改革。在戒严令发布之前，西方舆论不但支持学生们的和平诉求，也对中共高层开启官民对话的方式给予正面评价，称之为“官权对民意的忍让和宽容”。
这一切有利条件，可谓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上的前所未见，使大规模的民间自发运动不会造成权威真空的无政府式混乱，反而能够保证在可控制的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进行官民良性互动的政治条件。
的确，赵紫阳是现实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但从中国社会转型和长程历史的角度看，赵紫阳的现实失败却是永远的胜利，他以放弃权力和人身自由的代价赢得了长远的政治荣誉和道义资源，不仅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中国自由事业的纪念碑上，也为那些“身在曹营心在汉”高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从政典范。而邓小平、李鹏等人的现实胜利却是永远的失败，他们保住了手中的权力及其既得利益，却让政权失去了道义合法性，他们本人也失去了政治信誉和道义权威。君不见，邓小平和李鹏的名字，已经作为六四大屠杀的主要刽子手而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六四后十八年的历史越来越清晰的显示出：中共现政权能否善待这位前总书记的亡灵，能否公正评价这位对中国改革作出巨大贡献的老共产党员，能否把这位杰出政治家那种“为义舍利”的高尚政治人格作为从政的楷模，也就是能否继承赵紫阳留下的政治遗产，不仅直接关系到赵紫阳本身和六四问题的重新评价，更直接关系到中国改革的方向性问题——是继续固守“邓小平跛足模式”还是尽快开启“赵紫阳双足模式”。而能否解决中国改革的方向性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未来——是在独裁崛起的道路一意孤行，还是通过政治民主化融入主流文明？
关于现在是否进行政治改革的问题，海内外都有所谓的“稳定派”。表面上看，他们的观点并不僵化或保守，起码不像新老左派那样坚持中共正统。他们也承认民主的价值，却采取抽象肯定而具体否定的策略，把中国民主化推给无限遥远的未来；他们也主张进行政治改革，但仍然奉行“党主一切”，把政治改革的内容圈定为“党内民主”。他们认为：六四已过去十八年，中国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赵紫阳的影响也日渐式微。现在的中国，经济高速、政治稳定和国际地位提高，人心思定是民意主流。所以，为六四和赵紫阳正名、启动政治改革，极可能导致经济倒退和社会失序，甚至引发大动荡。
然而，事实上，当年的八九运动也好，危机四伏的眼前现实也罢，主要是由于大陆政治改革的严重滞后造成的。
首先，独裁官权主导的跛足改革造成的日益加深的危机，使开启渐进的政治改革变得刻不容缓。在稳定第一和效率优先的决策下，政治停滞和经济发展的跛足改革，导致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的恶劣后果：官场的腐败横行和权贵利益集团的形成，官员的职业道德崩溃和执政效率递减；社会的两极分化、公正奇缺、民怨沸腾、诚信荒芜、文化堕落和环境破坏……不要说政权合法性的危机难以缓解，改革在民意中的支持度也在递减。
其次，民主化已经成为民心所向和大势所趋，为政治改革提供广泛的民意的和国际的支持。六四造成政权合法性的急剧流失和经济市场化带来私人财富的快速增加，民间力量的持续扩张和社会的日益多元化——利益分化和价值分化；个人生存空间拓展，民间人权意识的普遍觉醒，知识界追求言论自由的努力，草根维权运动和知识界的网络维权的此起彼伏，加上国际主流国家的人权压力……所有这一切全部指向僵硬的一党独裁体制。
再次，在经济还能维持高增长和政府还具有基本控制力之时，政改非但不会带来社会动乱，反而是凝聚民心和克服危机的不法二门。而继续无限期地拖延政治改革的结果，很可能由偶发事件引发出玉石俱焚的大动荡。近些年，自发的民间维权，即便屡遭官权的镇压和封锁，仍然此起彼伏、难以压服。大规模官民冲突事件的频繁发生，预示着遍地烈火干柴之蓄势待发。
政治改革的呼声贯穿了将近三十年的中国改革，不仅是民间的迫切要求，也是党内开明派的一贯主张。早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上，赵紫阳先生就已经走出“政治体制的改革”的第一步；六四十周年的1999年，李慎之先生指出启动政治改革的条件已经“烂熟”；2002年中共十六大，李锐先生向中央提出平反六四和启动政改的建议；就在前不久，中共喉舌竞相转发中央编译局局长俞可平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引发海内外对胡温启动政治改革的期待。
由此可见，各类社会危机造成的反面压力也罢，体制内外呼唤民主的正面动力也好，全部聚焦于制约中国改革走上健康之路的瓶颈：政改的严重滞后。正如赵紫阳所言，经改政停的邓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唯有启动渐进的政治改革才能超越邓模式。
故而，中国改革的重归紫阳路，实乃刻不容缓。套用鲁迅名言：拖得越久，欠债越多，罪孽越重，克服危机的希望越渺茫。
2007年2月22日于北京家中
【开放】2007年3月号
【刘晓波文选】
编者注：这是来自“博讯”上[刘晓波文选]的版本。《开放》杂志2007年3月号上查到的本文，标题是“重归紫阳路，刻不容缓”，且文内还有小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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