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两位以幽默立足的作家，一位是王朔，一位是王小波。前者的幽默是灰色的，以调侃为基调，是对一切假正经的亵渎，后者的幽默是黑色的，以反讽为基调，是对政治禁忌的叛逆。在审美上，王朔以口语见长，王小波以叙述见长，分别创造出独树一帜的文学语言；在价值观上，二者都是对独裁意识形态具有的颠覆。如果说，王朔的创作具有罕见的颠覆性甚至破坏性，那么，王小波的创作在颠覆的同时，还具有正面的建设性，那就是他对地道自由主义的审美表达。
按照现在的时髦称呼，王小波属于“海归”一族，但他归国后的生活形迹和文学创作，却看不到一丝爱国的“赤子心”。恰恰相反，作为一位特立独行的作家，他表达着对自由的激情，对自己的清醒定位，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思，对独裁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批判。不是那种以救国就民为目标的宏大自由叙事，而是个人本位的自由常识。正如他在《个人尊严》中所说：
“说来也奇怪，中华礼仪之邦，一切尊严，都从整体和人与人的关系上定义，就是没有个人的位置。一个人不在单位里、不在家里，不代表国家、民族，单独存在时，居然不算一个人，就算是一块肉。这种算法当然是有问题。我的算法是：一个人独处荒岛而且谁也不代表，就像鲁滨孙那样，也有尊严，可以很好的活着。这就是说，个人是尊严的基本单位。”
在王小波的所有文字中，我最喜欢他的长篇小说《黄金时代》，荒谬时代的荒谬青春，非人环境下的人性不死，政治禁忌和偷情高潮的奇妙混合，本能的反抗、理性的清醒和激情的无奈，虚无的黑色的诗意，如同“恶之花”。
小说中最为精彩的章节是对主人公的知青生活的描述。上山下乡使一代青年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祭品，在物资和精神的双重的贫困中，唯有青春的本能宣泄，才能为生活带来些许的意义。为了抓住这点可怜的意义，青春不惜去冒险。毛泽东让知青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知青得到了却是一种最现实的性启蒙——本能的朴素的甚至粗俗的启蒙，酣畅的风险的启蒙，充满偷吃禁果的刺激。
毛泽东时代，除了极权者的个人生活不受政治禁忌的束缚之外，其他人的生活都在政治恐怖的笼罩之下。换言之，对于毛泽东之外的所有中国人来说，一切都是政治，衣食住行都是政治，男欢女爱更是政治。但是，无论多么政治化的社会，也无论政治恐怖多么无孔不入，也无发彻底泯灭人性本能。所以，曾经连男女生拉手都不太敢的城市中学生，在变成了响应伟大领袖号召的知青之后，兵团和集体户的特殊环境，突然拉近了青年男女之间的距离，贫困的物质生活需要点浪漫来调剂，乏味的精神生活需要用男欢女爱来填充，即便是心怀罪恶感，也要偷吃禁果。于是，“广阔天地”中的“大有作为”，被描述为“大有‘性’为”。农村那空旷的无人田野，为城市中倍受性压抑的一代青年提供了偷情私通的性欲飞地。
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中，小资情调的恋爱，是必须清除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偷情就更是大逆不道，特别是“私通”中的女人，都要被扣上一顶极具诬蔑性的帽子——“破鞋”。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曾穿着旗袍周游各国；文革中，她的美丽变成“罪行”，满天飞的大字报中，少不了“破鞋”的蔑称；批斗大会上，红卫兵真的把一双破鞋挂在王光美的脖子上。
在王小波笔下，男主人公王二与女主人公陈清扬的田野交媾的前奏，是两人讨论“破鞋”问题：陈清扬被当地人视为“破鞋”，她本人坚决否定。而王二就喜欢“破鞋”，偏要与“破鞋”偷情。的确，女主人公以前不是“破鞋”，但在王二的性攻击下真的变成了“破鞋”。政治禁忌和道德歧视的双重风险，恰好带来偷吃禁果的惊险和刺激。尽管，性交时的紧张如同受惊吓的脱兔，但偷情时的“呻吟就像泛滥的洪水”，射精后的“阵阵震颤就像从地心传来”。
十年前，我还在狱中，从妻子的信中读到王小波的死和妻子的悼亡诗，马上想起与王小波的交往，放松、自然、开心，每次都能得到智慧的愉悦。如今，睿智的朋友被死神夺走，不免心痛落泪。
也许，狱中的孤独，让心灵变得过分敏感——特别是对朋友和亲人的不幸。当天晚上，我写下了悼亡诗，抄录如下，是为怀念。
2007年4月11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
【独立中文笔会】2007.04.11
【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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